无缘高考：学生厌学、老师开店，“非重点”高中的夜与雾 | 土逗事

制图：黄山

孩子还小，出去什么都做不了，让学校帮忙看着吧

作者 | 吴碧莲  树澄

编辑 | 小蛮妖

美编 | 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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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G市火车站出来，坐上两个小时大巴，顺着河道往南一百公里，就是李梦萍任教的地方。这是一个中部县城的私立高中。虽说已经建成十年了，可门前水泥马路上的黄土痕迹，似乎怎么都洗不掉。除了运送建材的卡车偶尔经过，校门口空空如也，连个小卖部都没有。

李梦萍到这两年了。在此之前，她在邻县一所普通公立高中教政治，“两所的生源都是中考成绩不好，别家学校招剩下来的”。由于那所公立的校长要求全校达到70%的升学率，作为新老师兼班主任的她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班主任被要求全天候在学校，看守学生”。而私立中学的工作时间相对自由，不要求坐班，学生不犯事儿就行，比起公立学校，轻松太多了。

由于学习基础差，这所私立高中的学生要靠文化考试进入二本院校异常艰难。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便主张学生发展特长，从高一下学期开始分成“音体美传媒”特长班，外聘特长老师，争取让学生上二本。

纪录片《高考》

学校一届有九个班，有七个特长班，两个文化班。一学期学费接近6000，再加上特长培训，这对于大部分外出务工的学生家长来说，是一笔很重的花费。

“我们这多数家长是没有指望他们考大学的，如果选择了普通文化班，那就算是基本放弃升学了”，李梦萍说。高职院校算是文化班学生比较好的出路，不过每年仍然有40%左右的学生，毕业就去打工或者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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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陶是90后，出生于东南沿海的一个县级市。从全国前五的师范大学毕业后，她回到家乡，在一所生源中下的公立普通高中教语文。

作为一个怀揣教育理想的新丁老师，孙陶常常感叹自己置身在教育加工厂，“对老师和学生，都像对待流水线上的产品，在里面很难有人的体会”。

每天早上6：30，孙陶起身，简单洗漱后迅速离开便池开裂、异味扑鼻的逼仄厕所。这个教师宿舍挤着三个新教师，孙陶搬进去时“家徒四壁，没有冰箱、洗衣机和风扇，甚至电灯和门都是坏的，学校不负责，要我们自己出钱修理”。孙陶两个舍友心里都盘算着搬出去，又怕花钱，毕竟工资不高，于是修理的事就一拖再拖。

这天早上，孙陶四节语文课连堂，在两个班做试卷分析与反思。这次期中考，A班的语文继续居于中游，而她教的B班则第两次倒数第一。年级教师会议上，孙陶被点名批评。直辖主任劈头盖脸地把她狠骂一顿。而B班班主任则直言：“跟考试无关的语文活动，就不用在我们班搞了。”

高考励志演讲 来源：网易新闻

班上成绩下滑，排名倒数，孙陶其实也一直调整，借鉴优质课程的视频和书籍资料，把课堂和作业的重心放在应试的考纲上，甚至给学生打恐吓式的鸡血。“可是在这过程中，我自己就会很难受，慢慢感到疲惫，甚至失去热情。”还好她有着三两个同事的支持，“你教的是真正的语文，不要因为成绩一时的不得意就否定自己，坚持下去”。

课间，某个学生跑来问孙陶怎么写作文，“以前小学初中，根本就没真正写过作文，大家都背优秀作文选，考试时就拼凑挪用，反正分数不错”。学生捏着试卷，眼睛里都是无助、自责，孙陶心里揪着，耐心给学生讲解该如何读图审题构思。

学生背作文抄作文太常见了。上次月考，作文题目选自往年高考的全国卷。一个学生抄袭范文，作文几乎一字不差，于是评卷组就判为零分。学生得知后情绪崩溃，跑到办公室大哭大吵，“错的是你们。初中老师以前都给我高分，大家都这是样背的，恰巧考到，写出来而已”。

考虑到该学生家庭出现变故，怕她想不开，级里便作了妥协，改判为及格。孙陶不敢想象，这些年来，多少学生怎么背、背了多少作文。激发学生阅读、思考、写作，谈何容易呢？

孙陶常常感慨，地区间的教育鸿沟。她记得，她在上海实习的那所名牌公立小学，校运会弄得像奥运会一样，学生穿着各国服饰走方阵。在亲子阅读日，学校搭好帐篷，师生和家长共聚围坐，聆听孩子的读后感。而在她的家乡，学生们上了高中，还不懂得如何写作文。

3

田蕾比孙陶低两届，同样毕业于一所全国知名的师范院校，如今在上海的某实验中学教语文。一个年级只有四个班，一共120个学生，其中绝大多数中考都是市里的尖子生。

学校实行按学科分层教学。要进入最好的班，语数英三科都得是前30%，所有的科目都在一起上。而剩下的学生，则按照不同科目的成绩，分成A班、B班、C班三个层级，流动上课。取消了班级以后，由导师来与每个学生沟通。田蕾每周要上一次导师课，“每十二个学生对一个导师，一块聊聊学习和生活，希望能关注学生个体的发展”。

“这种几乎取消行政班级的教学，是高考改革后的必然趋势，上海高考是三门主课之外，自己另外选三科，必然就不同的学生课表不同”。这样的模式也不是所有学校都能承受，“有的学校人多，课表很难排，所以可能最好第一批学生是流动的，大部分还是固定行政班”。除了参加高考，还有17%左右的学生会选择进入出国班，去年出国班里，有人去了哈佛、牛津、纽大。

高三之前，田蕾任教的学校很少给学生课业上的压力，反倒是学生自己，每周末都会去补习班“超前上课”。“不管需不需要，他们都会去上，老师还没教到这，他们在补习班超前学习，特别恐怖”，田蕾说。

除了一学期两次大考，学生每周只用做一次40分钟的课堂小测验。虽然考试有排名，但是学校不会公布出来出来。每个学生只能看到自己的排名。老师也不允许透露其他人的排名。田蕾坦言，学校这么做“是为了不要太打击人，保护学生隐私”。相比之下，在孙陶的学校，大考、排名和颁奖几乎是一月一度的盛事。

除了日常教学工作，田蕾偶尔还要应对学生家长的种种要求。“学生家长很多名校毕业，交流和沟通能力都很好”，尽管家长们有意见可以找“家委会”，但他们还是会经常来质疑学校的教学安排。“比如他们很细致去关心某个课到底应该排几个课时”，田蕾和同事们经常碰到一些家长，以教育家的身份来质疑老师，“他们有这样的自信觉得可以跟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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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学生家长，孙陶和李梦萍是另一种无奈。李梦萍表示除了家长会上三言两语的询问，大部分家长不会跟老师联系。在这所县城民办学校，家长往往抱着一种托管的心态，“他们觉得孩子还小，出去什么都做不了，就放到学校来养吧，让学校给他们看着”。

孙陶的学校为了看住学生，校领导个个已经五六十岁，还会各处蹲点。“与学生斗，其乐无穷”，孙陶笑道。但不懂教育的他们只把心思放在成绩和纪律上。“一旦遇上大问题，他们就像对待烫手山芋一样”。

上学期期末，学生小王的同桌跟孙陶反映，小王出现幻觉，总是听到隔壁教学楼有一百多人骂他。孙陶旁敲侧击才知道小王中考失利，来到这所普通高中，一直很不甘心。而他的妈妈在两年前病逝。那一周，孙陶马不停蹄，找心理辅导员，联系家长，向级长和直辖主任反馈，希望能帮到他。

直辖主任把小王叫到办公室，对他展开了长达半小时的“心态教育”。“你只要放宽心，什么都能好了”，主任扯着嗓子，熟练地演说道。

结束谈话，孙陶把小王送回宿舍，主任的电话就来了：“你赶紧通知家长，让他们来赶紧把学生带走。”不光主任想踢开他，一个科任老师开会时特意问了小王的学号，说以后避免向他提问。“那语气好像要避开炸弹”，孙陶叹道。

“学校缺乏教师共同体的精神，大家都是单兵作战。不少老师一听到出了问题，就想着直接把学生送回家”。或许，这家对教育加工厂来说，学生就像产品，出了次品残品，直接丢掉就好。

而家长对孩子也往往不够重视。小王的爸爸在市场卖鱼，上午和下午都比较忙，所以孙陶特意约了他中午1点面谈。结果到了点还没人影，孙陶打电话过去，对方就说“老师啊，我不来了”便挂了电话，那一刻孙陶怒火中烧。

终于见面，小王的爸爸还以为是小事情，一直夸自己儿子初中成绩多优秀，直到级长直接说了幻听的严重性，让他带小王去看医生，这才有点上心。

孙陶表示：“学校里大部分学生，家庭经济条件都很一般，父母普遍从事体力劳动，文化水平较低。”很多学生还是留守儿童，有的寄宿在亲戚家，有的跟爷爷奶奶住，有的家在山区，长期待在学校。

少数家庭条件比较好的家长，在本地经商，也经常是忙于工作，很少能顾及孩子。“这些学生回到家能够倾诉，获得理解的可能性较小。他们知道自己肩负着全家人的希望，心理负担很大。一旦成绩下滑，就会自责、愧疚，甚至是厌恶自己”，孙陶说。

而这些普通中学更多的学生，由于从小缺少引导，从未养成过学习的习惯。李梦萍发现，她们班上绝大部分同学，上晚自习完全不知道怎么安排时间，“不是睡觉就是看闲书，有些让他看书都不愿意，情愿讲话睡觉”。

5

在民办高中任教这两年，李梦萍感触最深的就是学生中间普遍的厌学情绪。周林是李梦萍班上的一个男同学，很内向，平时不怎么说话。“他成绩很差，上课从来不听，要么发呆、要么睡觉，我觉得特别头疼”。李梦萍最后联系到了家长，发现周林的家庭其实非常贫困，父母是借钱才把他送过来上学的。

李梦萍试过与周林谈话。他承认自己家庭条件不好，经济压力很大。“那你里天天混日子，不觉得得对不起家人么，你想不想改变你家的这种状况”，李梦萍质问道。

“想啊”，周林哭丧着脸，小声回复。

“你有没有想过要怎么样才能改变？”

“靠我自己”，周林留着眼泪，李梦萍凑近了才能听见。

但是接下来的日子，周林的行为没有任何变化。“明明知道自己家里很困难，知道只能靠自己，但是他们就是装睡”，李梦萍发现，周林这样家境较差，在学校放弃学习的孩子不在少数，“他们心理都清清楚楚，但是行为上却得不到落实，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每天心安理得地混日子”。

来源：合团网

无论是情感上鼓励还是辱骂，学生们似乎都无所谓。“他们有点油盐不进了”，李梦萍很无奈，“你指着他的鼻子说他没骨气、窝囊废，他都无所谓，没有所谓的自尊心”。

李梦萍认为这多少和这些孩子的家庭背景有关，“长期留守，根本没有什么家庭教育”。对于经常“犯事”的学生，班主任会找家长领回去。“但是回到家，家长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甚至连权威都没有”，李梦萍和同事们总结发现，“相比家长，学生反而更怕老师”。

每年新生入学的时候，这些孩子身上还是会洋溢一副洗心革面、历史重新开始的精气神。他们会很认真地用新笔，在课本上写好名字，去书店买成堆的参考书，整整齐齐码在课桌上。“但是过一个星期他们发现，好难啊，我学不进去，放弃吧”，李梦萍说。

学校尝试推广过“高效课堂”的模式，让学生主导课堂，自己讲课，老师只负责引导，希望减少学生的厌学情绪。但几乎没有什么成效，“不学的那些，不管是哪种模式，他依然是不会参与的”。再加上学生本身基础很差，自主学习根本无法达到高考对知识的要求。

这些孩子从小学开始就是老师眼里的“学渣”，“他们从小就受挫就失败，已经没有那种斗志了，高中本身课程就难，让他们从头开始，真的很难”。李梦萍的同事曾经形容这里的孩子：“你想象一下，他们十多年都是这样过来的，要用三年时间猛然转变，不太可能，而且他们多数没有这种意志，除非遇到了人生重大变故，否则不撞南墙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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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陶选择回乡教书，其实也是因为当地文化淡漠、人文关怀匮乏，她希望做一些尝试和革新。让她既愤怒又无奈的是，校领导们永远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教师，严格执行着一套精致荒诞的治理术。

“领导对老师都是命令、训斥，容不得一点错误，不听解释。”校方对老师定下的条条框框很多，诸如老师改完小测试卷要拿给主任审阅；必须提前到教室拷课件，领导甚至到办公室催促；如果科任老师迟到，班主任没有汇报，也要一并挨批。

孙陶还记得，她第一次到学校开会，领导在上面训示一大堆，全程没有一个老师搭理或鼓掌。后来她才知道，这种没营养的会议要点两次名，老师不得不枯坐。“溜掉会被扣钱，平常考勤、迟到、不参加听课都扣，每次几十块”。

教育局给的底薪三千多，学校的补贴一千来块，“再扣就不用生活了”。有次高三的补课费迟迟未发，几个老师在小群里抱怨，结果有人去“通风报信”，群迅速被解散，带头的老师被找去谈话，从此风平浪静。

更让孙陶心寒的是，领导居然还让学生监控、举报老师。“之前领导让老师互相听课，还设计了表格，需要五个学生的签名作为证明”。像以往一样，老师们冷处理，表面沉默，私下不执行。但同事私下抱怨：“学生已经知道学校对老师不信任，影响很不好。”表格无法执行，领导便亲自巡查，平时也以“最近有学生反映……”的情况去提醒老师。

来源：乙图

泡浸在一个充满提防和训斥、分数至上的高压环境里，师生非常容易出现摩擦。期中考成绩出来，隔壁班的数学老师因班里考砸而大发雷霆，一学生嘲讽道：“你那么厉害，怎么不见你被评为优秀？”

孙陶班里有个学生考砸了两科，以心情不好为由直接弃考了其他所有科目，后来回校又迟大到。孙陶课间压着怒火，问他原因，他直接回一句，“学校扣了你多少钱，我赔给你”。孙陶很气，她很想说，如果只为了钱，我根本不会理你。

“他们不知道读高中、读大学有什么特别，可能去读职校也可以工作，给家庭减轻经济负担。有学生觉得，就算很努力去读书，取得一次好成绩也没啥意思，很容易就懈怠迷茫。对于自己将来能做什么，他们是模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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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陶班里有二十来个从私立初中升上来的学生，有的缺乏学习动力、有的缺乏自主管理，有的没找到学习方法，成绩一落千丈，学习能力普遍弱于公立学校的学生。

“私立初中的教学更填鸭，老师包揽一切、督促检查，学生只需要死记硬背就可以，提分或考高分也比较容易，但学生待久了，像考试机器，也缺乏内驱的学习动力。班上有个私立上来的学生说，初中过得太苦逼了，高中是拿来放松的。”

然而当地公立初中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孙陶的师兄李明在家乡的公立初中任教，如今那满腔热情已被磨得不成形。学生们晚上出去打工兼职，白天课堂睡倒一大片，老师就好像对着空气讲课。久而久之，不少副科的老师一上课就放电影，想学习的学生也渐渐散漫迷失。

在孙陶的家乡，财政对教育的支出较少，公立学校的待遇较差，老师甚至要干副业帮补生活，人才流失严重。几年前有公立老师列出公积金拖欠、补贴福利蒸发等情况，号召大家告状申冤，加上媒体曝光，情况才有所改善。而民办教育集团斥资尽揽优质师资和尖子生源，集中火力培养清北生，对一般学生则收费高昂。

“现在私立的老师工资至少一万块，公立的工资一个月撑死也就五千，而且要当班主任、值日值夜才有。”孙陶表示，私立学校相对好些，不少公立的老师都会把小孩送到私立。但学费一年一万，加上住宿、伙食和交通，分数达不到的还要交赞助费，普通公立老师单凭工资根本吃不消。

而孙陶发现，教书好像才是同事们的副业。“理科的老师通常都会做家教、开补习班；其他老师就卖水果、卖衣服，充手机话费；家里条件好的，就开个灯饰店、饮食店”。

8

面对厌学的学生，李梦萍和同事对此都感到无能为力。她作为这所民办学校的自聘老师，每个月工资四千左右，没有劳动合同和社保，“连产假都只有45天，不到法律规定98天的一半”。

李梦萍的大部分同事是借调过来的公办老师，“教育局特殊政策扶持，他们保留公办的编制，领一份财政工资，然后我们学校上再给他们发一份绩效课时工资”。随着特殊政策期的结束，公办老师将在两年内全面退出，这所学校以后将只有李梦萍这样的自聘老师。

李梦萍坦言：“老师们其实都是把这里作为一个跳板，这里大部分同事在做别的副业。”女老师做微商的很多，男老师开店、投资产业。还有的老师是学校的股东之一，跟着校长投资他新开的学校。

来源：凤凰网 《在人间》

身在“教育加工厂”，孙陶总是想着做点什么，能影响这里的学生。她希望通过有趣的课程设计，联接、打通语文教学和日常生活体验，而不是让学生埋首题海，死记硬背。她设计了每周一次的诗歌晨读，希望在这片小小的自留地，和学生共同感受诗意的力量。 

期中考后，B班的诗歌晨读已经叫停，A班的还能持续多久，她不知道。但B班学生，内疚自己考砸，又心疼老师挨批，每天会摘一朵小野花摆在她桌上。

一天早晨，巡查的领导去往其它教室后，孙陶偷偷带领学生读了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歌《未走之路》。同学们反响热烈，每个人都带着热情，放声朗读。

“高考，也许是已走之路，也许是未走之路吧”，孙陶说。

然后我毅然踏上了另一条路，

这条路也许更值得我向往，

因为它荒草丛生，人迹罕至；

不过说到其冷清与荒凉，

两条路几乎一模一样。

那天早晨两条路都铺满落叶，
落叶上都没有被踩踏的痕迹。
唉，我把第一条路留给将来！
但我知道人世间阡陌纵横，
我不知将来能否再回到那里。
 ——《未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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