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家长疯狂砸钱，孩子仍躲不过红黄蓝？

生活环境、社会事件，正在加重我们对于孩子的思虑。在一个严重个体化、资源分配不均的社会中，养育不仅意味着照护，更意味着要以一己之力为孩子在竞争重重的社会中预定优势位置。竞争的激烈使父母不得不把准备阶段一再提前，学前教育正成为新的战场。然而，现实令人绝望，家长们血汗钱喂饱了格式各样的私立幼儿园和早教班，却连一个健康、安全的童年都换不来。

作者 | 山谷

编辑 | 迟恩

美编 | 黄山

微信编辑 | 侯丽

最近，接二连三的新闻让人惴惴不安。穷人的孩子早搬家，中产的孩子被针扎，中国家长真是不容易。不断提前的起跑线已经让年轻父母心力交瘁，虐童新闻更是响亮的耳光：家长原本以为，即便没有社会支持，金钱也可以换来优质的教育，哪能想到连孩子最起码的安全都保障不了。

更可悲的是，即便危机四伏，这场畸形的军备竞赛不会停下来。除了迎着耳光，拿出更多钱，把孩子送入更好的幼儿园、更贵的早教班，家长似乎别无他法。他们害怕孩子遇到危险，可更担心孩子输在起跑向上，从这个摇摇欲坠的阶层阶梯上滑下去。

无限提前的起跑线：三岁学英语 四岁学奥数

4、5岁的孩子认识几百字、认识不少英语单词、会汉语拼音、去学习珠心算……在中产父母望子成龙的心态与肆意敛财的早教市场的相互作用下，“神童”的诞生不再是小概率事件。为了帮孩子走好进入社会的第一步，许多家长的目光变得前所未有的长远，安全卫生的环境、良好的师资早就不足以满足家长们的需求，他们更在意现在投资能否给孩子带来今后更大的收益。

我跟你说啊，公立私立不重要，你从下面几个条件去选：1、双语，一定要双语的，孩童时期打下外语的底子，日后事半功倍，现在省10块钱，将来请家教1000块都补不回来。2、蒙氏教育的，给孩子自由发展的天性，没有蒙氏教育的，日后的发展空间都被限制住了。3、贵的，越贵的越好，这是一般规律，遵守吧。

——天涯论坛网友@六位地黄丸

北京银座国际幼儿园宣传照 图片来源：大众网

然而，中产家长的野心和焦虑岂是一个蒙氏双语幼儿园能装下的，为了比同龄的孩子学的更多、更早，一系列各式各样的早教班成了他们的不二选择。《上海幼儿早期教育(0—6岁)状况调查》显示，0至3周岁幼儿有39.9%参加过早教课程，4至6周岁孩子有73.5%参加过幼儿园以外的早教课程。值得注意的是，0至3周岁参加早教的孩子中，41.6%上的是拼音、英语、奥数等学科类课程。

湖南长沙的“85后”妈妈丫丫，从孩子8个月大就开始送她上早教班。丫丫说，她家孩子上两种课。一是娱乐课，老师用一些小器材、教具，锻炼孩子的运动协调能力、手眼协调能力；二是音乐课，两三周一个主题，比如拉丁音乐、非洲音乐等，老师让孩子探索一些乐器，教孩子一些动作。

——半月谈 《早教市场乱象调查：只要不出事，没有人管》

在宣传中，早教班往往打着开发思维、培养潜力的旗号拓展生源，尽管多数课程其实并不适合孩子。根据中国新闻网的调查，有些早教机构甚至针对两三岁的孩子开设唐诗、奥数等超出年龄阶段的课程，把培养‘小大人’当成是早教的成功。

而在一定程度上，早教也是攀比心理作祟的结果。家长把孩子送往早教班并不只是因为这里的课程能开发智力、培养“神童”，更因为其他千千万万的孩子也在通往早教班的路上。而当每个人都悄悄抢跑的时候，其结果就是起跑线的不断前移。

在激烈的竞争中，所有的家长都毅然决然地担负起了孩子学前教育的几乎全部责任，一边朝前看向孩子的未来，一边用余光扫向身边的同侪，生怕因为自己的一点闪失，让孩子日后连中产阶层的位置都保不住。这些独自承受经济和心理压力的父母也许忘记了，事情还有另外的可能。至少在他们小时候，学前教育并非全是个体家庭的职责。

学前教育简史从祖国的花朵到爸妈的“负担”

建国以来的学前教育史，也是国家将抚育儿童的责任转移给个人的历史。社会主义时期女性社会角色的变化推动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公办托儿的建立正是这种形式的产物。然而，在近三十年的市场化进程中，随着国家从一系列社会责任中的抽离，个人再次承担起了育儿的担子。

在传统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格局下，家庭中抚育儿童的义务主要由女性承担。但建国后，随着小农经济的瓦解和工农业的发展，妇女逐渐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劳动，大跃进时期，公办幼儿园的大量兴办便是建立在解放妇女的政治话语和现实考量之上的。

妇女解放伴随着幼儿园数量的猛增。从全国幼儿园收托的儿童来看，1958年比1957年增加26倍。而作为大跃进的主场，农村幼儿园在普及率上一度反超城市。据全国妇联1960年的统计，全国农村入托儿童约占需要入托儿童总数的70%，城市仅占40%左右。

育儿本是属于家庭的任务，经过社会化之后，变成了国家和集体的责任。与此同时，抚育儿童也从再生产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变成光荣的生产任务。抚幼任务性质的转变，使幼儿教育得到了空前重视。幼儿园的大量设立不仅改变了母亲的角色，也重塑了农村儿童和幼儿园教师群体的生活。

图片来源：激流网

不过，这种完全由国家主导的抚幼格局仅出现在大跃进时期。大跃进运动一结束，作为对激进农村政策的反思，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幼儿园随即陷入停办状态。

直到80年代，随着婴儿数量的增长，才出现了第二次幼儿园的兴建高潮。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到80年代末，仅北京市就有托幼园所4793所，入园率超过40%。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幼儿园绝大部分存在于城市，农村成了学前教育的盲点。

然而，此时幼儿园的软硬件水平都非常低。作为主力的企事业单位自办园和街道幼儿园，并没有统一办学标准，都是在物质极大缺乏的情况下，利用边角余料资源办学。庞大但良莠不齐的学前教育资源开始为管理者所注意。1989年，政府开始对各种类型的幼儿园进行分级分类管理。但这种分级机制也开启了幼儿园淘汰机制。

首先灭亡的就是“五八式”街道幼儿园。作为大跃进时代的产物，这些存在于长街陋巷中的幼儿园，看起来确实不为当时的社会所需要。它们体量狭小，产生的利润，容纳的生源都极有限。景山一个社区的3家街道幼儿园，就关闭了两家。”铁艳红说。

——三联生活周刊 《幼儿园风潮和民间资本》

80年代广州一家幼儿园 图片来源：广州人社网

公办幼儿园数量的锐减不仅是由于行业正规化过程中的优胜劣汰，更是国家从社会中松绑的结果。90年代，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国家开始从一系列社会责任中抽离。政府首先卸下的功能就是捆绑在企事业单位身上的社会机构——学校，这给早教系统带来了一轮更大面积的清洗。在全国范围看，街道幼儿园由鼎盛时期的近10万个，变成了2007年的2万个。

此外，扶幼责任由国家向个人的转移还体现在托儿所的消失。在计划经济时代，托儿服务在中国城市中非常普遍，很多企事业单位都开办了托儿所。然而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福利性的托儿服务体系被全面废止，大量单位办的托儿所在改制中被裁减。目前，中国的0到3岁幼儿托管率只有4%。

育儿责任的个体化正让年轻的父母们不堪重负。在家庭之外，他们要做职业的劳动者，回到家中，还要学做称职的父母。而面对大幅缩水、入学困难的公共教育体系，以及愈发激烈的教育军备竞赛，多重压力下，许多家长不假思索得接住了市场抛来的橄榄枝。

早教市场乱象本想拔苗助长 谁道羊入虎口

国家责任的削弱导致公办幼儿园的减少，而市场化改革伴随也催生了一批有购买能力的家庭，他们对学前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供求极度不平衡的状况下，以私立幼儿园为主体的早教市场的诞生弥合了这一缺口。

很多家长还找到我，让我在北师大开讲座，还要求我也办幼儿园。”程跃说，家长的“逼迫”是他从学校老师转变为企业家的缘由。1996年，程跃创办了提供高价服务的幼儿园“金色摇篮”，成立之初的定价就是3万多元一年，这是北京最早的民办幼儿园之一。

——三联生活周刊 《幼儿园风潮和民间资本》

北京汇佳幼儿园世纪分园小朋友的户外活动 图片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然而，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政府的监管却没有及时跟上早教市场蓬勃发展的步伐。据悉，我国0—3岁的婴幼儿归计生部门管理，3—6岁的幼儿归教育部门管理，而早教行业实际上就成了“几不管”的空白地带，教学质量堪忧，内部运作无人监管，乱象丛生。

由于缺乏监管，早教市场逐渐被市场的逻辑主导，在满足需求之外刺激需求，想尽办法疯狂敛财，开出天价收费的早教班不在少数。

早教机构一般每节课45分钟左右，费用却令人咂舌，以KindyRoo为例，每节课为240元，如果一次性购买24节课则5400元，72节课11200元,136节课16300元。

——论文网 《早教市场乱象》

可即便如此，依然有无数焦虑的家长不惜花费重金把孩子送入这些机构。由于早教市场供不应求的现状，市场的竞争机制也并不能发挥足够的作用。既缺少政府监管，也没有行内的竞争压力，早教机构愈发为所欲为。在天价收费之外，他们还大肆使用不合格的场地与师资，不少钻一条空子，也不放过一滴油水。

“一些早教机构根本不去注册或备案，仅仅租借一套住房，随便找几个年轻人，打出某个招牌，就开始办早教班了。”崔红英说。

“教师有四五个足够了，只要有经验就行，没有资质也无所谓。我们机构不用在教育部门报备，这个比较麻烦。我们这里80%的早教机构都没有报备，一般没有教育部门来查，只要不出事，没有人管。”王旭说。

——半月谈 《早教市场乱象调查，只要不出事，没有人管》

 北京某培训机构在对幼儿进行数学测试，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做完100道试题。图片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

市场的虚伪在于，它即是满足需求的服务者，也是心怀鬼胎的投机者。中产阶层家长们本想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没想到乱象丛生的早教市场却连孩子最基本的安全都保障不了。于此同时，他们也早已深深陷入了市场更大的圈套无法自拔：关于教育和安全的一切解决方案分明都指向了更高的花费和更贵的机构。

不反思问题出在哪里，交再多钱也可能红黄蓝

孩子的早教问题集中反映了中产阶层的焦虑情绪。在一个分化不断加重、教育资源不断集中的社会中，中产阶层的父母迫切希望孩子继续接力，向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跃迁，为此他们可以竭尽全力对孩子进行投资，尽可能把起跑线提前。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则转而拥抱阶层固化，希望孩子至少可以继承自己的中产身份，为此，他们会坚定地反对异地高考，将招收农民工子女的学校贬称为“菜场小学”，避之不及。

而面对一个从抚幼责任中抽离、袖手旁观的国家，为了给孩子营造向上流动的通道和防止跌落的安全网，家长只能转身寻求市场的帮助。幼儿园大战、花式早教班就体现了这些独担教育重任的中产父母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的负隅抵抗。

然而，拔苗助长的课程、虚高的收费、不合格的师资与场地，被寄予厚望的早教市场也危机四伏。早教班不但违背了早教的本意，甚至连起码的安全健康都保障不了。面对这个乱象丛生的市场，对政治冷感、试图用钱进行自救的中产，实际处于和农民工同样的陷阱。

事实上，中产焦虑与底层苦难，从来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一个缺乏监管、几乎完全自由的市场中，只要不是特权者就永远无法杜绝安全隐患；而在一个资本横行的社会中，只要不是上层就永远有被践踏的危险。对于在早教市场疲于奔命的中产父母来说，改变下一代的命运不能只靠砸钱。不关心政策立法，不反思谁在压榨自己，交再多钱也可能红黄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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