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青年图鉴 | 不丧不垮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其实你可以晚一点投降
这一波安利土逗憋了很久。一年一度的五四青年节，我们终于可以把这些很酷很萌很进步的年轻人介绍给你了！！
现在的青年人似乎越来越丧了。大家纷纷陷入原子化的生活，用娱乐消费消解自身的焦虑，在穷忙的现实里自顾自地“佛系”，在功利的世界里各忙各的，仿佛很自由，却感觉不到与他人的关系，甚至生活与工作的意义。土逗要问，曾经驱逐旧世界之黑暗的青年，说好要做那八九点的太阳，怎么可以就这样暮气沉沉下去？
是时候该凿开陈腐的高墙，放进青年世界的希望之光了。“新新青年图鉴”的四篇系列稿中，土逗将呈现9位心有世界、各带萌点的进步青年，讲讲他们在生活中是如何热闹精彩地搞事情，又如何在现实的逆流中，靠着智慧勇敢的青年力自我蜕变、改变世界，甚至坚持以理想为业的。
作者 | 红烧土逗
美编 | 黄山
微信编辑 | 侯丽
创女工潮牌，不做曾经歧视自己的人
吕龚仁从一所985院校社会学研究生毕业后，在做工人文化传播方面的正职工作的同时，她和一群小伙伴一起创立了女工潮牌CHIMAGUN。
CHIMAGUN，原创女工潮牌，目前有中国女工形象的文创产品，还有和女工社企合作生产的帆布包。在粤语里，CHIMAGUN这个词的意思是“黐孖筋”，就是神经病的意思。在一些人眼里，做中国女工潮牌是一种“神经病”，约定俗成的社会性别制度并不鼓励这类“创业”，但吕龚仁还是要去触发这个世界的隐藏副本，让公众看见女性劳动者的贡献和力量。
做工人与性别相关的工作对我来说很自然。我是一个出生于中国中部农村的女孩，父母外出打工后，我变成留守儿童。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眼见着身边的同学都出去打工了，尤其是女孩子，很多成绩非常好的女生被父母从学校拽回家，那些场景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没有什么阶层包袱和性别包袱，因为我从始至终都是我想赋权的对象中的一员。
设计文创产品的时候我们有考虑女工的意见。开始是设计师想了一些概念，比如纹身的车间女工、铁姑娘形象等等，我们再拿去给熟悉的工友看，询问她们的意见，如果大家觉得和女工的形象不符，或者无法接受，我们就再考虑别的设计。不过最后大家都说挺漂亮，挺喜欢的，所以基本很快就决定了。
我们有一个“钢铁姑娘”的文创系列，设计初衷是希望呈现劳动妇女有力而且复杂多样的形象。现在已经出了一套“吸猫的环卫女工”产品，有贴纸、亚克力胸针、鼠标垫这些。这个形象来自于我们认识的一位清洁工大姐，她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但是没有养老保障，还要为了家庭很辛苦地工作——这些可能都很符合我们对大龄女工的印象。但同时，她也是一个看见猫就要撸两把的“吸猫狂魔”，曾经抱着我们办公室的猫热情赞美了半个小时……
我还认识一位非常酷的女工友，她全身有六处纹身，小臂上纹了一个“般若”。一般工厂是不愿意招有纹身的工人的，所以她只能趁冬天面试进厂，即便这样，她身上的纹身还是不断增加。以她为灵感，我们之后也会设计一些纹身女工形象的产品。
还有女工大姐万万，她来深圳十年了，年过50后就很难再找一份正式的工作，生活负担重得很。现在她是绿色蔷薇女工社会企业的生产者之一，我们和绿色蔷薇合作的“工人就是天”原创单肩包，就是经她的手生产出来的。社企的目的在于探索一种公平的分配方式，没有各种抽成和盘剥，让所有参与其中的劳动者都能获得相应的报酬。
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工人并不是一个很惨很可怜的符号。我希望我们的这项事业能去除女工污名化，呈现丰富多元的女工形象的作用。我接触到的和我认识的各个年龄层的女工很多都非常的睿智，又有力量，她们在面对生活的不公时所表现出来的抗压能力是我远远不及的。
对于我的工作，家里人自然是不理解的。他们一直在说我书读多了，读傻了。平时聊天不能深聊，不然就会不欢而散。我的应对方式就是不细说，反正我在外面有一份工作，能养活自己。当然爸妈一直觉得我一个985学校硕士毕业的学生，怎么工资那么低？我就说现在没背景没关系的农村大学生能找到一份工作糊口就不错了。反正就是降低家里人的期望吧。
除了家庭关系，做女工文创品牌本身就带来很多挑战。现在是市场经济逻辑，老板都是要赚钱的，而我们是在做一个新的尝试，希望能实现公平生产，降低大机器生产对女工的异化，那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产品价格变得相对比较高。而淘宝店上有些同类产品的价格又那么低，我们在这方面很难竞争。另外还有一些很现实的挑战，比如资金不足，人手不够……当然还有一些不可描述的困难。
我觉得我的人际是隔离的。志同道合的就多聊聊，互相加油，不是一个世界的就有种话不投机三句多的感觉。关系比较好的，可信任的朋友，我会自己买我们店里的女工文创产品，见面的时候送给她们，然后大概讲一讲背后的理念，只要不是特别精致利己主义的朋友都会称赞一番（当然也有可能是客气）。我觉得尝试去了解是第一步吧，我很不愿意去强求人家非要和我的想法一样，大家都是成年人，做什么都是个人选择。
而作为从贫困家庭出身的人，我其实很能理解身边追求个人成功的朋友，也很理解来自寒门的“落后青年”，因为很多人家里真的就指望他改善一下生活环境，通过自己改善身边亲人的生活没什么不对呀。即使在现有的体制下，寒门子弟成功的几率非常渺茫。我觉得只要不忘记自己是哪里来的就行，不要把自己变成了歧视曾经的自己和自己父母的人。
另外一个建议是，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理念，过节买个“面包与玫瑰”的包呗。（是的，这是在打广告）
拒绝佛系，做素食主义行动派
2016年6月某天，中午，大学食堂就餐高峰时间。12点一到，整个室内空间被染成红色，头顶有“猪”、“牛”、“羊”被悬挂在半空。后来，一个人如同被虐待的动物，从天窗被吊到半空。人类最终也坠入了血泊。
这场行为艺术是欧阳惠雨的一个课堂作业，想传达在痛苦面前，动物和人并无不同。清华大学城市规划在读硕士欧阳惠雨，是一名动物权利行动者，关心人权、法治和有效利他主义。他讲述了他作为素食行动派的故事。
大三时，我选修了《动物伦理与护生文化》这门课，作业的选题有“向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宣传动物保护”、“素食产业现状调查与分析”和“玩一个有创意有影响的宣传动物的行为艺术”。刚好发现有个食堂的房顶可以上去，就自己策划了一个活动。
在这之前我也吃了近三年的素。但这门课让我从一个“生活方式素食主义者”，成为一个“伦理素食主义者”。可以说，真正了解了“动物解放”思想。
最开始是高中生物课上，学食物链上的能量传递，肉食生产不效率。一个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的数据，1英亩土地用于饲养牲畜只能满足180人食物需求，用于种植大豆可以满足3230人食物需求。另外似乎是《深层素食主义》里面说，肉制品也在促进世界性的饥饿与不公平，一块土地能喂饱的素食者人数是美式饮食者的20倍。我就开始考虑，是不是应该少吃肉，或者能不能不吃肉。
网上查“素食主义”，看到了很多卧底拍摄的揭露工厂化养殖虐待动物的视频。那些画面冲击太大了：工业化、集约化的养殖场，母猪一直保持四脚朝天的姿势无法翻身，小鸡密密麻麻地挤在狭小的塑料盒中，甚至会被剪掉嘴以防止它们互相伤害。上大学后，出于减少动物痛苦的考虑，我开始吃素。
做完食堂的行为艺术之后，我加入了学校素食文化协会。此前对于动物保护，没有走下走廊，却总是站在楼梯上观望，更多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小圈子的确舒适，但是倡导素食的话，还是要推动更公开的campaign，跳出同温层去做一些事情。加入素协后，我成为行动派。
素协此前一直在向学校倡议在食堂开设素食窗口，后来我担起了这个责任。最开始也挺困难，我就一直持续地沟通，按照程序寻找各种突破。一年半中，一次一次地聊，食堂也开始逐步推进起来。
过程也是各种曲折，我本身不是那种很擅长social的人，但我不想看到大家因环境所迫而妥协，这个事情必须一次次地去沟通，建立信任，说清楚需求。现在素食窗口终于要开起来啦，专用的设备都采购完了。除此之外，素协也在做素食相关议题的讨论，读书会、论坛或者讲座。
其实整体来看，推广素食的策略有一个光谱，一边是ideology，一边是pragmatic，或者简单地说，就是理念推广与行动策略。一个组织选择什么策略，还是要根据它的各种资源来判断。学生社团有远未被利用的学术资源，面向比较多元、开放的学生，因此会更偏向理念的倡导这一块。不过很多行动还是用pragmatic的方法，比如推素食窗口也是这样。
当然现在推动物权利和素食的理念比较难，但也有这么一种观点，“food comes first，then morality”，先改变人们的行为，再改变人们的态度。就好比奴隶制的废除，可能不是因为公众接受了那一套理念，而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工具的进步，使用工具比使用奴隶更高效和便宜。
我了解到，很多素食推广者也在关心如何有效推广，去跟政府、食品企业、超市等等去谈判，让他们增加素食供应，创造更多需求。还有比如葡萄牙，他们只有6万的素食人口，但是通过了一个立法，葡萄牙所有的公共场所，包括学校、医院、监狱等等，都必须提供纯素食选择，这样想成为素食者的人就不会面临很多不便。
图：欧阳惠雨
很多人对素食有些误解，或者认为相对于和人类更相关的问题，动物保护不是一个严肃或者主流的问题。但我觉得动物保护是个值得关注反思的问题，尤其是当你看到动物在养殖过程中的生存状态。很多人往往会无意识地选择性忽视一些当下语境中不容易看到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些刺激去唤醒人们的关注。
还有争议是，素食是不是一种中产的、小资的情调，穷人还吃不起肉，人的问题没解决就管动物。但其实，这种污名有一些历史、社会因素，而且，动物保护和其他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不是零和的，是可以互相呼应和互相促进的。现在素食可能有些小众，比较边缘化和先锋，也承受一些偏见和污名，但素食并不仅仅是一小群人奇特的饮食癖好，不是中产的自我规训和认同，而是整个世界观的一部分。
我觉得动物保护是个比较严肃的议题，青年人需要有严肃的立场。所以我不太喜欢现在的佛系这些，佛系这个词可能会把一些原本严肃的事情消解掉。就拿动物权利和素食主义这一块说，这本来就已经被大众视作不严肃、不主流的议题了，要是你自己还佛系，不是更容易被误解和污名么。至少我是比较activism，我们的传单也都是“素协行动派”。
欧阳惠雨和素协行动派小伙伴们 图片来源：Thu豌小素
一起行动的小伙伴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文化背景和专业背景，大家都为了同样的公共事业努力。我在这个过程中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女朋友的相识，她给了我特别多支持，我也陪伴她经历了成为一名纯素食主义者的转变。
我现在还在上学嘛，学习的专业也都是希望能增进自己的认知，能更成熟地参与公共议题。之后可能也会做一些工作来积累经验，我觉得即使以后专职做这个领域的工作，应该也不至于饿肚子。因为这条路，是有使命感在的，会让我比较踏实和笃定，所以会更有勇气，也不会特别担忧其他事情的不确定性。
除了素食主义者这一身份，建筑系的欧阳惠雨常常爬楼拍摄建筑工人。“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建筑工人作为‘物质性’劳动的先驱，受到了高度的赞扬。改革后，在自己用一砖一瓦建造起来的城市中，却成为了‘隐形’的劳动主体。”图为其摄影作品。不过，他自称在厨男、运动员、爬楼客、摄影师等多重身份之间，最自豪的还是担任素食协会的会长。 摄影：欧阳惠雨
教会青年：没有人是孤岛，关怀他人也是和自己和解
我叫国盛，这是我在教会里的名字，现活跃在香港一个公教团体。
我一直都对社会公正很有热忱。但我是老北京人，家人在国企，有房有车，我又是男生，从小的成长经历似乎让我很自然地形成一些所谓的中产观念，当时觉得最重要的就是Democracy和Liberty。后来，来香港读书，大家住屋都非常小，工时又那么长，我开始关注到一些此前忽视的问题，比如这些问题和土地制度有什么联系，谁支持这种制度，慢慢拓宽了自己的理解。
我是通过教会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的。我家是教友家庭，所以我一出生，就被洗成了天主教徒（笑），来香港读书，也很自然加入了大学里的公教学生组织。能遇到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行动也很难得，慢慢的，就越来越投入。愈发深入，越来越多见识到社会的不同面相，不论是住房也好，难民也好，政制也好，面临不同问题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无论作为学生，还是基督徒，都有责任为消除不公义尽一份力量。相比内地来说，香港的机会会多一些。
去年我们这个团体关注的主要对象是露宿者。几次探访，先由了解的学长或者神父带我们看他们的生活环境，有机会的话会和他们聊一聊。然后我们一般会去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去派发。买东西的钱有教友捐的，也有同学自己出的，也有神师认捐的。派发的过程中也会发现他们的迫切需求，比如当时发现不少露宿者可能需要杯面和饮用水，而很多团体派发的快餐盒饭多到吃不完。
香港的露宿者。图片来源：端
除了住屋，他们面对的问题主要是有两个，一个是就业，一个是吸毒。因为有很多工需要固定住址，他们没有。不需要住址的看起来时薪很高，但都是散工，所以不稳定，不可能一个人固定每天按时返工（上班），赚稳定工资。
吸毒是很常见的，有些地方到处都是针头。这些人背后往往都有一个破碎的家庭，或者其他不幸。而且露宿者的圈子如果吸毒多，就有同侪影响。这一点很无能为力，但我们试图陪伴他们，让他们能走出来一点，然后买一些需要的东西，很多时候就是杯面、饮料。
除此之外也有请愿。香港是有公屋的嘛，露宿者也可以申请。但申请公屋本身要有住址，这就成了22条军规了。虽然社会福利署有支援可以协助解决这个问题，但也不是个个都能得到特惠安排的，临时宿舍一般也只能住半年。所以对很多人来说，虽然符合公屋的申请条件，却因为各种原因没法上楼。当时神父和干事有带一班同学和露宿者一起去房屋署递信，要求解决问题，也上过立法会陈辞谈露宿者的问题。
其实很多行动的开始，也都是从自身经验出发的。很多人都如我一样，在很多方面属于既得利益群体，衣食无忧。但开始开始接触到各个背景的人，并关怀他们，是需要做好准备的，需要聆听他们的生活经验，反思他们处境是如何形成的。我也反思自己是否构成了压迫他们的体制的一部分，有没有什么可以从自己开始的。
真正面对不幸的人，大多数人都很难全无触动的。当然有句话说，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但如果再深一层想，很多人令人厌恶的地方，往往也是一连串不幸的后果，比如社会支援的不足。尽管个体也有责任，但作为社会成员，我们还是要有行动。因为看起来可能我们的生活无忧，但这关系到每个人，比如露宿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住房和土地分配，这也已经影响着我的本地同学，如果我留下也会影响我。
香港一套面积为50平米的房子，里面住上6口人是很常见的，两个老人、两个孩子、夫妻共同挤在狭小的空间内。 图片来源：财经控
其实很多问题是二三十年的老问题了，短期效果确实很有限，但大家也在互帮互助解决问题。这是个长期的事情，譬如说法国教会的学生团体，很多年来一直都致力于解决露宿者这个问题，你去巴黎街上看，都会有他们的广告。
但我们作为学生，也可以影响到身边的同学。关注自己和别人的生活如何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思考如何用教会的伦理原则去调整，并为此而行动。这也是长期的事情，大家将来即使是不再读书，也会继续这样做。主要的动员方式也是通过社交网络，以及透过各校的团体去联络同学。
最困难的其实就是同学们未必肯参与。很多同学自身经济状况就不是很好，读书和做兼职确实占据了同学们大部分的时间，这种压力是逃不掉的。但另一方面，关注身边人本身也是一种修行，所谓爱邻如己嘛。我觉得只有慢慢来，努力让同学们逐步关注这些东西。第一步就是让大家觉得这些东西不是别人的问题，也是自己的问题，和自己切身相关。再者，就是让大家感觉不那么无力，而是有能力做一点事。
作为公教的学生社团，我们也有自己特色的动员方式。神师带祈祷，陪我们参与活动，干事可能更具体，而且可能有political stand，我主持议事机构，当然是鼓励讨论，把事情提到议程上，这本来就是需要所有人一起谈的东西。
未来，我希望能更直接地接触同学，也为同学们创造彼此接触的环境，这样我们能直接交流讨论。其实这个团体坐拥上百会员，如果能充分发动当然很有潜力。不论是服务什么人群，都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不过，这有赖于建立关心社会的风气。
但对大陆的同学来说，家里的亲戚也是让人头疼。别说宣传了，干脆没让他们知道我在做什么。来到这边之后认识的多数朋友都来自这个圈子，所以自然大家都志同道合，这一点我觉得很幸运。
如果要对那些缺乏希望、只想照料自己的人提个建议，我想大概是要知道没有人是孤岛。我们自己的处境，和其他人的不幸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关怀他人，也是和自己和解。
女权直男：在一片黑暗中争取哪怕一点点的光亮
球的同学这样形容他：“这是一个激进女权主义的直男，可爱吧？” 就读于人类学专业的球，曾经是中大彩虹小组的成员，大学三年始终活跃在各种性别活动中。他一直很不喜欢自己的直男身份，认为自己是既得利益者。这种对自身大城市背景、中产阶级男性身份的反思与不安推动着他，让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你们可以叫我“球”，这是我过去在中大彩虹小组的代号，那是一个关注性别议题的校园组织，成员中有不少是性少数群体。
我暂时是一个异性恋男性。的确，在女权圈子里我这种直男是很稀少的。但我觉得，女权主义、性少数友好本身就是理所应当的，只是因为男性实在少，所以有的人才觉得我很矛盾很稀奇吧。
我对一切社会实践都感兴趣，LGBT只是happen to me的一个话题。会认为仅仅讨论自由、民主、人权是不够的，是因为高二的时候，我在学长推荐下读了潘毅老师的富士康工人调查，与马克思的一点点皮毛，认识到阶级视角的必要，发现原来我一直因为家庭里浓郁的爱国党员背景，而误解马克思主义了。我一度很想去读党史，去体悟这个共和国发展的痛苦，去理解自己祖辈走过的人生。
进入中大人类学之前，我对中大活跃的社团和广州的公民社会历史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所以非常期待能够有“实践”。刚入学的时候正好碰上秋白事件，我很气愤。又听说中山大学有一个彩虹小组，我就决定去加入，开始参加性别相关的活动。
彩虹小组的活动频率保持一月一到两次。不定期会有讲座，女权的课题讲了两三次，像马克思主义女权啦、印度的计划生育问题啦；也会有观影会，像《米尔克》之类的；也做过防艾的内容；还有邀请社群内的人做真人图书馆，特别是双性恋、跨性别这些一般比较少被讨论的性取向。
“扬旗”是我们每年都坚持的大型活动，一般在国际不再恐同日前后。扬旗的“旗”，是一面网球场大的彩虹旗。每年扬起旗子的形式各异，比如利用过中大草坪、中大北门、大学城的各个广场，配备过骑行、音乐会、快闪的各类形式。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次活动，意义是很大的。它是一次集体出柜，这是性少数一种“骄傲”式的存在展现，也是不论性向的任何人来表达同志友好的场合，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出柜”。这也是组织一年一度的亮相，每年都有一些其他的性少数、女权组织参加。
我一度不敢说这是“运动”，因为彩虹小组太像一个学生社团，太“温和”，太不似其他行动派般总在街头论战。但后来我意识到，这其实就是运动，这是千金不换的东西：有一个三观稳固、做事稳健、成员彼此熟知的组织，就不用怕孤立无援、不用怕关键时刻找不到战友。海报可以被撕、活动可以叫停、公众号可以被禁，但是只要组织在，运动就不会一下子被打压掉。
在彩虹小组的那段时间，我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我开始从原先多少有居高临下的“理念同情”，转变到真正的“同理”——我是这个共同体的一份子、我不会把自己放在高位上、我就算暂时是直男我也认同酷儿理论。
这种深刻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哪怕我离开彩虹小组已经一年多了，我对于性少数和女权话题的论述也是与他们一致的，牵动的情感也是一致的，那种“我属于这个社群”的感觉不会改变。当然，这也会造成“偶尔忘记自己不是基佬”的尴尬局面。
女权运动、性别研究总是被人诟病，好像研究性别的总是女性，参加女权运动的也总是女性。说实话，我觉得女权运动由女性主导是理所应当的，男性们把自己放在历史中心太久了，某些知识分子看到自己不在中心了，就会觉得很奇怪。我们广大的男性，可以被打击、可以被拉拢、可以被教育，就是不要指手画脚了。也有一些所谓的“友好”人士提出来说，要对男性宽容一些，要让他们也参与进来。我觉得扩大同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绝对不能放弃基本立场。
现在，在女权行动派的耕耘之下，诸如“直男癌”之类的词成功了，女权主义论述成功从体制和学院内进入公共话语。对此，很多男性自然会不悦或者不理解。我觉得让他们（包括我自己）感受到不悦是正当的，因为一直以来，给他们的让步太多了。我们这几年开始有的一点点讨论空间，和一种认同集聚的趋势，这都是依靠现在被标签成激进女权的行动派们一步一步“撕”出来的。
在退出之前，我也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够作为“直男标本”来扩大受众，说明对同性恋友好的可行和必要性。但另一方面也要时刻反思，这种“标本”说辞有多僵化，它首先预设了各种各样的区隔。
我本身是一个男性气质不太够的人。我一直都不太喜欢同龄男生，觉得他们太幼稚了。小时候家庭控制多，没有什么机会和别人玩，所以也不会有体育锻炼，也就没有经历篮球、网吧这些“男性成长”之旅。所以，面对女权和性少数议题的时候，我会为直男身份焦虑；但是面对男性审美的时候，也会因为不符合主流的性别期待而焦虑。
我觉得，这种矛盾对于人来说，是必然的。我一直都很不喜欢自己的身份，异性恋只是其中一个。我想我们这代人就是以内疚来推动自己的一代，中产阶级、大城市背景、异性恋、男性等等，都是一些“原罪”的身份。这是我思考的起点，因为我有罪，所以我要去改变。当然，这种原罪心态，也代表我们很自然地把自己放在某种高位了，觉得“我们有资格去同情别人”。
松本哉他们有一句话还蛮好玩的，“先创造革命之后的世界”。我们此生或许是看不到共产主义实现了，我们这一生也注定要目睹各种罪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与之同流合污，但我想这就是“政治”的意思吧：在一片黑暗中争取哪怕一点点的光亮，要相信最后是可以照亮整个房间的。
结语
他们都平凡，却也都不凡。激进的行动需要勇气，日常的反抗需要反思。不固步自封，睁眼看世界，丧青也可以自救。
接下来的五月，我们将陆续向你介绍更多酷萌的进步青年。敬请期待！
本文首发于土逗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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