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对华政策展望
1 拜登及其核心团队的思想
1.1 拜登外交团队的对华新思想
拜登的外交团队以奥巴马时期行政班底为主，呈现精英化、多元化特点。从学历来看，拜登外交团队成员多是毕业于哈佛、耶鲁等名校，其中哈佛最多。从性别和人种来看，拜登竞选团队中有色人种占35%、女性占比53%，符合拜登对组建多样性政府的要求。预计大量关键人物在拜登上台后将担任白宫要职，目前，拜登已确认罗恩·克莱因（Ron Klain）出任白宫办公厅主任。
拜登团队成员对华态度基本一致，强调自由、规则与竞争，不冷战、不脱钩。多数成员在奥巴马任期结束后离开政府，在核心智库从事国家安全、亚洲战略等领域的研究，经常联名发表文章。因此，他们的对华政策取向亦有较多相似之处，将影响拜登上台后的对华政策方针，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具体来看，
1、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主张对华采取预防性外交政策与威慑，但不赞成中美脱钩，认为两国存在合作空间。
布林肯强调规则与构建“民主国家联盟”，支持奥巴马时期的“重返亚太”战略。呼吁美国提升竞争优势，在“强势的地位”上与中国展开合作。
布林肯与拜登相识近20年，曾是奥巴马时期副国务卿，当前在拜登竞选团队任首席外交政策顾问，是美国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人选。2002年，布林肯与拜登因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共事相识；奥巴马政府时期，布林肯先后担任了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和总统奥巴马的副国安顾问和副国务卿。特朗普时期，布林肯离开政府，从事潜在地缘政治风险、国际市场政策研究等。
2、托马斯·多尼隆（Thomas Donilon）反对贸易保护、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主张通过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议（TTIP）建立跨大西洋盟友关系。
极力反对特朗普的贸易战，认为贸易保护主义将损害美国的商业利益；呼吁通过加强科学、教育、基础设施、人才和移民投资，保护美国利益。
多尼隆家族与拜登交情颇深，曾任奥巴马时期国家安全顾问，是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的人选。早在1988年多尼隆就是拜登竞选团队的一员；克林顿政府时期，担任国务卿的办公厅主任；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曾多次协调中美高级别对话；2013年离开政府，加入对外关系委员会（CFR）智库，从事外交事务研究。
3、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主张中美和平共存，但要在某些领域上采取遏制或竞争的手段。
沙利文、坎贝尔和拉特纳因对华观点一致，经常联名发声。“中美接触的时代已过，要以更冷静的头脑，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使用更强硬的手段。”“‘冷战思维’会让美国失去长远的竞争力，美中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一方完全胜利或失败，应该寻求两国共存的稳定状态。”“美国应少关注怎么让中国减速，多关注怎么让自己跑得更快。”“美国应该更多地关注自己和盟友的力量与行为。”“美国需要和盟友一起制定科技、贸易和知识产权规则与标准。”
沙利文曾是奥巴马时期希拉里的副幕僚长，当前在拜登竞选团队任首席外交政策顾问，是国家安全顾问人选。2008年以来，沙利文一直是民主党的竞选顾问；在奥巴马时期，先后任希拉里的副幕僚长和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离开政府后，从事外交政策研究，强调外交政策的制定应该和美国人的利益相联系。
坎贝尔是奥巴马政府负责东亚事务的核心成员，现任拜登竞选团队顾问。2007年坎贝尔成立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智库，是奥巴马对外政策主要参考来源；2009年担任国务院主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2013年离开国务院后，成立咨询公司，为有意进入和开拓亚洲市场的企业提供战略和商业建议。
拉特纳曾是拜登的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现为拜登竞选提供顾问服务，是中国问题专家。奥巴马时期，曾是国务院坎贝尔的下属，后又成为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目前在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任执行副总裁。从2013年开始研究中国政策、贸易战和地缘政治等问题。
4、苏珊·赖斯（Susan Rice），作风鹰派，主张支持制裁伊朗、朝鲜以及对其他国家进行主权干预，曾强调中美合作。
赖斯曾是奥巴马时期国家安全顾问，具有丰富的从政和外交经验，是当前国务卿人选。克林顿政府时期，任职于国家安全委员会部门和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2004年担任民主党竞选外交政策顾问；奥巴马政府时期，先后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国家安全顾问。
5、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èle Flournoy），主张单方面使用军事力量捍卫美国利益，支持对伊朗、朝鲜进行经济制裁，呼吁美国重返亚太。
弗卢努瓦曾任奥巴马时期国防部副部长，是国防部长的人选。主要从事国防政策和国际安全领域研究，包括对外进行军事干预、武器储备等。
6、莱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曾在奥巴马时期财政部任职，是当前财政部长人选。克林顿政府时期，曾担任副国家经济顾问兼负责国际经济问题的总统顾问助理，负责执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解决亚洲金融危机、推动中国加入WTO等；奥巴马政府时期，曾担任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副部长，负责欧元区危机和中国货币关系；现任美联储理事会成员，主要从事全球经济、金融改革等领域研究。
7、萨曼莎·鲍威尔（Samantha Power），其对外主张多边主义，支持美国制裁朝鲜、利比亚等国家。
鲍威尔曾任奥巴马时期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是拜登竞选团队顾问。从事人权政策服务，提高女性权利和保护宗教弱势群体、保护难民与减少人道灾难等。后离开政府从事研究国际和平和安全研究。
1.2 拜登与特朗普对华思想的异同
拜登与特朗普均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美国的挑战；但拜登与特朗普在对华策略上有区别，核心在于拜登反对特朗普的单边遏制、逆全球化的思想，希望通过联合盟友制衡中国。
具体来看，贸易方面，拜登反对特朗普的广泛关税战、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呼吁建立盟友统一战线利用现有贸易法律制衡中国。
科技方面，拜登强调团结盟友并制定行业标准，以管理高技术的全球使用。
地缘政治方面，拜登强调增加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部署、重振美国亚太主导地位、恢复和重构盟友关系。
1.3 结论：美国对华遏制不变，但方式方法有变
美国两党已达成对华强硬共识。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中美关系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合作共赢（1979-2000）：中美有共同对抗苏联的利益基础，其后为促进中国走向西方的自由经济、民主政治、获得中国市场，美方拉拢中国，支持中国加入WTO。两党对华整体友好，对华接触是共识。
2）竞争合作（2000-2008）：中美有竞争也有合作，2000年共和党政纲提出“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而非战略合作伙伴”，但911事件后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对抗恐怖主义等，美国对中国实施“接触”与“遏制”战略。两党在此阶段对华定位出现分歧，共和党对华态度转为强硬与拉拢交织，民主党主张继续与中国接触，认为中美关系恶化会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但也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
3）战略遏制（2008-今）：美国受金融危机重创、贫富差距拉大，反全球化抬头，同时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南海冲突加剧。美国重返亚太，实施“亚太再平衡”，对华全面遏制。两党对华重新走向共识，即遏制中国。美方认为中国是政治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贸易上的重商主义，国际关系上的新扩张主义。
但两党在执政理念上的本质区别决定其对华手段不同。
民主党支持新政自由主义理念，提倡缩小贫富差距、加大政府经济干预以及更多社会福利、宽待移民以及包容多元文化，更关注人权和意识形态，外交上主张“美国领先主义”、倾向于联合其他国家压制中国，保障美国的世界地位。
共和党属于保守党派，奉行文化保守主义、经济古典自由主义，强调自由与效率、公平贸易、限制政府规模和政府管制等，外交上实行汉密尔顿的“孤立主义”原则、疏远外部关系，强调国家利益，因而面临中国的崛起会疏远甚至切断和中国关系。
特朗普改变了奥巴马时期的外交政策，拜登将予以纠正。但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拜登必然会维护美国利益，在避免冷战、脱钩的基础上制衡中国。
奥巴马政府的贸易政策以实用主义为原则，在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之间寻求平衡，同时考虑不同利益集团诉求。2009年10月美国财政部发表的报告还称未发现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存在操纵货币汇率行为以获取不公平贸易优势的情形，但2010年2月奥巴马又承诺今后将对中国在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继续采取强硬对策。
中美经贸摩擦短期会有所缓和，长期来看，美国将通过联合盟友、制定国际规则制衡中国。具体来看，
1）拜登政府将推进双边贸易协定，主导多边贸易框架，支持美国回归TPP，支持美墨加贸易协定(USMCA)等。
2）民主党党纲批评特朗普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根本没有胜算”，给美国农民、制造商、工人和消费者带来巨大的困难。考虑到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受损的农民、商会等利益集团，短期中美经贸摩擦将有所缓和。
3）拜登曾表示中国应该对不公平的贸易政策负责，但他不认可特朗普单方加征的做法。另外，拜登竞选顾问表示，拜登将与美国的主要盟国商讨，争取“集体影响力”制衡中国。
4）拜登的经济复苏计划中包括打击中国贸易不正当行为的承诺，涵盖补贴、倾销、汇率操纵、强制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拜登政府可能在未来中美经贸协议谈判中着重转向非关税贸易措施。
美国已意识到中国高技术发展对美国的冲击，拜登政府或将联合其他国家制定行业标准，打压中国高科技，但会避免中美科技脱钩。
拜登曾在民主党总统初选辩论中表示不允许中国公司在美建设能源、金融服务、通讯等关键基础设施。但考虑到科技公司在拜登竞选募资中的贡献，拜登在面临科技界游说时可能放松对中国公司出口一些次高精尖科技技术和产品的限制，但不会放开人工智能、5G等高精尖技术的出口。根据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数据，拜登竞选委员会的前七名捐款人中科技公司占据五个席位，包括谷歌母公司Alphabet、微软、亚马逊、苹果和Facebook。而科技公司在特朗普封锁对华为供应的行动中损失较大，也希望民主党胜利能避免中美科技脱钩，预计将施压拜登政府。
此外，当前特朗普限制科技领域人才的工作签证发放、人才交流的情况可能随着拜登和民主党鼓励移民的举措得到缓解。
奥巴马政府推动建立美中人文交流机制，至特朗普政府时期已趋于停滞。奥巴马时期，美国推动建立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实施“十万强计划”（派遣10万留学生来华）和“百万强”计划（100万名美国学生学习中文）、美国对中国护照实行首次10年免签等，积极丰富了两国人文交流的实践。而在特朗普政府逮捕或解聘华裔学者、对包括留学生在内开展各种学术交流的限制、对STEM专业（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专业）中国留学生不再签发学生签证等举措下，中美人才交流（尤其是科技领域）趋于停滞。
预计拜登政府将改变当前中美人才交流趋于停滞的形势，恢复人文交流，放开移民限制。
人文交流方面，民主党党纲提及年轻人对于未来民主发展的意义，拜登团队认为开放社会是美国强大的根源。预计拜登上台后将恢复当前中美在文化教育、公共卫生等非敏感领域的人才交流项目，但在科技等敏感领域可能继续限制或监督。
移民方面，民主党本身鼓励移民，拜登政府预计将继续贯彻这一理念。根据CBS消息，拜登拟撤销特朗普旅行禁令，重启“逐梦者计划”、授予“逐梦者”公民身份，以及为审查驱逐出境制度而实施暂停驱逐出境。
奥巴马政府推行的多边外交基于国际组织的框架，加强与欧洲、日本等盟友协调合作。奥巴马一方面多次称，“美国欢迎中国崛起”、“美中关系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但同时又将亚洲作为美国战略“首要任务”，通过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多种手段全方位布局亚太，遏制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发展。
拜登政府大概率延续奥巴马时期外交政策，重返全球化、修复盟友关系、重返亚太，恢复美国领导地位。拜登曾表示上任后第一项外交方面的工作就是尽快修复与各盟友之间的关系，恢复美国在国际间的领导作用，将于任期首日重返《巴黎气候协定》和世卫组织（CBS）。通过重新主导WTO改革，重返《巴黎气候协定》、世卫组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谈判等，重塑美国领导地位和国际规则体系。
1、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健康发展。
世界希望拜登是一个开明的、开放的、支持全球化的新一任美国总统，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推动中美关系从紧张走向缓和，从对抗走向竞合，长期向有利于全球和平发展的方向迈进。
中国可以考虑主动提出与美方推动建立基于“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中美自贸区。中国劳动要素成本整体低于美国而且制造业产业链更完整，中美自贸区能够实现双赢，同时也是中国自身发展及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需要。中美自贸区的建立将推动中美关系走向新的方向，书写中美开放合作的历史篇章。
2、以二次入世的勇气深度参与全球合作。
拜登重视国际规则，支持多边主义，希望改善盟友关系，宣扬美国的“价值观”，恢复美国的国际领导力。但在美国过去四面开战的背景下，美国领导力已逐渐弱化。中国应把握机遇，加强国际经贸合作与全球治理。
一是与美国联手推动国际规则体系修复，在全球化框架下保持合作与竞争。积极推动WTO改革，积极推动区域经贸合作，加强在金融、科技、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国际合作，进一步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全球治理。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未来亦将在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中受益。
二是更加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深化与它国的经贸外交关系。继续巩固亚洲、东盟、拉丁美洲、非洲与“一带一路”沿线等区域合作，同时积极推动与欧盟、英国、俄罗斯等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合作，巩固中国“朋友圈”，维护“平等合作、和平发展”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
三是继续讲好“中国故事”。加强对外宣传，消除外界对中国不必要的误解，向世界积极展示“中国模式”和发展理念。中国经济发展的背后，不是所谓的“汇率操纵”、“技术转移”，而是中国改革开放积极融入全球化。
3、我们要清醒认识到中美博弈具有长期性和严峻性，双方都要保持克制，最好的应对是做好自己的事。
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和更大力度推动改革开放，具体以三大抓手为突破口，构建实施“双循环”战略。
一是大力推进“新基建”，短期有助于扩大有效需求、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助于增加有效供给，释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培育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推动改革创新，改善民生福利。
二是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尊重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建立健全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以常住人口增量为主要标准供给城镇用地，地随人走，人地挂钩；优化城镇用地在地区和城市之间的配置，推进市场化的跨省换地和利益分享机制。
三是建议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考虑到当前各界对是否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争议较大，建议在“十四五”时期可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先放开三孩既符合民意、给予家庭更大的生育自主权，也可缓解保守派对全面放开生育导致人口暴增的担心，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