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输血”到“造血”，上海医生如何在日喀则建起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编者按

正值全面小康决胜之年，复旦青年由东到西，依地势拾级而上，前往中国地理阶梯上的三个节点——湖南、云南、西藏，探访中国全面小康之路。同时开设精准扶贫专栏，以纪录片和图文的形式，讲述复旦人在扶贫中创造的中国故事。本篇是精准扶贫专栏的第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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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不惑之年的援藏队员，身上也都有上有老下有小的担子，有的医生长辈住院却不能及时探望，有的医生要和孩子分离一年……他们每个人带着一份对家人的愧疚，和家人们的理解与支持来到高原，既然来了，那就留下点什么，这是他们心照不宣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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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青年记者 蔡佳雯 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 陆宁玥 编辑

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的许多科室里，都悬挂着一面面“救死扶伤”的锦旗，堆着白色哈达，这是出院的病人献给复旦大学附属医院援藏医生们的。在藏语里，“医生”与英文中“天使”的谐音一样，当地医生病人的一声声“安吉拉”，是对这批援藏医生最高的敬意。

8月6日，第六批6位上海“组团式”援藏医疗工作队专家抵达日喀则。第五批“组团式”援藏医疗工作队即将启程返回上海，队员陈巍峰在日记中写道：“397天，人生一段难以忘怀的记忆！再见了，纯净的蓝天白云；再见了，灿烂朴实的笑脸；再见了，美丽的日喀则！”一批又一批的接力传承，他们共同的希望是能在日喀则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人才队伍。

▲上海市第五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图源：采访对象

建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在日喀则市里转转，你会发现这里留有不少上海的印迹：航船形状的上海广场，象征着沪藏友谊之船从长江尾的上海，驶向长江头的西藏；上海南路、上海中路从市中心一路连接到349国道；日喀则市上海体育场也成为当地举行大型体育活动的重要场所……1994年7月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方针，上海市负责对口支援日喀则市。

近30年来，日喀则这座城市留下了上海各行各业建设者努力的足迹。健康扶贫、精准救治等一系列的举措就是对口支援中的工作。

为进一步促进西藏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国家卫生计生委于2015年组织开展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同年8月中旬，上海市首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组建成功，来自上海不同医院的12名队员抵达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日喀则地区共有18个区县、80万人口，占西藏总人口的1/4，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是负责这80万人口防病治病的主力。“组团式”援藏医疗队来到当地，肩负着在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的“造血”使命。

齐全先进的硬件设施是“造血”的保障。2017年10月，上海市累积投资1.5亿元的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新院区正式搬迁，援藏医生们也终于有了大展身手的空间。

在前三批“组团式”援藏医疗工作队队员的努力下，日喀则市人民医院首个胸痛中心创立，60分钟的紧急救治网络在日喀则得以形成。当患者出现胸痛症状拨打120后，急诊、心脏导管室和CCU（冠心病监护病房）通力合作，解决了过去需要辗转多个医院诊疗救治的难题，这也让更多的心梗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病人让开止痛药，医生不诊断就开止痛药，这曾是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中常见的就医场景。医疗流程和操作规范亟待改进，重担就落在了援藏医生们身上。医生们身兼数职，一边看病人，一边制定操作规范，一边带教当地医生。两年时间里，援藏医疗队改进了千余项管理规章制度，汇编成近400万字的临床医疗指南和医院管理丛书，开展近40多场学术培训课程，培训近3000人次医务人员。

2017年11月，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成为西藏第三家三甲医院。在西藏西部以及更偏远的地区，终于有了一所有辐射能力的综合性大医院，不少过去被认为是“疑难杂症”的患者能够得到救治。

逃不过的高反

在平均海拔高于4000米的日喀则地区工作，援藏医生们首先感受到的不是工作的压力，而是身体的警告——高原反应。

当地含氧量仅为平原地区的50%，为了适应高原地区的稀薄空气，身体会出现一系列代偿反应以增加供氧量：心率加快、血红蛋白提高、肺动脉压力升高，长此以往，会导致中风、冠心病、高血压等一系列疾病。

“原来高反真的是可以杀人。” 2019年7月30日，第五批援藏医疗队的赵坚医生因公殉职。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镜中心副主任医师陈巍峰是第一个冲进房间抢救的医生，那种惊愕、悲痛和沮丧让他无法释怀：“中午还在一起吃饭的兄弟，怎么说走就走了？”

当时，第五批援藏医疗队来到日喀则满两周了，医疗队队员们身体已经适应了高原，腿不软了，头不痛了，他们还一起在院子里打了一场篮球赛。而队员的意外逝世打破了这种宁静的生活，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体育活动暂停了。医生们的寝室也进行了调整：晚上两两一起住，相互之间有个照应。

“时间是抚慰创伤最好的灵药，在领队、书记和当地领导的关怀下，我们渐渐走出了心理的阴霾，我们决心用实际行动来继承赵坚同志的遗志。”陈巍峰在其援藏日记中如是写道。

财务科医生朱澍经历几次痛风，尽管脚肿得已不太能走路，他依然每天一瘸一拐坚持去上班，为财务科建立和规范各类流程；神经外科的高超医生因高反头痛，夜里睡不着觉，还发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带状疱疹，在他的努力下，在日喀则挂牌建立了卒中中心，成功救治了好几例脑卒中病人……

处在不惑之年的援藏队员，身上也都有上有老下有小的担子，有的医生长辈住院却不能及时探望，有的医生要和孩子分离一年……他们每个人带着一份对家人的愧疚，和家人们的理解与支持来到高原，既然来了，那就留下点什么，这是他们心照不宣的目标。

▲复旦上医援藏医疗队员座谈会/图源：张榕潇

陈巍峰依然记得在日喀则进行的第一台ERCP（内镜下逆行胆胰管造影术）。一次查房中，陈巍峰发现一位病人出现黄疸等症状，基于过去的医疗经验，陈巍峰立即让病人进行相关检查，发现病人得的是急性胆源性胰腺炎。而这个病，被称为急诊中的急诊，一旦没能第一时间救助，患者很可能面临生命危险。陈巍峰判断，ERCP是处理病人紧急情况最好的办法。

ERCP不需要动刀，病人可以直接通过内镜的微创手术得以治愈，同时病人的住院时间缩短，可以更快康复出院。只是ERCP需要在X线透视条件下进行，主刀医生必须穿着30斤重的铅衣进行手术。高原本就缺氧，医生在一个密闭的手术室里，身背30斤铅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

病情不等人，何况将ERCP带上西藏，是陈巍峰此次援藏的主要任务之一。他当机立断，确诊当天下午为患者安排了ERCP手术。

这台手术不仅是对陈巍峰的考验。ERCP被列为四级手术，需要使用十余种手术器械，器械的名称、种类、使用顺序容不得丝毫差错，陈巍峰需要助手的完美配合。而此前，本地医生只开展过息肉切除等二级手术。他在术前把当地医生紧急培训成助手，在当地医生的帮助下，手术顺利完成。患者疼痛等症状立刻缓解，后来很顺利地康复出院。

手术的成功使得ERCP治疗胆胰疾病的理念得以在院内推广。在援藏的一年里，陈巍峰成功开展了十几例ERCP，挽救了很多病人的生命。

“以院包科”的创新尝试

以往“分散式”援藏医疗模式下，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的各科室每年都会迎来上海不同医院前来支援的医生。各科室管理体制一年一变，无法长期落实。从2015年开始，上海十家医院分别对口帮扶固定的一个科室，这种“以院包科”的模式是上海“组团式”医疗援藏工作的创新。如此一来，各科室援藏医生都来自同一医院，这种延续性让上海医院的先进理念和管理体制，都能在各科室得到长期发展。

“以院包科”的模式下，10个临床医学诊疗中心相应在日喀则成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在胃镜中心诊疗项目和诊疗质量上一直处于国内领先的地位，负责对接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消化科。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消化科党支部书记翁书强是第四批“组团式”援藏工作队队员，2018年8月，他来到了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当时，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消化内镜中心才成立不久，医生底子薄弱，科室管理、医疗技术的诊疗规范等方面也存在不少问题。

“看到当地医护人员在医学道路上取得了长足进步就是我的成功，更是我最大的快乐，付出再多也值得。”这是翁书强在他的笔记中写下的话。为了提升科室诊疗规范化管理，翁书强在科内成立“慢性肝病”、“胰腺疾病”、“消化道出血”三个临床亚学科，由科室的三名正、副主任分别担任带头人，深入研究，形成科室诊疗特色。翁书强也一直在给科室医护人员讲课，让上海模式的经验学习在日喀则生根发芽。

▲翁书强/图源：采访对象

在翁书强努力下，“所有处理都有制度可循，有规范可查，按要求规范来做”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如今，内镜中心发展的接力棒落在了陈巍峰手中，消化病诊疗得以规范，陈巍峰决定将更多时间投入内镜诊疗。

来到西藏之前，陈巍峰就做了一份开展肿瘤切除方面的内镜技术的培训计划。刚来到日喀则，他就发现医院内镜中心的情况不容乐观：在上海，胃镜和肠镜是每个消化科医生必须掌握的最基本技能之一，而日喀则人民医院消化科的几位年轻医生甚至对“何为内镜”都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为了能够让三位零基础的年轻医生掌握胃镜操作，陈巍峰制定了“扫盲计划”。三位医生，每人一个月不管床不值班脱离病房，全职在在内镜中心进行强化式胃镜操作训练。如今，每个消化科医生都能独立完成自己负责病床病人的内镜检查。

在实际的诊疗中，陈巍峰发现，由于西藏居民的生活环境、饮食习惯等因素，上消化道出血（消化性溃疡、食管静脉曲张、杜氏病等）非常常见，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病例。而严重的消化道出血，如果不具备内镜止血的技术，不及时进行内镜或外科干预，约等于眼睁睁看着病人死亡。陈巍峰先是手术演示，再对本地两位医生手把手教学，最终两位医生都能独立开展食管静脉套扎术和内镜止血术，更多患者因此有了生存的可能性。这一年，急诊内镜止血救治了至少20余例非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出血的患者，5例以上失血性重症休克患者。

▲ 陈巍峰正在进行内镜手术/图源：采访对象

回顾这一年的援藏工作，陈巍峰开展了6项新技术，更令他开心的是，食管静脉套扎术和内镜止血术这两项最立竿见影的技术，已经能由本地医生独立掌握：“慢慢来，先把现有的基础掌握熟了，再去弄新的技术；先把当地的常见疾病解决了，再去做一些罕见病的高难度的手术。”

五年来，援藏医疗队共开展新技术514项，其中一半已经被日喀则当地医生独立掌握。

“安吉拉”的“天堂”

8月20日，第五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踏上了返乡的归途。在雪域高原的397个日夜，医疗队结下了和西藏的深深羁绊。

在陈巍峰的印象里，本地医生正直热情，只要有任何需要，他们都会积极主动地帮忙参与；藏民淳朴善良，他们管医生叫“安吉拉”，每次出院都会给当天所有在岗医生献上一根哈达。西藏医患关系的和谐，令陈巍峰感慨这里是医生的“天堂”。

在第八批上海援藏干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外科主任医师龙子雯看来，这样的医患关系让她更能够放开手去救人：“我感受到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和信任，让我可以不用过于关注后果而去选择一些以前看来是挑战的医治方案从而挽救生命，而并非选择保守和委曲求全。”

虽然在援藏医生们看来，这里的医患关系已算非常融洽，但当地人的就医理念还是较为落后，有时会影响诊疗工作。努力宣传科普，尝试做点改变，这也是援藏医生们一直在操心的事。

“哪里疼，就开些止痛药”，这是不少当地人对于去医院看病的理解。而医生们明白，止痛药不是万能的，只有经过一系列检查化验，确诊疾病后，才能对症下药地治疗。遇到对诊疗不理解的患者，援藏医生们常常得苦口婆心解释劝说患者进行检查。加之援藏医生们对医院诊疗流程规范化的努力，目前，“先诊后治”已成为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的常规。

2019年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将支医对象下沉到县，增加日喀则市岗巴县卫生服务中心为新的对口帮扶对象，目前已派出两批医疗队赴岗巴县。

▲岗巴县卫生服务中心 /图源：蔡佳雯

作为该县唯一定点医疗机构，中心的住院部一共10张病床，却常常是空置的，而每天的门诊量也不过30例。第二批支援岗巴县医疗队队员、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陆树洋解释，当地藏民的健康意识并不是很强。尤其在农忙时节，就算身体不适，大多数人也会选择等农活干完有空了，再出来看病。

为提高藏民的卫生健康意识，援藏医疗队也会经常下乡义诊和健康普查，解决偏远地区农牧民的看病问题。2020年6月，第二批中山医院援岗巴医疗队在给群众的健康普查中，发现3位藏族孩子可能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对于生活在高原地区的患儿来说，心脏疾患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

高精尖的医学技术远超患儿家属的认知，家属对手术明确表达了恐惧。为了不延误患儿的诊疗时机，医疗队医生们一次次地和岗巴县卫生服务中心的院长、当地县政府、分管卫生工作的副县长沟通，动员家属让孩子前往上海接受治疗。3位医生也远程连线“大后方”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超声诊断科，做进一步的诊断。3位患儿被纳入“心·肝宝贝”救助计划，由复旦大学陈灏珠院士医学发展基金提供部分治疗费用。目前，两位小患者的手术顺利完成，今后，他们也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健康成长。

▲两位小患者手术顺利完成。左一：第二批中山援藏岗巴医疗队，心脏外科医生陆树洋/图源：采访对象

从西藏到上海，援藏医生们完成了一场横跨整个中国的接力，让两个小生命能够在海拔4700米的高原上继续绚烂绽放。

微信编辑|宋一顺

责编|甲干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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