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八小时工作制到996，走进工时制度的前世今生（上）
劳动节假期已经结束，大家重回工作岗位，又开始了主动亦或被迫的996、007。今明两天，我们将推出996系列两篇文章，探访八小时工作制的前世今生，与各位读者分享：从八小时工作制到996之间经历了哪些转变？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博弈当下正在如何展开？法律规定与自愿加班之间存在着哪些张力？一起叩问劳动工时制度的未来。
”复旦青年记者 李卓航 采访、整理、撰稿
复旦青年记者 郭宇翔 编辑
从18世纪烟雾笼罩下伦敦的血汗工厂走向21世纪的世界，当历史的车轮滚滚来到现代，以“996”为代表的超长工时制，使得工人运动和八小时工作制不复昔日之辉。从“996”到近年新闻中雇员频繁猝死的报道，从“福报论”的产生到“摸鱼学”的兴起，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能感受到现实的割裂。
我们不禁追问，996究竟是现下新产生的社会经济问题，还是在媒体传播作用下被“发现”的问题？它背后反应了经济发展中怎样的困境？身处其中的我们是否能够有所作为？
张双利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经典著作思想、西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前沿发展
▲图源：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公众号
以下内容来源于:张双利老师口述与相关资料整理
从机器大工业到“八小时工作制”
资本主义合理化的生活方式进展到今天，已经发生了多次变化。
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时候，机器大工业刚刚兴起，多劳多得的分配方式还没有落地。当时工人还没有become disciplined（被规训），没有变成被机器组织起来的工人。那时的工资只是以维持工人肉体存活的最低限度的需要作为尺度，和多劳多得没有关系。所以资本家可以借助这个尺度，逼迫他走进工厂，学会适应机器，要求他长时间劳动。
资本家不光为了追求利润，也是为了能够把工人绑定在机器上。因为工人不管干多久，工资都是一样的，所以会带来绝对的剩余价值，这就是后来马克思所说的绝对剩余价值的占有。
后来对工人规训的历史时代过去了，工人的孩子生下来睁眼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世界，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才开始要求重新分配。工人开始自发地组织起来，就工资问题和资本家谈判，同时有知识分子的加入。知识分子说资本家所谓的工资来源于满足肉体存在的最低限度的需要，不符合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
而且工资也不能够维持工人的肉体存活，因为工人没有办法教育出高质量、有职业技能的子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没有办法运行了。在知识分子加入，工人和资本家博弈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借助现代国家的规范争取工人的权利。一直到19世纪末第二国际时，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制才获得胜利。
但这个时候工人内部的分化没那么严重，因为垄断资本对于技术高超的运用，以及对工人的暴力榨取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刚刚开始。
工人的分化与工人运动的低谷
20世纪初，工人内部开始分化。高技术化产业逐步发展，对有理智含量的劳动需求增加，对纯粹非理智劳动的需求减少。工人并非简单地反对这一潮流，而是重新自我定位，出现了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甚至大于阶级区分意义的阶层区分。
现代社会以竞争为原则的生产只要进行下去，必然经历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工人分化，这个过程如果直线发展，应该直接进行到今天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但实际上它经过了几个岔道式的发展。
因为一方面资本越是垄断，工会越发达，工人利用现有政治框架争取权利的胜算更大，工人的权利也的确受到进一步的保障。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的转型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的矛盾激化。在西欧和北美的背景下资本主义转型的同时，伴随着新的工业国家的崛起，比如说德国的崛起。崛起之后产生了资本主义强国和老牌资本主义的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说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还伴随着如何去处理未被资本主义占领的、遥远的、落后的东方世界的问题。
这种大的格局导致了帝国主义的战争，但不是发达地区承受了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社会灾难，而是不发达地区承受了它带来的灾难，带来了全球范围内矛盾的激化。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刺激下，俄国才有了十月革命。
在十月革命的冲击下，在西欧已经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开始分化，工人可以继续为权利而斗争，走温和派的道路，也可以激进革命，和资本对抗。于是工人运动分化成为温和与激进两种代表工人利益的诉求。
在工人运动的冲击下，如果要守住资本主义的声音，采取的发展趋势则是反革命。面对激进派，政府暴力镇压工人运动和十月革命影响下产生的共产党政权，同时，资本家为了拉拢寄希望于社会改良的温和派，开出空头支票。
最终，资本的逻辑被彻底释放，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关系恶化，历史走向了帝国主义战争和灾难。随着民族国家的诞生以及世界大战的结束，工人运动逐步走向低谷。
资本主义的新变与全球经济秩序
工人在西方发达国家获得八小时工作制社会权利的保障是有条件的。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资本主义国家依然会保护本国国民，最典型的就是法西斯主义，它通过宣传反共反犹获得政权，攫取财富，企图占领整个世界，以牺牲他人为手段把本国人的社会福利保护得好好的。
二战以后，人们意识到法西斯的道路不能走，于是有了福利国家式资本主义的重新建构。一方面国家继续保护大众权利，另一方面限制资本，尽量确保在国家和国家的关系中灾难不再重演。但这个过程很难进行下去，或者说它没有真正进行下去，所以又一次转向了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
民族国家希望借助社会福利来限定资本，成全社会的美好企图落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再度释放了国家想要限定的资本，这次释放不仅使资本在本国上升为最高原则，而且要变成能够统摄全球市场的原则。
在全球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当中，许多国家面临如何保全自己的问题。国家要保全自身就要加入全球的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否则就会变成孤岛，更加无法实现产业进步，难以提升生产力。
另一方面，国家又要在全球性权力结构中保留自己的位置，所以必须产业升级，提升产业的技术含量。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必须拉开劳动者内部差异，让有高理智劳动能力的人，能够拼了命地把理智能力发挥出来。所以分配制度会倾向于奖励高理智含量的劳动。
中国分配制度的转型与996
996的背景是一方面我们被嵌在世界当中，国家在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当中的，要守住结构性的、自主的地位，这个方面不能被回避。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劳动者内部的分层，体现在劳动者收入和社会地位上的重大差异。今天一些年轻人愿意996，他的心态，与社会对这群人的尊重和认同等都是相关的。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反对996。
我们也有过没认识到这点的时候，改革开放前我们希望能够以平等、公平的原则安排分配。中国刚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转型，市场经济中利益来得快，门槛低。80年代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也引起了社会的一些各种动荡。
后来意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必须将技术用足、用好，才能够在全球秩序中发展，不至于被彻底地规定。不仅是让优秀的脑袋去搞科学研究，最主要是让高理智含量的技术性劳动者，能够得到相应的社会地位和回报，才能够把产业支撑起来。
996的背后是劳动者在人群中的地位。我如果在鹅厂干到35岁，接下来到一个中等规模的科技公司，哪个公司都会要我。但是如果我起步在产业链条的中端环节，干到40岁再进鹅厂，它不可能要我。所以大家拼命往最高端链条中去挤。同时也是一种荣誉，表明我在国家发展所需要的技术、产业竞争中，能够在头部发挥引领性作用。
996还有一个原因是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真正有高技术，能够回应和占领发展空间的产业还是不足的，有技术力量的企业主体不够多，这种格局使得它们汇聚了最优秀的脑袋，这些最优秀的脑袋也愿意汇聚到那里，以最极致的状态去发挥自己当下的生产力。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反对996，认为这是粗暴剥夺劳动者的社会权利，而是要先理解此现象出现的原因。但996的出现不代表它是合理的，从业者的生活是否会极致单向度化？它是否会严重影响从业者的生命质量？这些都是人们关注996时真正想问的问题。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研究从业者实际的职业状态，更需要在此基础之上研讨政策。
综上，我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这一社会现象，尤其不能在不理解其来龙去脉的前提下做出简单、粗暴的结论，不能直接认为19世纪末工人运动争取了八小时工作制的社会福利，今天反而还不如那时候。
▲制图：温瑞琪
微信编辑丨周洁林
审核丨王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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