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经典阅读系列丨从《理想国》开始，打开你的“溢出阀”
青年副刊为《复旦青年》学术思想中心出品：共分为思纬、读书、研论、天下、艺林、同文、诗艺、灯下八个栏目，与你探讨历史、时事、艺术等话题。
“教育学经典阅读”系列
什么是教育？教育的本质和目的是什么？先哲们曾经给出过他们的答案，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有感于当下对教育内卷、超前教育等问题困惑，“读书”栏目阅读中外教育学名著，对几位教育领域的专业老师进行访谈，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追寻教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思索人之为人的意义。
本篇推送是“教育学经典阅读”系列第一篇。
现在很多大学生感到读书没动力，很多年轻人笑称自己为“佛系”，究其根源，只是一个“私”字，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是从一个狭隘的自我出发来思考问题：我能用多少？我能住多大的房子？我能够用多少钱？
陈超群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社会溢出效应”和“溢出阀”的观点：“一个人考虑问题从自己出发，这无可非议，但不能仅仅考虑自己，而应该在考虑自己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自我的视野，思考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人生使命”。这种思路的转变可称之为个体的“社会溢出效应”，即在解决自己基本生活条件的前提下，进一步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为他人与社会着想，把自己与整个社会和人类联系起来。
这是一个人“生命延展性”的一种表现方式。类似于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从只关心自己到转而考虑他人与社会的节点，可以称之为“溢出阀”，有些人的“溢出阀”很低，即很容易为他人和社会着想，有些人“溢出阀”很高，即使腰缠万贯，即使行将就木，仍然像葛朗台那样，只为自己的个人得失锱铢必较，一毛不拔，似乎只有把所有的钱带进棺材才放心才满足。
”▲左图：柏拉图雕像；
右图：《理想国》封面/图源：百度
陈超群
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
研究方向 中国传统思想、社会政治哲学、人生哲学、教育哲学
复旦青年记者 肖淑方 采访、整理、撰稿
一．为什么要读经典？
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在于它本身丰富而高远的文化含量，在于它经受了时间的大浪淘沙和不同时代的考验，经受了千百年无数有识之士的批判和推敲，仍然能够经久不衰地流传下来。这些文化成果往往都是人类文化的精华和宝贵的精神食粮。
教育是文化传承与创造的事业。通过人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而逐步积累起来的知识，可积累性的知识。社会若要进步，就必须“站在前人肩膀上”，所以，学习前人积累下来的经典知识是必须的，否则，社会的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积累性知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进步，当代汽车的改进和制造可以不研究古代马车的制造技术（或者说已经“过时了”），但必须研究至今为止最新最先进的研究成果。
人类的知识可以分为两类：积累性知识和体悟性知识。体悟性知识跟积累有关，但主要是心灵的感悟，陈超群称之为“灵魂思维”。体悟性知识无所谓进步与落后，也不存在“过时”的问题，具有“永恒”意义。有些古圣先贤对人性和社会的理解就非常深刻，水平和境界也很高。我们已经进入了“知识爆炸”现代文明时代，但没有几个人敢说，自己的境界比两千多年前的庄子高，没有几个人敢说自己对人生的领悟和对社会的洞察比孔子、苏格拉底深刻的，也没有几个人敢说自己真正读懂了《周易》、《道德经》等古代典籍。所以，今天阅读古圣先贤的经典不是倒退或复古，而恰恰相反，是往前走，是往上升华。从提高一个人人文素养的角度而言，学习和研读体悟性知识及其经典比积累性知识更加重要。
老子《道德经》有“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之说，受此启发，我们可以把学问分为两类，一是“为学之学”，每天学习都会有所进益，有所提高。例如，数理化，历史地理等等。二是“为道之学”，学习的目的主要不是增加知识，而是清空内心已有的东西（“日损”），包括知识、欲望、偏见、思想等等，以实现对“形上”之“道”的体悟和人生境界的提升。只要合理运用和协调，“为学之学”与“为道之学”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没有“为学之学”的基础，“为道之学”就是空中楼阁。没有“为道之学”的升华，“为学之学”只是知识积累的机器，甚至不如机器（如，电脑）。
一个人体悟性知识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则可以超越时代和区域，实现古今中外的“高层”“对话”。比如说，中国古人和西方没有联系，但柏拉图等级明确的“理想国”与孔子的宗法等级思想就有很多一致的地方，荀子和亚里士多德、老庄和海德格尔、庄子和马克思（特别是在人的异化理论方面），都可以在同一水平线上“直接对话”。
要实现和古圣先贤在同一高度上对话，就不能不认真研读相应的经典。“永恒主义”教育哲学创始人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1899-1977)认为，人类最好的、最精华的东西具有永恒意义，它们隐藏在古圣先贤的经典之中。现在一些大学开展“百本书读书计划”，很多是受永恒主义的启发。在现代通识教育中，一个人的人文素养至关重要，而要培养一个人的人文素养，认真研读古今中外的文化经典是不可缺少的，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在方法上，主要的不应该是死记硬背，咬文嚼字，而应该是“领悟”器精神，体悟其境界，如果不能学有所悟，即使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就学问的本质而言，还是停留在文化的表面。用彼得斯的话说，这样的人称得上“博学”，但还算不上是“受过教育的人”。
二．柏拉图：
作为政治思想家、哲学家的教育学家
作为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的柏拉图被大众熟知，然而，柏拉图同时也是一位非同小可的大教育家和教育思想家。他是西方教育史上三大奠基性的教育思想里程碑（柏拉图、卢梭和杜威）之一：柏拉图创办的雅典学园延续了900多年历史（公元前387年~公元529年），他培养出了像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年~前322年)这样的“高材生”，而亚里士多德又教出了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56年-前323年)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大政治家。
在古代，作为社会思想家几乎都有与其思想体系相对应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理想社会必定需要相应的理想人格去实现），如，儒家的理想社会大同世界和理想人格圣人、君子。而理想人格又必须通过相应的教育才能培养出来。另一方面，思想家都希望自己的思想能被更多人接受，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这同样需要通过教育的渠道，借助教育的力量而得以实现。所以，历史上那些大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往往同时也是教育家和教育学家。如洛克、康德等人都有自己颇为深刻的教育学著作。
▲图三：希腊雅典学院/图源：摄图·新视界
柏拉图的“理想国”由平民、卫国者和管理者构成，他们都必须接受相应的教育：
A. 平民。从事生产，必须接受基础教育。
B.卫国者\武士。对外打击侵略者，护卫城邦；对内维持共同体稳定；具有特定品质。比平民接受时间更长、程度更高的教育，以此增加平民所不具备的其他品质。
C.管理者。他们并非生来就具有管理国家的能力，而必须通过比武士更高层次的教育。他们需要学习一些具体的知识和技能，比如某些领域或行业的专业知识、演讲和辩论所需的修辞等，不同前面两类人的是：（一）他们与一般人一样学数学，但他们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算数等实用，而是培养逻辑思维，借助数学抽象思维去把握最高理念，用理念去构造世界。（二）接受哲学训练。能够通过哲学思维，对国家建设有一套完整理念的人，就是哲学家，哲学家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便成为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
陈超群认为，不管什么时代，“两个人”起着关键性作用，一是思想家或哲学家，另一个是政治家。一种思想如果不结合政治权力，终究只是一种思想，不能上升到代表国家意志的意识形态高度。而当权者如果没有明确的思想指导，没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只是一个简单的政客，算不上政治家。而两者一旦结合，就构成一个时代。这种结合就类似于柏拉图的“哲学王”。在大多数情况下，两者由两个人或两部分人组成，两者合而为一，即由一个人同时承担两种角色的（即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的“哲学王”）少之又少。
▲左图：亚历山大大帝；右图：汉武帝/图源：百度
举例说，战国时期，思想家商鞅与政治家秦孝公的结合，就形成了一个严刑峻法，武力至上的强权时代。汉初，黄老之学与文帝景帝的结合，就出现了一个与前朝完全不同“文景之治”。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与政治家汉武帝的结合，又开创了一个与“文景之治”很不相同的新时代，而且成为之后两千年中国社会治国方略和社会发展的“既定”模式。
权力与思想结合，从而影响甚至改变一个时代的精神秩序和现实秩序，进而开创一个新时代，决定一个社会的存在方式。在这个问题上，两千多年前的柏拉图就看得非常透彻了，所以他说，一个国家要治理得好，要么哲学家成为王，要么王成为哲学家。
三．从柏拉图的“公平正义”到“溢出阀”
“溢出阀”、“溢出效益”是陈超群提出的道德教育理念，认为国家在思想教育和价值导向方面，应该倡导一个人在满足自己基本需要的基础上，尽早把自己的注意力从主要关心自己的“小我”向关心他人、社会以至于人类的“大我”转移，使自己能够在更大的社会格局中实现自我。柏拉图认为，“全部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宇宙和谐，教育应该使人们相信“善良是有益的，从而是幸福的本源”。
在柏拉图看来，培养人才的目的不是使这些人自身得到最大的幸福和享受，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生活愉快，而是使整个社会都享受最大可能的幸福，这同时也是建立共和国的目的，“在这样建立起来的国家里有充分的机会发现公正”。
柏拉图特别强调道德及社会正义。而他说的“正义”，就是每个人守住自己的本分。他认为，“理想国”的理念是绝对的、神圣的，根据神圣的理念转化成现实的东西就是正义的，绝不能违背。在酬劳问题上，公平不是指平均分配，而是拿到自己应得的那一份。所以他依据理想国的理念，把社会分为三等级，也可以看成是不同的社会分工，并且有相应而明确的道德要求。譬如，管理者就不能有私念和私利，一切都是为国家服务。
当然，在当时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一个人“没有自己的私利”只是一种理想，一个方向，有利于一个社会的道德教化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但这样的高要求往往容易脱离基本的人性与人道，使道德“异化”，“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成为表里不一的伪善。所以，陈超群老师认为，任何道德都应该首先立足于个体的基本需要，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引导，这就是一个人的“溢出效应”问题。
马克思认为，任何生命的存在都有“为我”的倾向性，但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作为精神性的存在，在具有“为我”倾向的同时，又有“为人”“为社会”的“社会倾向性”，这就是陈超群老师对把马克思“社会的人”（积极关心社会、参与社会和奉献社会的人）的理解，与“人的社会”（人道的人性化的社会）相对应。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人的社会”和“社会的人”的普遍出现。
从“为我”到“为他”“为社会”的转化与拓展，是一个道德境界提高的过程，“为我”与“为他”之间没有非此即彼不可逾越的鸿沟，只是两方面所占的分量和程度不同而已，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极端自私自利”，有些人“不那么自私”，有些人秉持“知己知彼、将心比心”的原则，人我兼顾，也有人坚持“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的宗旨，公私兼顾。当然，也有人“处处为他人着想，一心胸怀天下”，或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自己和天下联系起来，实现从“小我”到“大我”的超越。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努力的方向。
微信编辑丨王悦
审核丨王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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