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海I号”到“长江口二号”：中国水下考古三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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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国已确认241处水下文化遗存，存在于文献中、默默躺在水下等待被发现的遗存则更多。从“南海I号”到“长江口二号”，走过三十五年的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必将给人们带来更多惊喜。
”复旦青年记者 朱浩星 主笔
复旦青年记者 谢萌欣 报道
复旦青年记者 段旭昶 编辑
魏峻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贴专家
全国第三期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学员
2022年9月6日下午， “长江口二号”沉船整体打捞迁移工程主作业船“大力号”驶离上海横沙码头，前往长江口二号古船遗址现场。接下来的两到三个月内，“大力号”将在沉船四周放下22根弧形梁组成一个巨大的半圆形沉箱，把重万余吨的古船和泥沙包裹起来、提升出水。这艘同治年间启航的货船，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跋涉，就要在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们呵护中前往新家。
▲长江口二号多波束声呐扫测合成图/图源：上海市文物局
为了这次打捞行动，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特意定制了“奋力号”驳船，船身中部有一开口月池，“大力号”提起沉箱后，将其嵌入“奋力号”的月池中，再驶离长江口。“长江口二号”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古船整体打捞迁移工程，从2015年通过声呐探测发现到2022年整体打捞出水，过去了七年时间；而凝聚了两代人心血的我国水下考古工作，要从三十五年前讲起——
1985年，英国人迈克尔·哈彻在南中国海海域发现“哥尔德马尔森”号沉船，打捞起船上部分瓷器和金锭；第二年，哈彻在阿姆斯特丹举行拍卖会，国家文物局闻讯派遣耿宝昌、冯先铭两位瓷器鉴定专家携三万美元前往荷兰，力争买下几件文物回家。考虑到船上装载的是中国货物，拍卖行给了二位专家一号牌；然而，每一件文物的起拍价都远超过三万美元，文物近在咫尺，他们却甚至没有得到一次举牌的机会。
这件事对二位专家刺激很大。冯先铭晚年写《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明清瓷器》时，对这场拍卖会还念念不忘。回国后，耿宝昌撰写报告 ，建议加强水下考古工作；国务院召集文物、司法及海事等各部门座谈，着手筹建中国水下考古队伍；1987年，国家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成立，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担任负责人，同年6月，张威、杨林受命前往荷兰参加北海沉船考古工作，这是我国考古专家第一次实地接触水下考古。两个月后，二人完成任务回国，就在这时，广州救捞局工作人员前来拜访张威并告诉他：广东阳江附近海域发现了一艘沉船。
此前，我国文物工作者在山东登州港、海南文昌县发现古代沉船，在西沙群岛发现沉船遗物，但由于专业人员、设备和资金的缺乏，对这些文物的简单清理工作还称不上水下考古。二十年后，“南海I号”即将被打捞出水时，张威接受媒体采访，得知南海沉船消息那一天，广州救捞局的来客告诉他：
“（1987年）8月，我们局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在阳江海域寻找一艘17世纪荷兰沉船时，意外发现了另一艘古沉船。当天，英方用一只1吨多重的钢铁抓斗在沉船上乱抓一把，然后举起。我们一看都惊呆了——里面竟有两百多件中国瓷器和金属器具，可惜瓷器全被抓碎了。兴奋不已的英国人仍想继续放抓斗打捞。见状，我们立即将情况上报国家文物局，英国人的打捞行为才被制止。”
这艘沉船当时被命名为“广东台山海域宋元沉船遗址”，不久之后，它将以“南海I号”的名字，作为中国水下考古的起点载入史册。
▲“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图源：《澎湃新闻》
198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合作举办第一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首批学员为栗建安、林果、崔勇、刘大强、彭全民、李珍、邱玉胜、刘本安、田丰、李滨、吴春明等十一人。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颁布施行。1989年冬天，“南海I号”勘探工作开始。调查结束后，张威等执笔的《南海沉船的发现与预备调查》报告中，大部分篇幅用于描述沉船海域位置、海况等信息，对“南海I号”的沉船性质的描述只有四十八个字：
“——进一步确定了南海I号沉船的性质；初步了解到遗址表面现存状况为一面积为1平方米、高约30厘米的凸起物，推测大部分船体可能已被泥沙掩埋。”
这是我们对它最初的了解。
彼时，在世界范围内对水下文物整体打捞并异地保护的先例很少，可查考的有瑞典军舰“瓦萨号”，瑞典考古工作者们将其打捞出水并安放在斯德哥尔摩的博物馆，但文物保护效果并不理想：船身中的硫元素被氧化为硫酸、船体产生结晶。此外，瓦萨号沉没地点距离港口只有1海里，打捞条件比在茫茫南海下的“南海I号”好太多。“南海I号”水下作业和打捞难度超出人们想象，要看到它出水，还需等待14年。
“南海I号”发现后，对其它水下遗迹的考古工作也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1991年，我国水下考古队员开始对辽宁绥中三道岗元代沉船遗址的调查发掘；1998年，西沙水下考古队在西沙群岛附近发现“华光礁I号”和“北礁I号”遗址。1999年到2007年，国家文物局又举办了三期全国水下考古专业人员培训班，陆续招收45名学员，还为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培训了一位水下考古工作者。培训班中多数学员后来成为我国水下考古领域的中坚力量，培训班也被誉为水下考古领域的“黄埔军校”。
然而，每期十来个学员名额分配到各个省只有两到三人，对于水下文物遗存丰富的省份来说显然不够。2005年，广东省筹建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并举办“广东首届水下考古技术培训班”，学员11人，刚刚从第三期水下考古培训班毕业的研究中心主任魏峻任队长，崔勇任教练。
▲魏峻在“南海I号”打捞现场/图源：魏峻
培训班主要内容有三项：基本技能培训、理论培训和实习。基本技能培训包括游泳、潜水、急救和设备维修，要求学员考取开放水域证书和船潜证书；理论培训包括水下考古发掘方法、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水下绘图、数字化信息采集等。实习安排在湛江市硇洲岛附近海域，以便寻找可能存在的乾隆时期沉船。
彼时我国还没有水下考古专用船只，学员们通常清晨出海，从船舷上跃入水中；傍晚乘渔船返回岛上，有时夜间返航，星光微弱，看不清对方的脸；但队员们朝夕相处，凭借声音就能分辨彼此——魏峻队长语速飞快，崔勇教练声音富有磁性，卜工所长口头禅是“who and who”。这一届培训班成员日后被称为“广东一期”，足迹遍布中国沿海和内水，从辽宁沿海的北洋水师沉舰到宁波象山海域的“小白礁I号”再到西沙大小水下考古项目，他们都参与其中；在广东沿海发现的“南海I号 ”和“南澳I号”的发掘和保护工作，都由他们挑起大梁。
▲“广东一期”学员黎飞艳拍摄的“南澳一号”沉船内瓷器/图源：《广州日报》
从1987年到2007，经过充分技术论证与准备之后，“南海I号”被打捞出水，安放在阳江市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一件件精美的文物从船舱中取出，送到实验室中分析、在展柜中陈列。八个世纪前的故事逐渐清晰——
这个故事发生在南宋孝宗淳熙十年的泉州。作为当时东亚最大的港口之一，泉州市舶司的岁入一度占到南宋全部财政收入百分之二。时令在冬春之际，只有在这个季节出洋，海上的季风才适合远航。
青白釉碗、盏和粉盒从福建德化运来，晋江磁灶窑的黑釉与绿釉瓷、龙泉窑的碗、东张窑的盏、景德镇的菊瓣碗，在几个月前也纷纷被运来。丝绸也被装进船舱，但数量如何、来自何处，我们无从得知了：它们被八个世纪的海水销蚀得不见踪迹，唯在沉船中检测到的蚕丝蛋白提示它们的存在。
官府原则上不允许贵金属和铜钱出海，但国内的铜钱在东南亚部分地区通用，为了交易方便，船员和商人们携带了大量铜钱。某位富商还带了金叶子放在自己的漆器盒当中。一片金叶子上落款“王帅教置 霸南街东”。霸南街是南宋首都临安府的街道，位置在今天的杭州西湖东岸羊坝头，极繁华时街道两侧金银店铺不下百家。
离码头不远是顺济宫。徽宗天子亲赐匾额，泉州市舶司官员春秋两季举行“祁风”、“祭海”仪式，祈祷航海平安、贸易繁荣。祈祷过后 “南海I号”商船载着超过16万件瓷器、金银铜锡、竹木漆器，在人们的期望与祝福中启航。船只一路向南，中途在广州停留并再度装货，航行到广东阳江附近海面时倾覆，沉没在南海二十四米深的水下，淤泥一层又一层覆盖其上，在八个世纪中加厚到两米，直到2007年被打捞上岸。
▲“南海一号”右侧中部船舱位置发现福建德化窑白瓷器和磁灶窑绿釉器/图源：新华社
“南海I号”是我国首个迁入到室内人工可控环境中进行发掘和保护的水下沉船遗址。在世界范围内，它也是水下文物保护的一个典范。有了“南海I号”的先例和技术储备，水下考古工作者们在上海长江口附近发现“长江口二号”沉船后，很快确定了整体打捞、易地保护的方案。
在打捞工作开始前，考古工作者们从“长江口二号”船舱中收集到四百余件瓷器，部分还原了船上生活场景。至于进一步的清理，有待在它的新家完成。2018年，杨浦江畔的上海船厂旧址，契诃夫的戏剧《海鸥》上演：在舞台上，妮娜历经生活的磨难，最终成为一名杰出的演员；而在今年年末，“长江口二号”经历一个多世纪的漫长跋涉以后，将安顿于这个新家；在水下考古工作者的帮助下，向大众展示其携带的一个个历史瞬间。
迄今为止，我国已确认241处水下文化遗存，存在于文献中、默默躺在水下等待被发现的遗存则更多——“南海I号”发现后不久，广东中山图书馆研究馆员谢辉搜集广东地方志材料，统计鸦片战争前广东沿海沉没的舟船，数字达到2000艘，在我国漫长的海岸线上，这个数字只会更多。这些古船从哪里启航，驶向何方？为什么而倾覆？在水下沉睡数世纪的遗存携带着那个时代的信息，在考古工作者手中再度起航。
微信编辑丨谢萌欣
审核丨甲干初 徐竞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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