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分享 | 推动开放大国的持续稳定增长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一、赶超型开放经济发展的两个环节
中国从开放伊始，就引入了一个外部冲击因素：可能是正向冲击，也可能是负向冲击。开放使中国进入全球化体系并分享全球化红利，以及开放促改革或倒逼改革，这些都是正向冲击，也是过去四十年中国创造增长奇迹的重要经验。但开放也会对稳定增长形成挑战，这是负向冲击。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开放出了问题（当然内因是主导，但至少，开放因素是一个导火索）。并且，当前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亦有很多学者从开放角度进行诠释。比如，被国际分工体系边缘化；或者国际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动荡（或危机）带来的负向冲击，使得原来貌似稳定但弹性不足的制度体系（对于突然的变化反应不及），出现“卡壳”甚至“死机”，进而导致原先的增长可能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开放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冲击，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是任何宏观经济管理（治理）者必须直面的现实。
开放带来了知识、技术、制度、管理等方面的先进事物（或“最佳实践”），为后发国家提供了赶超的机遇，使得后发国家可以更快地发展，最终实现趋同（即人均收入水平向发达经济体逼近）。不过，这只是赶超型开放经济逻辑链条的第一个环节。更进一步，后发赶超，难免产生扭曲，比如扭曲要素价格，选择重点发展产业，金融压抑，强制储蓄，轻消费重投资，保护关税，资本管制等等，一方面体现为政府强干预，另一方面体现为政府隐性担保与市场主体（如国有经济部门、公司化的地方政府、一些地方政府支持的私人部门等）的潜在道德风险。这些形形色色的扭曲造成风险的积累，从而影响经济稳定，有碍持续增长。这是赶超型开放经济逻辑链条的第二个环节。如何既要赶超，又能减少甚至避免扭曲，实现增长的可持续性，或者说同时把握好开放经济逻辑链条的两个环节，是对治国理政者的重大考验。
从《开放大国的持续稳定增长：中国的实证》一书的分析中，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如何在通过开放获得全球化红利的同时，也因不同程度的扭曲而积累着发展风险。这使得快速增长与持续增长之间形成微妙的紧张关系。在赶超的初期，一般强调的是“更快”，我们诸多的政策口号对此亦有体现。但由“更快”所带来的更加不稳定（事实上，由于2001年至2007年，中国加入WTO以来受益于所谓的大稳定，使得“更加不稳定”这一情况并未出现，但积累的风险在“三期叠加”所形成的经济新常态下逐步发酵和释放，实际上是在“还账”），警示我们更要关注增长的可持续性。美国持续100多年年均增长3%，才造就了世界第一。中国未来增长，可持续性问题将比增长速度问题更显重要。台阶式下降、增长的大起大落，带来的经济社会成本也是巨大的。因此，在赶超与扭曲、速度与可持续性之间要取得合理的平衡。
二、开放大国：从“无足轻重”到“举足轻重”
经济学意义上的大国，就是你的存在会影响到别人，而不再是被动地受别人影响。因此，你的一举一动会产生溢出效应。这就意味着溢出效应由原来的单向变成双向，即原来只是中国受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影响，现在变成外部世界也受到中国的影响。中国的经济体量以及国际影响力，使得中国由“无足轻重”变为“举足轻重”。“无足轻重”时没人管你；“举足轻重”时就难免引起外界各种反应甚至冲突了。
今天的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以购买力平价（PPP）衡量，2014年中国的GDP就世界第一了。而开放方面，自新世纪初加入WTO以来，无论经贸实力、开放水平还是全球制度性话语权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
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及其在国际经贸格局中的地位迅速上升。1）中国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2）进入经贸大国与投资大国行列。2009 年中国出口逆势上升，超越德国而位居全球首位，进口仅次于美国而位居全球第二，2013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超过美国而成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在贸易持续扩张的同时，国际投资合作也稳步增长，2014 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196 亿美元，居世界首位。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160 亿美元，仅次于美日而自2013 年以来位居全球第三。3）中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08 年至今中国超过美国而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2009年到2011年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以上；最近几年，贡献率也在三分之一左右。
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制度性话语权在不断增强。利用联合国、APEC这样的既有平台，以及G20、金砖国家峰会、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中非论坛等较新的平台，积极参与并持续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创新。在上述峰会中，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倡议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全球或者区域治理平台对于中国的意义正持续凸显。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人民币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特别提款权)。距离上一轮评估历时整整五年，IMF终于批准人民币进入SDR。IMF总裁拉加德在发布会上表示：“人民币进入SDR将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里程碑，这也是对于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年在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的认可。”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批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这标志着拖延已久但意义深远的IMF份额和治理改革有望向前推进。中国将成为IMF第三大成员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的份额都将跻身前十行列。IMF份额改革完成后，中国的份额将从目前的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目前的3．65％升至6．07％，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得到在这一国际组织中的更大话语权。这是IMF成立65年来最重要的治理改革方案，也是针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份额转移方案。欧洲国家将在IMF执行董事会让出两个席位，以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执行董事会的代表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重大事项均需获得85%以上的投票权才能通过。2009年11月该组织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上决定增加“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在“新借款安排”中的出资份额，即从原来的800亿美元提升至1000亿美元，这样四国在该组织中的投票权超过了15%，实际上拥有了对重大事项的集体否决权。
此外，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相继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对外开放新体制的构建迈出坚实的步伐。《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已公布，随之取消外资三法确立的逐案审批制管理体制，探索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大幅减少限制性措施；上海、天津、广东、福建等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基本建立了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负面清单全面改革已有明确“时间表”。2018年起，中国将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三、提升开放治理水平实现持续稳定增长
在开放条件下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依赖于开放治理水平的提升。
首先，开放竞争是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从最一般意义看（即抛开经济学视角），开放系统比封闭系统更安全。根据“熵定律”，开放系统将导致有序并产生新的活力，封闭系统会导致无序而走向死亡。封闭一般会形成暂时（这个“暂时”有时候也会较长，如中国古代的一些王朝）的稳定，一种静态的安全。但从动态角度，由于封闭导致制度僵化与社会惰性，最终会引致系统走向动荡甚至崩溃。开放就是要破除各种偏见和歧视、门槛与障碍，让各种观念相互碰撞，各类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在比较中发现落差（即差距），以落差促进要素流动，从而取长补短、求同存异和缩小差距，聚集正能量。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推动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演化的因素，不仅有对国际贸易和要素流动的被动反应，而且还有为更好地竞争市场份额和动员生产要素而对制度进行主动的调整。全球化已经导致了“制度（或体制）竞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再平衡、结构调整与改革成为全球发展的主旋律。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十九大对中国的改革发展作了全面部署，而美、欧、日也纷纷推出结构性改革计划与长期增长战略，改革竞争的序幕已然拉开。开放竞争是一个经济体摆脱制度惰性的重要动力，也是持续增长的重要前提。
其次，开放新挑战提出治理新要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全球贸易急剧萎缩，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国际经贸投资规则正在重塑之中，再加上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与结构调整，都预示着进入新阶段的中国经济开放面临着新挑战。（1）国际新规则约束下的新挑战。一方面，更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在酝酿形成之中，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协定（TTIP）”、“服务贸易协议（TiSA）”以及“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另一方面，国际货币体系新变化。2013年10月31日，美联储、欧洲央行、瑞士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和日本央行等全球六家宣布它们已达成长期性多边货币互换协议，一张以美联储为中心、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参与的排他性超级国际储备货币供求网络已经形成。如何在新规则约束下获取全球化红利，成为开放治理的新挑战。（2）全球价值链与金融周期影响下的国际政策协调。大国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与金融渠道来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崛起形成了国际政策溢出效应的新形式，因为对国际生产链的国内组成部分产生影响的政府政策也会对生产链的整体价值产生影响。供应链贸易为国内政策溢出效应提供了新的视角。金融渠道方面，刚刚兴起的金融周期理论指出，影响全球金融周期的主要因子是中心国家的货币政策，因此，这个中心大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就非常显著。就外围国家而言，要防止全球金融周期不利的外部溢出效应，就需要中心国家的政策自律，或对其货币政策进行监督、约束。大国溢出效应要求加强国际政策协调和敦促各国践行负责任的经济政策。（3）进一步经济金融开放的冲击。开放型经济新体系的构建，意味着更进一步的全方位开放。由此，也会带来更大的外部冲击。如何应对新开放冲击涉及到市场的发育程度，也涉及到监管治理水平。比如如何管理一个逐步国际化的货币（人民币的流出与回流以及由此对宏观稳定的冲击，就是一个重要方面）；汇率形成机制变化（如2015年8月11日的汇改）的冲击；资本走出去的风险以及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产能面临的障碍；亚投行的运营和治理；一带一路战略的地缘影响与应对措施等等。这些都是全方位开放带来的新挑战，也对开放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第三，进一步提高开放治理水平。提高开放治理水平，归根到底，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方面，关键是促进境内外要素的相对自由流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较为合理的要素价格。这实际上是“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资源在境内外的优化配置；也是拓展空内国际两个发展空间，争取更大程度上获得新的全球化红利。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方面，首先是要摆脱“好管”这样的惯性治理思维，而要立足于“管好”，这需要更高的政治智慧。其次应注重开放的顺序、开放的程度，特别是应对更大程度开放所需要的市场成熟度与宏观审慎监管。这既涉及到从更一般层面上，学习成熟经济体的经验，完善相关监管架构的问题，也涉及到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博弈和形成全球治理的制度性话语权的问题。此外，还要认真把握全球长周期与新常态，更好地了解全球经济金融的周期共振与加强国际政策协调。这些都是提高开放治理水平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善治”（good governance）政府的基本责任。
本文为《开放大国的持续稳定增长：中国的实证》一书的序言，后发表于《学习时报》2018年11月12日。个别处有微调。
《开放大国的持续稳定增长：中国的实证》
张晓晶 等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