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特辑 ｜ 皇皇史学巨著“剑桥三史”是怎么炼成的（附答读者问）
在全球史学界有一套书是无法被忽视的，它成书于一百年前，它的作者是全世界著名的史学家，它以“我们的方案要求所有的作者不能显露他所属的国家、宗教和党派”和“我们将力避不必要的议论或拥护某一立场”为基本原则。这套大书代表了西方史学界对世界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被世界各国历史学科及其他相关学科图书馆列为基本藏书，某种程度上它也具有了工具书的性质，也因此使它与牛津辞书一道成为英国出版界与学界的骄傲。它就是“剑桥三史”。
“剑桥三史”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名著，代表了西方史学研究的趋势和水平，在西方史学界乃至世界史学界享有极高的学术地位。“剑桥三史”有三部，分别为《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与《剑桥近代史》，新编中译本均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缘起：“剑桥三史”的历史
1896年3月11日,剑桥大学法律史教授麦特兰德 (F.W.Maitland，1850—1906)、古典学教授杰克逊 (H.Jackson，1839—1921) 向剑桥大学出版社董事会提议编写剑桥史书并得到董事们的认可｡但起初的建议者和董事会成员都希望编写一部范围更为广泛的著作,如 《世界史》或《通史》｡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阿克敦勋爵 (Lord Acton，1834—1902) 受邀主持编写工作后,说服董事会把范围缩小至近现代史,因为那不仅是他熟悉的领域,而且是他认为史料最为充分､成书条件更为成熟的选题｡
他邀请英语世界的学术带头人参与编写，为整个工作制订了必须严格遵循的基本原则，即19世纪史学客观主义或实证主义原则的著名表述：“我们的方案要求所有的作者不能显露他所属的国家、宗教和党派”，“我们将力避发挥不必要的议论或拥护某一立场。这种客观中立的治史原则虽然在历史写作实践中难以彻底贯彻（人毕竟是倾向于主观的动物），但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所有撰稿人的认同与遵守，并深刻影响到后来展开的剑桥古代史和中世纪史的编纂，成就了剑桥史的盛名。
但阿克敦本人并未看到《剑桥近现代史》(1902—1912年) 的出版,他在该书第一卷问世之前便不幸辞世，继续主持剑桥史编写工作是同代的另一位客观主义的大史家伯里 (J.B.Bury)｡他先是主编了《剑桥近现代史》的姊妹篇《剑桥中世纪史》(1911—1936年出版)，又与库克 (S.A.Cook)､阿德考克 (F.E.Adcock) 等教授合主编了12卷本的《剑桥古代史》(1924—1939年，另有5卷图表)｡
蜕变：西方史学的发展推动“剑桥三史”的新编
大约20世纪中叶前后，随着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剑桥三史”的内容渐显陈旧，甚至有人戏称为“鸡肋”｡此后旧版虽多次有略加修改的重印本，仍不能满足时代要求，因此剑桥大学出版社决定先后启动“剑桥三史”的重新编写工作｡
《新编》撰写体例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剑桥大学史学编纂体例的传统是兼顾主题和时段两大要素。旧版各卷也兼顾了两大要素，只是政治性主题被强化，各卷大都依照特定的政治主题编排。显然是一部典型传统的政治史和军事史，显示了那个时代的史学特征。《新编》编排的方式以时段要素为主，诸分卷依时序相衔接; 同时各卷试图紧扣住该时段最具典型特征的历史画面，重视政治，也不忽略经济、社会、 文化与艺术等方面。而且，关注下层社会的历史，关注非精英团体的历史，打破了旧版以英雄人物为焦点的传统。
改善编纂组织方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潮盛行，以致引发世界大战，这给旧版《剑桥中世纪史》 留下深深的伤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剑桥大学出版社特别委员会决定罢免所有参与《剑桥中世纪史》撰写的 “敌对国家”的学者，并以 “自己人”取而代之。据此，所有来自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甚至俄国的作者皆遭排斥出局，而这些作者本是当时相关领域的一流学者; 取而代之的学者往往相形见绌。结果旧版《剑桥中世纪史》迟迟不能成书，质量也大打折扣，皆为后人所诟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于民族主义及其引发的灾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推动了《新编》 编纂的国际合作精神。作为一部英语学术著作，《新编剑桥中世纪史》 的非英语撰稿人在各卷中均占有一定的比例，最低占24%，最高则达到 46%。此外，《新编》展现了更为公允的学术立场。旧版《剑桥中世纪史》的所有主编均有剑桥大学的背景，而且一人通常兼管数卷，权限过大，交接无序，无可避免地影响了作品质量。《新编》的最高编委会由8名国际学者构成，各卷的主编向编委会负责，从而有利于编纂组织工作公允有效地推进。
史料翔实，并力求史料与分析并重。剑桥史学一向以扎实敦厚的研究风格著称于史学界，《新编》承继了这一传统，而且原始资料的来源范围更加宽泛。不仅包括各种传统的档案与法典，个人信件、税单、 货单、徽章、忏悔书、墓志铭、印章、社团手册和工艺品等都纳入涉猎范畴。近几十年最新考古成果的贡献也相当醒目。应该说，《新编》 比旧版的史料基础更为坚实和广阔。各卷末所列参考及进一步阅读书目，占该卷总篇幅的15%以上，是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重视原始资料，另一方面重视吸纳和展示当代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浏览参考书目可掂出成果之厚重，也感受到明显的时代气息。《新编》另一个明显的新特征是，加强了历史解释和评论的力度。它保留了兰克学派实证主义的方法，同时在相当程度上摒弃了述而不论、怀疑论及不可知论，后者曾被调侃为“外交”型历史学家的风格。秉持述论并重的原则，而且不失时机地介绍其他相同的和不同的观点，无疑使史学思辨更富有张力。
1961年，新版《剑桥古代史》编写工作启动，1970年先期完成的个别卷次印发，全部14卷19分册至2005年全部出齐。新版《剑桥古代史》在书名上是新版“剑桥三史”中唯一没有冠以“新编”（New）字样的巨著，但它同样“新”意满满。
199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首推《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二卷，自此中世纪史各卷相继出版，到2005年，共7卷8分册《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全部问世。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酝酿新编事宜到全部出齐，《新编剑桥中世纪史》也经历了大约20年。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由1957年开始陆续出版，至1979年全部面世，论述了自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共400多年的世界历史。
琢玉：“剑桥三史”的引进翻译惠泽国人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自1987年第一本在中国面世以来，经过众多专家、学者翻译、编校，陆续出版时间长达30余年。2019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将这套丛书再版。
多卷本 《剑桥古代史》（14卷19册）和《新编剑桥中世纪史》（7卷 8册），由于篇幅巨大，内容涉及史前史、古埃及史、古代近东史、古希腊史、古罗马史、基督教文明史、伊斯兰教文明史等丰富的历史与多种文字，其中包括大量古代文字，如埃及象形文字、西亚楔形文字、古希腊文、拉丁文等，翻译难度极大，此前一直未能和《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一期组织翻译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世界史学界的一大憾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古代史和世界中世纪史学科取得长足进步，在高校与科研院所中形成了一批受过良好的专业和外语训练的研究队伍，翻译 《剑桥古代史》 与 《新编剑桥中世纪史》 的条件逐渐成熟。由于历史学是其他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翻译出版两部巨著，不仅会改变中译本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一只孤雁” 的状态，把体现世界史学高水平的 “剑桥三史” 全部介绍到国内，而且对推动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特别是世界古代史和中世纪史学科的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着力提升中国世界史体系及世界通史研究水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迄今为止，《剑桥古代史》 和 《新编剑桥中世纪史》 尚无英文之外的译本，中译本的完成和出版，将是这两套重要历史学著作的第一个译本，对于提高我国世界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以及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都有重要意义。
克难：学术分量的增强加大了翻译的难度
这种学术性极强的鸿篇巨制，翻译难度相当高，非置身其中是难以体会的。主持各分册翻译的学人皆是世界古代史领域的专家，不仅熟谙英文，许多人还熟悉诸如象形文、楔形文、古希腊文、拉丁文等专业所需的死语言。但吃透原文并能将它们转化为准确流畅的中文仍然是一件艰苦备尝的工作。此套书中有太多的复杂语境和历史文化背景，太多的艰涩人名和地名，太多的只有在实物和现场才易理解的分析与说明，这一切要求译者具有广泛深入的背景知识与语言能力。整个翻译过程都是译者不断学习、切磋、商议与不断纠错的过程。
以中外译名对照表为例，仅仅推敲5万多个译名的正确音译便消耗了译者集体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为了一个词的正确译法，教授们往往吵得不可开交，争得面红耳赤。有时某个卷册的译者遇到一句一词的障碍，几天都难以通过，当时的痛苦与煎熬宛如分娩的难产。迄今整个翻译工程已经持续了很久，如这部皇皇巨著编写时遇到的情况一样，总体上仍看不到竣工的尽头。鉴于此，我们只能依循原版编写者的做法，完成一本并认为大体成熟了一本，便先出一本。
杨绛先生曾云: 翻译就像是抓虱子, 再小心也不免有落网之虫。那就请大家与我们一起来抓虱子吧!
成器：“剑桥三史”之权威，无人出其右
“剑桥三史”问世以来，在国际历史学领域一直是同类著作的翘楚，就其权威性、科学性、前沿性、综合性和学术影响而言，至今无出其右者。抚弄这三部鸿篇巨制，不禁感慨作者的高瞻与博识，译者的真诚与执着。
这三部巨著内容非常丰富，论述翔实。说其内容丰富，决不是传统史学内容单纯的重复和扩展，而是由于它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跨学科的研究，反映了历史研究已经不再仅仅注意政治、军事等传统领域，而是深入到经济、思想、文化、心理、社会、家庭、人口、道德伦理、科学技术等诸多领域，20世纪 50年代以来的这种研究已被学者所认同，并努力地实践，成为当代史学主要潮流之一。
“剑桥三史”以丰富的内容，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方法的多样，给人们以不同的启迪。虽然不能解决众多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它给我们有益的启示，鼓舞有志者进一步去探索。
1、“关于出版时间”
为保证“剑桥三史”的出版进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组织专业编辑成立“剑桥办公室”，统筹《剑桥中国史》和“剑桥三史”的出版事宜。截止目前，《剑桥古代史》14卷19册已出版5卷6分册，《新编剑桥中世纪史》7卷8分册已出版1卷，《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已出版11卷。计划2021年之前《剑桥古代史》再出版5卷，《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再出版2卷，《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再出版1卷，据此《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中译本全部出齐。
2、“关于定价”
首先这三套皇皇巨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参考了同类著作的定价，为了跟读者交朋友，为学界谋福利，我们把千字的价格定到了0.22元左右，这个价格比市场大多数学术书的价格都要低，甚至比五年前的同类作品都要低。
其次我们在整个项目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译者队伍之强大前所未有。译者绝大部分是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教师，个别人是文化事业单位的专业人员。他们大多职称是教授或研究员、副教授或副研究员，很少数是讲师，绝大多数人具有博士学位，并在国外有过或长或短的求学或访学的经历。
跟英文原版相比更是低了很多，以《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六卷为例，英文原版的平装定价为69.99美元（约495元），精装定价为309美元（约2187元），而中译本的精装版定价为298元。
所以，它真的物有所值。
3、“关于《剑桥中国宋代史》”
备受期待的《剑桥中国史》也在积极推进之中，在今年会出版两本新书：《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和《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上》，配合这两本新书的出版，我们也会对《剑桥中国史》旧版进行改版换装，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