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村治研究的三大共识
2002年发表《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一文，我们达成了村治研究的三大共识，即“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这三大共识是华中村治学者多年研究所形成的基本共识，一直指导着华中村治学者的研究实践。
“田野的灵感”强调华中村治研究中的经验优先原则。当前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巨大变革时期，经验现象十分丰富，从经验中来，到经验中去，以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作为出发点和归属，在理解经验与实践中形成对经验与实践的解释，是华中村治研究的显著特征。
“野性的思维”强调华中村治研究中理论与方法的多元性。只要有利于增加对经验与实践的理解，任何理论与方法都是好理论和好方法。正是在用各种理论与方法来理解和解释经验与实践的过程中会形成各种提炼与概括，会形成基于中国经验与实践的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野性的思维”的另外一层含义是，不拘一格，大胆假设，不怕出错，敢于探索。
“直白的文风”强调华中村治研究要能容纳多学科、经验性与原创研究的特点。经验研究看起来没有进入门槛，真正深入进去却需要长期积累和学术功力。“直白的文风”反对雕刻文字，闭门造车，注重想事说事，注重研究向大众开放，注重多学科研究对话。开门搞研究而不是关门自我循环，是华中村治学者的一个基本准则。
中国是一个大国，有5000年文明，14亿人口，陆地国土面积就有960万平方千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GDP已是世界第一。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时期，农村人口迅速城市化。中国正由一个传统国家变成一个现代甚至后现代的国家。如何理解巨变中的中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历史，在这个理解与解释的过程中形成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并转而指导实践和改造实践，就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的伟大使命。
立足中国经验和实践的中国社会科学一定是伟大的，是具有中国主体性的，是饱含中国民族性和地域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扩大我们观察和理解实践的视野，而不是屏蔽我们的视野。脱离中国实践的语境，套用没有经过中国实践注解和浸泡的西方理论，往往不仅不能改善我们的视野，反而可能屏蔽我们的视野。只有真正进入经验与实践，我们的理论才有还原经验与实践的能力，才能改善我们观察和理解经验与实践的视野，真正理解实践和改造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是在理解和解释伟大的中国经验与实践中产生的，是服务于中国实践并以中国实践来检验的。这样一种从经验中来―形成理论提炼与概括―又回到经验中去的社会科学研究循环，就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大循环。只有在这样的大循环中，中国社会科学才能选择正确的研究方向，研究也才能获得丰富的中国经验与实践的滋养，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循环过程中产生的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才具有生命力。有了从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的大循环，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就必然会有从理论出发―到经验中去―再回到理论的以学术对话为特点的小循环，这样一种小循环是服务于和服从于中国社会科学大循环的。
要在从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与实践的大循环中建立起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就必须要有真正做中国经验研究的学者。这些学者要有充分的经验训练，要在长期经验调查中形成对经验的总体把握能力，要有“经验质感”，不仅要能从经验中提炼出理论命题，而且要有将理论还原到经验中的能力。
获得经验质感的不二法门是进行饱和经验训练，不断地到经验中浸泡，这样才能具有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具有将经验碎片整合起来的能力，从而真正形成想事的能力。饱和经验训练尤其要防止对经验的“一触即跳”，即仅在经验中产生了微弱问题意识就脱离经验去做精致“研究”。只有通过饱和经验训练，才能利用各种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经验，才能将经验研究中提出的问题进行理论化的概括，才能为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添砖加瓦。
十数年来，华中村治研究所追求的，就是在饱和经验训练基础上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事业。这个事业从理解和解释经验与实践开始，又回归经验与实践，中间留下的理论提炼与概括正是建设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所需要的砖瓦。
最近十数年来，我所组织的研究团队按人次算，每年驻村调研时间都超过4000个工作日，平均下来，我们研究团队每天都有超过10人在全国各地农村调研。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团队同仁都经历了饱和的经验训练。
从时间上看，我们在取消农业税前的20世纪末期开始农村调研，到现在国家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2000年，我国城市化率只有36%，现在已近60%，几乎所有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都进城了；从地域上看，我们不仅在南方中国、北方中国和长江流域调查，而且近年密集地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西部贫困地区调查，发现了南北中国、东西中国和中国腹地的巨大区域差异；从研究主题上看，我们从基层政治研究开始，由此进入对乡村治理社会基础的研究，再延展到对几乎所有乡村主题的研究，比如家庭制度、农业发展、宗教信仰、土地制度、乡村教育、医疗保障，等等；近年来我们的研究也跟着农民工进城，开始了城市社区、街头治理、信访制度、地方治理等方面的研究。
我们希望在调查和研究中，能真正做到从经验中来，到经验中去，从经验中得灵感，依靠经验形成“想事”的能力，并在此过程中形成若干理论提炼与概括。
十数年来，我们研究团队在饱和调研基础上形成了大量理论概括，这些理论又作为视角融入到政策问题的讨论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政策产生了影响，比如对农业、土地、信访、乡村治理、城市化等方面的政策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影响。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团队坚持下去，再坚持十年、数十年，就一定可以形成理解中国经验的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学科一家之言。我们希望中国社会科学有百十家这样的一家之言，我们呼吁各种一家之言良性竞争，相互启发，相互补充，共同发展，最终成长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适应的高水平的中国社会科学来。
我们计划在未来七八年时间将我们团队的最新研究纳入《华中村治研究丛书》出版。希望丛书能增加读者对华中村治研究的了解。
是为序。
贺雪峰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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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村治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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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册介绍“浑沌”之治：
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逻辑（1980—2015）
冯川 著
ISBN：978-7-5203-9803-9
2022年4月
定价：99.00元
内容简介
科层制和技术治理之所以产生很多问题，是因其规范化的治理方式无法把握和对接复杂的一线治理现场，而国家治理方式现代化的关键标志就是规范化。
本书综合中国农村基层治理的多个侧面，借用《庄子》寓言中“浑沌”的概念，以理解规范化背后的深层含义，并揭示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困境的形成之因。“浑沌”意味着其内部不存在区隔和边界，是一种没有被割裂的整全状态。“浑沌”预示着只能以其内部无边界的状态而存在，否则就将瓦解和死亡。
作者简介
冯川，日本东京大学地域文化研究专业博士，现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兼日本村落研究学会会员、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城乡基层治理。近年来在中日比较的视野下开展广泛的田野调查，在《社会科学》《中国农村观察》《比较教育研究》《公共管理学报》和『アジア地域文化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并在“今日头条”“观察者网”等多家媒体平台开设基层治理评论专栏。
“找回”城市与“袪魅”的居民自治
张雪霖 著
ISBN：978-7-5203-8585-5
2021年7月
定价：88.00元
内容简介
本书基于多个城市的田野调查，以居民自治与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实践的悖论为问题意识，在“中央—地方—民众”三层政治互动关系框架下，重新认识中国独特的社区治理性质、逻辑与机制。研究主张破除对西方国家—社会二元理论范式的迷思，对社区居民自治进行祛魅化理解，并将社区治理视为嵌入城市系统的“神经末梢”，而非“脱嵌”于城市治理的“孤岛”。在对社区“人”“事”“组织”三要素做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城市社区秩序的生产原理，以及城市治理的体制与机制，为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提供有益参考。
作者简介
张雪霖，本硕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后获得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兼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在全国十余省（自治区、直辖市）三十多个县（市）做过调研，累积达七百余天，擅长跨学科交叉研究。近五年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教学与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新闻界》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撰写报刊媒体评论与咨询报告十余篇，多篇被各级政府采用，并获得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
村庄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杜姣 著
ISBN：978-7-5203-8584-8
2021年6月
定价：79.00元
内容简介
基于对当前中西部地区普遍推行的村级治理行政化改革举措的反思，本书着力回答中西部地区以村庄治理体制建设为核心内容的村庄治理现代化实现路径问题。依据城乡互动特征，立足全国十余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二十余个村庄的调查资料，本书将中国的城乡关系划分为并立型、吸附型和融合型三种类型，中西部地区主要表现为并立型城乡关系。
本书认为村级治理高度嵌入特定的城乡关系形态并受特定的城乡关系所形塑。不同的城乡关系形态决定了村庄治理目标、政府与村庄关系、村庄事务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并进一步决定了处于不同城乡关系形态下的村庄治理体制建设走向的差异，处于并立型城乡关系形态下的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村庄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应该是回归自治。
作者简介
杜姣，管理学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兼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社会学与中国乡村治理。近年来，在全国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二十余个村庄开展驻村调查，累计驻村调研时间五百余天，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作为骨干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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