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打动邓颖超芳心的一封特殊情书│读史
邓颖超一看信封上那挺拔的笔迹，便知是周恩来从法国巴黎寄来的。她打开信封，只见明信片上，芳草如茵，鲜花盛开，春光明媚。3个披散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女郎正迎风奔跑。明信片背后，是熟悉的周恩来的笔迹：“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聪明、机警、热情、活泼的邓颖超，看了明信片，不觉呆住了。一股甜蜜的热烈的情感猛地攫住了她，震撼了她的心灵。
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于1919年天津学生五四爱国运动期间，于1925年在广州结为革命伴侣。至今，这两位革命者之间完美姻缘为世人传颂。
1919年10月10日，天津各校学生和各界群众四五万人齐集南开大操场举行共和8周年的纪念会。会后游行，邓颖超、张若茗等觉悟社女社员带领女学生和童子军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手持“中华万岁”“热心爱国”等各色小旗高喊着口号。刚刚走上街头，几百名保安队、警察挥舞着枪托野蛮地冲向女学生。面对军警的拦阻和殴击，邓颖超一面高喊“警察也要爱国”“禁止打爱国学生”等口号，一面勇猛地向外冲。面对暴力，大家没有屈服，在周恩来等的带领下冲向警察厅。
这时，大家推周恩来、李毅韬等4人为代表，进警察厅提出质问。外号“杨梆子”的直隶省警察厅长杨以德拒绝接见，而是派了代表丁振芝会见学生代表。一见面，愤怒的周恩来就质问：“为什么禁止群众国庆游行？为什么纵容军警打伤学生？”蛮横的丁振芝根本听不进这些，他一拍桌子，吼道：“你们向法庭起诉去吧！”说罢拂袖而去。
10月13日，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宣布罢课4天，《停课宣言》是周恩来起草的。从17日起，又继续罢课两天。在这20多天内，觉悟社的社员几乎全力投入这场群众斗争。
11月16日，日本暴徒又制造了枪杀中国居民的福州惨案，举国震动。天津学生1000多人随即游行讲演，散发传单，声援福建学生。随着斗争的深入，形势也越来越险恶。周恩来认为觉悟社的活动必须采取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形式。
12月10日，由男女学生合组的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号召抵制日货。15日，周恩来作为新学联的执行科长，到天津总商会讨论抵制日货的具体措施。20日，在南开操场召开有10多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当场焚烧在街市检查所得的10多卡车日货。广场上烈焰飞腾，火光冲天，堆积如山的日货顿时付之一炬。会后又举行浩浩荡荡的示威游行。
12月27日，天津各界群众几万人，又在南开操场举行第二次国民大会，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高呼“救亡！爱国！牺牲！猛进！”等口号。
这些规模巨大的集会游行，事先都由周恩来、马骏、邓颖超等觉悟社社员和南开学校、直隶女师的进步教师马千里、时子周等共同商议，并广泛争取了商界、教育界、工务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
这时，直隶省警察厅悍然查封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各界联合会等，并张贴布告：“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各界联合会、国民大会，均未经呈请令准有案，即属违犯法令。”“举凡非法及未经立案各团体，一律解散取消。如有私行集会、结社、屋外集合或粘贴图画以及言语形容有扰害煽动之作用者，一律依法究惩，决不姑息！”随后，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也被查封。
周恩来、邓颖超等学生运动领导人不能公开活动了。他们转入租界，在同学家里借了一间小屋办公，坚持斗争。小屋受到暗探注意，他们又转到一所教会女中的地下室工作。
觉悟社的会员们当时相约：在爱国运动期间，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结婚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周恩来大力宣传独身主义，并发表相关论文。
周恩来是觉悟社负责人之一，邓颖超则是骨干成员，在开展政治活动时彼此常常相见，两人免不了有些往来。当时，男女交往还要“授受不亲”。因此，周恩来找邓颖超谈话的次数并不多，偶尔谈谈，时间也不长。
1920年1月23日，天津学生联合会调查员在魁发成洋货庄检查日货时，竟遭到闯入店铺的3个日本浪人的毒打，激起社会公愤。当各界代表向省公署请愿时，当局非但不惩办店主和日本浪人，反而殴打学生，逮捕代表马骏、马千里、时子周等20人。随后又查封天津学联和各界联合会会所。
1月29日，3000多男女学生，由周恩来、郭隆真领导，从东马路出发，直奔省长公署。群众推举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茗为代表，要求面见省长曹锐。邓颖超也要求前往，周恩来果断地说：“万一我们被捕，外面总需有人接应，继续斗争！”于是，这位年仅16岁的小妹妹就这么留了下来。
省公署大门紧闭，大批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不准代表进去。周恩来不顾军警阻挠，和郭隆真、于方舟、张若茗一起强行进入省公署。他们一进去就挨了毒打，20多人被逮捕了。
周恩来等被捕后，他们同原先被捕的代表一起，先被关押在警察厅的营务处。彼此不能见面，不能交谈。反动当局采取拖延的办法，既不转交法庭公开“讯问”，又不释放，一直拖了两个多月。4月2日，周恩来和难友们经过秘密联络，发动了绝食斗争。他们分别向警察厅宣告：被拘70多天，没有受到正式审判，这是违背民国约法和新刑律的规定的。因此，他们通告警厅，限警察厅在3日内举行公审，否则就全体绝食。当天，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马千里等开始绝食。
周恩来等人绝食的消息通过狱中同情学生的看守很快被透露出来，邓颖超为他们的斗争精神所感动，同时也为他们虚弱的身体而担心。5日，邓颖超集合24个觉悟社社员和支持者，背着铺盖赶往警察厅，要求替代正在绝食的被捕的24人入狱。由于被捕的人中有学生、教员、商人，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反动当局不能不有所顾忌。7日，警察厅被迫将被捕代表移送地方检察厅。
送到检察厅后，被捕代表的生活条件得到一些改善。经过斗争，除女代表两人外，大家可以同住一处，自由往来，并且能够阅读书报。他们共同议定，每天早晨做体操，每晚举行全体会议，并推举周恩来、马千里、于兰渚3人主办读书团，带领大家研究社会问题，组织起“狱中大学”。又议决每星期一、三、五开演讲会，介绍各种新思潮。
6月8日，觉悟社社友李愚如到狱中探望周恩来，并向他告别，她即将去欧洲勤工俭学，探求真理。周恩来在给她的长诗中写道，我为你高兴，去“磨练你的才干，保你的天真烂漫。他日归来，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在这首自由体长诗中，周恩来提到去“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的确，周恩来在狱中已经在考虑将来到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去探寻中国的道路。
经过监狱内外的斗争，7月6日，检察官对周恩来等提起公诉。7月17日下午，开庭审理。法庭上挤满旁听的人群。邓颖超和学联代表都坐在旁听席上。地方审判厅外，也站满等候消息声援被捕代表的男女学生和各界人士。经过周恩来等的据理力争，当局只好释放被拘禁的代表。
不料出狱前，周恩来和马骏已被校长张伯苓开除了南开大学学籍。这一做法，引起了校内外普遍义愤。与周恩来、马骏同狱的马千里，时任南开大学庶务主任，尽管是张伯苓的妹夫，对此亦深感遗憾和不平，遂毅然辞职。张伯苓竭力挽留，并两次派人送月薪上门，马千里坚拒不纳。
事实上，尽管周恩来曾注册入南开大学，但是他几乎没有在南开大学上过课，而是开始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生涯，对于南开大学的除名，他倒也平静。在狱中，他即萌发了出国的念头，南开不能读，赴欧留学岂不更好。何况，目前，无论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或是觉悟社，仍有许多事需要他去做，觉悟社则是重点。
出狱后，周恩来主持了觉悟社在8月初召开的一次年会。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并且指出：团体虽多，但思想复杂，必须加以改造，才能真正团结起来，为这个目标而奋斗。他把这一切概括为“改造”和“联合”4个字。
8月16日，觉悟社邀请少年中国学会等4个进步的青年组织在北京城南的陶然亭公园举行集会，商讨救国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联合斗争的问题。与会代表环亭而坐，品茗畅叙。大家推举从南洋宣传救国回来不久的刘清扬主持座谈会。开始，即由邓颖超报告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年来的活动，使与会者颇感兴趣。接着，周恩来阐述了觉悟社最近提出的“联合起来，共同行动”的建议，他说：“我们青年不只要联合起来，而且要到群众中去，开展工农运动，这对青年运动的最终成败，起着关键作用。”
继之，邓中夏介绍了少年中国学会的情况。最后，在众人瞩望下，最早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布尔什维主义介绍到中国的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作了发言。两天后，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等5个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大学通讯图书馆召开联络筹备会，决定成立一个名为“改造联合”的组织，并由这些团体共同发表《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宣布要联合各地主张革新的团体，分工合作，来实行社会改造。
入狱期间，周恩来虽然被校长张伯苓开除了南开大学学籍，但校董严修十分器重他，仍然全力推荐他出洋留学，并同替周恩来辩护的大律师刘崇佑各资助500元，供他做赴欧的费用。为了补贴旅欧期间的生活费用，周恩来还与天津《益世报》商定，做该报的旅欧记者，为报纸撰写通讯。准备工作做好后，1920年10月8日，周恩来与南开同学李福景同到华法教育会办理了赴法证明。10月中旬，他们离开天津，到上海候船赴法。
看到觉悟社的大哥大姐们去异国他乡寻求救国救民的金钥匙了，邓颖超不由得怅然若失。她是多么向往和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等一道去法国勤工俭学啊！只是她家境清贫，根本筹措不到旅费，她用羡慕的眼神和遗憾的心情告别周恩来、郭隆真等人，祝他们旅途平安，一路顺风。
告别时，邓颖超想到欧洲天气寒冷，怕周恩来不适应，特地赶织了一件毛衣送他，在毛衣领侧内绣了一行小字：“给你温暖——小超。”摸着软茸茸的毛衣，周恩来分明感到了同志间纯洁真挚的友谊。他安慰邓颖超说：“小超，别灰心，你年龄还小，以后还有学习机会。我到欧洲后，一定给你写信……”刚强的邓颖超点了点头……
12月中旬，“波尔多斯”号到达法国南部的马赛港。登岸时，留法华法教育会学生部干事迎接了他们，并帮他们换乘火车。
周恩来原本打算只在法国作短暂停留，他要转赴英国伦敦，准备在英国求学，并考察英国社会生活。因为生了一场小病，他就在巴黎住了半个来月。
1921年1月5日，周恩来乘船渡过英吉利海峡到了英国首都伦敦。周恩来之所以选择在英国伦敦就学，是有其设想的。他在给表兄陈式周的一封信中曾说：留学的目的“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而英国是最古老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正如周恩来在给他的堂伯父周贻鼎信中所说：“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唯此地是赖。”“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
周恩来和一般旅欧勤工俭学的同学情况稍有不同。他没有做过工，主要靠稿费生活，从而腾出时间和精力来考察欧洲各国的社会综合情况，考察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周恩来到法国后，严修按期给他寄钱。由于周恩来的地址经常变动，严修就将钱交给李福景的父亲李琴湘，由他寄给李福景转给周恩来。周恩来还挤出时间多次给在天津达仁女子学校教书的邓颖超写信，托负责这所学校行政的马千里转交邓颖超。然而，马千里粗心大意，把周恩来的书信扔在抽屉里，没有及时转交给邓颖超，害得周恩来一直没收到回音，心里十分着急，托一位好友找到马千里问起此事，马千里才说：“可能在这里吧。”到抽屉里一翻，找出10多封没有启封的信。后来，周恩来与邓颖超便直接通信往来。信中更多的是讨论新思想、政治动向，看不到多少春花秋月、离愁别恨。
1920年12月27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张申府和刘清扬一起到达法国。行前，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张申府负责在旅法华人中发展组织。当周恩来了解到国内筹建共产党和张申府受托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后，立即提出加入组织的要求。1921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
选定了主义和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周恩来的心情格外喜悦。他在给天津觉悟社朋友的信中兴奋地写道：“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共产主义）也就够了。”“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
后来，周恩来以“伍”署名给邓颖超写了一封题为《德法问题与革命》的信。在信中，他说：“资本主义一天不打倒，他的最后保证在帝国主义的混战永不会消灭。欧乱正方兴未艾，所可希望的只是俄国。”信中引用了卢森堡的一句名言“我们若无军队便不能革命”，试图说明“这是独到之语”。这时的周恩来已认识到：中国要想革命胜利，就必须搞武装斗争。
在旅欧期间，周恩来同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友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1923年春的一天，邓颖超正在和刚从上海来到天津的觉悟社社员谌小岑、李峙山夫妇商量建立一个研究妇女问题的组织，忽然门外响起一声清脆的童音，原来是马千里6岁的女儿马翠官蹦蹦跳跳进来了，小手中扬起一封信：“邓阿姨，您的信，门房叔叔刚刚收到，说是外国寄来的，让我赶快送给您。”
邓颖超一看信封上那挺拔的笔迹，便知是周恩来从法国巴黎寄来的。她打开信封，只见明信片上，芳草如茵，鲜花盛开，春光明媚。3个披散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女郎正迎风奔跑。明信片背后，是熟悉的周恩来的笔迹：“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
聪明、机警、热情、活泼的邓颖超，看了明信片，不觉呆住了。一股甜蜜的热烈的情感猛地攫住了她，震撼了她的心灵。李峙山和谌小岑走了。整洁的小房里，邓颖超默默地看着那张不同寻常的明信片，沉浸在她和周恩来相识4年的回忆中……
归于平静后，邓颖超还有些疑虑。她知道周恩来一向标榜自己抱独身主义，如今怎么变了呢？她又知道他身边有一位共同参加过五四运动的姑娘，她一直以为他俩会好起来。现在，恩来又为什么对她那样表示呢？
邓颖超回信了。信中首先征求他对她和李峙山、谌小岑要建立一个进步的妇女组织的意见。信的最后才说，明信片已收到，含蓄地问他：你不是一向抱独身主义的吗？现在有什么新的想法？
周恩来的回信很快来了，非常赞同他们组织一个进步的妇女团体；笔锋一转，回答了她的疑问，倾诉了他对她的热烈深沉的感情。他对她说，他到欧洲后，认识到革命和恋爱并非对立，“独身主义”的主张已经改变。马克思和燕妮，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都是理想的革命伴侣。在法国，他的好朋友蔡和森和向警予、李富春和蔡畅都恋爱结婚了。朋友们也希望他能选择一个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他坦率说到，身边是有一位比较接近的朋友，他觉得她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而他已决定一生献给革命，唯有勇敢坚强的小超才能和他终身共患难，同奋斗！希望尽早得到她的明确答复。
邓颖超被周恩来的情深意长的来信深深打动了。她对他长期纯洁的友谊陡然升华为美妙热烈的爱情。恩来确是她理想的终身伴侣。
邓颖超写信给周恩来，给了肯定的答复：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
这年5月，邓颖超在《女星》旬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样写道：“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的渐馥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此外，更需两性间觅得共同的‘学’与‘业’来维系着有移动性的爱情，以期永久。这种真纯善美的恋爱，是人生之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将来，是有良好影响的。”这些话，可以说是她和周恩来真纯善美恋爱的写照。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这是他们当年的结婚照。
1924年7月下旬，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周恩来告别生活了将近4年的欧洲大陆，踏上了归途。此时，邓颖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他们虽然在书信往来中间已经定情，但周恩来归国后近一年，却不曾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
1925年1月，高君宇在上海参加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受周恩来之托，在返回北京的途中，特地在天津下车，到邓颖超任教的学校去看望她，并带给了她一封信，高君宇的这一次看望，对于他们的结合，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高君字被邓颖超称之为她与周恩来之间的“红娘”。
8月初，周恩来与邓颖超要在广州结婚。邓颖超乘火车到达广州那天，周恩来因公务缠身，实在不能去接，就将接新娘的“任务”交给了秘书陈赓。周恩来进了一张相片给陈赓，陈一看相片，乐了：“我的周大主任，您这是从哪个博物馆里掏出来的？”周恩来说：“这还是我去法国留学以前她送我的。这，就要看你的眼力了。”“我的眼力，您放心！”陈赓说着走了。
陈赓来到火车站，瞪圆了眼珠子。注视着从车站走出来的每一个女郎，可是，下车的旅客都走空了，还是没见到他的“准师娘”。此时，周恩来住处已是宾客满堂，大家都眼巴巴地等着看新娘于。陈赓日来一见这局面，知道自己把新娘接丢了，大家不会放过他，于是来了个以攻为守。
他一进门就嚷道：“没接来，让我把新娘接丢了！不过，这不能怪我，你们大家都看看！’他举着那张旧相片，转着圈儿让大家瞧，“让我拿着几年前的相片去接人——应该怪周主任自己……”。陈赓正在“嫁祸于人”，门口忽然走进一位笑眯眯的姑娘，陈赓和她打了个照面，马上愣住了，正是相片上的那位。
原来，邓颖超在火车站没有看到想念已久的周恩来，只好照着通讯地址，径直找到他的住处，周恩来迎上去，拉着邓颖超来到陈赓面前笑着说：“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常在信中提到的陈赓，今天我有了急事，请他去接你，谁想到他居然把我的新娘接丢了，还有理瞎嚷！”大家哄地围上去：“罚他！周主任，狠狠地罚他！”众人七手八脚地将陈赓按倒在地给邓颖超磕头。闹过之后陈赓负疚地说：“我认罚，就罚我给周主任操办婚礼吧。”
就这样，1925年的8月8日，找上门去的邓颖超成了周恩来的新娘，他们结成了一对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革命伴侣。不论是战争环境，还是和平年代，因工作需要，经常使周恩来与邓颖超分离，但他们却无论何时，都心心相印，相互夫怀，相互思念。
1940年，邓颖超与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村合影。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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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雪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