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背影｜田余庆先生逝世周年祭

2016-02-19 韩树峰 中国好书

2010年，田余庆先生在北大燕园。（罗新提供/图）

文｜韩树峰

转瞬间，田余庆先生离世已经一年了，2014年12月19日，我与孟彦弘、侯旭东兄拜见老人的情景犹在眼前。当时田先生精神很好，谈兴颇浓，与我们聊过往、说当下、论学术、言人生，话题广泛而有趣。我们和田先生聊了两个来小时，告别时，老人似乎意犹未尽，送至门口，又逐一询问了我们目前各自的研究领域。六天以后，田先生溘然长逝，这次告别也就成了永别。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和田先生无拘无束地聊天，是我毕业几年以后的事，读研究生期间，我对他是避之唯恐不及的1990年秋我到北大读书，最先见到的，是祝总斌先生。面试时，祝先生就给我留下了仁恕温谨、亲切和蔼的印象，以后跟他读《通鉴》，这种感受更加深切。首次见到田先生，是在开学一段时间以后。那时，他正在撰写关于孙吴建国的文章，便召集研究生开设了《三国志·吴书》读书班，在祝先生的建议下，我也参加了这个读书活动。和祝先生截然相反，田先生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严峻肃穆、目光逼人，可谓不怒自威。读书班上，田先生很少说话，更多的时候是倾听每位同学对史料的阅读和理解，他只在紧要处发问或加以点拨。我选读的是哪个列传已经全然忘记了，只记得发言时，田先生并不插话，只是浓眉深锁、目光犀利地盯着我。我入学时，历史学方面的素养可以说是一张白纸，更不要提对原典的理解了，这种上课方式无形中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他的逼视下，我无论如何也无法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由紧张而恐慌终至恐惧，最初还算通顺的表达，逐渐变得磕磕巴巴终至语无伦次。我几近崩溃，完全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结束发言的，更无从了解田先生是如何看待我及这次发言的，但这次经历的确使我更加畏惧田先生，而这种感觉是我作为学生十六年来从未有过的。

这年冬天，田先生突发心脏病，以后虽然稳定下来，但身体仍然不是很好，从此以后，除了1991年召集学生读《东晋门阀政治》外，他再没开设过其它课程，我与他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3年。那年我硕士毕业，准备继续读博，但对是否报考田先生的博士生，我是相当犹豫的。这一方面是知道自己学术底子不好，而田先生又素以学术要求严格著称，我是否达到了他的要求，不得而知；另一方面也许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即使田先生招收了我，对自己能否有勇气与他相处三年并顺利完成学业，我是相当缺乏自信的。仍然是在祝先生的鼓励下，我最终决定报考他的博士生。我通过电话忐忑不安地告诉了田先生考博一事，他没有叫我当面向他介绍自己的情况，只要求提交一篇文章，我紧绷的神经得以松弛下来。以后，我跟他读书三年，其间与他的接触自然较过去为多，但每次见他，仍不免紧张。我想，读书期间，我可能是与他单独见面最少的学生之一。

毕业后的最初几年，很想多拜访田先生几次，但最终没有做到，更多的时候是在电话中询问、了解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记得什么时间，我鼓足勇气，单独拜访了田先生一次。就是这次拜访，让我改变了过去对他的印象。他看上去依旧肃穆威严，但聊天时，他不再沉默不言，他会主动询问我的工作与学习

状况，也会询问我的家庭生活状况，甚至会聊一些他过往的经历，老人的慈祥、温和尽显无遗，如有的纪念文章所说，“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但与多数老人不同，他依然思路清晰、反应敏捷，而言语中透露出的特有睿智也依旧不减当年。我感觉，和这样一位温和、睿智的老人聊天，不仅不是负担，反而是一种享受，自此以后，我和几位朋友不定期地拜访他，就成了常例。2014年8月22日，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中古史青年学者会议，田先生计划次日晚上与青年学者座谈。那时我在山东老家，听到消息后匆忙回京，因为理智告诉我，以田先生九十岁的高龄，今后出席学术会议的机会不会太多，我接触他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少。座谈中，我向他请教了关于《论轮台诏》方面的几个问题，与初次请教学术问题不同，这次我已经全然没有了紧张感，只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和他多聊一会。这是田先生最后一次出席学术会议，也是我最后一次向他请教学术问题。此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关于巫蛊之祸的文章，对他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只是再也没有机会向他汇报和请教了。

跟田先生读书

跟田先生读书，学术上的收获自不待言，不过，感受最深的，是他因人而异的教育方式。我读博士是没有多少自信的，而他对此前的学生也曾有过较为严厉的批评，我曾不止一次地设想，遇到类似的情况我该如何自处？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读书期间，田先生对我多有鼓励，正言厉色的批评却几

乎不曾有过。记得读博不久，他对我说，你不能总觉得自己不行，这样下去会影响你的信心，事实上你没有你自己想象得那样差，你必须发现自己的长处。有一次，我交了一篇作业，田先生在文后批道：此文可以考虑发表。我知道，他是不太提倡学生急于发表文章的，所以，不是我的文章写得有多优秀，而是他鼓励我的另外一种方式。由此想到考博之时，田先生不约我面谈，是否也考虑到我心理压力过大这一因素了呢？鼓励不等于没有约束。我毕业离校时，他建议我一年发表文章最好不要超过三万字，这显然又是一种委婉的约束。现在回想，我从事学术研究的信心，来自于田先生的鼓励；没有过分追求学术成果的数量，得益于他的约束。不是他这种因时而异、收放结合的教育方式我能否继续坚持学术研究，即使坚持，在学术道路上会走多远，会走向何方，都是很大的疑问。

有朋友曾问我田先生是如何指导我读书的，我多以“说不清楚”作答，朋友说我“数典忘祖”。朋友当然是开玩笑，我的回答却是认真的，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向田先生请教学业方面的问题，他似乎更喜欢用比喻，很少直接做说教式的回答。比如，我问他如何查找正史以外的资料，他说，中药铺的郎中从各种药匣中抓药，一拿就准。问他如何算是一篇合适的博士论文选题，他说，找油田，仅找到一口井不是油田，甚至有几口井也未必是油田，必须数口井在同一个区域，才是油田。问他如何将文章写好、写深刻，他说，在大街上寻找线索，未必能破案，即使能破，也不证明警察有能力，必须深入曲折幽暗的胡同、小巷，找到不易为常人察觉的各种蛛丝马迹，组成有效的证据链，挖出幕后的真相，警察才算高明。这些并非直接的回答，既堪回味，又予人以深刻的印象，使我对从事史学研究必须具备的一些基本素养有了深刻的认识。

田先生治史，讲求读书得间，论从史出。但何谓“读书得间”，仅凭空洞的说教，学生恐怕是难以领会其中真意的。田先生通过《三国志·吴书》读书班，展示了不少读书得间的具体范例。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例子是《张温传》的如下记载：“（张温见孙权）罢出，张昭执其手曰：‘老夫托意，君宜明之。’”读至此处，田先生见我们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问道，张昭托付给张温的，到底是什么呢？大家不禁面面相觑。当时我自然不敢发问，几年以后，我问他是否知道了问题的答案，他说，他一直在思考，但仍不得其要。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使我明白，做学术研究，答案固然重要，但答案毕竟从问题而来，所以问题更重要。发现的问题，或者受制于史料，或者受制于个人认识问题的角度，也许永远不会有答案，但问题意识越多，读史收获就越大，以前没有答案的问题与其他问题结合起来思考，也许可以找到其间一以贯之的线索，从而得到较为深刻的解答。没有问题或者放弃没有答案的问题，也许就意味着我们错过了与历史问题交流的诸多机会。可以说，这些年来，田先生所问的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学术研究。

但是，与读书班不同，撰写博士论文期间，田先生很少在具体问题方面给出意见，更多是凭借他深厚的学术素养以及敏锐的历史感觉，从宏观方向上加以把握和引导。他和我讨论论文选题，提醒我是否可以考虑在前面那篇作业的基础上发展。那是一篇很短的文章，我没有想过可以做博士论文，田先生对论文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几种可能性，我如梦初醒，茅塞顿开。但就每一个方向再继续追问时，他沉默了一下，看着我说道，在这些方面，你应该是专家，如果我都能回答，就不用你写了。他继续提醒我，在你研究的领域，你应该做到比别人看得更高、更远、更深。当时我对这样的说法不以为然，总觉得作为导师，他应该说得更具体一些。以后自己做研究时间长了，也带了研究生，才真正认识到宏观方向的把握是多么重要，多么不易。而具体问题一方面导师确实未必比学生了解更多，另一方面，导师的面面俱到必定会制约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这种能力的缺失又将制约其从事古代史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所能达到的高度。

对具体问题的处理不越俎代庖，意在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但田先生并非不关注我博士论文涉及的具体问题。1995年暑假我在老家，忽然接到他的电话，我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原来是他看到一条史料，怀疑可能与我的论文有关，所以特别提醒我留意。至于手写论文中出现的错别字，田先生也不会放过，但不是一一修改，而是仍然以他独特的方式加以提醒。比如我将“学”“尚”的部首相混，他做了一个很长的批注，指出两者在古书中有繁、简之别，并标出前者的繁体写法，又举某名人为中关村小学题名将两者相混为例加以说明。他确实无须将错别字一一修改，因为这一个生动的例子足以使我当时包括以后，对论文细节的处理不再无心、不再散漫。

田先生素以文笔简洁、精炼著称，我想这与他的天赋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他精益求精的结果。我读博伊始，觉得自己很难写出十万字篇幅的论文，田先生告诉我，不必十万字，三万字即可毕业。我知道，田先生很少开玩笑，他说话的表情也是严肃认真的，当时我挺高兴。没想到，田先生又加了一句，这三万字一定是你十万字改出来的。他的回答有点黑色幽默的性质，但暗示给我一个道理：好文章与篇幅没有关系，相反，真正的优秀文章，一定是作者思想、观点的极度浓缩，而这又是反复修改的结果。他曾跟我说过，他较早的文章也拖沓冗长、晦涩难懂，后来一位读者来信问，为什么别人的文章深入浅出，你的文章却浅入深出？他说这对他触动很大，以后写文章，便尽量将长句拆成短句，尽量写得通晓易懂。最后一版《东晋门阀政治》的出版，我和彦弘兄做了一些校对的琐事。在我校对的后半部分，发现田先生在第五版的基础上又做了诸多修改，其中既有史料的增删，也有字句的订正。田先生在这方面的言传身教逐渐使我领悟到，优秀的学术作品不仅表现在内容方面，同样也表现在结构和文字上。

导师带学生，方法自然各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纯粹的说教永远没有现身说法有效，这是我跟田先生读书最深切的感受。他很少说一些空洞的大道理，而是结合自身的治学感悟和治学经历启发学生，让他们自己去领悟、去理解，他讲读书得间，是现身说法，他讲文章的修改，同样是现身说法。《孙吴建国的道路》撰写期间，田先生在读书班上为我们讲解了这篇文章的构思、布局、史料和观点剖析得细致精微、深刻独到。后来我问他，这样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别人知道后撰文怎么办？他说，别人能写出来挺好的，我不写就是了。其实，他完全可以讲一篇已刊文章，但当老师多年以后，我理解了他的做法。旧文章固然可以讲，但远没有正在思考的文章感受深切，这既包括对史料的解读，也包括面对疑难问题的困惑。我想，在他看来，只有现身说法，讲出自己的这些深切感受，学生对学术研究才可能有较为深刻的领会和理解，领会了，理解了，就可以转化为学生的学术养分，至于别人是否就此撰文，也许对他来说，真的不是特别重要了。

毕业以后，我在高校任教。他暗示的问题，我依然存在，他提出的希望，我更是没有达到。这时常让我感到惭愧，但是，没有他形象生动、现身说法的教诲，也许我永远不会对教师这个职业产生更多的尊敬，也永远不会对学术抱有一颗敬畏之心。

田先生的研究是一幅工笔画

佛经有言：“我于彼前，皆现其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句话用在田先生身上是恰如其分的，他希望任何一位学生学有所成，所以他谆谆教诲，所以他现身说法。他对后学期望如此之高，如此之深，是有原因的。田先生能心无旁骛地投入学术研究，已经到了晚年，谈起过去因政治原因而丧失的大好年华，他总是相当沉痛，他希望学术在继承的基础上，能有巨大的突破，他把这一希望寄托在了下一代学者身上。他不止一次地说过，现在没有政治运动了，从事学术的环境好了，你们这一代应该出几个陈寅恪，也会出几个陈寅恪的。在各种文章及发言中，他不止一次地提及陈寅恪和唐长孺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巨大贡献，高度评价前者的拓荒之功，称赞后者接续前者，竖立了一个新路标。在不久前北大举行的“田余庆先生逝世周年追思座谈会”上，吴宗国先生将田先生和陈寅恪先生进行了比较。他认为，陈寅恪先生有宏观理论，但对细节缺少关注，理论经常落不到实处，在这方面田先生做得更为优秀。

宋人韩拙曾言及写意画和工笔画的区别：“用笔有简易而意全者，有巧密而精细者。”如果说陈寅恪先生的政治史研究是一幅写意画，以粗放、简练的笔墨，勾勒出了研究对象的形神，那么，田先生的研究则是一幅工笔画，以细腻、严谨的笔墨，还原了研究对象的形神。两者的不同，是学术所处的不同时代决定的。陈寅恪先生处于学术拓荒的时代，探讨较长时段内的历史发展规律，远比挖掘细节更为迫切，他也有完成这个任务的素养和能力，所以，他构建了魏晋隋唐历史演变的宏大理论框架，但是，因为缺少细节，他的理论框架是略显粗糙的。唐长孺先生同样重视宏观理论的探讨，但已经不再是粗线条的描述，而是转向以具体的史料阐释理论，他的理论因此呈现出精致化的特点。到田先生这里，他将研究目光集中于他所擅长的政治史领域，细细咀嚼在许多人看来几近题无剩义的史料，从细节出发，去探讨较短时段内的历史发展规律。就研究视野的开阔性和研究领域的广泛性而言，田先生较陈、唐两位先生是略逊一筹的，但是，由于更注重细节，更擅长从细节出发去追寻历史发展的线索，所以他的结论更不容易动摇，他的理论也更为细致、更为精微，他的政治史研究继陈寅恪先生之后，确实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优秀的历史学家之所以优秀，之所以在学术上获得突破性的进展，是因为他们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找到了适合那个时代，也适合自己的研究方法。在这方面，田先生无疑是成功的，他的成功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无论有多优秀，他的研究总是有破绽可寻的，田先生也不例外。最近有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对《论轮台诏》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田先生应该是愿意看到这种交流和对话的，因为《东晋门阀政治》在一版再版的过程中，就吸收了不少学界的建议和意见。对学术观点提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当然有意义，不过，在我看来，这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学术作品的生命力不在于观点是否正确，而在于是否具有启发性，毕竟学术观点主要是供人思考的，而不是供人记忆的。除此而外，是否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也同样影响着学术作品的生命力。胡宝国先生评价《东晋门阀政治》说：“他的结论也许不被人接受，但其启迪之功却是无法抹煞的。”和《东晋门阀政治》一样，《论轮台诏》以及田先生的其他作品同样有启迪之功，这不仅指他的学术观点，也包括了他的方法论。在这两方面，田先生同样为后来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田先生经常被冠以“著名历史学家”的称号，在他去世后，也出现了“国宝级大家”这样的尊称。说实在的，我不觉得类似的称号能代表田先生为师、治学的特点和风格。这些称号虚无缥缈，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内容，特别是“著名历史学家”，似乎已经变得烂俗，其中名不副实者为数不少，沽名钓誉者更是所在多有。我觉得，“严谨、睿智的历史学家”也许更适合他。“严谨”代表了他的态度，“睿智”代表了他的禀赋。作为一位学者，他是严谨、睿智的；作为一位导师，他同样是严谨、睿智的。睿智是无法模仿的，但严谨却可以效法。在一个浮躁功利、物欲横流的时代，心灵的净土正日益流失，我们被迫放弃的原则已经太多，能够挽回的却相当之少，可以把控的，也许只剩下了严谨的态度，这也是为师、治学最应该坚守，也最可能坚守住的最后一道底线。

田先生晚年有张照片，照片中的他正携杖离去，留给人们的是一张背影。据说他特别喜欢这张照片，我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因。但是，照片中即将远去的背影确实给人遐想：他似乎要带走什么，又好像要留下什么。他要带走的，不得而知；他要留下的，也许就是他一生中十分看重的严谨态度和淡定人生吧。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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