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芹：中国新的需求侧和供给侧在哪里？

小欧说

国内宏观经济正面临着较大的下行压力，新的发展机遇到底在哪里？在中欧1998级校友、晨兴资本创始合伙人刘芹看来，在供给侧，中国依然面临着一些“弯道超车”的机会，需重视新科技的运用；在需求侧，中国要摆脱对欧美市场的依赖，通过减税和发展新兴市场等拉动经济发展。

刘芹

中欧MBA1998级校友

中欧创业营五期导师、晨兴资本创始合伙人

一个多月前我去美国，感触挺深的。这是我第一次到美国的签证时间只比我的行程多了10天左右，可能和我做VC有关。以前很欢迎我们的，现在进关签证都变得复杂了。大家都在说特朗普减税以后美国经济一片光明，我专门去问了当地人，很多工作以前都是给移民的，现在给美国人了，就业市场增长了很多。

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本质上是强势政府，把税收优惠给外资，土地很便宜，劳动力很便宜，环保标准也很低，其实全世界投资回报最高的地方是中国，在中国的Beta收益最高（Beta，贝塔收益是指由大盘上涨带来的收益），等于我们持续为美国经济减税了二三十年，用这么便宜的劳动力和这么强势的政府干预，拼命压低成本，才给了美国非常好的低成本、低物价的环境。中国的供给侧就是为美国的需求侧不停服务。

但美国人现在改变想法了。特朗普减税，肯定短期效果非常好，也促使很多外资回流。

我今天谈的关键问题不是中美，是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经济也好，实体经济也好，本质上是供给侧改革。但是我认为中国需要找到新的需求侧，这个新的需求侧要摆脱对欧美的依赖。我自己的观点，中国新的需求侧的形成，需要有两方面的变化。

第一方面，中国需要减税。只有从各方面减税才能激活中国本土市场。如果这一块起不来，中国这么大量的生产制造会被美国人用各种方法堵住，这是很大的问题。

中国现在的内需，如果光是靠“放水”、房地产、政府花钱投资，是不可持续的。什么时候中国的宏观政策真的让老百姓有能力花钱了，中国的需求侧就转过来了，供给侧也就转过来了。

我自己最近去了几个二线城市，看到了一些做的挺好的公司，中国人“买买买”的能力还是很强的。过去二三十年总体上还是创造了全世界新的中产阶层的兴起，中国内需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宏观上，国家应该调整政策，不仅仅是刺激基建和房地产，应该实实在在地激活零售市场和消费需求，这是真正解决当下问题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变成全球最大的进口市场，我们才有能力反过来让欧洲人和美国人对我们产生依赖，这样打贸易战就不怕了。

第二方面，要发展脱钩于欧美的广大的新兴市场。不光是小米，包括YY，快手，都在走向新兴市场。“一带一路”有困难和挑战，但是思路是对的，中国一定要找到新的需求侧。

我是1999年入行的，我们整个互联网创新经济大部分都是“打内战”，本土公司确实有非常多的有利条件，我们有汉语，印度官方语言是英语，所以印度没有本土的BAT，直接就是谷歌、facebook、亚马逊，这些强势文化对你的同化速度是非常快的。

由于中国独特的语言文化，中国公司对本土用户需求的把握和理解不是跨国公司靠产品翻译就能解决的，这里面深层次是文化问题，我们的价值观、文化、消费心理是有独特性壁垒的。

但是反过来，BAT公司虽然在中国很强，但海外拓展就不怎么好。阿里现在搞了一个ETP基金，也在想怎么利用资本把中国的电子商务赋能输出到全球市场，这是非常好的思路。

小米这家公司为什么比互联网公司牛？因为它是最容易在全球取得快速突破的，手机是一个没有文化特质的标准化产品，这样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创新的结合会让中国的实体经济产生新一代的跨国公司。

我们第一代跨国公司都是国企，资源型的，能源、电力，超大央企。八九十年代出来一批像华为、海尔、联想这样的科技型公司，我觉得小米这样公司的出现是想输出一种品牌价值，从这点上来说小米这次IPO做了很多理念上的传递，让全世界不分种族、不分年龄、不分教育水平都可以享受科技带来的变化。

全世界只有少数经济体有能力支持风险投资，R&D创新的投入门槛太高了，除非你有一个巨大的母市场摊销这么高的投入，否则很难支撑持续性的网络效应，吸引资金、吸引人才、用巨大的消费市场摊销这个成本。

具备这样条件的，全世界只有美国和中国，欧洲基本上变成了美国的后花园和母市场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拉丁语系，文化相同。美国人做一个东西很快就能推到欧洲，文化价值观相近，欧洲很难出特别大的创新，因为美国人太强大。

但是中国有独特的文化，我们有非常勤劳的人民，也有非常多的人才，中国的企业家绝对不输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家。这种规模效应再加上中国的独特性，生产制造规模效应，中国如果能够充分发挥人才优势、资源优势、创新优势、规模效应，我们能够拥有全世界最好的成本结构，并把这种优势输出到全世界的市场。

以前我们只做生产，是微笑曲线的最低端，小米或者以小米为代表的下一代公司能够进入到微笑曲线的高端，输出品牌，输出全世界最好的成本结构、产业链的完整性、最好的工艺、最好的创新。

我对中国经济下一步还是抱有很大希望的，我觉得下一代的企业家一定要成为有品牌输出能力的跨国公司。美国人对我们有很多警惕，只会促使我们更快速地去寻找新的需求，改变我们的供给结构，抢占新的机会。

我是一个百分百中国出生、受中国教育的人，也没有出过国，也没有在海外工作过，是百分百中国基因成长起来的投资人。但是晨兴资本服务于全美最好的大学基金，中东、美国、欧洲、亚洲人的钱都在我们这里管，但我们就是很难拿到中国人的钱。我们投了这么多优秀的公司，大部分都是在美国退出的。

中国资本市场有一个非常大的机会也是挑战，就是价格发现，我觉得中国二级市场对于创新经济的价值发现能力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不缺钱，我们缺的是市场化的能够对创新经济有价值发现能力的成熟的机制，能够接受不盈利的公司上市。

如果中国的监管方能够像1988年价格闯关一样去改革和探索，我们这样的风险投资基金就可以“两头在内”，而不是像现在，资金来源是外国的，退出是在境外。

从投资方向的角度看，现在的挑战是BAT越来越强大了，这些超大公司在行业里的支配性地位变得很强大，小公司要冒出来的机会越来越难。

过去十几年，投资回报的Beta最高的，除了房地产就是新经济，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所有的Beta回报都在下降，太多钱追逐很多没有差异化的项目，造成大家的投资回报都在下降。

所以未来只能进一步挖掘有创新深度的“黑科技”，或者是复合型创新、结构性创新，简单创新已经很难赚到钱。只有真正有科技含量的东西才能带来新的差异化壁垒，不会造成你做了一件事，很多人就马上跟进。你必须找到一个方法，做一件别人不容易做的事，因为未来会越来越强调差异化和壁垒。

除了黑科技，复合型的模式创新也很重要，小米就是有全球化基因、有非常强的稀缺性的复合式创新、范式创新，不是像以前插一个点就能开花。

此外有一些新的产业，中国每次都有弯道超车的机会。比如中国在医疗服务、制药这方面做得非常不好，60后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代受益人，慢慢会进入医疗服务的目标人群，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有一天也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医疗服务市场。这又赶上一个巨大的机会，基因和大数据的结合，整体上会重构非常多的行业格局。

类似的现象也会出现在汽车产业，发动机产业和机械制造产业过去几十年到一百年壁垒已经非常高了，但是随着电动化技术的出现，一夜之间让汽车产业积累的巨大的壁垒似乎变得小了很多，智能化、AI化、无人化以及汽车产业未来的服务化，使这个产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依然存在利用新的科技手段对很多传统产业进行产业链重构、价值重构以及弯道超车的机遇。

消费升级也好，黑科技硬科技也好，复合型多纬度的模式创新也好，传统产业嫁接新科技之后的产业链重塑以及弯道超车也好，其实中国新经济的机会还是非常多的，但是确实，Beta正在下降。中国现在急需摆脱“easy money（赚快钱）”的那种做法，我们需要更多专业人才，把中国下一步新经济的动力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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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秦朔朋友圈致敬改革开放40年沙龙第二场“金融与投资——走过从前，面向未来”上刘芹先生的演讲整理而成。

来源 | 秦朔朋友圈

文中图片来自unsplash，图片授权基于CC0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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