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远：趋势的力量 | 洞察力

“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惰性，我们的挑战来自我们自己。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挑战，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新的机会。”“中国对外投资，是这个经济体量和经济发展阶段必定要走的一条路。”……近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会计学教授丁远接受了《经济观察报》的专访，就中欧的发展动因和当前的宏观趋势做了深度解读。以下为访谈全文。

丁远办公室的书橱，摆满了有关财务、资本、法律、公司案例的各种中英文版本的书。不过，有一本《孔子与苏格拉底》引人注目，在那一排书橱中，它看上去最厚，而且类型特别。

孔子是中国圣人，苏格拉底是古希腊哲人，他们分别代表了东西方哲学的起源。他们的思维方式不同，然而在很多问题上，有着共通的地方。

一定意义上，丁远所在的办公区，代表了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握手”，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物理空间。

丁远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兼教务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中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共同创办的商学院。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以下简称“中欧”）成立仅25年，但已经追赶上很多百年名校，进入全球商学院第一梯队，2019年英国《金融时报》MBA排名全球第五。

对于这个超乎寻常的成长速度，无论是学院内部人士，还是外界的看法，大都会将一大部分权重，归因为时代的力量。

中欧的腾飞有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推动，有中国人热衷于教育所形成的人才底蕴的支撑，也有中国经济几十年持续狂飙突进，形成了一大批全球重量级的企业的助力。

当一个机构的命运，与时代趋势紧密捆绑时，这家机构无疑会对这个时代，拥有超乎寻常的敏感性。

丁远无疑处在这个机构的最前端，这给了他超乎常人的大局观，也有助于他对这个时代拥有独特的洞见。

加入中欧前，丁远是欧洲最著名商学院之一——巴黎高等商学院（HEC）的终身教授。他自2003年起兼职到中欧授课，到2006年正式从HEC辞职加入中欧，随后历任教授、系主任，不断接受新的挑战。4年前，丁远开始担任副院长兼教务长，全面负责中欧的学术发展规划。

他是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

他说，“去全球化的这个事情，想是可以想，做是根本做不到”，英国脱欧的结果，将给反全球化者一个活生生的“教训”。

他认为中国应该肩负起更大的责任。“我们应该正面地去看待外部的批评”，因为“你做的事情确实对全球有影响”，而且“你希望被大家当作一个大哥来看的话，你就要负起责任来”。

他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趋势无法阻挡。他说，中国对外投资，是这个经济体量和经济发展阶段必定要走的一条路。

作为这个学院的重要决策者之一，丁远更多扮演的是一个组织管理的角色，这无疑会承担更多的责任，意味着众人需要在学院管理委员会判断的方向下，一起去冒险。

在一个舒适区，大家不会有动力去改变，但面对未来的趋势，占据有利位置，就必须做出调整，这就是学院领导层与丁远的任务。

历史上，中欧展现出了一个清晰的进化路线：从将国外先进的管理知识最高效地拿进来，进化到开始做对于中国商业案例的开发、内部人才培养和知识的研发，以及现在正在做的：实现把中国企业“带出去”的目标。

完成这些转变是痛苦的。“人会有惰性，就是我在内部推动刚才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丁远说，不过现在好很多。

比如说，如同他鼓励的，中欧的教授要深入一线，参与企业顾问或者进入企业的董事会。“上课讲的是你自己写的案例，是你自己的故事，你就是那个演员，这个上课的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丁远说。

他自己也是如此。丁远经常为许多跨国企业和中国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他也是几家公司的独立董事；他曾经创办的“丁远指数中性基金”，成为中国大陆地区金融会计学术界对冲基金的先驱。

类似的经历，对于学员而言，会更有说服力，这也形成了中欧教授的特点。这个机构对于教授参与企业管理“通通鼓励”，仅有的要求就是：不能“到外面去上课”。

这样的要求对于很多人是有挑战的，教授除了有非常强的学术背景，能够在世界级的刊物上发文章之外，还需要落地到企业的实战中去。

特别是对于新人而言，就是一个门槛极高的挑战。即使有中欧平台的系统支持，中欧教授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采访丁远的地方就在他的办公室。他办公桌上的物件很多，但码放整齐。他的背后书橱里前述的那本书的主题，已经映射到了他的桌面上的物件。

当天没有飞行计划，但双肩背包仍挂着行李牌，放在他的办公桌的中央；桌面最右手侧的前方是一个胶囊咖啡机；桌面的最左侧是一小盒铁观音，一个紫砂茶杯放在旁边。

如果说从全球商学院“摘桃子”，是中欧的1.0版本，那么形成自身的教授培养能力，是中欧的2.0版本。现在，中欧似乎正在准备迭代为3.0版本：在新的条件下，服务于企业的国际化。

即使中欧一直以国际化特色闻名，丁远说，他们要解决好“新能力的增长”。“把那些事情做好”，不然，新的国际化需求来时, 这些最铁杆的校友企业，“可能就不跟你玩了”。

访谈

Q：您认为作为商学院的管理者需要具备哪些特质？

丁远：我经常跟同事们讨论，（商学院的管理者与企业的CEO）有一个最大的区别。

商业发展的一个本质是，企业不断提升效率和扩张规模，两个都很重要，我们叫成长性。

我经常跟同学、同事讲，size doesn’t matter，商学院的规模不重要。全世界对一所商学院的评价，一致公认的所谓商学院里领袖级的机构，没有一个指标跟规模有关。

规模扩张时，往往你的组织能力、你的品牌、你积淀下来的这种气质是被摊薄的。但学校气质的形成，需要时间积累，两者实际上是矛盾的。这也是中欧过去这么多年来一直关注的。

如果要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首先，我们生在特别好的地方——中国。然后又遇上了特别好的时间——90年代中期，几乎享受中国整个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机会。

第三，因为特定的治理结构，我们做事情比较专注。中欧做到现在只做一件事情，就是对企业从中层到高层的管理层的培训，不管是学位课程，还是非学位课程。别的什么也没干，而且规模也几乎没有变化。

如果按照中国那些著名企业成长的速度来看中欧的发展，现在的学位课程一年也只招1000个学生，成长得很慢。但这并没有影响中欧在短短的25年时间里，确立了在中国商学院里面的领袖地位，甚至现在亚洲领先，进入全球第一阵营。

这一背后，我们做的就是聚焦、积累以及品牌和影响力的打造，而不是追求规模，这很重要。商学院和企业很不一样，一个企业不可能说不追求成长，这样的企业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追求的是培养人才，而不是追求盈利，这个一定要搞明白。除此之外，商学院的院长和一个企业的CEO差别并不大。

Q：中欧出生在一个特别好的时代，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现在大环境正在经历新的变化，这会对中欧未来发展产生什么新挑战？

丁远：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惰性，我们的挑战来自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中欧起步时什么都没有——连自己的教授、校园都没有，却能做成现在这样。

我们现在可能是在给自己加压，客观定位的话，以后的事情肯定比过去更好做。现在我们有这么好的底子，虽然复杂程度提高了，但也有很多优势。

所以我非常积极地跟同事讲，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挑战，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新的机会。这一点上我们非常幸运。

前几年，我们非常快地做了一个转型， 这个转型有好几步。

最初，中欧把世界上最先进的商业模式、理论、课程、研究成果带到国内，请进海外教授，翻译成中文，马上在这上课。那时国内什么也没有，所以能做这件事就是最领先，因为别人做不出来。

转折点在2007-2008年那段时间，中国企业界的人对光听“外来和尚念外来的经”已经没兴趣了，他就想让你对中国的管理、实践有一些总结。

也是在这时，中欧已经建立了相对比较稳定、有规模的自己的教授团队，开始做内部研发，到现在已经拥有全国商学院研发能力最强的一批教授。

在英国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社评选出的中国大陆地区商业、管理、会计等大领域内的高被引学者中，1/3是中欧的教授。

我们教授每年产生的教学用新案例，原创达上百个。和中国其他商学院相比，中欧在新案例开发和案例教学成果方面都遥遥领先。

现在我们走到第三个阶段。过去几年，我们努力的方向是把中国企业带出去。因为从2014年开始，中国变成对外投资的净输出国，中欧作为一所商学院，怎么帮助中国企业做好这件事？

比如，我们现在和复星集团、健合集团合作。复星收购五大奢侈品品牌，复星时尚的CEO和HR负责人都是中欧的校友，他们对学校非常认可，所以他们就想着怎样再跟学校合作。

一个中国集团把五个国家的五个著名品牌都买来了，怎么管理？这就面临很多新问题。我们在合生元已经做了项目。怎样带着我们中国的高管们重新认识世界、学习和交流，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

另一个重要的方向，是怎样更好地向海外介绍中国，这是从去年开始加大力度在做的，因为我们看到新的需求。

最早的时候，跨国公司重视中国市场，或者把中国作为一个加工基地，它就会有一块中国业务，但总部是把这块外包给它在中国的团队做。

趋势是没有办法改变的。2018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跨国公司现在对中国市场越来越重视，很让我吃惊。

现在大家都意识到，现在利润有一半来自中国，他们当然对中国重视，他们要所有未来新一代高管必须要懂中国。

不过，随着全球对中国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此外，国外名牌商学院的EMBA或国际MBA课程中，中国已经变成一个不可缺少的学习内容。

他们要做China Immersion Program， 在全中国找合作伙伴，他们最希望找中欧合作。但因为我们容量有限，所以今年会精挑细选近30个。相当于中欧给他们提供整个课程中的一个模块，这是一个比较客观正面对外介绍中国的非常好的窗口。

Q：你认为商学院未来发展的核心是什么？

丁远：我们只服务中高层企业管理人才，这就对教授知识的实效性、实用性、接地气提出了要求。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教授队伍的建设和一般高校不一样。我们要求教授有非常强的学术背景，能够在世界级刊物上发文章，这是基础。

在这个层次上，我们希望走得更高，能够原创一些系统的企业案例。教授上课时，不是拿哈佛的案例，而是拿他们自己写的案例上课。

再高一个层次，希望这些教授能够去企业承担顾问、董事这种职务，参与到一些企业的决策当中，再把这些经验带回来。

中欧教授的最高层次，是上课讲的不是你写的案例，而是你自己的故事。

你是那个演员，上课的效果完全不一样，我们有一批教授已经能够做到这样。我上课讲的所有案例就是我自己的故事，同学的态度便完全不一样。

比如讲资产优化，我在课堂上讲古井贡的案例。当时我担任他们的审计委员会主席，我和同学们讲我是如何跟我们的校友、古井贡的董事长曹杰两个人，携手把公司的资产剥离，而这只股票的股价又是如何变化的。

再比如黄钰昌教授，他是上海家化和宝钢的独立董事，也是薪酬委员会的主席，他给学生讲薪酬体系的设计，人家就是要听。

现在这样的教授越来越多，因为他们参与的事情越来越多，参与回来又把这些写成案例，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非常系统地鼓励教授做这些事情。我们唯一不准干的事情，就是教授到外面去上课，跟学校竞争，别的通通鼓励。唯一要求他们年底出个报告。

我们现在告诉学生，中欧教授在中国多少家公司做顾问做董事，这是我们很骄傲的事情。这才是最终形成我们教授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Q：中欧是怎样系统地鼓励教授做这些事情的？

丁远：顾问和董事都是企业自己发起的，而这对中欧教授来讲是很容易的。

近水楼台先得月，每年要教上千个高管，这些高管就是公司的一把手、二把手。这些人天天就在寻摸着找人、找拐棍。所以他上课听得好，心仪你，课后自然会来请你。

主要的问题是新进中欧的教授，怎样迅速让他们成长起来，变成世界一流的学术领域的专家，能够发论文。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很快跟企业界有紧密关系。

我们做这个很有系统性。一方面，进来的教授从讲师、助理教授到副教授都有导师。另一方面非常重要，新来的教授和校友、企业都不认识，我们会安排教授访问企业。

我们和一些非常有管理理论实践价值的企业达成战略合作。企业对我们开放它们的内容、管理经验和场地，中欧的教授和同学去访问写案例。然后我们把实境教学放到那里。

这个学习效果非常好。所以新来的教授，我们都会鼓励他们去写案例。

这样就给机会，后面就是考核，做不出来就下来。总结起来说，中欧教授的待遇很好，资源很多，压力很大。

Q：美国和欧洲的商学院有上百年的历史，中欧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商学院之一，也只有25年的历史。但是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和海外企业同台竞争，中国的商学院怎样帮助中国的企业家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呢？

丁远：首先，中欧的成功实际是借力的成果。全球商学院排行榜，能够在一二十年内进入其中的学校只有中国和印度的学校。

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中国人和印度人爱读书，中国和印度在商学院里积累了大批人才，其他领域也是一样。在美国的商学院里，最多的少数族裔群体也是华裔教授和印度裔教授。

这两个国家内部建立一些好的学校，设立好的机制，能够把这些人当中的一部分吸引回来，很快就能成为世界一流学校。

中国商学院的迅速崛起，是因为中国人愿意读书，中国商学院相当于借腹怀胎。你接受人家整个正规的商学院教育和研究教育，再回来任教。

我们这里大部分的教授不仅是在海外念的博士，而且是在海外的名牌商学院任教多年，大部分拿到终身教职后再回的中国。

这是25年能够成就一所商学院的核心原因。

其次，中国企业的发展，像雷军讲的，风口大猪都飞起来。最新版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有126家美国公司，120家中国公司，几乎相当。这是说规模相当，但是管理能力不一定。

马云今年年初讲到企业要练内功，我看到他们在讨论这些，我挺高兴。当一个市场要讲效率，要练内功，我们的价值就出来了。

前几年，我们承认商学院同学间交际的重要性，但不相信这是主要的。

我们一直认为学习效果、知识的传达和管理经验的提升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跟谁做同学混个圈子。

只要有人在，肯定会有圈子，但圈子肯定不是主要的，主要是来学习。所以马云的这句话证实了，我们坚持了25年的这条路是对的。

帮助企业练内功，未来的担子肯定会越来越重，怎样帮他们提升，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果我们做得好，可以占到先机。

因为我们是一所中国的商学院，我们和校友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在商学院的第一次正规学习是在我们这里完成的，所以他们再有什么需求会很自然地再跟我们来谈。而且我们也了解他们，知道风险在哪里。

Q：未来几年，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还是继续全球化和走出去的时机吗？

丁远：第一，大数据反映出来，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达到最高点2000亿美元。2000亿美元占全球跨国并购总金额不到12.5%，而中国的GDP占到全球GDP的18%。

结论很简单，这两个都是流量，如果流量比流量，对外投资还没有完成中国占全球GDP的比例。

第二，中国对外投资超过1000亿美元，是2014年后才发生的。再往回看，2007年之前，中国的对外投资几乎不存在。

中国对外投资的流量看上去多了，但实际上这么多年来在海外投资积累下来的存量很少。

根据不同的统计口径，法国的GDP只有中国的1/3-1/4，但是法国海外投资的存量是中国的5倍，因为法国投了几百年了。

把这两条放在一起，说明中国对外投资是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体量和阶段必须走的一条路。所以，这条路肯定还会走下去。

未来每年中国对外投资1000亿到2000亿美元是很正常的，2018年虽然被打压了，但2018年的数据也会超过1000亿美元。

这个已经掉不下来了，因为这么大的一个经济规模，就是那些小项目做做加起来都不得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中国企业全球化和对外投资是一个常态的事情。 

来源 | 底层设计师（ID：Bottom-up Designer），经济观察报社旗下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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