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事】性侵拐卖拐骗儿童的人在花都全上“黑名单”，限制从业！

日前

广州市检察院召开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座谈会

拟于下半年在全市推广“花都经验”

助力构建未成年人平安成长环境

此前，花都区检察院将性侵、拐卖、拐骗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被告人资料进行整合，建立全区侵害未成年人已决案件查询系统，并与教育、城市管理等职能部门对接，将有侵害未成年人前科人员挡在特殊行业门外。

（未成年被害人已决案件查询系统）

针对有侵害尤其是性侵未成年人的前科人员建立专门信息库，甚至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从而让其与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隔离开来，这在部分发达国家已是较为成熟的做法，比如，美国的《梅根法案》。在国内，也有不少地方进行了探索，比如2016年浙江慈溪曾出台《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实施办法》；去年上海市闵行区也出台了《关于限制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办法（试行）》，建立了涉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人员“黑名单”信息库。

比较而言，广州花都区的保护范围更大，其所建立的“黑名单”，不只包括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人员，还包括拐卖、拐骗等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人员。就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来讲，“黑名单”制度是一种有益的制度探索，能够有效地将有侵害前科的人员隔离在孩子们的成长环境之外；就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来说，“黑名单”则是一种有效的震慑，让有相关犯罪冲动的人员打消念头。

（微信公众号开设的“打击校园欺凌专线”）

当今时代是一个人口高流动性的时代，正因如此，侵害儿童的“黑名单”制度，就有了推而广之的必要。打个比方，花都区建立了相关“黑名单”制度，那么某一涉“黑名单”人员在花都区从业就会受到一些限制，但这并不代表相关人员在其他区从业也会受到限制。即便浙江慈溪、上海闵行、广州花都等地，都推行了“黑名单”制，那么仍无力有效限制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继续从事与未成年人成长有关的行业工作。因为除了这三个地方，还有太多的城市和地方可以免于限制性惩罚。只有当全国一盘棋，才能有望完全堵死此类有前科人员再次侵害儿童的职业便利。

除此之外，“黑名单”制度在信息采集与归纳方面也有统一标准的必要。比如，广州版的“黑名单”涵盖性侵、拐卖、拐骗等侵害犯罪行为，而慈溪与上海闵行的“黑名单”则只包括性侵犯罪行为，由此同样会产生限制性惩罚的差异性。

侵害未成年人“黑名单”制是一项好制度

若要让其发挥足够的效力

就需要更大范围内的推广与统一

这不仅是现实需要

更是一个人口高流动时代的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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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信息时报、花都检察、广州花都发布

编辑：花小萌

如需转载请标注来源：今日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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