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塘大讲堂丨蒋伟涛：乡村振兴战略下“三农政策”的六大变化
文丨蒋伟涛（青年学者、《重识乡土中国》作者）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十九大报告里讲到了七大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这也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三农”工作做出的一个新的战略部署、提出的一个新的要求。透过十九大报告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一些变和不变政策，通过梳理可以理清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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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工作的具体路径变化
中国共产党是从农村包围城市、重视农村、重视农民和土地等基本理念指导下最终走向胜利的，从建党开始就一直在关注农村问题，尤其是在毛泽东同志的一生中始终把农村问题作为自己研究中国独特国情的基本判断，党执政后依旧把农村问题作为最大的政治进行谋划和解决。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把“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连续17年出台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全力支持农业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就“三农”问题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具有方向性和战略性的重大问题。
党的十九大高瞻远瞩，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把“三农”问题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拉开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史无前例地把乡村振兴战略庄严地写入党章，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部署，为农业农村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
乡村振兴战略着眼于推进“四化同步”、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亿万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实现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乡村振兴战略采取超常规措施，在城乡统筹、城乡融合、城乡协同发展上进行制度设计、政策创新上想办法求突破，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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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工作的重大意义有变化
十九大报告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从新中国成立，我们一直都强调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三农”问题最早由经济管理学博士温铁军于1996年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引入正式工作报告，并随之迅速成为中国政府需要解决的头号问题。
“三农”问题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必然产物，它实际上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它不是中国所特有，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只不过发达国家较好地解决了“三农”问题。十六大以来的一号文件基本上都是如此表达，可见中国共产党对于“三农”问题的关注不变。
但是对于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尤其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大使命下，“三农”工作已经成为完成这些任务的短板，需要党中央集中全国全党之力进行解决。党的十九大报告直面问题，直接指出工作还存在不足和困难挑战，提出“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这些短板指的就是“三农”工作存在的问题。下一步对于“三农”工作要定位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总基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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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工作的定位有变化
这次对“三农”的关注是放在十九大报告的“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部分，把乡村振兴战略定位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尤其是在“贯彻新发展理念”下进行，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也需要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基本发展理念。
以往“三农”问题解决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前提就是要逐步的减少“三农”产业比重、减少农村人口，通过这种逐步消灭式的发展，但是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下的发展不是要消灭和减少比重，而是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农村的产业发展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利器
在新时代完成“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一大核心基础就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尤其是在新时代理念下，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农村的产业发展也成为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利器，无论是从农村扶贫，还是从农村经济发展，亦还是从中国经济健康协调发展的角度看，农村市场的“供给侧改革”都将是大显身手、大放异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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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工作的发展理念有变化
中国的城镇化率已从2010年的47.5%升至2016年末的57.4%，但与城市相比，中国农村地区在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社会治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成为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短板。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关系到全面脱贫目标的实现。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意味着中央“三农”政策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新世纪以来中央重农惠农强农思想的一脉相承，也是着力缩小城乡差距的重大举措。
新中国成立以来，优先发展战略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实行工农业剪刀差，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促进了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
改革开放之后，先后提出了公共交通优先、就业优先、教育优先、人才优先等发展战略，也不同程度促进了各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共提出“三个优先”，即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等，首次把农业农村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三农”工作的认识深度、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提升到了一个崭新高度，为今后搞好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政策设计指明了方向。
站在新时代角度，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站在新时代角度，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也是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内在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当前，我国最大的发展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发展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差距依然较大，农业发展质量效益竞争力不高，农民增收后劲不足，农村自我发展能力弱，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仍未完全破除，城乡协同发展的要素市场仍未建立，进城农民工仍未完全享受到平等待遇等。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大力实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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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工作的基本路径有变化
从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三农”工作的解决一直是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问题，但是对于其基本的解决路径和基本指向，主要是从“地财粮人”四个字入手。也就是说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坚持农村改革主攻方向不动摇，激活“地、财、粮、人”四大要素，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力。这次中央部署乡村振兴战略基本的路径依旧是沿着“地财粮人”展开，但是出现了很多创新性的举措，与以往的四字方针还是有重大变化的。
首先是“地”，报告提出要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这是从“地”的角度，既给农民吃了定心丸，又给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时，我们再研究新的土地政策留出空间。
“财”是增加农民收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同时也要广辟来源、多措并举，按照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理念，配置公共资源优先向“三农”倾斜。
“粮”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加快规划和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点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健全生产区利益补偿机制，调动地方政府重农抓粮和农民务农重粮的积极性。
“人”是需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虽然目前乡村振兴战略从不同的层面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理念，但是基本的路径依旧是从上述四大要素进行的。
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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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工作的动力机制有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农业现代化，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的、不全面、不牢固的。当前，农业现代化仍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制度具有管根本、抓长远的目的。新形势下的三农工作需要在体制机制上寻求突破，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如下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分别从城乡发展、土地制度、产权制度、现代农业体系、农业支持保护、乡村治理体系等六方面的体制机制。这些方面都是对农村长远发展提出的管长远、抓根本的制度体系。
以往在中央文件里一般使用城乡“统筹”发展的表述，十九大报告中则用了城乡“融合”发展，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从“统筹”到“融合”，报告在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是对以往所提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在乡村自治实践中的新概括。
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是进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具体路径，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此有详细部署。强调“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关系，是对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弱势群体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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