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塘大讲堂丨蒋伟涛：乡村振兴战略的五重隐喻

文丨蒋伟涛（青年学者、《重识乡土中国》作者）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两次提到了“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它列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坚定实施的七大战略之一，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发展的最新战略布局，这既切中了当前乡村发展的要害，也指明了新时代乡村发展方向，明确了乡村发展新思路，是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性转变。

通过十九大的新时代、新理念以及该部分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把一项工作提升到战略层面，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这些论述和布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乡村振兴战略对以往“三农”问题批判基础上的崭新发展，同时也是对以往“三农”发展思路、理念、观点的根本性变革和超越。

1

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

城乡统筹发展是指改变“城市工业、农村农业”的二元思维方式，将城市和农村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统一协调，全面考虑，树立工农一体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思路，以发展的眼光，统筹的思路，解决城市和农村存在的问题。

建国以来，我国长期借鉴苏联以及为解决国家本身面临的困境，优先发展大中小城市，造成一段时间的逆城市化。1980年10月，国家建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时，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1984年1月，国务院发布《城市规划条例》，第一次以法规的形式确认了这一方针，此后的发展策略虽有所调整，但是其精神实质依旧没有大的变化。

这一策略导致的国家政策事实上以农村是落后的、发展城市、消灭农村为基本隐喻，各种资源、人才、资金等从农村流入到城市。同时城乡统筹发展观念下的农村发展也只是注重农村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民增收，而不是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村庄环境改造等需求的农村发展。

打破城乡相互分割的壁垒

城乡融合的理念提出也不是最近的事情，虽然争论的含义不一样，但是对其基本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文化生活、空间景观等多方面是共识，社会学和人类学界从城乡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城乡融合是指相对发达的城市和相对落后的农村，打破相互分割的壁垒，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促使生产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合理分布，城乡经济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直至消灭城乡之间的基本差别，从而使城市和乡村融为一体。

这一理论的基本隐喻是城市和农村都是合理存在，不存在谁主谁次，谁消灭谁的问题，两者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形 44 34300 44 15287 0 0 2291 0 0:00:14 0:00:06 0:00:08 3006存在和重要依托，让乡愁不是存在记忆里，而是存在现实生活中。农村政策落脚乡村振兴，路径从“城乡统筹”转向“城乡融合”，反映了中央对乡村的再定位，对过去重农业轻乡村的矫正，思路上也从政府主导向更重视市场作用、要素流通转变。

2

从城乡二元对立到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民族独立和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国家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并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单位体制、农产品统购统销、城乡户籍分隔管理等一系列制度，通过工业农业产品剪刀差，不仅从农业提取工业发展的原始积累，而且进一步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的逐步实施和一系列体制改革相继推行，农业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自由迁移和就业范围不断拓宽，城乡、工农之间的产品要素交换环境得到了改善，但城乡“二元结构”的特征依然明显，“三农”问题日益凸显。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甚嚣尘上，直接妨碍着我国城乡资源平等交换和优化配置，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理念下最大的障碍，这样以来尽快破除传统二元结构不良影响，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发展谋划，建立并完善新的适应我国城乡发展实际的一体化发展模式，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

农业要实现现代化发展

2013年7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湖北省鄂州市长港镇峒山村考察农村工作并同部分村民座谈时说：“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城镇化要发展，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也要发展，同步发展才能相得益彰，要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我们既要有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也要有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两个方面要同步发展。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指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方向，乡村振兴战略是对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是升华和提升，促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与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大战略的两个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振兴战略侧重点在振兴，振兴的程度如何，需要提高到与城市并存的地步，把乡村定位于与城市相互并存的经济形态和存在形态，而不是单纯强调城市乡村的独立存在。

3

从重城轻农到农城并重

从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伟大战略构想的指导下，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仅仅建国初期十余年就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物质技术基础。但是长期的发展思路都是以发展工业国，改变农业国的隐喻，农业国就是一穷二白，农村就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中产阶级逐步壮大，更重要的是进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人们对于“进步”的定义也将发生根本的变化。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对传统意义上的进步往往意味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时至今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演变以及消费结构的转变，人们在物质层面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开始更多地关注文化、精神和心理上的需求，促使人们渴望追求充实的精神生活，从而进步将越来越意味着不断地提高生命质量，讲求生活品味，而且希望以一种更为健康的方式生存下去，这就是西方国家出现的休闲时代的来临和我国休闲时代的发轫。

用田园生活疏解压抑的内心已成为潮流和时尚

改革开放以来一路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运动，造就了一批大中城市的出现和发展，但是城市化往往伴随着污染、拥堵、环境恶劣等现实危害，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们在周末需要休闲，需要换一种生活方式改变上班时间的枯燥和乏味，用田园生活疏解压抑的内心成为潮流和时尚，为此需要重新定义农村对于城市的独立价值，需要在互补的基础上实现两者的共赢发展。

4

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

进入21世纪以来，乡村衰退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而我国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加剧，工业化和城市化急剧扩张，资本和产品的海外扩展趋势日益明显，乡村作为经济体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意义急剧下降。这一方面是现代化路径中的乡村无奈地服从工业化和城市化，乡村的各种资源不断流失，乡村逐渐被工业和城市奴役为贫瘠的沙漠，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在发展中没有摆放好城市和乡村关系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样以来呈现出了明显的被次生殖民化的趋势。

其实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二者均应实现可持续发展，以此相互支撑。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有城市的历史是短暂的，集中居住在城市也是近几百年的事件，乡村和城市处于二律背反的范畴内，也就是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最终走向城乡中国的发展道路。

中国已经实现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创造出一大批大中小城市，也引领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他们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但是随着经济新常态的进入，尤其是出口疲软、消费不振的情形下，党中央适时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改革，主要方面之一就是改造乡村，让乡村成为城市的后花园、周末休假场所、无公害的菜篮子，成为解决广大城市人群休闲时代的供给端。

改造乡村，让乡村成为城市的后花园

可以说，中国走向“城乡中国”之际，就是中国经济保持更加强筋有力的时代，乡村在进入到了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亟需与“城乡中国”格局相适应的土地改革，调整城乡土地权利体系，支持城乡互动；改革农地制度，支撑农业转型，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改革宅基地制度，支撑村庄再造，为乡村经济振兴提供空间形态。

乡村振兴代替了以往的小城镇建设、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等概念，不强调城镇在乡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而是强调乡村，更侧重于已经发展起来的乡镇所在地以外的普通乡村，是全面的乡村振兴，而不只是部分村镇的振兴，只有这样才能更精准的准确到每个村庄，更改和矫正以往注重乡镇的行政地域概念。

5

从城镇化到村镇化

对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言，即使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标准，我们至少也需要有20%左右的农村人口，由于我国人口基数问题，也将有3亿左右的农村人口，同时我国地大物博，很多地方的居民呈现出人口分散居住的特征，不利于一刀切搞集中居住和城镇化模式。

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在一些地方政府手中变成了优先发乡镇政府所在地的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不少地方政府在政绩中宣称以点带面，实质上造成农村的规划不完整、发展不充分、资源再一次集中到城镇的做法，没有对整个乡镇全域进行有效的规划、统筹和谋划，事实上证明这些做法是不符合大部分村民利益的。

现实生活中很多新农村建设中出现了“被上楼”的现象，各地为了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来增加的耕地，从而强迫农民搬出平房，搬上楼房住。各地规模浩大的拆村运动，打着各种旗号，例如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小城镇化等。也有对应政策推出，诸如“村改社”、“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等等，这些拆村运动使得农民不得不“被上楼”。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相关规定——“农村居民点迁建和村庄撤并，必须尊重农民意愿，经村民会议同意。不提倡、不鼓励在城镇规划区外拆并村庄、建设大规模的农民集中居住区，不得强制农民搬迁和上楼居住。”城镇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实现城镇化有多种途径，目前各地政府通行做法是拆迁居民房屋变为集中居住，发展像城市一样的小区。这种集中居住式的城镇化实践证明不利于乡村文化传承、故乡村落保护以及人际关系协调。村镇化模式从地域布局而言是就地城镇化，其内涵简言之就是农业生产现代化，乡村生活城镇化，注重原有村落的保护和重整，而不是完全一刀切式的完全拆除。

乡村生活城镇化，要注重原有村落的保护和重整

村镇化与城镇化互为补充，它是一条既吸收城市气质又保留乡土气息的乡村城市化道路。村镇化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生产上应为乡村产业发展服务，在生活上应体现城市市民生活水平标准。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原则应该是宜城镇则城镇，宜乡村则乡村，统筹城乡实现互助互惠互补发展。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有利于形成“村镇化”与“城镇化”双轮驱动，未来或有针对乡村振兴的系列政策出台。

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点来说，国家现行的“三农”问题破解之道是基于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这样一个理念来推动的，其标志是农村税费改革以及一些列的惠农政策的出台，乡村振兴战略更是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高阶段战略。也就是说，当农业和农村在经济上已不再成为国家发展主义的主体资源时，国家发展主义也会将农民的保护作为其理念之一，国家治理逐步从获取乡村资源回落到向乡村返回资源、回流资源。

以此可以推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不在于乡村是否变成了城市，关键在于农村和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和人居环境差别是否缩小和逐步消除了。也不在于村民是否变成了市民，关键在城乡户籍所附带的公共福利是否平等，城乡公共服务是否均等化。大规模的人口进城和大规模的造城，不符合中国实际，而且仅此一条路也是行不通的，农村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找到自身振兴的路径和方法。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