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GO在中国的百年概况
INGO进入中国，最早可追溯到1916年（韩俊魁，2011），那时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全球化进程的浪潮，开始有境外登记注册的NGO在中国开展活动，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这是INGO进入中国的第一阶段。
后随着中国改革发展的步伐，其发展又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第二阶段，1950年代至70年代末，我党正面临历史考验和内部斗争，INGO被视为反动势力扫荡出门；
第三阶段，1980年代至90年代初，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及全球化问题的凸显，INGO通过赈灾、发展援助等契机，重新进入中国开展活动；
第四阶段，1992年到2008年地震之前，INGO以小平南方讲话、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契机，在国内迅速发展。
第五阶段，2008年地震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内基金会的兴起及慈善法、境外组织管理法的相继出台，给INGO的工作带来很大影响和全新挑战，不少INGO采取了收缩在华活动甚至退出的应对策略。
在中国百年，它见证和经历了国内外不同环境形势及社会发展相关的事件，也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和本土NGO培育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面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瞬息万变及社会矛盾的与日俱增，充当社会和谐发展的调节剂、催化剂的它，在缓解各国社会问题，推动全球事务均衡发展，维护国际治理的重要作用也日益得到认可。
遗憾的是，国内无论学术还是实务界，对它的关注还远不够。尤其在经历话语变迁，公益慈善占据主流，公益市场化大行其道的现状下，其相对成熟的发展理念，如参与式发展、以权利为基础的发展路径，组织管理及项目运作经验，急待呈现、挖掘和再学习。
探究理念经验之前，或许我们可以对它在国内发展的基本情况，存在形式及组织运作情况多做些了解。
于是，本文便想通过文献资料和我在国际机构工作的经历，尝试对INGO的概貌做一些呈现。
［一、定义与主要类型］
INGO（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学界也称“境外在华NGO”，“在华国际NGO”，“境外公益性民间组织”、或“海外民间组织”等，常被简称国际NGO，突出“境外在华“实是为了区别在境外开展活动的中国本土NGO，如中国扶贫基金会，青基会等。
在华数量，曾有数据统计大概有1000~2000家不等（邓国胜，2012），现在的数量应有下降，估计还在千家以上。
国内最早研究它的学者之一，清华大学的王名老师在他2001年发表的文章《NGO及其在国际扶贫发展中的作用》中对其概念、作用及不同NGO做了介绍。从定义上来说，INGO通常需满足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在境外（含中国港、澳、台地区）登记注册或成立；
主要资金来自大陆以外的国家或地区，成员组成多样，活动具有跨国性；
在中国内地开展非政治性、非宗教、非营利性社会公益活动 。（王名，2012）
对非政治性、非宗教、非营利性的理解，我认为包括，NGO应保持独立、行动决策遵从自己的价值观和使命承诺，而不附属也不迎合于有权势的个人或组织；不打着社会发展的名义传教和牟取私利；回应的是公共利益和需求，有个人也有集体，对应着权利和责任。
在类型上，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是NGO这个词被更多承认和使用，国际发展理念、方法、工具引入中国的一个窗口阶段。这阶段主要是发展机构为主，可以分为图中四类。
［二、入华时间与存在形式］
中国发展简报曾对221家境外NGO做过调查，其入华时间如下图示：
这200多家都是1978年后进入中国的，美国的最多，其次是香港和英国，其中90年代中后期进入增速最快。
而其存在形式和注册现状，在2015年国内关于境外NGO进行登记注册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程序之前，主要分为四类，这其中也体现了ingo生存的多样的智慧和策略。（黄浩明，2000）
通过民政注册，承认其法律身份并获得免税资格，比如福特基金会，1988年进入中国并成为第一个在中国获得特殊运营许可的NGO。
以公司名义在工商注册，虽有法律身份，但与其公益身份不符，不享受税收减免，多数INGO有公司注册的身份。
不注册，但通过以下形式存在，如在港澳台设立总部进入中国内地开展工作；与以签署项目协议或者挂靠形式，与政府或获得合法身份的（注册的）机构合作；与高校科研单位合作，通过专家、志愿者、教师等形式外派进来。
不注册，也不通过合作形式，默默独立的工作，自己寻找空间，这种情况应是最逼不得已的选择。
在当前的法律政治形势下，项目后面三种方式存在的机构会愈加困难。
［三、项目领域及运作方式］
胡敏曾对45家INGO做过调查并在2004年成文，把INGO的项目领域分为如下图的12个类，每个机构一般会涉及多个领域。教育、扶贫与社区发展这两个领域在当时投入资金占比最大。
而现在，教育领域的投入仍然很大，但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内政策环境的变化，扶贫和社区发展领域的投入有减少，环保、卫生、能力建设这方面的投入有增加趋势。
其项目运作方式主要有三种：
提供资助，根据项目执行方的项目进展和财务报告对项目进行评估和结项；
提供资助并参与项目运作，但不会派专职员工在项目点运营具体活动，员工经常会到项目点督导，以推动项目目标的实现；
独立运作，派员工常驻项目点执行，员工可采取自己的方式与利益相关方如政府、在地NGO合作。
通常来说，机构会根据项目特点和合作方的能力选择不同的方式运作，且不只以一种方式合作。大多数NGO会采取第二种运作方式。
运作过程中的项目合作方通常有：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科研院所；官方民间组织；草根组织；其他如村民/社区自发组织。
实际上，不管采取哪种运作方式，寻到好的合作伙伴对项目成败影响重大。
与政府合作有利于获得官方合法性，合作进展易受制于繁琐的手续和制度环境；
与科研院所合作可能不像和政府体系那样复杂，也能获得相对有利的成果，如成为共同研究者、政策倡导、扩大影响力，但科研院校因自身本职工作也难以太多参与项目；
与民间组织合作则可能更容易达成合作关系，有利于顺利推进项目，也利于培育本土NGO，传播项目理念和管理经验等。
［四、资金来源和使用］
因法律限制，INGO不能在中国内地独立筹款，其资金几乎源自境外，包括港澳台。来源途径包括：
国外总部或国际成员组织直接拨款，如福特基金会；
总部为中国项目向公众、某些企业、基金会筹资，如香港乐施会；
与跨国企业合作开发项目在国内小范围筹资，如世界自然基金会，尽管法律不允许其在国内筹资，但过去仍有一些空间和策略能够筹到，而目前几乎不可能。
资金主要去向：
直接现金支持具体项目运作；
传播参与式、以人为本的理念和工作方法；
促进公民社会发展、提升本土NGO的综合能力。
［五、媒体与公共关系］
其在工作中常常很低调谨慎。有法律因素，也跟人员配置、没有在国内筹资的需要有关，即不必须对外传播和宣传。
很多机构表示，一般不会去主动建立媒体关系，涉及到公共关系，也只是为了获得开展工作所需的外部环境而进行的必要维系。常采用的公共关系开拓方式是举行会议研讨或成果发布，借助媒体手段宣传和公关的诉求并不显现。
随着当前新媒体的运用及公益问责需求的增长，INGO反而要像国内机构学习了，逐渐重视新媒体运用及公共关系的建立，设立专人病开设运营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微博、网站等。
［六、内部管理及独立性］
INGO进入中国一般是遵从已有的模式和制度，机构负责人会由国外总部直接任命，后随其本土化过程进行调整，员工从1到百人不等。由于资金来源的依赖，总体上会遵循总部管理。
胡敏调查中显示，45%的组织在启动每一个新项目都需获得总部批准，38%的组织可以在一定资金范围内独立决定国内的项目，仅有 17%的组织在国内的活动不需要总部认可。
以上，是我对INGO在中国工作大体轮廓的呈现。信息难免错误，欢迎指正。
最后，以我老东家的例子收个尾 ：）
［CASE：某国家发展机构A］
它在中国发展近20年，下图是它在中国的前三个五年发展境遇。
1997年进入中国，总部设在北京，1998年正式在国内开展工作。主要从事扶贫与社区发展工作，所倡导的使命是和贫困边远人群站在一起，消除贫困。遵循诚信、透明，尊重，问责等价值观，采取参与式发展和权力为基础的工作策略。
项目领域覆盖教育、妇女权益、HIV、救灾、生计发展，项目运作方式主要通过与县级政府合作建立县级示范区办公室，由组织派专人驻项目点进行直接操作和管理；也有提供资金援助，与科研院校、民间社会组织合作，机构进行技术支持和监测项目进度，项目伙伴有社区村民、各级政府、科研院所及民间组织。
资金来源渠道多样，70%以上是向国外普通公众募款，也以单个项目的形式向个人、企业、政府如欧盟、国家开发署、大使馆筹资。其在华15年的项目资金投入超过亿元，项目覆盖超过30万农村人口。
从进入开始它就在寻求官方注册，到退出都未能成功，近二十年来其存在形式包括，与国家部委级在地开展项目的各省县级政府合作，签署合作协议；以公司身份在北京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与本土注册的社会组织合作，共用公共账户，共同开展项目。
在建立媒体关系上，比较被动，但维系公共关系和宣传推广却是组织常规工作，有自己的网站、公共关系和宣传部门人员，会通过出版物和报道来扩大影响。在拓展巩固公共关系上，会运用项目推介会，提供会议和培训机会、国际访问、定期报告，非正式的沟通交流等多种形式。
比较重视本土化。进入中国时由亚洲区直接管理项目，2001年任命国家负责人，并参考国际框架和亚洲区指导，建立自己的团队，以及一系列与机构管理的政策制度。项目计划以年度形式上报和审批，亚洲总部几乎不干涉组织A在华开展的具体项目，员工招募上除了国家主任由总部任命，其它员工都在国内招募，机构自主决定，独立性相对较高。
非常注重对员工和社区在地人才的培养，参与式工作深入人心，在培育和支持国内NGO发展，推动公民社会建设。
于我而言，能够在里面工作7年，总体上是非常幸运的，刚入行就遇到它，以至于我的工作理念和价值观至今还深受它影响。
希望新入行的年轻人们还能赶上这样的机会，也期待更多的伙伴出来分享经验和挑战。
当然，不少年岁久远、规模不小的INGO在内部治理上也存在很多挑战，审批复杂，程序繁琐，难以快速调整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形势，合作伙伴也颇有怨言。
具体到每个机构就会有很多不同的组合，看每一个机构的发展都会很有意思。
参考文献
韩俊魁.境外在华NGO:与开放的中国同行［Ｍ］.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王名.国际NGO论纲[J].中国非营利评论.第八卷，2012（02）
胡敏.境外在公益组织在华状况调研［Ｄ］.北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4
汪永晨、王爱军等.绿色使者——在华国际NGO调查［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
谭三桃.国际NGO在华活动影响评价及对策研究[J].学术论坛，2008(7):130-131
谢世宏，中国发展简报.国际NGO在中国[J].中国：中国非营利评论，2012
黄浩明.中国民促会会长.国际民间组织合作实务和管理[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10页
本篇文章首发于公众号：发展共学（Ais_Renlei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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