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恺文化 | “廖案”是民国史上的“悬案”--廖何历史㉞
廖何历史时间到啦~
上一期廖何我们讲到了廖仲恺先生被人暗杀，作为一代英豪，在被人暗杀的背后有着许许多多充满悬念的地方，这一期开始我们将为你解密“廖案”，这个民国史上的“悬案”。
廖仲恺被刺一个星期前，有人要加害于他的风声，已不是秘密，而且要害的不止他一个人。何香凝一方面认为反革命把行刺计划都泄露出来了，无非是想让廖仲恺听到后会退却；另一方面忧心忡忡地要求他增派卫兵以策安全。而廖仲恺认为，自己无负于党无负于国家和民众，光明磊落，他要经常到工人、农民、学生中做工作，刺客尽可能混入群众之中，防不胜防，增加卫兵的话，也只能是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止行凶，实为“马后炮”。廖仲恺还泰然地表示“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的”。但是，何香凝还是亲自到公安局找过吴铁城局长要他加强防范，告诉他“有人要暗杀廖先生，请你注意”。也派了一名便衣卫士做随护。
廖仲恺被刺当日，在苏俄驻广州总顾问鲍罗廷支持下，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国民政府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推举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组成“廖案特别委员会”，“授予政治、军事、警察全权”，拥有最高权力。
查案一开始便千头万绪，有多条线索、不同指向，人们莫衷一是，虽然前后拘捕了50多嫌疑人，但重大嫌疑人、“主谋真凶”逃走没有归案，甚至也有没有审查清楚就被处决的人，加上种种传言四起，案情的“能见度”很低，致使“廖案”成了“迷案”。后来，掌握话语权的办案者把查案演绎成一场政治与军事博弈，甚至是权力倾轧，有意无意的不了了之，一方面更增添了暗杀这种本是恐怖事件的诡异性；另一方面因国民党发生政治质变与组织分裂，偏离孙中山改组后的政治方向，从这里撕开了一道深深的缺口，谋杀廖仲恺对广州政坛产生了一场“汶川级”的政治地震，“孙中山、廖仲恺相继去世，这终使国民党历史的‘孙中山时代’，无奈地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个党的前途莫测、充满变数的‘新时代’，在廖死之后迈开了它的第一步”，使这宗案件成了人们谈论那段历史绕不开的“迷案”，更成了数十年来史家一直思索和搜寻的中国民国史上著名的“悬案”！
发生在93年前的案件，历史的现场已变为岁月的烟尘难以打捞，星移斗转、人事物已不断远去，今天更没有了水落石出的可能性……
案件线索有不同指向……
先说说凶案现场的线索指向。
现场凶手陈顺，是粤军南路司令部军事委员、花捐局稽查，当场遭枪击重伤倒地被捕。从他身上搜出襟章、枪照及一张写有名字、数字的“分银单”等物证。陈顺使用的枪支填发“枪照”者是南路司令部参谋郭敏卿；从陈顺身上捜出的“分银单”上列有梁博的名字，广州市公安局当日即扣留了郭敏卿及粤军南路司令梅光培，梁博及其下属林星，进行调查。
陈顺（被捕后第四天伤重死亡）断断续续地供述，幕后主谋是朱卓文，具体是其旧部黄福芝在澳门“新海珠”酒店进行策划、布置，参与者还有梁博、冯灿、吴培、陈细、黄基、苏汉雄、陈瑞等多人，他们大多是朱卓文的老搭档和旧部下。至此，朱卓文、黄福芝被锁定为最直接、最主要嫌疑人，也是后来认定的“廖案主谋真凶”。但拘捕他们时已逃去无踪。
李福林检举提出另一条线索指向，李福林背后又有林祥提供信息……
案发后三天即8月23日，粤军第三军军长李福林向“廖案特别委员会”检举：8月初曾亲见胡毅生、朱卓文、魏邦平与林直勉等人一起在“文华堂”聚会，他们“口口声声说非杀廖仲恺不可”。
李福林背后，又有时任许崇智卫士连长的林祥提供涉及李福林的线索：早在7月间，李福林和总部高等顾问魏邦平、第一军军长梁鸿楷、旅长梁士锋、第五师师长张国桢、旅长杨锦龙等粤军将领，在李福林的家乡、广州河南的大塘，召开“反共颠覆政府的会议”。在发生廖仲恺谋杀案后，李福林担心密谋被查出而“出面自首”。
于是，8月25日，“廖案特别委员会”下令拘捕上述各嫌疑，并且把胡汉民囚禁。胡汉民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案发时已因被列入涉嫌人物被排除在“廖案特别委员会”之外，这时更因为他的堂弟胡毅生的反廖言论而直接卷入案件作“主使者”嫌疑，成为涉嫌“廖案”的国民党“顶尖人物”。但是，只抓住林直勉，其他嫌疑早已从容逃跑，只好下令通缉胡毅生、林树巍、赵士觐、魏邦平、朱卓文等人。同日，国民政府成立了以朱培德为委员长、李福林、吴铁城、周恩来、陈树人等9人为委员的“廖案检查委员会”。
同样的，许崇智身为国民政府常委、军事委员、广东省务主席，因为多名部将涉案，8月25日后实际已被排除出特别委员会权力中心而边缘化了，后被缴械免职解散部队，这点要另论。蒋介石下令以嫌疑抓捕了梁鸿楷、梁士锋、张国桢、杨锦龙等粤军将领。
为了审判相关疑犯，案发后近一年时间里，广州政府当局先后为“廖案”组织了“军事法庭”、“特别法庭”、“廖案特别法庭”及“军法会审”，进行案情审查。
至9月18日，有党政军要职的重大嫌疑人林直勉等人逃脱，释放了先后拘捕的50多嫌疑中多数关系不大的人物，仍在押的只有梅光培、梁博、郭敏卿。虽经多次审讯，仍未弄清案情，侦讯实已不了了之。后审判结果是：梁博、郭敏卿被判死刑。梅光培 “负间接责任”被判刑，他获释后于1926年9月11日在报上登载启事公告自己已“回复自由”。其余逃脱者，朱卓文、黄福芝被认定为“廖案主谋真凶”，一直受到通缉，1926年8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议决“悬赏三万元，缉拿朱卓文”。
涉案的粤军将领中，有张国桢、杨锦龙、梁士锋及上述郭敏卿被杀。
后在1926年1月，陈公博在国民党“二大”上作了“廖案检察经过报告”，算是办案者的“定案”，实际依然是含糊其辞。
朱卓文后来化名朱元鼎出任中山县土地、建设两局局长，1935年5月在中山被捕，被陈济棠下令就地枪决。
朱卓文被列为“头号”凶嫌应该不冤，上述多种人证、物证线索指向他；他曾任香山县长，因胡作非为被廖仲恺革职，“廖案”特别法庭审判记录表明，上述抓获的他的各个旧部属、旧搭档，有的曾合伙贩卖鸦片，有的在香港参与过杀人。黄福芝曾是陈炯明的“侦探队长”，绕在黄身边的可能是一群职业杀手。他不仅被揭发确有杀廖言论；自己于案发一年后在《致海外同志书》中还咬牙切齿地宣称廖仲恺遭暗杀“实为民众最后之裁判”。多年之后，他又发文为自己辨白，说“余等一般老同志”时常在广州南堤一间叫“南堤小憇”的俱乐部聚集，如何计谋、如何瞄准廖仲恺、鲍罗廷、加伦和汪精卫等人，下手地点是东山百子路鲍公馆，时机是他们几个每日必聚在一起开会，具体是“密遣死士伺机以炸弹、机枪击之”……等等，极为详尽。但下手前一天消息泄漏被公安局侦察员觉察，公安局长吴铁城闻讯大惊，打电话来警告他，故而“收手”、“作罢”……一周后某日午间陈瑞突然来报廖仲恺被刺，于是立即取出二百港元给他叫他赶紧逃跑，仅此。云云……
朱卓文这样自我表白能洗白他自己吗？各位看官可以自己评说。
而为了权力之争想拨掉廖仲恺“这个眼中钉”的胡汉民，加上胡毅生的言行，以及他对“杀廖”预谋一直知情等情况，胡汉民一直是主使“廖案”的嫌疑人。10年后，当陈济棠下令枪决朱卓文时，胡汉民还从香港打电给陈济棠出面保他，就更加让人怀疑，朱卓文的背后直接就有胡汉民？
而在历史的演进中，胡汉民因被蒋介石“需要”，在案发后不到一年就重回国民党“领袖”的位置，胡毅生也当上了国民政府委员，好像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他们自己也辩称，胡毅生和林直勉都说反廖、骂廖，不等于杀廖，申明自己与杀廖无关。事实上，他们只是扬言，还是具体策划？反正，谈起“廖案”，人们总是不会忘记胡氏兄弟，他们没能“洗白”嫌疑。
这只是诸多嫌疑人中的“典型代表”。
粤军诸将领，又如何呢？他们自首供出的只是开会密谋“颠覆政府”的情节。
后来，罗冀群还提到杀害廖仲恺的真凶还有一名叫方镜如的中山县匪首，此人也曾在朱卓文手下任事，他亲口向友人述说杀廖经过、以及弃枪逃跑的情形。但他还没有进入“廖案”特别委员会的视野，已作为土匪被逮捕枪毙了。
被捕的凶手还有人供出“香港提供二百万打猛人”，“猛人是廖仲恺、谭平山”；而魏邦平在案发逃跑时是登上一艘沙面的英舰逃往香港。汪精卫和蒋介石认为魏邦平与港英当局有勾结，“阴谋推翻广东革命政府”，杀廖仲恺是这个阴谋的一部分。等等。
那么，胡汉民兄弟与魏邦平、林直勉、朱卓文之流，究竟是合谋，还是各谋各的？真正下令扣动扳机的是一个人？一伙人？是这一伙，还是另有其人？
而何香凝多次追问，为什么负责缉凶查案的人如吴铁城，要让多名疑犯在眼皮底下逃跑？有的根本就没有归案？
还有人质疑，既然是搞暗杀，不是应该躲在阴暗角落悄悄地吗？为什么要开会动员、兴师动众、大造声势，弄得满城风雨呢……？
总之，还是扑朔迷离。“迷案”！“迷案”！“迷案”！“悬案”！“悬案”！“悬案”！
单从一个角度看，真相只有一个。
真实的线索，埋伏在历史的逻辑里，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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