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教授专栏丨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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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教授专栏丨困惑

原创：港大ICB 港大ICB 2020-01-01

刘宁荣教授

Prof. LIU, N.R.

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商学及中国发展)

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执行院长

开学典礼演讲

(2019年3月)

欢迎来到港大校园，刚才大家从港大校史和HKU SPACE的发展历史中了解到我们的过去。而港大ICB一开始，我们就已经有非常清楚的理念，那就是如何在中国转型中，在重塑中国的进程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每次我在这里演讲，总有种分娩的感觉。这个学年我从“困局”，讲到“变局”，我昨晚坐在酒店里思考今天的演讲主题。顺着“困局”和“变局”，我又有太多的“困惑”。

为什么选择“困惑”这个题目？我们每天的生活都有很多问题困扰着我们，我相信大家在港大ICB学习，也带着很多疑问，希望找到答案。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但作为老师的我，对很多问题也没有答案，因为自己也常常处在困惑当中。

还是以故事开始我今天的演讲吧！最近荣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的《Green Book》（注：大陆译：绿皮书；港译：绿簿旅友），讲述的是一位黑人钢琴家与一位白人司机在美国南部发生的故事。六十年代，美国南部种族问题非常严重，因为黑奴主要分布在南方。当时这位黑人钢琴家和他雇佣的白人司机兼保镖不能住同一个酒店，不能去同一个餐馆吃饭，甚至不可以在他演出的餐厅吃饭，因为当时不允许黑人和白人共同用餐，邀请他去演出的白人庄园主甚至不允许他使用房间里的洗手间。电影快到结尾时，这位黑人钢琴家就要进行他圣诞节前的最后一场演出，他的白人乐队同伴告诉他的白人司机兼保镖，虽然钢琴家本可以呆在纽约过一个开心的圣诞节，但他选择去南部，他就是希望用这样的行动消除别人对黑人的成见。途中他不仅因进入黑人不可以入内的酒吧被白人毒打，而且还在滂沱大雨的夜晚误入南部不准有色人种进入的区域而被关进监狱。

这部电影让我想起第一次带港大ICB的同学去斯坦福和硅谷游学，一位华人跟我讲述他七十年代在美国的经历。当时他从芝加哥开车返回洛杉矶，沿途开到克林顿的老家小石城。他需要加油，但进了几家加油站都加不到油，于是他去询问高速公路上的警察。警察质问他来这里的原因，他解释自己是途经这里返回洛杉矶。警察说，“我可以带你去加油。但你要立即离开阿肯色。”警察带他加完油后，一直尾随其后，直到目送他离开阿肯色州界。这是七十年代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大家现在听起来是否觉得匪夷所思？

今年初我跟国泰航空的第一位华人老板吃饭，他和我讲述了去年他在旧金山的一段经历。他住在一个离旧金山中国城不远的酒店，早晨起来去锻炼，当时因为戴着口罩帽子，所以看不出来已经是个七十多岁的人。一位白人妇女语气非常不友好地问道，“Do you speak English, China boy?”我的朋友很客气地回应，“My English is as good as yours.”为什么在今天的美国还会出现对非白人歧视的场景。其实不奇怪，因为特朗普做了总统，白人至上主义更加猖獗，这一切会发生也都可以理解。但是，所幸今天的美国仍有大批的人在反省自己过去所做的事情，这就是《Green Book》这部电影为什么能获得奥斯卡奖的原因。

然而，年初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一秒钟》，在最后时刻却从柏林影展被撤下来。张艺谋表示在其有生之年想拍一系列电影来反思中国的文革，但这部电影最后却没办法进入柏林影展。我们的确看到今日的美国有许多问题，但美国有人愿意反思，也有让他们反思的空间。在中国也有一群人在反思，但这种反思的空间却非常狭窄、艰难。如果我们缺乏了反思能力，我们如何在中美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呢？

我还想与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故事。我已经很久没有回老家，今年到福州过年，住在香格里拉酒店。除夕当天，我跟太太说，“明天大年初一，酒店估计没什么客人。”第二天早上的情景出乎意料，五星级酒店的餐厅人山人海。我看到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这是活生生的例子。随后，我到广州出差住在Grand Hyatt（凯悦酒店）。当时还没到正月十五，依旧看到很多中产阶级在度假，其中很多人操着北方口音。

我在福州过年期间，曾去过宁德市三都澳，中国著名的小黄鱼生产地。但我在相对富裕的小岛上看到了另外的情景，脏乱差。即便在福州的动物园，也是随处可见游人扔下的垃圾。在一个中产阶级兴起的国度里面，我们同时看到另一番景象。因此我在想这样的一个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政府和管治？

让我震惊的是，我在广州跟一位校友聊天。他谈到这几年广州很安全，因为到处都是探头，已经两三年看不到小偷了。据香港媒体报道，仅2016年，中国就装了1.76亿个探头，美国装了5000万个。2020年，中国的探头总数将会达到近28个亿。因为探头监测技术，中国已经产生了四个身价超过十亿美金的富豪。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被监视，我们好像生活在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小说所描写的场景中，但我们好像又处之泰然，并不太担忧。难道在我们经济上变得富足的时候，愿意牺牲我们的自由吗？所以我感觉很puzzle（疑惑），我有很多puzzles（疑惑）无法解答。昨晚我想到了许多让我无解的困惑，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十个困惑。

第一个困惑——中美贸易战何时了？

2019年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议题就是中美贸易战，去年达成的时间表已经错过，在美国佛罗里达的会面也取消了。特朗普还表示即便中美达成协议，2500亿的关税是不会取消的。中国曾答应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会做出巨大让步，但并没有换取特朗普会取消关税的承诺。那中美贸易战会打到何时？对中国、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又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中美的贸易冲突会影响到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因为中国经济已经受到很大冲击。

那中美贸易战会终结吗？我相信中美贸易协定是会签署的，因为特朗普也同样面对非常大的压力，因为他的总统连任选战马上就要启动。上一次我已经预测特朗普肯定会当选，这次他也能竞选连任成功。但为了竞选，他必须和中国达成协议，以确保他的选战万无一失，所以停战是可能的。但是中美贸易之间的摩擦将永远不会终结，从去年4月开始的贸易战已经终结了过去40年中美关系虽然冲突不断但相对平稳的发展历史，而这又会如何决定未来的走向呢？

第二个困惑——中美会否滑入新冷战？

1978年12月底，中美建交，52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批访美留学生启程赴美。在此之前卡特总统的科学顾问在北京访问，他于美国华盛顿时间半夜三点打电话给卡特总统，原来是邓小平问中国是否可以派五千位留学生赴美学习。卡特总统说，派十万个都可以。这是四十年前的事了，然而如今中美建交四十年，中国已有科学家被拒绝入境美国，“千人计划”中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更得小心谨慎。

今年MIT（麻省理工学院）的提前录取名单中没有一个中国大陆学生，这或许纯属偶然。如今在美国攻读自然科学领域的博士，如果是第一年，获得签证留下来学习的机会越来越难。为什么中美关系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呢？

中美之间可能不会陷入类似美苏之间的冷战，因为中国没有盟国，无法形成两个集团之间的对峙。美国的盟友们也不会像当年美苏对峙那样，紧紧跟随美国，就像德国、新西兰、英国，在5G问题上就没有完全屈服美国的压力。由于中美之间要争夺老大地位，从历史来看，美国就是一直在压制老二，所以中美之间由经济和科技引发的冷战已经开始。但具体会达到何种规模，又会在什么范围内影响全球政治经济，现在还无法评判。

这个问题在华为事件中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大家最近可能看过或者听过一本书《美国陷阱》，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副总裁弗雷德里克·皮尔丘奇讲述自己如何被关进监狱。因为美国要整蛊他的公司，目前这家公司已被GE收购。未来类似的事情，可能还会继续发生。因此，即便中美之间不会爆发美苏之间那样的冷战，中美两国之间的矛盾会越来越多。

第三个困惑——中国经济会否进入失落的十年？

大家可能比我更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经济的状况，去年连很多互联网公司都在裁员。中国经济是否也进入失落的十年？失落的十年意味着中国经济下行的趋势无法逆转。日本和美国签订“广场协议”之后就进入失落的十年，其实远不止十年，到现在已经失落了三十年。中国是否也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停滞期呢？

灰犀牛，黑天鹅，明斯基时刻，这三个词汇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频繁地被使用。很多人以前甚至都不知道它们的含义，这说明中国经济问题不少。最可怕的是，民营企业家还用脚来说话。美国加拿大不敢去了，怕重蹈孟晚舟的覆辙，但新加坡还是可以去的。澳大利亚也比较麻烦了，有中国企业家已被剥夺了澳大利亚居留权。

公开数据表明今年国内GDP增长会跌到6%。中国GDP数字都存在泡沫化的问题，是不可信的。最低的评估是去年经济增长只有1.5%，虽然我不敢认同这样的数字。中国经济如果现在跌入失落的十年，既没有迈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又进入老龄化社会，承受如此大的压力会给中国未来的发展会带来何种影响？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非常沉重的问题，但可以肯定中国已经告别了过去四十年，尤其是近二十年欢天喜地的发展景象。

第四个困惑——我们如何被国际主流社会所接纳？

在中国百余年的发展历史中，我们始终在思考如何能够被国际社会所接纳。我们曾经拒绝或者排斥西方国家制定的国际规则，但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逐渐开始融入国际社会。尤其是加入WTO后，我们一直思考如何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是去推翻现有的制度，最多只是小修小补变得对我们更加有利。但到了今天，我们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告别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的局面。

当我们的很多价值观无法被别人认同的时候，如何被国际主流社会所接纳？

今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问题备受关注。这在海外甚至被称为“集中营、劳改营或教育营”。在极端的伊斯兰组织兴起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应该如何应对？是选择我们现有的应对方式，防范于未然，还是选择美国的强硬做法，将恐怖分子关入古巴关塔那摩监狱，或者到异国去发动武装侵略？长期以来，我们始终否认“教育培训中心”的存在，直到掩盖不住了才被迫承认。这不仅招来西方国家和人权组织的谴责，而且很多伊斯兰国家都在抗议，尤其是与维吾尔族同属突厥民族的土耳其更是指责我们种族灭绝，这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十分不利。所以我们如何融入国际社会？

过去四十年，中国人走向全球的过程中，很多方面都受到了尊重。但这种尊重很多时候是建立在“钱包”的基础之上。所以如何能够被主流国际社会接受，这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第五个困惑——中国的文化是否决定了中国无法走向民主？

这是我有生之年可能都没办法解答的一个问题。去年在杭州参加校友活动有同学问我，中国无法走向民主到底是人的问题，还是文化的问题？我想可能是文化的问题。最后一任香港总督、也担任过香港大学校监的彭定康在香港大学授予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名誉博士学位时向他提问，如何评价英国在撤离亚洲殖民统治后的作为？李光耀认为这是英国人极大的失败。以斯里兰卡为例，英国人在亚洲实行的是一人统治，总督一言九鼎，所做的仅是确保他的统治秩序。英国在撤出殖民地后开始在这些国家实施英国的那套民主，结果却一团糟。李光耀的结论是民主在中国文化里是不适应的，即便在台湾，也只能勉强实现民主。当然这是差不多三十年前的对话了。

另一个可能是反面的例子。大家知道日本一万元纸币的头像是谁吗？是福泽渝吉，一位改变了日本的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日本以前也过春节，明治维新过后五年的1873年就被取消了。做出这一决定的正是福泽渝吉。他是汉学家，看的中国古书比我们在座每个人都多，据说《左传》他就读了10多遍。一位如此热爱中国文化的人为何做出这样的决定？因为他认为不告别中国文化，就没办法融入西方民主。他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积极地提倡日本放弃中华思想和儒教精神，转而吸收学习西洋文明。所以从日本脱亚入欧之后的发展来看，中国文化是否决定了我们没有办法迈入民主？

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说，人民需要强有力的管束和引导，因为大部分人是懦弱和邪恶的。一位朋友曾向我描述过这样一幅场景：十几年前的春运是非常恐怖的。警察如果不用警棍驱散农民工，他们会全部拥到火车上，导致无法开动。所以中国人就不能享受民主吗？作为一位希望看到中国民主的人，我也认为在中国发展民主之前还有更加紧迫的任务需要完成。第一步是市场经济，第二步是公民社会，第三步是法制建设，第四步才是民主选举。但我们在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上停步不前，如今竟然需要透过外力来深化我们的改革？！

以上是从中国的角度审视了五个puzzles（困惑），以下我想从全球范围内去看另外五个puzzles（困惑）。

第六个困惑——全球范围内民主真的在衰退吗？专制真的回巢了？

谈到民主，一个全球现象就是，民主真的在衰退吗？如果你从全球范围审视，尤其看到全球最民主的国家美国能够选出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这是否意味着民主失败了？同时看到民主在英国的表现，英国退欧，进退两难，不仅冲击本国经济，而且影响世界经济。再看看法国的“黄马甲事件”，在巴黎街头演化成暴力事件。民主在发达国家似乎已经失控，更不用说发展中国家了。

刚才讲到文化与民主的关系，从匈牙利到俄罗斯，再到土耳其，这些国家的民主都在削弱，所以文化可能跟民主是有关联的。俄罗斯的文化和民主也有冲突，所以能够诞生出统治俄罗斯二十四年的普京大帝。土耳其作为奥斯曼帝国的继承者，它的文化是否也很难产生民主？土耳其历经几十年发展，已经拥有很好的民主体制了，但现在也开始实行强人统治，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将统治土耳其长达20年。作为当年积极参加民主运动的学生领袖，当今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也愈发独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三番五次修改党章，最终会将党魁任期修改至四届十二年。全球好像都在发生民主大衰退的景象。

2018年，有关民主方面的书籍很多都是在谈关于民主是否死亡，这里有两本书特别推荐给大家。一本为哈佛大学Steven Levitsky和Daniel Ziblatt教授写的《How Democracies Die》（《民主国家如何消亡》），另一本为哥伦比亚大学David Runciman教授的《How Democracy Ends》（《民主制度如何终结》）。两本书中的核心观点都对民主的未来产生担忧，尤其是哥伦比亚大学David Runciman教授强调，西方民主最辉煌的顶点已经过去，所以西方必须重新思考新的治理模式。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模式，他也没有答案。

第七个困惑——资本主义变质了？社会主义变调了？未来世界的进程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如果资本主义已经失势，那么社会主义情况如何呢？当然社会主义也不是我们以为的前苏联模式、东欧模式、古巴的模式、或者中国这些亚洲国家的模式。继卡尔·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及社会民主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人物考茨基认为，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党走上了歧途，追求独裁。考茨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会灭亡的，但需要通过民主手段，进行渐进式的变化。这也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及政治家伯恩斯坦的观点。他认为民主社会主义掌握了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的武器，那就是民主。没有民主，劳动者既会给别的阶级带来灾难，也会给自己带来新的枷锁。1945年二战后，欧洲得以良好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接受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尤其是福利政策。上一届美国总统大选热门候选人，已经宣布再次竞选总统的桑德斯就是一位典型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所以社会主义并没有完全失败。但是民主社会主义经过几十年在欧洲的尝试，好像也走到了尽头，因为欧洲的福利社会已经带来了如此大的问题。

那么资本主义呢？去年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最佳经济书籍的《资本主义的神话：市场垄断与竞争之死》（《The Myth of Capitalism: Monopolies and the Death of Competition》），两位作者Jonathan Tepper 和 Denise Hearn认为资本主义的问题就是越来越垄断，今天美国几百种啤酒其实都是由两家啤酒厂生产，美国一半的银行资产是由五家银行控制，美国75%的住户地区只有一家宽频服务商，80%美国人使用的Social Media（社交媒体）是Facebook，90%美国人使用Search engine（搜索引擎）是Google，Amazon更是控制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这在国内也是如此，阿里巴巴已经控制了你们的生活，百度对大家的伤害远远超过Google，因为它被批评会因商业利益而提供虚假广告和只提供属于自己麾下企业的信息。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场景。作者认为，美国发动贸易战不能解决问题，问题在于垄断和寡头操控。如全球最大零售商沃尔玛聘用230多万员工，是全球最大的雇主，但在美国因沃尔玛而被迫关闭的小店比比皆是，于是沃尔玛成为当地唯一的雇主，薪金低、待遇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如果说社会主义失败了，那资本主义也失败了，那未来到底有怎样的道路可走？我们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第八个困惑——国际化退潮？碎片化主导？

但凡非常重要的发展关口，当我们星球出现危机时，人类总喜欢将责任推给别人。正如特朗普把责任都推给中国，推给欧盟，推给其它国家。他认为提高关税，设立贸易壁垒就可以解决问题，其实不然。所以国际化成为“过街老鼠”。那么整个世界是否会碎片化？从全球“二战”后的发展来看，工业化浪潮使得全球联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了全球供应链管理，但同时更加精确的分工使得我们的生产甚至生活也更加碎片化。

但问题在于当全球的融合就此停住了，剩下的就只有碎片化的世界了。我们看到碎片化正在形成，大家只关注自身的发展，所以才会出现英国脱欧的事件，这是全球化大后退的一个最为极端的例子。英国人、美国人都失去了对自由贸易的信仰，而他们曾用炮舰敲开封锁自由贸易的大门。碎片化的趋势对中国产业结构的提升、依赖出口的经济、一带一路的战略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第九个困惑——贫富悬殊为何成为世界流行病？全球经济成果如何更好的共享？

另一个同时影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流行病”是贫富悬殊。美国顶尖1%人口的收入是其它99%人口的26倍，上等收入的家庭所拥有的财产和下等收入家庭拥有的财富在过去30年间迅速扩大，1989年是28倍，2007年是40倍，2016年是75倍。大量钱财被少数人掌握，最富有的1%的人拥有的财富总量大约等于最贫穷的90%的人拥有的财富总量。美国贫富悬殊状况在国际化浪潮中越来越严重，这也是另一个导致特朗普上台的原因。特朗普的前“军师”班农认为，国际化只令精英阶层获益，所有的蓝领阶层都受害。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将发生革命。

过去四十年，全球化虽然使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贫富差距缩小了，但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也同样在不断地扩大。中国是全球贫富差距拉开最大的国家，同样在金砖国家里面，印度、巴西等国家的贫富悬殊现象也非常普遍。所以人类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反而没办法共享经济成果，这导致了今日全球治理出现危机，对各国政府的决策带来挑战。但我们除了听到来自各类国际组织和团体，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警告和呼吁之外，我们也并没有看到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决策和行动。

第十个困惑——兴建“围墙”何以成为全球新趋势？

曾几何时我们为柏林墙的倒塌而欢呼，然而仅仅三十年过后，全世界都反方向而行之，开始了“建围墙“热。我们曾经要打开围墙，倡导国际化，但突然之间大家都想建围墙。特朗普不顾民主党反对，颁布紧急令兴建美墨边界围墙。但围墙不只在美国，欧洲也在建，英国脱欧其实是另类的建围墙。中国也在建，我们建的防火墙也越难翻越了。香港也一样，看似很开放的社会，但也在心理上逐渐关门，不仅排斥内地人，连香港的医生组织都不愿意海外的医生来香港行医，虽然医生短缺已引发香港公立医疗系统的危机。英国为什么选择脱欧？因为他们认为东欧的穷人会占用他们的资源。即便是 “黄马甲运动”，其关心的也仅仅是法国中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底层的北非移民。所以全球都在兴起“建围墙与建心墙”的浪潮。

所以我们的世界到底会走向哪里呢？今天我的演讲好像很悲观，不过我们人类的优势就是Problem-Solving（解决问题）。当我们意识到问题存在的时候，我们就会设法去寻找解决方案，这需要包括在座的所有朋友们的共同努力。我相信大家来到港大ICB学习，首先，你们一定有很多问题想寻找答案，包括我刚才提出的十个Puzzles（困惑），我们如何去回答、去解决。但在我们共同寻找答案的时候，我可以非常坦诚地告诉大家，不要以为老师有比你更聪明或更好的答案。因此，我们主张平等交流，在平等交流与对撞的过程中一起寻找答案。同时，我们必须明白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并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因为它并不存在。今天的正确答案，可能就是明天的错误答案。所以寻找答案是你们来到港大ICB学习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除了寻找答案，我相信你们也希望寻找事实和真相。人类总是渴望了解真相，我在美国采访过一批中国孤儿，他们被美国人收养，虽然生活的很好，但依然想了解自己的身世，自己的亲生父母，自己的出生地，自己是如何来到孤儿院的，这是人类正常的心理。所以，直面真相是我们走向未来不可或缺的，我们中国人必须有勇气去面对历史、反思过去和当下所发生的事情。如果对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一切事情和行为都遮遮掩掩，不愿意让百姓了解事实真相，没有透明度，我们如何向前行？日本总被“二战”的阴魂缠绕，但德国就可以告别那段不光彩的历史，道理也就在这里。而这也恰恰是美国最伟大的地方，因为它相对而言能够正视和反思自己存在的问题，至少可以给这一群人存在的空间，更不会因为寻找真相，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在笃信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去年底出版的、我刚才提到的《资本主义的神话：市场垄断与竞争之死》，以及今年初出版的《监视资本主义的时代：在权力的新前线为我们人类的未来而战》（《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都是对当下美国社会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反思。后者是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首批终身女教授Shoshana Zuboff的著作，她大胆揭示和批判了数据如何掌控我们的生活，以及企业如何透过获取我们的数据获利。

第三，来到港大ICB很重要的一点是主动学习。过去几年，全球的学习趋势出现碎片化，大家通过手机接收别人推送的东西，完全是被动的学习。近期在美国举行的“地平说会议”，研究员访问了30名参加活动的人，他们原来都不相信地平说，直到在YouTube看到相关的短片讲“地球不是圆的而是平的”，就相信地球是平的不是圆的。所以我们不要总是被动接受别人推送的信息，而不做深度的思考和学习。

除了学习碎片化，另一个趋势是学习娱乐化，这在中国尤其盛行。你以为花一两个小时坐在体育场里或者电视机前，接受被人过滤过的信息就是学习了。这样的学习场面非常壮观，就像宗教布道一样，很容易被洗脑。其实，学习是一件苦差事，因为需要独立的思考，而不是被动的接受，不要将学习变成演唱会。所以需要尽量避免学习的碎片化、娱乐化、和仪式化。

第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通过主动学习以及与别人交流，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有时这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难。最近我看了一本书，非常有意思，是英国历史学家朱莉娅·博义德（Julia Boyd）去年出版的《第三帝国的旅行者》（《Travelers in the Third Reich》）。我是很喜欢旅游的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走在途中有时看到的东西可能比你书上读到的更加有价值，令你更有收获。但看过这本书后，我对自己的这一看法产生了怀疑。《第三帝国的旅行者》写的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批游客涌进德国，仅仅看到了德国美丽的小镇、优美的自然风光、秩序井然的社会环境、一流的歌剧和前卫的文化、以及工业和科技的发展，但没有人意识到德国已经开始排斥犹太人，开始军事扩张，纳粹思想和专制统治正改变着德国。

所以当我们到达一个地方，所看到的可能只是它的表相。希望大家能拓宽眼界，真正看到社会的深层，了解事物的真相。香港也不仅只有中环，它只是香港的一部分。我们这次会有分组安排去深水埗实地考察，你在那里看到的香港可能超出你的想象。但你依然没有机会看到香港全部的真相，香港最为贫穷的一面，因为你还没有机会走近只有十来平方米却必须容下一家大小的“劏房”。我每天都在我生活的社区里看到年迈的清洁工在扫地，赚取非常低的薪水，而香港甚至还有不少收纸皮、收破烂的街头长者。在美丽的中环，你如何感受到香港是个贫富如此悬殊的城市呢？！

因此，大家来到港大ICB学习，需要放开过去的认知来拥抱新的事物。最重要的是用新的思维去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自己，那么你的学习才会有最大的收获。

谢谢大家。

刘宁荣教授简介

刘宁荣教授是教育家、营销传播专家、媒体人。他专注战略发展、品牌管理和营销传播。近年来，他致力于高等教育，特别是教育市场化和国际化，以及教育营销和创新的研究，发表了有关教育、营销等方面的论文，并出版了有关中国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市场化和分权化的学术专著。他是英国《国际教育发展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和《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期刊》(Journal of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的评审人。他还经常就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影响中国发展的议题发表演讲。

他现担任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HKU SPACE）常务副院长（商学及中国发展），推动创立了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港大ICB）并出任执行院长，以及香港大学SPACE企业研究院（港大SEA）并担任执行院长，以创新型专业商管学院为定位，培育专业高管人才。他提倡创新教学和主动学习，强调教与学的“4P”模式，即：专业(Professional)、前瞻(Prospective)、实用(Practical)、实效(Problem-solving)，并在专业与高管教育中引进人本教育。

他在媒体和传播领域有广泛的经验，在2000年加入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出任助理总监之前，他在美国任职营销和传媒顾问公司，在纽约与华盛顿两地从事企业形象与品牌咨询。他曾任职多家中英文媒体，并在华盛顿担任过白宫记者，两次全程报导美国总统大选，采访了克林顿、布什、戈尔巴乔夫等全球知名政要，其多部深度报导的新闻作品和专著在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出版。

他曾是美国亚洲基金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德国柏林国际新闻研究院的访问学人。他曾于1996年在美国被评选为五百位最有影响力的亚裔美国人。他是中国南开大学学士，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硕士，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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