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年随想丨裂变：走出恐惧与幻灭
刘宁荣 教授
Prof. N.R. Liu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HKU SPACE)常务副院长
中国商业学院暨企业研究院创院院长
在向2019年做最后告别的时候，在淡淡的悲情中难以寻找值得回味和珍惜的片刻。这一年，除了感伤、震惊、恐惧、与幻灭，留下的只有不可知的未来。我们除了宣泄与愤怒、暴力与冲突、颠覆与毁灭，似乎看不到茫茫前路。我们将会如何踏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我们是否正处于一次裂变的前夜？
（一）
2019年10月深秋的一个夜晚，在日本东京一家入住的酒店，我难得一次打开电视机，跳进我眼帘的画面是英国伦敦的示威，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冲突，法国巴黎的烈火，智利圣地亚哥的燃烧，黎巴嫩贝鲁特的抗议，伊拉克巴格达的愤怒，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骚乱，中国香港的危机。这似乎构成了2019年横贯全球的旋律。
我们好像都在尽力狂欢，摧毁我们并不喜欢的现有的政治秩序、社会秩序，但我们却无从知道新的秩序将如何在我们的眼前展现。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二十年结束之际，我们陷入了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Émile Durkheim）所说的“失范”状态，我们在迷乱中目睹社会的错乱、失序；我们曾经引以为傲的价值、信仰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甚至瓦解，对此我们感到失落和无力。
而所有的这一切似乎都缘起于“恐惧”，真切和虚幻的恐惧在交织中已经无从理清，但这已不再重要，却又左右了全球的每个角落：从掌控全球命运的政治中枢，到聚集于大街小巷的示威者们。这样的恐惧主导了全球政治向极权和专制的转移，冲击了快速增强且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合作链条，颠覆了我们笃信的未来发展的路向。民粹主义在全球的泛滥，彻底改变了现存的秩序和制度。而恐惧夹杂着幻灭，暴力成为主宰，无序成为常态，愤怒和绝望形影相随。
这样的恐惧和幻灭或许最好地描述了被称之为“帝国边陲”香港已持续六个月的动荡。这座曾经和平，且显得如此温文尔雅的城市，顷刻之间就被暴力和冲突所淹没，而牵动整场运动的神经中枢就出于恐惧。民众从最初对内地司法制度不信任的恐惧，担心自己有可能被引渡到内地受到不公正审判的恐惧，进而挑起这座城市对“一国两制”消失的恐惧，和对悄悄到来的2047年死线这个茫然不可知的未来的恐惧。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如此众多的年轻人变得如此勇武，如此众多的中产阶级会接受暴力，甚至同情和支持暴力。恐惧以及由此引发的暴力和仇恨之深已经超越了许多普通人可以理解的地步，但暴力和仇恨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一旦被打开也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这样的恐惧甚至疯狂般地冲击我们所信仰的自由和民主的底线，以及扭曲我们的道德底线。曾几何时我们不断地在重复“血浓于水”的叙述，但这个我们曾经觉得理所当然的叙述却是如此的脆弱。
它是真切的，但也是不真切的。香港目睹了民主之路缓慢，民主愿景遥遥无期。北京越强调立法、司法、行政要紧密合作，香港人就越担心香港会变成内地一样的城市。香港的年轻人和西方的年轻人一样，在自由的环境中成长，自由对他们而言是与生俱来的生命的一部分。但这样的恐惧也许并不真切，尽管忧心忡忡者并非少数，他们忧虑香港正失去以往的自由，正变成一个被严密控制的社会，在他们看来明天的香港将会失去昔日的光芒。
这样的恐惧和幻灭并非单向。对众多的内地人来说，香港回归了，但他们却很失望地看到香港人在回归之后的心态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他们发现香港人不是自己人，他们根本不想做中国人。深圳河两边民众的心理距离也因此越来越远。让北京更加震惊的是，在对这个“边陲重镇”恢复主权二十二年后，人心不仅未归，而且人心越离越远。而更大的恐惧和幻灭是，这里可能成为颠覆中国政权的最前线，香港被视为新冷战中的柏林。
（二）
但2019年的香港不是1948年的柏林。
四十年前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未久，我来到了刚刚统一的柏林，第一次目睹这座城市分裂的印记和感受这座城市的无助。柏林曾经在美苏两国的对峙中成为无助的牺牲者。
1948年的柏林，美苏之间的铁幕在这里成为现实，冷战之后的第一次危机在这里掀开。七十年前柏林危机的启幕，让欧洲的分裂持续了四十年之久，而西柏林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被封锁的困境。如果香港主动或者被动地重复这样的历史，那是香港的悲剧，香港必须抗拒这样的未来。不幸的是，香港在2019年也已成为中美角力的新战场。
而中美的对抗，也在误解、恐惧、和幻灭的驱使下打开了历史的一个新窗口，正在冲击和改写我们熟悉的国际秩序。
白宫主导的全球贸易战，特别是华盛顿朝野上下一心视北京为头号敌人，也建基于这似是而非的对北京的恐惧与幻灭中。美国时事评论家和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最新一期的《外交事务》杂志上指出，美国跨越不同党派、跨越不同界别的中国共识，“已将公众的立场转变为一种最本能的敌意”，但他从历史的视角苦心劝告美国人不应如此恐慌。美国在获取冷战胜利的辉煌奇迹之后，面对毫无对手和竞争的国家已长达三十年，高枕无忧，忽然梦醒，看到中国奋起直追、步步为营的战略正成为全球唯一霸主的最大挑战者。美国迅速架设起一道从政治、经济、技术、军事等层面，目标在于遏制中国崛起的全新包围圈。而北京多年来不断强硬的路线和威权政治又加深了美国的这一认知，而不断展现的肌肉和显耀的实力更令美国上下恐慌，在经济上对中国早已不满的蓝领阶层，在价值观上不认可中国的普通民众，和在与中国接触战略中获益匪浅的精英阶层一时之间形成了共识。
但北京的恐惧也同样挥之不去，无时不刻都在担心中国会成为美国颜色革命的下一个目标和受害者，而中国也从美国的一系列行为中找到了这个认知的佐证。美国越来越公开地加强与台湾的官方联系和军事合作，美国越来越直接地卷入香港的示威，美国对中国边陲地带的事务公开发出愈来愈多的指责和制裁，美国甚至肆无忌惮地威胁其它主权国家不要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而这个清单可以继续罗列下去。
这不仅仅是恐惧，而且还是幻灭。美国极其失望地看到，中国并没有朝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成为与欧美国家一样遵从相同价值的国家。而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经信誓旦旦地说服美国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因此接纳市场经济之后，中国将会更接近美国。但这一切非但没有发生，而且还变得如此遥远。
而中国也有相同的感受。中国对美国的幻灭远超过当年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铲平的羞辱， “银河号”货轮在印度洋被美国军方强行登船检查的愤怒。在这场贸易战的烽烟中，北京早已看穿华盛顿在高科技领域全面围剿中国企业背后的动机，看到“印太战略”更有可能切断中国经济赖以持续增速的海上通道。中国在忍辱负重、韬光养晦几十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联合国会费的第二大贡献者之后，却总是遭受美国的种种阻拦，无法获得应有的尊重和地位，甚至被排斥在世界权力的中心之外。在亚洲开发银行，以及世界银行希望获取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地位和发言权这一努力失败之后，中国别无选择，决定另起炉灶设立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曾几何时，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柏林自由大学经济学家苏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向我们展示了 “中美国”（Chimerica）的新愿景。仅仅十年前弗格森还认为中国人的储蓄和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以及美国人的过度消费推动了全球进入难以置信的财富创造的新时期，而这个“中美经济体”多年来占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半以上。如果中国与美国脱钩，“中美经济体”便会终结。然而有趣的是，如今希望脱钩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或许理由都是同一个，那就是中国不断增强的影响力最终会改变“中美经济体”两者之间的敏感平衡。对于白宫而言，启动两国脱钩的终极目标就是切断中国的崛起之路。而这次可说是重拳出击，不仅复制当年斩断日本崛起的战略，而且是美苏“冷战”意识形态对立的翻版。
恐惧和幻灭加深了彼此间的猜忌和对立，美国的态度鼓励了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中国的行为同样加深了美国的敌意。但这场新的对抗已经不再是“冷战”时期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的冲突，而是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冲突。
（三）
左右冷战四十年的东西两大阵营已经不复存在。
2019年5月，我再次来到阔别几乎三十年的布达佩斯。上一次是在大雪纷飞的冬日来到匈牙利，那是柏林墙倒塌后的冬天，一个极为寒冷的冬天，湿漉漉的街道反衬着行人脸上忧郁的表情。那也是对不可知的未来，充满恐惧和期待相互交错的冬日。
三十年过去了，多瑙河畔那座奥匈帝国时期建造的辉煌的议会大厦依旧，而双城之一的佩斯，其外表已经多了不少现代化的痕迹，市中心的街景与全球所有的大城市一样，四处遍布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那些名牌商店了。在这座城市，昔日的恐惧已经不再，但当年的期待或许早已落空，随之而来的也是幻灭。
与所有东欧国家一样，民主转型给大家带来了程序上的民主，但匈牙利和波兰早已背离了民主变革的初衷。一方面，当权者不断地挑战自由与民主的底线，排斥移民，极权的阴影重新笼罩；另一方面，裙带资本主义已开始改变国家的政治，左右华沙政坛的家族势力和布拉格的政商联姻，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不幸的是，民众的幻灭还在于，他们曾经不惜代价地想方设法挤入欧盟这个大家庭，却在今日成为欧盟的“弃儿”和“坏孩子”，沦落为二等公民。
当我踏上至今依旧是欧洲最为贫穷的阿尔巴尼亚，在首都地拉那迎接我们的是广场上的抗议者和警察的催泪弹，执政党与在野党总是走马灯似地不停换位，并在此过程中持续地争斗。而沿路走过的无数巴尔干国家，从塞尔维亚，到黑山，到波黑，依然充满怨气地等待进入欧盟的入场券。这些在北约主导下解体的南斯拉夫前加盟共和国，更是在挣扎中前行。
三十年前，东欧社会主义的实验场暗淡地关上了大门。三十年后自由资本主义的实验场在这里也是伤痕累累，踽踽前行。三十年前福山或许过于简单地盖棺论定“历史的终结”，但他预见性地看到了历史终结之处的西方社会，其前景同样并不光明。他曾经警告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威胁是民主国家的极右法西斯，而右派民粹主义已经大摇大摆地走进欧美政坛。过去二十年里，极富煽动性的右派独裁者的出现，以及极端伊斯兰的兴起和蔓延，这两者可以说是自由资本主义失灵的内在和外在表现。自由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开始自生自灭并破坏自己的合法性，而吞没西方民主的政治混乱还有比特朗普入主白宫、英国脱欧、和意大利修宪公投更令人扼腕和捶胸顿足的事吗？
如今自由资本主义忽然间碰到了一个巨大的对手，即主导中国过去四十年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今天，这两个阵营在争夺全球的领导地位。但无论是欧美民主国家领导的自由资本主义还是中国领导的威权政府积极介入的国家资本主义，都有各自迫在眉睫的问题需要找到解决的答案。
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可以高效率地整合资源，统一协调经济的发展，但更容易受到腐败的冲击；而确保经济的长期增长已成为政权受到认可的唯一指标。一旦经济增长缓慢，社会就可能更容易出现失调；长期被压制的对自由、人权、和民主的渴望一旦爆发，就更容易引发社会的动荡和分裂。而政府的决策又缺少制衡，就会出现匪夷所思的危机，2019年一场席卷中国南北的非洲猪瘟就是其中一个最新的例证。但自由的资本主义也同样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在美国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甚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都见证了放任自由的恶果。
然而无论是在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还是在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两者又面临前所未有的、且普遍和相似的挑战与困境。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在其新著Capitalism, Alone：The Future of the System That Rules the World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带来了繁荣，满足了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却以牺牲道德为代价，追求物质的成功成为唯一的目标。
自由和财富的实现，也预示着以往社区赖以持续的稳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这有如浮士徳与魔鬼的交易。过度的贪婪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基因，财富分配的不公和贫富悬殊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罪恶。而腐败也不断地蔓延，即便作为自由资本主义领头人的美国，不同形式的腐败，或者是合法化的“滞后腐败”变本加厉。所有的离任官员和议员们都可以进入商界，将他们原有的政治资本兑现成商业资本；而华尔街和白宫所形成的共治，更是让华尔街在过去四十年的全球化浪潮中成为最大的获益者。即便是举起民主和人权大旗的美国，对民主和人权的双重标准，更多的是服膺于国家的利益。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西方发达国家竟然出现了以往只有发展中国家才会出现的政商互动，商人与政治家角色的互换已被欣然接受。
在过去四十年，市场经济在两种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下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当然要归功于全球化和数据化革命，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发展就是一个明证。但全球化在今日的欧美已被妖魔化，事实是，全球化本身并无问题；而是当年兜售这些概念的西方政客们普遍失信于众多中产阶级对全球化原有的期望。实际上，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全球化，为欧美的精英和商业阶层提供了历史上最快速的财富积累机会。但发达国家的普通民众却没有从中受益，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准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反而令他们更加恐惧暗淡的未来，西方政客又事不宜迟地开始兜售全球化所带来的恐惧。资本主义的可能失败，就是因为民粹主义的高涨和对全球化的不满。所以中产阶级的幻灭，不应透过制造新的恐惧而获得心理上暂时的安抚。
在市场经济席卷全球之时，我们不应该过多地畏惧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彼此间的不同。追求财富、自由、和民主已经成为共同的目标，但由此衍生出的罪恶，以及两大阵营固有的瑕疵，更需要两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互动，来共同寻找普遍性的答案。即便我们必须选择竞争，我们也应该努力寻找应对相同挑战的共同目标。
如今我们却偏偏要选择隔绝和对立。曾几何时，“纽伦港”的价值就在于这三座城市都是向世界开放的大都市。因此把香港视作新冷战的柏林，不是恶意就是无知，因为这不实际也无益。如果我们只是如此简单地将一切的不同和冲突都视为民主与极权之战，不是耸人听闻，也是自我麻醉和毁灭。如果把香港推向这场战争的最前线，我们将成为恐惧和幻灭的最大受害者。在暴力的对抗和冲突中，我们将无法看到一次优质民主的出现。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曾把强有力的政府、法治、以及民主问责视为维系现代政治秩序的三个最基本要素。如果这样，或许强有力和廉洁的政府远比衰败的民主制度更有价值。
别忘了，历史是流动的，文明是流动的。2018年的初夏我来到中亚古城布拉哈，这是古丝绸之路上连接东西方的商贸重镇。在一个古老集市上，在炎热的夏日里，我走近一座拱形的房子顿感阴凉舒适。圆形的建筑设有朝向四个不同方向的大门，坐在里面的商贩告诉我，这四扇大门连结四条大道，通往罗马和长安，也通往波斯和印度。
而我正站在当年古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上。
（四）
2019年的12月，我在岁末踏上了北非的突尼斯城。我到这里寻找腓尼基人的足迹。公元前814年由腓尼基人兴建的迦太基古城，曾经是地中海经济强国迦太基的首都。经过三次布匿战争，他们在争夺地中海的霸权中败北，被罗马人占领，在当时成为罗马以外最大的都市。公元七世纪阿拉伯人占领这座城市，北非也进入了阿拉伯化的历史时期。
在突尼斯城东北方向十七公里的遗址上，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文明和建筑在这座比尔萨山丘上层层叠现。在很长时间里，迦太基城的故事只是个传说，古迦太基灭亡之后，罗马军队摧毁了整座迦太基城，胜利者把失败者从历史的记忆中完全抹去了。
进入二十一世纪，两强之争不应该是这样的结局。历史总是在不断地循环前进，不断地淘汰弱者，和选择新的霸主。如今这个循环又到了一个新的危险转折点，持续了四十五年之久的冷战最终以和平收场，在度过三十年没有两强争霸，只有恐怖主义这一共同敌人的岁月之后，新的霸主之战再次揭幕登场。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早就警告中美需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无可避免，皆缘于斯巴达对雅典崛起的恐惧。”雅典的崛起令人叹为观止，并对其它国家造成巨大的震撼和带来心理上的恐惧。斯巴达人当时已统治希腊一百来年，最终两国间爆发了战争，而这场战争摧毁了古希腊的两个主要城市国家。在修昔底德陷阱中，关键的因素就是斯巴达的恐惧。
2019年，类似的恐惧早已被渲染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曾在美国国防部等政府机构任职，且被视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中国问题顾问之一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几年前曾出版过一本颇有争议的书，书名是《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2019年7月，他在华盛顿大西洋理事会上提及经济学家预测中国在2049年的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三倍，他对此发出了如下警告：“中国会控制我们，我们将成为中国的殖民地。”
这样的恐惧妄想症甚至上升到美中的对抗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不同文明和种族大决战。2019年4月，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的斯金纳（Kiron Skinner），在美国一家智库举办的“未来安全论坛”上也同样危言耸听，她说：“这是与一个很不同的文明和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争斗，而且美国以前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 她还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这是第一次我们将面临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不是高加索人种。”这位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与国际关系博士学位的美国非洲裔人竟然认为，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的博弈，是美中对峙与美苏争霸的另一个不同之处。
而在2019年，香港议题在毫无防范的情形下走向中美对抗的前台，恰恰说明两强相争推波助澜的历史事件往往都是那些意想不到的非主流事件。2019年6月我站在萨拉热窝市中心的拉丁桥上，回想起1914年6月，奥匈帝国的费迪南德大公在这里被暗杀，这一事件与英国和德国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六周内整个欧洲却因此处于战争状态，并在四年内被全面摧毁，世界因此重新洗牌。在中美走向对抗的这个脆弱敏感期，这些意想不到的事件或许有更大的潜在风险。
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对赫鲁晓夫说：“我们必须为多样性创造一个安全的世界。”
如果臆想的“中美国”已经不复存在，“中美经济体”已经消亡，但中美独立的两个经济体的良性竞争，互相依托，恰恰可能为中国提供自我创新而非简单复制的空间，同时也让美国心牵肠挂难以忘怀的技术被迫转让、知识产权、市场准入都不再是令人折磨的难题。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因我们的恐惧和幻灭，对所有过去的认知做出180度的大转弯。特朗普一方面逼迫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获得更多市场准入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如何可以关闭曾经对中国企业开放的美国市场呢？这样的脱钩将如何实现？
2009年行将结束时，中国几乎成为全球的救星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救星；2019年行将结束时，中国则被描绘成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大威胁。但这两种认知都与事实相距甚远。
（五）
2019年9月下旬，我来到烟台，并专程前往威海卫。我登上刘公岛，在甲午海战北洋舰队覆没的海面感受一百一十五年前的历史瞬间。在十九世纪的全球大变局中，日本人“脱亚入欧”，进行宪政改革，并精心准备在中国土地上进行了日清、日俄这两场战争，并以此奠定了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
三十多年前我曾来过烟台，如今的巨变已让我过去的记忆荡然无存。这个变化就是缘于在全球化的大浪潮中，中国在过去四十年里准确地抓住了全球化这个大变局所提供的发展机遇。
如今面对全球化退潮、民粹主义高涨、自由贸易受挫、经济冷战和科技冷战降临，中国又如何应对这一场新的全球大变局呢？
中美之间的较量，最终的结局无法预估。但决定胜负的不是对方的围剿战略，而是自身的应对战略。《金融时报》副主编和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曾经说过，美国有三大宝贵资源，法制下的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和经济强大的盟国，但他认为美国似乎正在毁掉自己的宝贵资源。而这些曾经都是美国赢得尊敬，具有活力和力量的源泉所在。
2019年11月12日，他告诉世人，美国可能无法阻挡中国的崛起，只有中国自己的失误才能阻挡这个进程。走在外表已经完全脱胎换骨的胶东半岛，我在思考这过去的十年，我们到底发生了多大内在的变化和革新。在那里短短的三天，每次开车上高速公路，在入口处总被要求拿出证件检查才可准许上路。如果我们总是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中，甚至对自己公民最基本的权力都缺乏最基本的尊重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又何以受到他人的尊重呢？我们的担忧和恐惧常常是基于主观感受，却未必是客观事实。但至少让每一个经历过的人，都不要留下那些负面的且不必要的经历和认知。
因此在这个不确定时代却充满着无数的确定性。不管是自由资本主义还是国家资本主义，在尽可能地为每一个人提供创造财富机会的同时，都必须向每一个人敞开通往自由的大门，而非挤压每一个人自由呼吸的空间。因为在恐惧中前行是艰难的，幻灭后的重生也同样艰巨。
我们并不缺少指责，我们缺乏的是自责；我们总是喜欢给他人订立规范，却又不愿遵守同样的规则；我们总是喜欢寻找对立，而非化解冲突的方式；我们总是将复杂的事物过分简单化，却又将简单的问题变得如此复杂。
我们总是如此懒散地复制以往的模式甚至失败的模式，我们甚至不愿走出已经缺乏活力的模式，却依然以怀旧的心态留恋已经遥远的辉煌。而在恐惧和幻灭中，唯有走出固有的思维才有变革的希望和动力；创新就是对我们习以为常的思考方式、行动方式、甚至管治方式的反叛和颠覆，而这离不开自由的空间和独立的思维。
（六）
2019年12月，我第一次走进撒哈拉沙漠。在寂静中仰望浩瀚的星空，脑海中闪现的却是2019年燃烧全球的愤怒火焰。静谧的沙漠是如此的神秘，遥远的星际上，在宇宙大爆炸之后形成的恒星在夜空里是如此的璀璨。
在广阔无垠的沙漠里，在耀眼的星空下，思考人类“大写的历史”。在这神秘的夜空下，我们可以感受到人类长远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一历程正是通过逐渐累积而形成波浪式和螺旋式的上升。诚如黑格尔所言，社会秩序中的矛盾最终会通过克服对立而自行消除，以达到一个更高层次的整合。
所有的裂变在陷入困境的这一刻才成为可能。在恐惧与幻灭、对立与冲突之后，我们可以再次见证世界的理性和希望，宇宙大爆炸之后所形成的生命不就是最好的诠释吗？！
我走进帐篷，依稀听到沙漠里大家开心的笑声，那些燃烧的火焰也从我的脑海里消失了。第二天清晨，我们在漆黑和寒冷中起床，行走在孤寂的沙漠上，远远地眺望太阳从沙漠的另一尽头又重新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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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教授简介
刘宁荣教授现任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HKU SPACE）常务副院长，中国商业学院暨企业研究院创院院长。
刘宁荣教授是教育家、商业传播专家及资深媒体人。他专注教育创新与领导力、全球政经发展趋势、战略与品牌管理、营销与商业传播。
刘宁荣教授于2000年加入香港大学，致力于将「终身学习」和「专业商管教育」的理念推广至中国内地，在重塑中国的进程中培养具「国际视野、中国智慧」的管理人才。他推动成立了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港大ICB），以及企业研究院（港大SEA），并担任创院院长，旨在建立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成为「专业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标杆。短短十年，学院推出了创新管理、人力资本、财务金融、营销品牌等领域的15个专业商管课程，以及企业扩张与风险管理、创新营销与敏捷组织、组织发展与变革管理、上市融资与资本市场、文化创意产业管理、医疗健康产业管理6个高层管理人员课程，培养了15,000多名专业及高层管理人才。
他提倡互动教学和主动学习，首创教与学的「4P」模式，即：专业 (Professional)、前瞻 (Prospective)、实用 (Practical)、实效 (Problem-solving)。他在专业商管教育中强调人本教育，倡导「8i」的育人理念，即：无限创想 （imagination），勇于创新 （innovation），独立思考 （independence），相互协作 （interdependence），交流互动 （interaction），国际视野（internationalization），诚信至上（integrity）和社会影响（impact）。
他是美国亚洲基金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德国柏林国际新闻研究院的访问学人。他于1996年在美国被评选为五百位最有影响力的亚裔美国人。他曾任职多家中英文媒体，并在华盛顿担任白宫记者，两次全程报导美国总统大选，采访了克林顿、布什、戈尔巴乔夫等全球知名政要，其多部深度报导的新闻作品和专著在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出版。他的研究和学术论文涉及营销传播、教育创新等领域，其最新一部学术著作在纽约出版，探讨中国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市场化与分权化趋势。他是中国南开大学学士，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硕士，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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