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教授专栏丨革心
刘宁荣教授
Prof. LIU, N.R.
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商学及中国发展)
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执行院长
香港大学SPACE企业研究院执行院长
开学典礼演讲
(2019年5月)
欢迎大家来到香港大学，今天是这个学年的第四个开学季，今年有超过2000位来自内地的学员加入港大ICB（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和港大SEA（香港大学SPACE企业研究院），学院累积共约13000多学生。大家或许听说过，我的开学典礼演讲没有PPT，想到哪讲到哪，内地来的同学第一次听，有的可能不太习惯，特别是观点和信息与你之前的认知有差别。
今天早上一起床，就看到BBC的一篇报道说，中美缘尽。从1972年到今天，中美关系曾被比喻为一对“夫妻”关系，现在到了要“离婚”的时候，总有些伤感，这个伤感开始于去年，3月贸易战爆发，两个月后双方在5月19号达成“停战”协议；6月却烽烟再起；到了9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另外两千亿中国产品再次加征关税。所以在本学年的第一个开学季，即去年9月，我发表了《困局》的演讲，引起很大轰动；之后，在11月的开学季讲了《变局》；今年3月的开学季我讲了《困惑》；上个月港大SEA的开学典礼讲了《出路》。
今天的开学季到底要讲什么？困局、变局、困惑后，是要变革的，变革就应该从这里（指着胸口）开始，虽然“前路茫茫”，但还是要以积极的心态去应对，所以今天我的开学典礼演讲的主题是《革心》，不是新旧的“新”，而是心灵的“心”。“革心”不仅在如何处理中美贸易关系的“困局”时重要，其实，在任何时侯，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想要有所突破，如果没有全新的心态，是很难突破的。这也出自我过去10年创建港大ICB和港大SEA的亲身经历与深刻感受。
港大ICB走过近10年的路程，这是一段非常艰难的路，从最初在北京东方广场一间仅可容纳3人的小办公室，到10年后有如此的规模，我们的发展有赖于每位同事的努力与每位同学的支持。10年前，我提议建立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面对的是怀疑的眼光，能去中国大陆做教育吗？有必要去做吗？会不会影响了香港大学的声誉？甚至有人问我，你能从教育部拿到一份文件吗？我说，我拿不到，但我有一颗心，我想做一个能够在重塑中国未来的进程中，为中国发展做出贡献的商学院。当时香港大学一位副校长、香港著名的外科医生与我并不相识，但在会议上力挺，他说，如果有人愿意承担和冒险，为港大的发展去尝试，我们为什么不支持？
过去这10年，我们面对的是香港大学内部不断的质疑与阻力，包括要求将授课语言从中文变成英文，我相信用纯英文教学，今天这里的同学可能剩下不到十分之一。我们提倡终身学习和专业教育，目的是什么？是传授知识。终身学习和专业教育，是港大ICB最早在中国内地开始提倡的。如果作为终身学习的商管教育课程，用普通话授课比英文更有效，我们为何要纠缠于授课语言？我相信10年之后，中国内地专业人员的英文水平会超过香港，那时我们可以用英文授课；或者5年之后，我们可以用双语授课。在一次全校高层会议上，已离开港大回英国的校长问我可否以我的这个建议进行投票，各院系以及相关部门的50余人参与了这次会议，只有个别人反对，我们以近50张票获得了支持。
但港大ICB的发展在内地也面对极大的压力和误解。15年前，在港大ICB成立之前，我们与内地的大学合作，十几年之后竟然有学生写信给香港大学校长质疑为何在内地办的这些课程不被教育部认可。然而从始至终，我们从未讲过这是教育部认可的课程。我们不是硕士学位的课程，这在香港大学需要用英文授课，但我们提供的大学后研究生层次的课程的含金量实实在在，课程专业新、内容新，实用和实战，我们的学术质素管理制度也非常严格，所以在香港和国外都得到认可，而且很多朋友因为到港大ICB学习获得后升迁和更好的发展。但为什么十几年过后，个别人对我们的质疑可以得到上百人的签名？这是不是羊群心态？你来到校园时应该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这课程对你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也看到了受害者心态，但从未有人欺骗过你啊！同时我还在这里看到了自卑的心理，同一个合作项目的另外一班的同学给我微信，说他们班没有一个人参与这件事，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从课程受益，都发展的好，很自信。
不过内外的压力给了我们动力，我喜欢标榜自己是这样一个人：隐藏在内心的是一个浪漫的悲观主义者，而显现在外的是一个死硬的乐观主义者，所以我总是用积极的心态看待人生挫折，积极的心态能够驱动我们向前走。香港大学经过108年发展，但不少人仍然是守旧和固有的心态，甚至恐惧的心态。我20年前刚来香港，校园里基本听不到普通话，现在周末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会说普通话的内地学生。香港大学去年共有6000多位来自内地的学生，有44%的人是自费修读，并没有用香港纳税人的钱。在很多大学课堂里，内地同学的好学、聪明与智慧也给一些人带来恐惧，最终产生封闭的心理。另一方面，我们也面对来自校外的挑战，包括怀疑的眼光，总认为我们做这件事情，个人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个别学员的煽情和鼓动总会有追随者。诡异的是，我们常常看到两种不同的势力，他们的诉求不同，却可以一起摧毁我们视为珍贵的东西，并让“变革”变得如此艰难。今天的中美关系也面对这样的十字路口，那我们应该如何“革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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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心态 —— 固有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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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来到港大ICB求学时就应意识到，你在这里的经历会与过去不同。我记得第一次出国到柏林，我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时十分惊讶。在国内看到的世界地图，中国是在中央，但在欧洲却被移到了旁边。所以同样的东西，每个人的认知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和视野也不尽相同。今天我们陷入中美贸易战，同一个问题，中美两国的看法就完全不同。这时候，我们是否需要改变过去固有的心态。
长期以来中国人都有这样的看法，中美这对“夫妻”不管如何吵架是离不了婚的，因为我们需要对方，你想想，1972年，两国的贸易量不到1300万，2018年是6300多亿，这如何能分得开呢？而现在还真有可能“离婚”。今天的特朗普政府要釜底抽薪，中美关系面临着断裂式的发展，这比我原有的预估和想象还要严重和可怕。我在今年给校友的新年致辞讲到，中美之间将会爆发经济冷战与科技冷战。而科技冷战来的远比我的预测更快、更猛。过去一年，特别是过去几个月，华为成为热点话题。华为是中国难得的一家创新公司，但美国现在采取大规模的封杀行动对其迅速出手。过去很多人以为没有美国的技术，华为一切如常。今天看来其实不然，就以华为手机来说，在中国市场没有谷歌，没有Youtube可以，但在国外怎么办？没有了这些，谁来买华为手机？过去以为只有美国会对华为行动，但英国的ARM和日本的松下也都行动了，都可能对华为断供。因为企业要为自己的利益考虑，美国可以将手伸向世界每个角落。如今的世界互相联动，借助相互间的科技发明是普遍现象，因此华为和其它企业一样，也会借用美国的技术，这也帮助造就了华为今天的能力与地位。在ARM公司的备忘录中，它就表示其设计包含美国原产技术，有可能受到特朗普政府禁令的影响。
美国在这场贸易战和冲突中，并没有走出自己的固有心态。美国必须明白靠贸易战无法解决其自身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美国所谓“生锈带”陷入衰退，问题的根源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中国。美国想和中国的贸易进行割裂，但全球供应链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改变的，美国现在的做法就是希望“投资ABC”，即美国的企业和投资可以去任何国家，除了中国，anywhere but China。的确，过去一年里越南是中美贸易战的最大受益者。但美国企业即便有可能全部撤离中国，也需要时间，况且这一可能性几乎是零。所以美国割裂的做法没有办法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在过去40年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并非如它所说的好处都被人占尽，在国际化的浪潮中，其中最大获利者之一就是美国的华尔街和大企业，问题在于美国的蓝领和低下阶层并没有从中分享到利益和好处。
所以“Anywhere but China”无法解决当今特朗普想要解决的问题。特朗普前“军师”班农说过，如果美国目前的情形继续下去，将会爆发革命。他最近刚刚接受《南华早报》采访，依旧将炮火对准华尔街，但他也解决不了美国国内利益无法公平分配这个问题。美国人要解决问题，要改变过去的思维，不要简单地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别的国家。如果美国仍然用固有的心态看待中美关系，看待自己的问题，那最终也是走向死胡同，也是两败俱伤。美国必须意识到中国强大了，必须对全球政治与经济事务发声。同时国人也不要忘记，今天的中国不是40年前的中国，也不是刚刚加入WTO的中国，那时我们还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但2010年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国，2013年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2018年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国。在这种情况下，一边跟西方国家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需要不同对待；另一方面却又四处炫耀自己的富裕，别人也是无法接受的。这就如同，过去内地经济落后，你来到香港，香港对内地人的审视方式、评判方式与现在是不同的，你现在富裕了，对你的行为举止的要求也会变得更高。所以不管中国还是美国，都必须走出过去固有的心态，如果不走出这个心态，中美两国走向“离婚”就不可避免，中美甚至就如哈佛大学教授哈里森所担忧的那样“必将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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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心态 —— 恐惧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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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今天看到中国强大了，恐惧随之上升。特朗普和所有的前任总统关系都不好，只有卡特总统还可以沟通。他在给卡特的信中就强烈表达了对中国崛起并可能取代美国地位的极度忧虑。但中国对美国的恐惧却不是这几年才出现的，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日起，执政党就一直思考如何防止美国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这个忧虑缠绕执政党70年了，为了确保政权的稳定和执政权威不被动摇，发生了很多外人无法理喻的事情。尤其是目前中美冲突，经济状况又不太理想，甚至就业都成了问题，自然也会产生恐惧心理。
那美国看中国过去几年的发展，为何会产生恐惧的心理？从美国和西方的角度来看，他们觉得过去40年对我们非常宽容，一直在帮助中国发展和融入世界，他们认为中国将会慢慢演变成与他们价值观相似的国家，因此非常有耐心地在等待。前天《纽约时报》的托马斯·弗里德曼发表了一篇《China Deserves Donald Trump》的专栏，说今天的中国撞到特朗普，那是中国活该，因为只有特朗普让中国明白其做事的方式是错的。弗里德曼采访了一个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几年的美国人，他说过去的10年，中国是改革，但更加锁国，而不是改革而更加开放。这就是过去10多年中国给美国人带来的观感，所以美国人开始惊恐，惊恐的是中国不仅有不同的发展模式，更因为经济强大之后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不仅觉得自己在亚太的地位受到挑战，而且未来中国会取代美国。所以中国在南海的填海行动、“一带一路”的战略，对美国来说，都给美国带来极大的挑战，这些判断和分析有理性的成分，但相当程度也是出于一种非理性的恐惧认知。
到了今天，中美这场战役不再是贸易战，而是一场科技冷战，对美国人来说，长期以来都有贸易逆差，为什么忽然之间这会成为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过去中国人卖的是帽子、袜子、鞋子；然后向美国买的是波音、大豆；而今天中国会卖什么？5G。这意味着中国在科技领域的优势已经出现，所以美国要绝地大反击，要在科技合作上切断和中国的联系。这场战役比我们想象的要残酷的多，而且绝不可掉以轻心和盲目自大。不要忘记在1895年甲午海战之前，大清海军远比日本海军强大，但一夜之间大清王朝的海军就覆灭了。所以任正非先生看的很高也很远，至今没有发表反美言论，因为他比情绪化的围观者更明白华为身处险境，他反而说，我们早在WTO入世之后就该多做让步。这场激烈的较量有可能决定中国的未来！其实中国从2001年加入WTO，以及美国发生的“9.11”事件，这给了我们近20年的发展时间，但非常不幸，今天我们依然面临可怕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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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心态 —— 受害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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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的心态由恐惧而生，这更进一步加深了互相之间的误解。贸易战发生之后，中国内部的反应，似乎又在重复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受害的心理。美国人在欺负我们！但中国现在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国力也不弱了，为何还总觉得自己被“欺负”呢？在这样的心理之下，就乘一时口快，用谩骂的方式去“泄愤”，而非理性地分析事情发生的缘由和寻找解决之道，这能得到什么结果呢？最近报纸上发表了有关中美贸易冲突的“九评”，“美国重建中国论”可以休矣， “加关税有利论”可以休矣，“中国强制转让技术论”可以休矣等等，似乎重复上世纪60年代和苏联论战的“九评”，思维和做事方式仍停留在上个世纪。
美国也一样，特朗普不时在推特上发表美国被中国欺负的言论，美国过去20多年如何吃亏的言论。双方都充满着受害者的心态，把所有的责任和错误全部推给对方，而不去思考自己在这场冲突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来突破今天的困局，这就是受害者的心态，但我更加担心的是，受害者心态常常会走向反面，那就是狼性心态，进而造成双方更为激烈的冲突。这样的心态不改变，这两个国家如何可以走向未来？自信是建立在客观评估和认识自己与对方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需要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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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心态 —— 自卑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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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的心态在中国的表现更为强烈。一方面，美国的举动让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另一方面，面对美国的打压，我们又有自卑的心理。
中国人从内心深处叩问自己，你见到白人和黑人时的心态是怎样的，是否对白人的印象总会好一点？几年前，我在上海浦东一家酒店排队办理入住，共有平行的三列，我右边是一位白人，轮到我在中间的队要办理入住的时候，服务员却叫我右边队上的白人办理，于是我纠正她，这个做法是错的，在我左边办理入住的客人也替我说话，表示这样的队形应该轮到中间的这位先生办理，不应该叫右边的人来办理，事后知道这个原籍上海的美籍华人在上海有过多次这样的遭遇，但酒店却坚持要给白人办理。这是潜藏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一种自卑的心理，有这样心态的国人可能不算少数。我们不可以自大，但我们必须抛弃这种自卑心理。自卑心理在为人处事之时会发生相反的结果，自卑的人常常容易自大。
我们在客观地了解美国这个问题上做的很不够。一方面我们自己的智库和研究人员没有沉下心来去研究问题，即便到了美国也是蜻蜓点水、浮于表面，甚至拿着国家的钱游山玩水。另一方面，我们的决策层可能更重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建议，这也是一种自卑心理。贸易战发生后，我们邀请年迈的基辛格来做说客，但他已经是属于上个世纪的人了，在美国已没有多少话语权，但我们仍然把他奉为上宾，这是什么心理？我们不下功夫培养真正可以说实话的研究美国问题的专家，让他们提供中肯的建议，却依靠这些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的人。
同样这几年，美国看到中国的发展也有些自卑的心理，纽约这样大都市，机场已陈旧，地铁也是上百年了，也很老旧了，当然比上海、杭州、深圳差很多。再看高铁，华盛顿到纽约只有360公里，但坐火车还要4个小时，而香港到深圳福田只要14分钟。所以美国前总统卡特告诉特朗普，如果美国过去20年没有到处打仗，把钱用来建高铁，那一定比中国还要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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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种心态 —— 封闭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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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的心态在这场科技战里表现的再明显不过了。美国一改以往的开放政策，抵制和封锁与中国的科技交流。对此，大家一定很不开心，觉得美国很霸道。但有人质问，你对中国封锁谷歌、把Facebook赶走的感受有那么强吗？一定没有，但对今天美国将华为赶出美国的事件却反应强烈。有人说这是美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少美国人是支持的。所以班农说，中国人不应再抱有一种错误的心理，希望特朗普不会连任，美国的政策就不同了。他认为不管谁当选，没有一位美国总统会对中国采取软弱的立场。
我在今年的新年致辞里发问，是不是将来的世界会进入两个5G系统的时代？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我们不使用谷歌，而使用百度；不使用Facebook，而使用微信。其实从用者的体验来看，微信比WhatsApp、Line真的不知道要好多少，为什么微信只在内地流行？欧美人为何不用微信，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在WhatsApp和Facebook发东西，除了宣传恐怖主义和血腥暴力属于禁区，其它内容都不会随便被删掉，更不会出现被关账号、关群的情形。我有内地和香港两个号，内地号看不到香港号发的东西，这不就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状态吗？这样的封闭状态使得我们在今天的中美对峙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所以封闭其实不会让你变得更强，然而匪夷所思的是，美国正走向与中国类似的这种封闭状态。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消息，德州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三位华人科学家被开除；而前两天，位于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来自中国的美籍华人教授张小江夫妇的实验室被关闭了，而他们两人还在中国出差。美国似乎变得如此的歇斯底里！甚至怀疑所有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都可能是间谍，但中国每年在美国有高达36万的留学生啊！不过早在2017年我就预测到这个结局了。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开放的系统，才能使得我们的世界更加繁荣。只有美国和中国放弃互相锁国的政策，在真正公平、公正、透明的市场体制下进行竞争，才是两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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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种心态 —— 羊群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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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对峙时，必须避免羊群心态，人云亦云；需要独立的思考，从不同的视角提供更多不同的解决方案。因此，在目前中美关系处在十字路口且不断变化的状态中，不要有羊群心理，一味地起哄，盲目地从爱国的角度出发，逞一时之快，以为以牙还牙就是爱国。所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美国与中国走出今天的误区，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同样今天在美国也存在这样的趋势，当人们开始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对手和敌人时，能够在此时此刻保持独立的头脑，呼吁特朗普政府不要将中国完全推向对立面的呼声，也不幸地被边缘化。我最尊敬的一位美国知识分子就是乔姆斯基，他在911事件之后，在全美国陷入“爱国”绝对正确的情绪中，首先质疑911的发生是缘于美国自身的外交政策和中东政策。虽然他饱受攻击，甚至被极右人士威胁，但从不放弃自己的立场和思考。因此我们必须尊重那些有不同看法的人，不幸的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情绪化的口号往往比理智的声音更容易吸眼球。
我们绝对不要轻视，目前在美国的高压之下，西方国家甚至亚洲国家都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紧随美国，这样的羊群效应对中国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而这不仅仅发生在对华为断供这件事情上，这两天正在德国举行的一次大学校长会议，三位来自欧洲大学的校长就公开质疑欧洲大学的国际化趋势，认为必须注重欧洲大学之间的合作，可能只因为其中坐着一个中国人，他们便说，欧洲需要重新评估和亚洲大学的合作，其实他们心中的亚洲指的就是中国。定型化和对他人的成见之所以时常在我们的社会发生，羊群心理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什么中美关系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中国跟美国都有各自的责任。中国必须知道自己的软肋，中国一再强调无意取代美国，但不少言行给人产生错觉。而中国也必须意识到“2025计划”，恰恰就是击中美国优势的战略，所以中国必须意识到，在这场较量中美国为了守住自己的优势不可能放过中国，不要有任何幻想。而在今天的美国人看来，美国延续40年的中国政策已经彻底失败，美国自1972年起开始的对华政策，其最终的目标是希望中国变得更民主、更自由、更市场，但在他们看来，今天的中国却适得其反，颇有“养虎为患”的悔恨。所以不少人开玩笑说，美国围堵中国晚了10年，中国的意图暴露早了10年。
如何走出僵局？我们需要不同的心态和思维。变革始于革心，我们需要告别固有心态、恐惧心态、受害心态、自卑心态、封闭心态、羊群心态，才有可能革新。爱因斯坦说过，“要解决重大的问题，我们便必须超越导致问题出现的思维模式。”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跳出以往思考问题的范式，才有可能找出解决问题的钥匙。只有告别过去，才能“革心”，进而“革新”。
我的母校南开大学成立于1919年，第一届学生里有一位著名的领袖周恩来。他1919年进入南开大学时，与邓颖超等人一起创办了觉悟社。他在觉悟社成立之时，提出“革心、革新、自觉、自决”八个字，这与今天的主题不谋而合。一百年前，一批像周恩来这样的年轻人，为中国的前途思考如何革心，而后变革中国社会；一百年后，在中国又一次面临巨大变动之时，我们仍然需要这样的觉醒和决心，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再一次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1979年，我坐上北上的列车，经45小时从福州抵达天津上大学。那个时候的中国非常贫穷，但我们心中都无比快乐。因为那时的中国正进入改革的新元年，对未来充满希望和憧憬。今天，在又一个重要的转折口，我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给予我们每个人向上的愿景，在座的每个朋友可以给中国带来向上的能量，用更积极的心态改变今天的局面，至少不要让中美冲突进一步恶化，至少不要让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停下脚步。一个冲突的中美关系，一个封闭的中国，会彻底改变中美的未来，乃至全球的未来，而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全球共融的未来。
希望在座的朋友共同努力，为能让中国在未来大放异彩而努力！谢谢大家。
（根据开学典礼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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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宁荣教授简介
刘宁荣教授是教育家、营销传播专家、媒体人。他专注战略发展、品牌管理和营销传播。近年来，他致力于高等教育，特别是教育市场化和国际化，以及教育营销和创新的研究，发表了有关教育、营销等方面的论文，并出版了有关中国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市场化和分权化的学术专著。他是英国《国际教育发展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和《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期刊》(Journal of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的评审人。他还经常就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影响中国发展的议题发表演讲。
他现担任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HKU SPACE）常务副院长（商学及中国发展），推动创立了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港大ICB）并出任执行院长，以及香港大学SPACE企业研究院（港大SEA）并担任执行院长，以创新型专业商管学院为定位，培育专业高管人才。他提倡创新教学和主动学习，强调教与学的“4P”模式，即：专业(Professional)、前瞻(Prospective)、实用(Practical)、实效(Problem-solving)，并在专业与高管教育中引进人本教育。
他在媒体和传播领域有广泛的经验，在2000年加入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出任助理总监之前，他在美国任职营销和传媒顾问公司，在纽约与华盛顿两地从事企业形象与品牌咨询。他曾任职多家中英文媒体，并在华盛顿担任过白宫记者，两次全程报导美国总统大选，采访了克林顿、布什、戈尔巴乔夫等全球知名政要，其多部深度报导的新闻作品和专著在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出版。
他曾是美国亚洲基金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德国柏林国际新闻研究院的访问学人。他曾于1996年在美国被评选为五百位最有影响力的亚裔美国人。他是中国南开大学学士，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硕士，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