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洞｜上海“战疫”调查：全国最小的中风险地区是如何诞生的
凤凰网原创
上海的疫情防控有一个重要原则，判定某个地区风险高和低，并不一定要划出一个范围，把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封锁住，而是取决于专家组对密接人群轨迹、环境核酸筛查情况作出的专业判断。
1月13日，因为将一家奶茶店标记为“中风险地区”，创下全国占地面积最小的风险地区纪录，上海这座超大型城市再次上了热搜。
两天前的1月11日，一名留美中国学生在回国后居家隔离的最后一天，核酸检测呈阳性，被认定为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当天，其于1月5日光顾的这家奶茶店就立即实行封闭管理。
这个名叫“霓裳茶舞”的奶茶店，位于上海市中心，紧邻2号与7号线地铁交叉口和静安寺商圈，街面上总是人来人往。
密接者被发现后，上海再次上演令人惊叹的速度：确诊病例被发现的24小时后，防疫人员已基本完成包括奶茶店工作人员在内、共6名密接人员的转运工作。
两天后，超过3万人的排查和相关场所的千余份采样和检测完成。
除部分场所的样本呈阳性外，其余所有样本和人员核酸结果呈阴性，奶茶店随即被判定为中风险地区。
比起动辄全城封锁、全员核酸的其他城市，上海的疫情防控“快，且准”—— 查出阳性病例的奶茶店隔壁，除了同属于愚园路228号的桂林米粉店，其它店铺均可正常营业、自由出入。
而那些未到过奶茶店的周边市民，也未被因此“时空伴随”，成为被管控人群。
事实上，“最小风险地区”确立的背后，是疫情常态化以来，这所城市不断累积的“精准防疫”经验，更是这所“海派城市”由来已久的治理传统。
“上海式”流调
1月11日凌晨3点，睡梦中的姜晨彦被电话叫醒，来电是安排紧急排查任务的。身为上海疾控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密接组负责人的姜，立刻起床，迅速赶往监控室。
“监控室很简陋，连凳子都没有，我们就坐在流调箱上看监控。可能因为电脑太多，监控室里开了冷气空调，特别冷。”事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姜晨彦如是说。
在这个简陋的监控室，姜晨彦和同事工作到次日凌晨，做了现场视频排查、密接调查、统计密接数字等工作，这标志着上海此轮疫情的流调工作就此开启。
也是在这一天，位于上海市静安区愚园路的“霓裳茶舞”奶茶店成为漩涡的中心。
这是一家面积不到40平方米的小店，地段所在之处，距离地铁静安寺站1号出口仅210米，距离附近商圈仅100米。静安区原本人口密度就大，此地更处于上海市中心的繁华地段。平日里，小店仅有一个面向马路的玻璃门作为出入口。店内员工共有5人，一名店长、一名店长助理和三名店员。由于客流量大，小店的生意很不错。
1月5日下午两点，事后被确诊的回国留学生到店里消费时，全员都在店里工作。1月6日，又临时来了一名兼职店员。
流调人员调取查看了当天所有的视频。经过流调小组判断和专家确认，店内工作的这6名店员，都成为“密接”，也就是与病例密切接触人员。
24小时转运
1月11日上午9点40分，奶茶店店长助理杨沐坤（化名）像往常一样，到达店里，和一名男店员一起备货、整理店铺，准备开业。
10点不到，杨沐坤看到，四名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以及一名身着便服的工作人员，在店铺玻璃门外等候。便服工作人员告知他，有一个确诊病例来过店内消费，所以店铺需要暂时关闭，进行消杀工作，两名店员要暂时在店门外等候。
“疫情防控，作为市民，我们肯定要配合的。”杨沐坤对风洞回忆，当时店里的小伙伴都没有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精神状态与往常一样。 但出于谨慎，杨沐坤立即打电话给在休息的店长和11点晚班的另外两名店员，让他们都不要出门，等待防疫人员安排。
消杀完毕，第一批消杀工作组撤离现场。紧接着四名“隔离管控组”的工作人员抵达奶茶店，告知杨沐坤，所有店员都是“密切接触者”，需要立即在店铺内隔离，并等待核酸检测。
根据上海的防疫要求，防疫人员对奶茶店暂时实施的是“2+12”政策，即店铺封闭2天，店员接受2次核酸检测。如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随后的12天可以自由进出店内，但每天都需要做核酸检测。
如果检测结果有阳性，经过疾控中心和专家的复核，确诊患者将被立即送往医院救治，其他密接者会被转运至隔离酒店，实行“14+7”政策，即在定点酒店隔离14天，居家隔离7天。
杨沐坤告诉工作人员，有两名店员当天仍然在员工宿舍休息，而宿舍位于普陀区。隔离管控人员立即联络普陀区防疫中心通报了情况，由所在区联络当地工作小组行动。
中午11点，兼职店员到店，和杨沐坤以及另一名店员一起在奶茶店里开始隔离。他们按照防疫人员的要求，反锁店门，防疫人员在店门外又锁了一道玻璃门，等待核酸检测人员。
下午5点09分，检测人员上门，在奶茶店开始核酸检测。由于核酸检测结果和随后的复核需要一定的等待时间，负责隔离管控的工作人员告诉杨沐坤，当天晚上要辛苦他们3名店员在店里过夜隔离。
与此同时，负责物资保障的工作人员，已把3个睡袋、一次性坐便器、口罩，以及日常卫生用品放在奶茶店内。
核酸检测完毕后，店外拉起了警戒线。奶茶店外，两名民警、两名辅警在锁住的玻璃门前搭好了帐篷，于门外守候。
1月12日早上7点左右，三名店员一醒来，就看见了转运组的工作人员站在玻璃门外，从门缝塞进口罩。那位兼职的店员收到流调组防疫人员的电话，被告知核酸结果呈阳性，同时询问他近日行动轨迹。
早上8点，3名店员再次做完核酸检测后，兼职店员和另一名店员分别乘坐两辆专车，前往医院与隔离酒店。此时，距离围绕奶茶店的排查行动开始还不到24小时。
杨沐坤留下与民警对接，以调取几天内的店内订单支付记录和监控录像，为接下来的流调做准备。
“整个过程没有人际接触，民警打电话告诉我怎么操作、怎么拍照。”他表示，每个与他对接的人员表达与处事都清楚利索，最终在下午2点，他也乘坐一辆金杯白色面包车，被转运至隔离酒店。
在奶茶店被封闭的前后，由于十个工作小组同时开展工作，转运密接人员的同时，就平行开启了新一轮确诊病例的密接人员流调，重演以上类似的情景。
隔离与被感知的“善意”
在杨沐坤的印象里，1月11日，是上海那一周中最冷的一天，最低温度达到 0摄氏度。
不巧的是，奶茶店的空调坏了，无法取暖，店里铺的是地砖，也没有毯子备用。当天晚上，他和另外两名店员需要在店里过夜隔离。
“我告诉防疫人员空调坏了，很冷，他就立刻去给我们买了取暖器。”杨沐坤事后对风洞回忆，那个工作人员还加了他的微信，告诉他有任何需要都可以直接和他联系。
杨沐坤并不清楚这名工作人员到底隶属哪个工作小组，他们被统称为防疫人员。
那一夜上海刮起了大风，杨沐坤说自己看着门外帐篷下执勤的民警和辅警，心里生出了一些复杂的情绪。他认出了两名辅警的面孔，他们是平时在愚园路上负责清运共享单车的，“年纪挺大，人和善”。
第二天被转运去隔离时，开着金杯白色面包车的司机，一路上和他聊天。“他问我过年回不去了有什么打算。”
在他居住的隔离酒店，每个房间门前都有一个木架，到了饭点，门外有工作人员按一下门铃，把饭菜放在木架子上。随后，隔离人员自行戴着口罩开门取饭即可。
对于隔离中的饮食，杨沐坤说“吃得太好”，从1月12日隔离到目前为止，早餐是一碗粥、一个鸡蛋、一个面包、一杯牛奶，或者一笼包子，午饭、晚饭都是三荤一素，每天每餐不重样，“鸡翅、黄鳝、猪脚、排骨汤、酸菜鱼、红烧小排、咖喱鸡烧土豆、鸡排……”他打趣说，自己平时都不会这么吃，其实三素一荤就比较好了。
上海经验一 : “扁平”与“下沉”的组织
公开信息显示，“霓裳茶舞”奶茶店附近的1788广场、世纪时空大厦、南京西路优衣库等地，都在此后陆续接受了排查。
经过两天的彻夜排查，截至1月13日19时，上海已经将此次奶茶店内接触病例的密切接触者轨迹排摸完毕。最后在奶茶店这条链条上，共查出了5名确诊病例，均为1月11日确诊病例的密接和次密接人员。
流调还排查到这5名病例的密切接触者304人，次密接人员2830人，全部都落实了隔离管控。
另外，防疫人员还累计排查相关场所的物品和环境样本，共1626件。其中34件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都是阳性感染者居住地的环境和物品），其余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可想而知，在上海这种人口级别的特大城市，疫情防控是系统性工程。仅靠流调小组冲锋陷阵，并不能解决问题。一个能够快速响应、互相协作的组织是核心 。
据杨沐坤回忆，参与奶茶店防疫的工作人员至少来自四个部门：上海市疾控中心、静安寺街道办事处、派出所和社区卫生中心。
高恩新，曾访谈过上海疾控中心各条线负责人。他是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学者，系统研究过上海疫情防控系统。他向风洞介绍了上海疫情防控的组织结构。
为提高防疫效率，上海有意建立了扁平化的组织----无需层层上报信息获得下一步指令。一旦收到阳性检测报告，摒弃掉传统的由区转达到市，等待疾控中心二次复核后，再由市转达到区，分发到街道的层级流程。
市、区防控指挥部，会共同进驻市疾控中心，所有条线负责人集中到市区指挥部会议室，同步分发任务给十个工作小组。
除了组织“扁平化”外，“下沉”也为防控的速度大大助力。上海尽量将决策和判断权力下放到了基层，认领任务后各基层部门各司其职。
在上海，一旦出现首次核酸检测阳性病例，公安、街道、社区、物业即对病例的居住地、工作场所实行“只进不出”的临时管控措施，等待市疾控中心复核阳性后，各个部门立即按照工作小组分工落实相应的管控策略。
“报告一出来，就开始全面行动，各干各自的活：区里的地工委（原社工委）把楼封住，疾控的人马上过去采样，街道也马上把自己的现场指挥部进驻管控区域，吃的喝的全都弄好，然后公安派出所配合行动，做好现场封控，教育局则会把这个小区的孩子尽快固定住。”
2021年12月，高恩新和上海市某区政府防控办处长的谈话记录显示，上海的这种组织体系运行流畅，“就算生孩子，我们也有专门的孕妇通道，送到医院按照要求隔离就是。”
上海经验二：SOP和标准化操作
同样是大城市防疫，为什么在全国的城市中，上海能在“精准”以及高效方面一枝独秀呢？高恩新在这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他介绍，从2020年1月，上海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一级响应以来，就同时出台了多项《操作规范》和《工作方案》，其中包含转运、检测筛查、居民区防控、机场入境人员防控等内容。
有了上述协同能力强大的组织，在执行防控任务时，标准操作流程（SOP）则会让处理速度变得更快。
“SOP”能以确诊病例为核心，得到一个个管控环节的答案，这样的答案反馈给指挥部后，就能快速落地实施管控。
“遇到确诊病例，第一个问题要问结婚了吗？有孩子吗？然后问14天里见过父母、岳父母吗？14天里见过哪些朋友？”上海市某区疾控中心流调组组长在接受高恩新访谈时介绍。
医学专业人士在其中的角色也得到充分尊重。目前，上海流调采取“1小时1报告”的做法。指挥部收到报告后，会和专家组一起进行判定，明确流调中的关键信息和疑点，为下一步流调指出方向。
“前方的人在流调，后方的人在分析、布置任务、协调行动。”上海市某区卫生健康委公共卫生处处长接受高恩新访谈时表示，通知和控制风向人群、采样等都有自己的SOP，“这是上海最精彩的经验。”
高恩新认为，除了组织管理和SOP之外，上海防疫的精准、快速还具备两种很难复制的因素。
首先，是公务员和市民的素质，体现在基层人员的执行力与市民配合程度上；其次是城市的数字基础设施，“上海自世博会以来就非常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的大数据中心、‘一网统管’建设在疫情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上海经验三：24小时不停歇的流调
“流调小组是一支24小时不停歇的队伍。这支队伍里的每个人都会在本应该酣睡的时刻，接到紧急电话出任务。”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邬惊雷曾如此形容。
此前，上海疫情防控公共卫生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说，上海是一座超大城市，在疫情防控中，这样的城市有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传染病防控的脆弱性”。
这种脆弱性，指的是城市人口密度大、流动性大、人员往来交流非常频繁。这会导致防控的速度和排查规模跟不上疾病传播速度。也意味着，流调工作的速度和精准度将影响全盘的防控行动。
流调，指流行病学调查。目的在于排摸病例的接触轨迹，通过轨迹来追溯传染源、发现疾病传播规律。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快速流调给出的精确信息，为防控行动的快速响应和医学观察提供了依据。
基于超大城市的特征，上海制定了排查风险人群的策略：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的轨迹来判定，将风险人员分为三个层次——密接（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次密接）、外围涉及到的风险群体。
而排查的范围大小，主要取决于病例本身的工作特点、社交范围，以及生活圈层、生活轨迹的大小远近、社交活跃度。
据风洞了解，目前上海的流调队伍已从2020年的700余人增加到了约3100人，占上海总人口的0.01%。
这支队伍隶属于市区防控指挥部下的十个工作小组之一。其余九个小组是：专家组、消杀组、密接转运组、隔离管理组、核酸采样组、实验室检验组、生活保障组、新闻宣传组、医疗救治组。
流调组分为市、区、社区三级，实行“2+4+24小时”工作模式，规定接到阳性报告后，2小时要抵达现场，4小时完成风险人员确认，24小时完成风险人群核酸筛查和流调报告。
这种工作机制在上海过往的每次流调过程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即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排摸清楚病例密切接触者，将这些人员在短时间内转运、收治、隔离，阻断传染路径。
此轮疫情的溯源十分清晰，就和流调小组的工作有关。2021年12月21日，一名留美学生从上海浦东机场入境后，被隔离观察14天，期间4次核酸结果都是阴性。1月11日，居家隔离期的最后一天，却被确诊为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流调小组接报后，最先判断的依据，就是由通信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提供的大数据信息和监控录像。其中，通信管理部门会借助病例的手机信号定位，给出病例14天的行动轨迹，公安部门则负责调取14天确诊病例活动经过路段的监控录像。
防控指挥部一般常驻在疾控中心内，因此在病例确诊当天，指挥部能够第一时间得知信息，并且把信息直接传递给下属所有工作小组。各小组接到信息后，各司其职，分头行动。
对上海防疫有着深度观察的高恩新告诉风洞，此次，奶茶店作为中风险地区的判定过程虽然没有公开，但判定逻辑和依据是不变的。
“5个病例都是同一个病例传染，且5个病例的行动轨迹中接触的人和场所都排摸了一遍，没有发现核酸检测阳性报告的人员，这就说明那些场所的风险比较小，因而没必要进行管控。”
高恩新认为，上海的疫情防控一直有一个重要原则，“判定某个地区风险高和低，并不一定要划定一个范围把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封锁住，而是取决于专家组对密接人群轨迹、环境核酸筛查情况作出的判断。”
这也和张文宏医生的观点一致。张医生此前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上海本轮疫情处于非常早期、传播链条清晰可见。另外大数据最终到位，周边街区大多数人没进过这个奶茶店。如果已经出现广泛的社区传播，对风险区的划分就要相应调整。”
1月13日，在杨沐坤隔离的同一时空中，流调人员杨晓明还来不及吃完饭。 杨晓明已连续在一线通宵达旦了多日，她是上海市静安区疾控中心工作人员，1月13日晚上8点，她接到流调新任务后，放下碗筷马上出发了。这次，她要前往某公共场所排摸次密接、高筛人群。
在去往目的地的途中，她已联系了所在街道和物业。到了现场后，她先要看监控，通过监控画面研究透相关人员交集的时间、地点、接触人物、接触时的状态（有没有戴口罩、是否保持一定社交距离）、场所的通风情况。
看完监控后，流调人员还要到实地查看，和相关人员具体沟通，以确认自己的判断。
1月14日凌晨2点，杨晓明连夜写完了流调报告并上传。
这一切都在悄然中启动、进行与完成。人潮汹涌的都市里，普通人的生活如常，并未受到丝毫干扰。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高恩新对本文的支持。本文中提及的访谈记录，引自《公共管理学报》发表的高恩新“均衡治理——常态化疫情管控何以成功”一文。本文系凤凰网风洞工作室原创稿件，未经授权请勿转载。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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