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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荣:汪精卫为什么走错路

冯学荣 读书人冯学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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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是个负面人物。但是,他的负面不在于人品,而在于对局势的误判。换句话说,汪精卫这个人并不坏,但他确实走错了路。


如果将汪精卫解释成一个贪生怕死、甘心为奴的懦夫,则无法解释其青年时期刺杀满清摄政王时“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壮,所以如果那样去理解汪精卫,则与汪精卫显然不在一个维度。

 

事实上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汪精卫强烈主张对日抗战。东北沦陷之后,汪精卫飞到北平,劝说张学良出兵抗日,但是张学良拒绝了汪精卫,张学良的理由是:你要我牺牲我将士的生命、去成全你们这些南京政客的爱国名声?我不干。

 

图:汪精卫


在重庆陪都时期,汪精卫呆在重庆是最安全的,最不济到了亡国之际,汪精卫有法国关系,撤到法国,可以安享晚年,所以汪精卫去南京组建伪政府、与日本合作的行为,无法解释为贪生怕死。

 

汪精卫呆在重庆,没有人要杀他,但是到了南京,却要天天防备军统的刺客。所以就汪精卫的个人安全而言,重庆毫无疑问比南京更安全。所以汪精卫去南京,不是因为怕死贪生,而是别有所图。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尤其是南京陷落之后,汪精卫及“低调俱乐部”的代表人物,例如高宗武、周佛海、梅思平、胡适、陶希圣等,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你没有看错,胡适也是低调俱乐部的一员)

 

1、就国力而言,中华民国打不过日本帝国;

2、坚持打下去,中华民国只能亡国;

3、即使侥幸打赢,中国也是苏联输出革命的天下。

 

汪精卫及其幕僚看到了苏联及其代理人在抗战中的急速壮大,他们感到不可坐视,汪精卫及其幕僚发出了这样的疑问:“我们何必为苏联打仗”?

 

汪精卫对以蒋介石为首的主战派有这样的看法:

 

1、蒋介石、陈诚、白崇禧之流,只是表面上的爱国者;

2、他们视个人名节比国家更重,宁愿亡国也不愿挨骂;

3、我汪精卫以国家为重、个人名节为次,我敢讲真话。

 

汪精卫以及低调俱乐部上述几点看法几乎都正确,只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点估算错了:汪派没有预见到美国对于中日战争的卷入。

 

汪派在关键点上误判了形势,并在误判形势的基础上,作出了错误的决策,并因此毁掉了自己的一生。

 

1938年夏秋之际,汪派人士梅思平和日本政府代表在香港谈判,日本政府代表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梅思平如获至宝,火速转告汪精卫。汪精卫考虑之后,决定出国、呼吁中日和谈。

 

图:梅思平


但是汪派人士错了。因为日本政府此时已经沦为日本军阀的傀儡,换句话说,这时候的日本政府说话已经不算数了,他们受制于日本军部,其所作出的各项承诺,一律可以被军部推翻。

 

但汪精卫并不了解日本政局的内情。同年冬,汪精卫秘密离开重庆、去了越南河内。12月1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内容如下:

 

1、日中亲善;

2、共同防(删减);

3、经济合作。

 

《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仅仅17天之后的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呼吁中日和谈。说起《艳电》,不得不指出一点:《艳电》并未呼吁对日投降,也并未呼吁成立傀儡政府,《艳电》全文虽长,但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呼吁中日和谈。也就是说,所谓《艳电》,它只是一纸呼吁。

 

《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之后不到一个月的1939年1月5日,近卫内阁倒台。近卫内阁的倒台使汪精卫及其幕僚在河内陷入犹豫,他们怀疑日本的继任政府还会不会依照《第三次近卫声明》行事。在此期间,汪精卫一度决定远赴法国,不再过问国事(汪精卫在一生中每遇低潮,多赴法国暂避)

 

图:汪精卫


问题在于“河内刺汪”一案的爆发。正当汪精卫在河内举棋不定的时候,1939年3月底,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派出杀手陈恭澍,远赴河内刺杀汪精卫,并误将汪精卫的心腹兼亲戚曾仲鸣杀死。

 

刺汪案对汪精卫的打击很大。汪精卫认为:我离开重庆,提出国事意见,呼吁中日和谈,我只是发表一个意见,而决定权在于你蒋介石,你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采纳与否,悉随尊便,但是你万万不应该刺杀我,因为我只是发表一则言论而已,我并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资敌叛国行为,你刺杀我,此举断然不可接受,你这是将我生生逼到了敌对的位置——这是汪精卫的逻辑。

 

重庆的态度对汪精卫刺激很大,汪精卫决定反弹,于是他停止犹豫,果断去了上海,然后转南京,开始组建伪国民政府。汪精卫认为,一个亲日的中华民国,也聊胜于沦为象朝鲜那样的殖民地。

 

汪精卫组建伪政府,国号、国歌、国徽,一律沿用国民政府所用,这些经过汪派的谈判,日方先后一一妥协,最难的是国旗,汪精卫坚持沿用青天白日旗,但是日方认为:前线日军仍在与青天白日旗下的部队作战,为稳定军心,不宜采用青天白日旗,但是汪精卫态度强硬,日方最后竟也妥协,只在青天白日旗上加了一块“和平反X救国”的布条。

 

图:青天白日旗


平心而论,为了保住中华民国的名分,汪精卫已经争取到了他所能争取的极限。

 

日本帝国确实希望尽早结束战争,但前提是要民国承认满洲国以及防苏驻兵等,总之要求中华民国对日本帝国在军事和经济上采取绝对合作的态度,地位略胜于殖民地,此时日本的要求已经比七七事变之前大有加码,对比1937年11月日本通过陶德曼开出的七项和平条件,国民党犹豫不决错过谈和时机,肠子都悔青。

 

但是在合作期间,日方发现汪精卫并非一味俯首从命,而是外柔内刚,分寸必争,甚至得寸进尺,日方不少人士后悔当初鲁莽,选错了合作对象,汪精卫这个合作者,棉中带刺,并不好对付。

 

汪精卫病死于1944年,这对他而言是最好的结局,如果他晚死一年,那么他就会站到南京军事法庭的被告席、并押解至雨花台枪决。当然了,以他的性格,他也许会在狱中自尽。

 

如果为他个人考虑,作事后诸葛亮之言,汪精卫当初留在重庆,共度时艰,实属最佳选择,所以说,他确实是走错了路,但是汪精卫走错了路,不等于蒋介石走对了路。蒋介石不是走对了,而是赌对了。

 

参考资料:

 

李时雨《李时雨回忆录》

影佐桢昭《曾走路我记》

近卫文麿《第三次近卫声明》

近卫文麿《日本政界二十年:近卫手记》

汪精卫《艳电》

高宗武《深入虎穴》

陈公博《苦笑录》

陈公博《自白书》

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

今井武夫《中国事变回忆录》

犬养健《扬子江仍在奔流》

汪精卫《汪精卫全集》

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

周佛海《周佛海日记》

汪精卫《汪精卫日记》

汪精卫《最后之心情》

《汪伪政权资料选编》

《审讯汪伪汉奸笔录》

文裴编《我所知道的汪伪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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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学荣,70年代生人,现居香港,知名作家,读史人,著有《日本为什么侵华》、《亲历北洋》、《不忍面对的真相》、《隐动力》等,是“别等”效率手册的忠实践行者与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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