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 中国+互联网，双向的改变
1995年，伴随着北京中关村南边的一块巨型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张树新推出全中文的“瀛海威时空”网络，面向普通家庭开放，成为中国第一个互联网接入服务商。
从粗放扩张到精细融合
中国接入互联网22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网民数量、网络普及率、网购规模等统计数据即可见一斑。
随着移动互联网兴起，网络接入设备多样化趋势明显，手机、平板电脑、电视接入网络都呈现较大增幅。“无处不在”的网络空间远景已经初现雏形。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1月22日发布的《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3%，首次覆盖过半人口。其中，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6.20亿。农村网民占比28.4%。
早在2014年上半年，中国网民的上网设备中，手机使用率就已达到83.4%，首次超越传统PC整体使用率（80.9%）。越来越多的用户从PC端向手机端转移，过半手机网民因为使用手机减少了对电脑的使用。
手机网民每天上网4小时以上的比例达36.4%，这也意味着每天有2亿左右的网民通过手机上网超过4小时，对PC端已经产生重大冲击。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互联网市场，意味着中国网民将越来越多地使用手机进行信息获取和发布、社会交往、娱乐、购物、支付和工作。
截至2015年6月底，中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3.74亿，已超过英法德意四国人口总和。
在2013年底，中国就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
从2006年到2013年，网络零售复合增长率达到90%，2013年的总量约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8%。
从这22年的发展来看，中国积极的经济政策推动了互联网在新兴领域的探索。国内率先兴起的是硬件制造业，如联想电脑、华为网络设备和智能手机；尔后崛起的则以互联网高科技服务业为主，如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银联卡全球交易额约合1.9万亿美元，而Visa2015年一季度交易总额仅为1.7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银联在交易总额上已成为全球第一的国际卡组织；而在支付笔数上，预计2016年支付宝也会超过Visa。
另外，2007年中国TD-LTE进入国际4G标准，据2015年6月统计显示，TD-LTE分布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的63家商用网络，占据了全球4G基站总数的一半，承载34%的4G用户。
而在截至2016年3月31日为止的财年末，按阿里集团在中国零售市场上的商品交易总额（GMV）计算，该集团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经济体”，年度营收超过沃尔玛。在截至1月31日的2015财年，沃尔玛的营收为4821亿美元。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微信和 WeChat 合并月活跃帐号数达到 6.97 亿，用户覆盖200多个国家和20多种语言的使用者，成为中国电子革命的代表，是人们不可或缺的日常通讯工具。
此外，2014年中国的快递数也已经超过美国。以上这些不容忽视的指标都说明了中国在信息空间的巨大竞争力。
互联网不仅创造了全新的商业消费模式，而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到此前看似距离互联网甚为遥远的产业的城池面前，成为“大门口的野蛮人”。例如，互联网金融产品余额宝开户数破亿，截至2014上半年规模达到5741亿，把各大银行吓出一身冷汗。
以微信、手机QQ为代表的OTT服务对电信运营商的核心业务产生严重威胁，互联网企业整体市值第一次超越传统电信企业整体市值。中国移动2013年销售收入1005亿美元，是阿里巴巴的15倍，市值却只比阿里2014年上市时略高一点。移动互联网的企业大部分市值都是销售收入的10倍甚至20倍，而电信运营商的市值却是其销售收入的两倍不到。
在中国官方所称的“十二五”（2011-2015）期间，中国互联网企业以巨大热情登陆资本市场，并登上全球企业市值排行榜，互联网巨头腾讯、阿里巴巴成功跻身全球市值千亿美元企业阵营。
阿里巴巴2014年在美国上市，市值超过2300亿美元，融资额高达217.7亿美元，创下美国最大IPO纪录，成为仅次于谷歌的全球第二大互联网企业。其后阿里巴巴市值一度突破3000亿美元（18373.2亿元人民币），逼近名列全国第二的北京市的GDP（19500.6亿元）。
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成功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超过中国农业银行2010年创下的全球最大IPO融资额。阿里巴巴上市首日大涨，以2314亿美元市值，成为仅次于谷歌的全球第二大市值互联网公司。
据工信部副部长尚冰在2015年中国互联网大会开幕论坛上披露的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6月底，92家境内外上市互联网企业的市值规模突破5.1万亿。在全球互联网企业市值前十强中，中国本土公司占四席——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而在全球互联网公司前三十强中，中国互联网公司达到12家，占比40%。
中国互联网公司挟互联网和资本之威，正在把触角伸到各个领域：从媒体出版，到广告营销；从物流、交通，到餐饮、旅游；从医疗、教育，直至更为“沉重”的金融、能源、房地产和制造业。
互联网的强烈冲击波，造成一个一个产业的电商化。如同凯文·凯利所说，“新经济的目标是一家公司接一家公司，一个产业接一个产业地摧毁工业经济中的一切”。
2015 年 3 月，中国政府在工作报告中提出“互联网+”概念，旨在通过互联网带动传统产业发展。国务院于2015年先后发布了《关于促进云计算创新发展培育信息产业新业态的意见》、《中国制造2025》、《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年)》等文件，全力助推“互联网+”的发展。
以上种种显示，中国互联网已经告别了以简单普及为主的粗放扩张时代，走向了与其他行业更加精细地融合的时代。
下一步挑战：建立和完善网络治理
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完善、互联网用户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信息化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互联网商业模式逐步演进，政府规制不断加强，互联网法制亦进入建设期。
在互联网进入早期，以门户网站为代表的简单商业模式占据主流，覆盖人群规模较小；随后，Web 2.0媒体开始迅猛发展，逐渐削弱传统媒体的地位和作用，政府部门开始对网络媒体实行更大力度的监管；电子商务、网络广告、游戏、网络视频等互联网产业发展迅猛之时，政府随即采取措施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力图控制“有害和非法的信息”。
在今天，互联网产业全面渗透、冲击传统行业，商业模式会变得更加复杂，传统的行政监管模式显然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发展的潮流，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亟待完善。
中国政府“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小组”的成立标志着网络空间安全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国家也重视对IT/互联网产业等发展环境的优化，进而实现互联网对社会经济的整体拉动，并从技术层面和产业层面对网络空间实施引导和管理。
在法制建设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网信办等部门正在牵头起草《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也在修订之中；此外，网信办还制订了“互联网立法规划”，以加快推进网络立法。这意味着今后5到7年，更为严密的互联网法律体系将形成。
对国际互联网治理的理解，中国与美国有所不同，中国认为在互联网治理中首先应该尊重国家主权。一方面，从问题性质上，中国认为互联网治理首先是政治问题，其次是社会问题，最后才是技术问题；另一方面，从时间连续性上，在“棱镜门”爆发之前，中国就意识到了网络治理的重要性，一直主张国际社会共同维护网络安全，并对国际治理模式提出建议。
在国家主席出任网络安全与信息化组长之后，中国即从战略层面明确了网络主权的重要性。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首次明确了“网络空间主权”概念，规定“加强网络管理，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网络攻击、网络入侵、网络窃密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放眼全球，建立一个协调一致并具备正当性的网络治理框架成为一项巨大的挑战，甚至几乎成为一个不可能的目标。有人主张像1945年的旧金山会议一样，集合各国代表商讨和制订互联网宪章。尽管存在众多的机构和论坛（如专门性的机构ICANN 和 IETF，联合国支持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作为多国协商过程的IGF 和Netmundial，乃至无数的双边和多边会谈），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未能完全解决互联网治理在全球基础上的正当性、一贯性和范围问题。
中国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中的作用日益显现，无论是政府官员的立场，还是技术社群的态度，乃至私营互联网公司和人数众多的互联网用户的走向，都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全球互联网的未来。
中国在互联网基础设施、标准、市场和全球治理方面的巨大影响，近年来引发了全球性的关注。特别是中国在互联网审查方面的“领先”技术以及对“网络主权”概念的强调，常常让人们怀疑中国是否在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于全球互联网的“内联网”。
然而，在另一方面，中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和服务又深深嵌入全球互联网之中。到底是中国改变互联网，还是互联网改变中国，由此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