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第四期）| 我和金融电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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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电65载岁月光华

难忘的岁月

我和金融电子化

陶增耀

中国人民银行核算工厂厂长

（第四任，1980年11月-1984年1月）

中国人民银行电子计算中心主任

（第五任，1984年1月-1986年12月）

为了逐步实现我国的银行电子化，总行科教局曾多次讨论，并最后决心把会发局的核算工厂接过来，作为自己搞银行电子化的实验基地。这是1980年的事。

核算工厂始建于1957年，承办的是全国联行核算业务，当时引进的是苏联电磁式分析机。核算工厂这个名称很费解，是从苏联套搬过来的，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所谓联行核算，是指对联行业务进行事后的监督检查。电磁式分析机只是一种统计用的机器，能对数据进行分类统计，打成表格，打一张统计表，就得输入一次数据。但是用电动机器打印出一套一套的统计表格，不用重复输入数据，这在当时就是很大的进步。

1975年引进法国布尔公司的61/60机器，尽管是小型机，却是一台有存储能力的计算机，一次输入数据，可以多次使用。为接收这台计算机，举办了培训班。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参加了培训，认识了什么是计算机，它可以替我们做些什么工作。想不到几年以后，我竟然到核算工厂来当厂长，真是历史的巧合。当时，我是科教局网络处的副处长，11月5日被正式任命为核算工厂厂长。这以前，政治部刘文武主任在9月25日就宣布核算工厂由会发局转移给科教局领导，同时宣布由我代理厂长。但是我手头有不少事情要办，脱不了身，一直没有到任。当时科教局已经为核算工厂和几个主要城市分行购置了一批日本日立公司生产的M-150中型机和6-320小型机，组织技术人员培训和接货，正是网络处的工作。12月27日，我才去核算工厂报到。

我的到任，标志着核算工厂领导关系的正式转移。其实，在宣布我代理厂长职务之后，我几乎遍访了历任的厂长、副厂长以及工作中的骨干，征求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认为抓好工作必须解决的是哪些问题。在讨论是否接管核算工厂这个问题时，我认为核算工厂是个非党群众、青年、妇女较多的单位，首要的任务应该是做好人的工作、党的工作、共青团的工作、工会群众工作和妇女工作。只有调动人的积极因素，才有希望做好核算工厂的工作，才有可能逐步转轨，推动我国银行电子化的进程。

有一个影响群众积极性，长期不明确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核算工厂究竟是哪一级机构？下属的大组又算哪一级?长期以来，核算工厂的厂长都是由正处级干部担任的，但是副厂长的级别一直没有明确，有的副厂长只能享有副科级待遇，更说不清大组长算是哪一级干部了。这个意见反映上去以后，在正式任命我担任厂长的文件里，确认了核算工厂是处级单位。第一次明确副厂长是副处级干部。我到任后，明确核算工厂是处科两级体制，把大组改为科，根据需要，由总行正式任命了一批科级干部，稳定了工作班子的人心。以后又陆续调整和提拔了一批科级干部，大胆提拔了一些青年和妇女，最年轻的是一位22岁的女同志。改为计算机中心以后，又相应地提拔了一批处级干部。

我作为支部书记，首先健全了党的支部委员会，通过支委会，恢复了党内正常的组织生活－三会一课，还特别注意做好党的发展工作。1981年，第四季度发展了3名新党员，打破了核算工厂回京5年多来没有发展过一名党员的局面，在群众中引起了震动。我在任期间，6年共发展了26名新党员，其中女同志14名，28岁以下的青年8名。

我这个党支部书记，直接参与工会委员会和共青团支委会的会议，帮助他们开展劳动竞赛，活跃组织生活和文体活动。只要有可能，他们的活动我都参加。有趣的是，有一次，我带领青年人一起骑自行车到香山去过团的生活，他们的积极性很高，虽然有些累，却都很开心。我和年青人的亲密关系，使我自己也年青了许多：而且，年青人都管我叫“老陶”，没有人叫我“陶主任”，我很得意。1986年，国家机关党委召集各部委负责青年工作的党书记和团委书记介绍青年工作经验，邀我在会上发言。后来根据发言稿，整理了一篇题为 《应该象理解子女那样理解青年》的文章，发表在《国家机关青年》创刊号上。这也算是我做青年工作的总结。后来总行党委全文转发到各支部。

结合核算工厂妇女多的特点，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我建议任命一位女同志担任副厂，方便妇女同志反映她们的问题，也有利于及时解决她们的问题。

总之，通过党、政、工、团多渠道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核算工厂成为一个比较团结的集体，呈现了一片祥和、奋进的新气象。

经费来源和经费使用的自立权问题，是科教局领导较为关心的问题之一。认为核算工厂要实行企业管理，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久，核算工厂的经费由原来年预算拨付制改为接业务数量加工收费制，这样，核算工厂就取得了有限的自主权，有条件逐步改进物质奖励办法。月度综合奖经过多次调整突出超产重奖，拉开了奖金距离，鼓舞和调动了积极性，出现了一些红旗手。我们还接受了群众意见。决定青年突击手，义务献血者和先进工作者一样，享有去外地休假的权利。这些措施，也都得益于经费使用的自主权，以及如何去用好这个自主权。

核算工厂虽然是国内银行系统第一家使用机器的单位，也拥有了一批懂得使用计算机的人员，但是要作我国银行电子化的基地，由于工厂成员的文化素质较低，是难以担当如此重任的。从四川吸收入厂的一批青年，有的还达不到初中毕业的水平。为了提高职工的文化水平，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决定在厂里办起有初中、高中两个班级的职工学校，每周占两个下午，保证学习时间。抓住语文、数学两门主课，对35岁以下的青年进行考试实测，达不到水平的，硬性规定必须入学。经过三年，全都达到高中毕业程度。核算工厂升格为计算中心后，又与北京市财贸学院签订协议，举办大专性质的银行业务进修班，设六门课，每周增加到三个半天的学习时间，原定1年学完，后又延长到2年。考试及格的，都发给国家承认学历的大专毕业证书。在培养年青人提高文化知识、业务技术水平方面，尽管有些同志不时提出反对意见，我这个厂长（主任）和党支部书记，总是做好说服工作，尽可能坚持每年送一些同志脱产去大学、大专或电大学习。最多的一年（1983年）达到7人，约占工厂总人数的3％。不仅如此，先后还举办了一些讲座，如党政干部基础知识辅导讲座、会计原理辅导讲座、计算机技术讲座和英语补习班等。参加各种文化学习人数最多的一年（1984年）达到72人，约占职工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重视职工政治文化、专业知识素质的提高，不仅是因为核算工厂本身要向计算机中心方向发展，将来还要进一步开设维修中心、培训中心、软件开发中心和银行电子化的科研中心，也是为青年人的出路考虑。数据录制和复核人员要求注意力集中和手指灵活，适合未婚的青年来承担，这些人需要不断地新陈代谢，那么被取代的人将向哪里输送？职工具有适当的水平，出路就可以不成问题。我在任的几年里，只要总行各司局要人，我总是大力支援，选送适当的人员过去，为他们大开方便之门。我没有做人数统计，但是可以这样说，总行各司局都有我们核算工厂（计算中心）的人。

我很清楚做好人的工作的重要性，我也很清楚做好人的工作并不是目的，要真正成为全国银行电子化的基地，还必须抓好计算机的运行。1982年核算工厂在新安南里的新厂房竣工，用来取代61/60小型机的M-150中型机，又从设在541厂的临时机房迁进新机房，结束了试运行阶段，并且开始和上海分行之间试行以空运磁带方式传送数据。第二年（1983年）进一步试行通过长途电话线路传输数据。在邮电部的有力支持下，试验是成功的。在银行系统内部实现了远程（异地）联机传送数据，为下一步的联网打下基础。只是因为经费问题，没有立即扩大运用范围。

这一年的年底，随着强化中央银行的职能，人民银行和各商业银行的分设，总行决定撤销科教局，单设教育局，核算工厂从处级单位升半格为副局级的计算中心。朱田顺副行长明确计算中心的任务是：继续搞好联行核算和其它计算工作，归口统管银行系统的科技工作和转向金融信息的开发工作。1984年1月，刘鸿儒副行长宣布与工商银行分设后的人民银行司局建制和司局长名单，明确计算中心为副局级单位，我这个核算工厂的末代厂长转任计算中心的第一任主任，原科教局科技部分的职责由计算中心承担。2月，我找会计司童赠银、陈浩立两位副司长汇报工作时，童指出计算机中心是行的机构，相对独立，会计司代管，只是参加意见，行长拍板。现在联行业务大，与会计司也只是加工关系；将来业务不属于会计司的职责范围。会计司不想代管，机构可以切开。根据以上各位领导的说法，计算中心归口统管银行系统科技工作的职责虽然已经明确，但那还是将来的事情。目前只是核算工厂改了个名字，要继续搞好联行核算业务，转向金融信息的开发工作。从核算工厂转变为计算中心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名称改了，办起事情来名正言顺，仅此而已。

考虑到归口统管银行系统科技工作的任务重大，我委托陈浩立副主任承担原有联行核算业务的日常管理，自己集中精力去抓银行系统的电子化。也考虑到揭念义副主任将应邀去意大利国民劳动银行学习计算机业务管理。让他有较多的时间去补习英语，就适当减轻他的工作。为适应工作需要，计算中心成立了科技处。我在第一次全处会议上就讲，按照精简机构的原则和当前工作的实际需要，成立一个科技处就够了。但是这个科技处将来会分解为多少处，我可说不清楚。希望同志们理解，努力早目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这以后，我们就一批一批地吸收有职称的技术人员进来，也从内部选拔一些够条件的技术人员授予职称。有了职权，有了技术人员，银行电子化的工作就逐步深化了。

在朱田顺副行长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和工、农两行的有关同志探讨如何在银行系统开展计算机的应用。会后我就带领他们去深圳、厦门两个较大的经济特区调查筹建联合计算中心的可能性。回来后，正遇到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在组建十个专业小组，其中之一是银行现代化管理系统专业小组。朱田顺副行长是组长，各专业银行都派人参加。我这个人民银行计算中心的主任，理所当然地兼任了专业小组办公室的主任，承担了这个小组的一切事务性工作。

专业小组加强了银行系统电子化内部的协调，草拟了“七五”期间银行系统电子化的规划，争取国家批准1.5亿美元的外汇额度。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直接参与了银行电子化长期规划和专用终端选型的讨论、陈慕华行长也亲自过问计算机的应用，并帮助我们落实年度外汇额度。特别是在李鹏副总理批准银行系统购买积压的微机之后，我们根据陈慕华行长的指示，把用好微机作为银行电子化的第一步，是普及电子化的手段、必是短、平、快地解决实际业务需要的手段，把银行系统的电子化推向一个新高潮。仅以人民银行系统为例，我们就买了1049台（套）微机，培训操作人员1652人。初步建成了可以远程传输数据的微机网络系统。

作为专业小组办公室的主任，我在1986年1月北京地区电子技术和信息应用工作会议上就银行系统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作了发言。紧接着又组织各行参加在6月份举办的全国计算机应用工作会议和全国计算机应用展览会，银行系统共展出35项成果，其中有9项获奖。银行系统应用电子计算机的形势迅速发展，国务院电子振兴领导小组认为银行系统一家组成的专业小组已不能适应工作需要，帮助我们改建为跨部委的银行电子化专业小组。从银行系统内部来讲，归口统管电子化工作的领导机构只是一个副局级计算中心，也已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机构问题已提到议事日程上。这期间，我因劳累过度，住了几个星期的医院、住院期间，我对机构问题提出了书面意见，供领导参考。

1986年我公司组织金融系统

参加全国计算机应用展览会

1986年陶增耀主任陪同时任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同志参观银行展台

1986年陶增耀主任陪同周培源参观银行展台

1986年陶增耀主任陪同宋健参观银行展台

与专业小组在银行系统的活动相适应，人民银行系统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深圳、厦门两个联合计算中心争取到171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购置了一批计算机。当接到这批计算机，组织这些城市分行的技术人员到大兴县集训，准备选拔一批骨干出国接受培训。在总行内部为六个业务司局配置了微机，开发了日报、月报等九项报表的软件。还派出一批技术人员，深入了解各司局对应用计算机的需求，探索在总行内部建立经济金融信息系统的可能性。随后又为各司局的办公自动化配置了50台微机。我们还在酝酿筹建清算中心，以加速资金的划拨运转。

可以说，当时银行系统和中央银行内部应用计算机实现现代化管理的工作，已全面铺开，正往纵深发展。但是，我因为年龄关系，辞去了职务。

回顾这六年多的工作，我有幸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参与并承担了执行这次任务的实际工作。我能力有限，工作做得不好，可以自慰的是我尽了自己的努力，为开创金融电子化的事业，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基础工作。

——选自中国金电纪念文集（1998年）

（本文来源：中国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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