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发展产业数字金融需夯实“新基建”

2022年4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式，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在数字化的浪潮扑面而来之时，在科技、产业、金融三者迫切需进一步融合的前提下，我们应该重新梳理经济金融数字化变革中的“新基建”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杨涛

问题的提出

我们看到，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通常包括交通、邮电、供水供电、商业服务、科研与技术服务、园林绿化、环境保护、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市政公用工程设施和公共生活服务设施等。同时，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公共服务体系，往往也被作为广义的“软”基础设施。

当经济社会不断进步，对基础设施的要求越高。伴随着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新型基础设施的内涵、外延也在逐渐深化和演变。近年来中央反复强调新基建的重要性，其内涵包括：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如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即新技术和传统基建的融合，比如智能交通系统、智慧能源系统等；三是创新基础设施，即用于支持科技创新的基础设施，比如大科学装置、科教基础设施等。

应该说，新基建短期助力稳增长、稳就业，长期有利于培育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也是当前应对经济压力的重要抓手。

事实上，当前全球数字化变革突飞猛进，已经成为各国发掘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的重要着眼点。尤其在我国，经历了“互联网+”的“大干快上”，更需要在新形势下以数字经济为基础，打造互联网新经济“升级版”，努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用以应对我国面临的诸多挑战与难题。就此而言，一方面要更好地推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快速发展，离不开更加全面的基础设施布局，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也对金融服务体系带来全新的要求，后者同样也面临数字化转型的压力和动力，这同样也需要金融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的不断优化。

推动基础设施优化升级

1.产业数联网强调“高效互联”。要清晰地认识基础设施的变革趋势，需要更好地把握数字化时代的新经济模式演变，我们认为其经历了四个不同阶段。首先是需求拉动的消费互联网阶段，是指以消费者为服务中心，全面提升个人用户的消费体验与生活方式，打造虚拟化的“消费矩阵”。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数据，截至2021年末，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3.0%。2021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13.1万亿元，同比增长14.1%，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则为44.08万亿元。由此，这种基于需求端的“流量经济”“眼球经济”已经发展到极致，其实质应该是“人联网”+“服务联网”。

其次，是供给驱动的工业互联网阶段，也是互联网、新技术与工业系统全方位深度融合所形成的产业和应用生态，通过对人、机、物、系统等的全面连接，构建起覆盖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全新制造和服务体系。从通用电气（GE）在2012年提出工业互联网，到今天工业互联网在各国日益成为新工业革命的关键支撑和深化，虽然其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但多数还是认为更聚焦于工业制造业变革。

再次，是产业互联网阶段。最早在国内由大型互联网企业提出，着眼于全面的“互联网+”趋势，突出互联网平台对企业与产业的改造。此后，则逐渐进一步拓展，不仅是互联网的连接，而且深度融入各产业链和价值链进行重塑和改造，改善管理、流程、制度和工艺，提升产业效率，从而形成新的产业生态，其实质是“人联网+服务联网+物联网”。

最后，则是产业数联网阶段，这也是数字化时代对原有理论和实践的全面升级和优化。所谓产业数联网，就是以数据要素与新技术的融合为主线，以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为驱动力，以三次产业与企业全面数字化改造为路径，以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数字化呈现为依托，以优化经济新发展格局和人民群众获得感提升为准绳。

产业数联网代表了未来发展路径，因为一是，数据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增量生产要素，一切现实经济活动都可以同步体现为数字空间的轨迹，从“万物互联”到“万物数联”，事实上融入了更加丰富的技术内涵，如去中心化技术与智能合约的应用。二是，在新发展格局下仍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辅之以需求侧管理。中长期来看，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弱化、全要素生产率迫切需要提升，因此首先需要强调数字化对产业新动能的转化，在此基础上，传统的消费互联网才能实现良性发展。三是，某种意义上说，产业数联网涵盖了工业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的范畴与功能，而且进一步突出了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互补创新，能够成为新形势下“加速超车”“换道超车”的新抓手。

2.新基建需要新视野。产业数联网强调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数字化转型、虚拟数字化空间的产业价值落地，以及二者的有效对接，理应成为经济社会边界拓展与融合的加速器。适应产业联网的发展，基础设施的优化则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大数据等新技术在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大有可为。例如据测算，交通网络的智能化改造可以让通行效率提升15%~30%。打造城市交通大脑，推动面向数字交通应用的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则有助于全面改善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和增值服务等多个环节，健全交通治理规则，提升交通运输效能。再如，运用新技术对城市水电气热等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建立基于各种传感器和物联网的智能化管理平台，则可以提高市政基础设施运行效率和安全性能。

二是新型基础设施的优化配置。和传统的基建相比，新基建继承了传统基建扩内需、促投资、促增长等基本优点，并更加侧重于突出产业转型升级的新方向。从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技术、分布式技术到安全技术，都顺应了推动产业高端化发展的大趋势。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方面基础性、公共性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归根结底，新基建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产业数联网的发展与迭代，实现生产流、消费流、人流、物流、服务流、信息流的高效融合与配置。

三是“元宇宙”环境下的基础设施布局。当前热议的元宇宙确实存在诸多泡沫与炒作，但也意味着当数字化虚拟空间逐渐容纳更多的人类活动，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则变得更加重要，并且与现有基础设施发展既有联系，又有差异。例如，据华泰证券的研究认为，相应基础设施建设主要聚焦于互操作系统（AR、VR终端）、价值结算系统（区块链）、信息基础设施（数据中心、云计算、通信光模块、边缘计算）、内容生产系统（游戏引擎等）四个方向，对应元宇宙应用、治理、身份、激励等一系列要素。

推动金融“新基建”

正如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道路、桥梁、机场等基础设施，金融体系的顺畅运行，乃至于数字化变革，都离不开特定的基础设施支撑。应该说，金融新基建是保障金融体系健康运行的“压舱石”、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提高金融服务质量的“助推器”、确保国家金融安全的“隔离墙”。

1.狭义金融新基建。国际清算银行(BIS)、支付与结算委员会(CPSS)和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于2012年发布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PFMI）中，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划分为五大主要领域：支付系统（Payment System）、中央证券存管（Central Securities Depository）、中央对手方（Central Counterparty）、证券结算系统（Securities Settlement System）、交易数据库（Trade Repository）。这些支付清算类的基础设施，正是整个金融基础设施的核心内容，伴随着新技术的冲击，也受到较大的影响。

例如移动支付产业作为我国金融改革与数字化转型中的“亮点”，已经逐渐演变为国家金融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增强经济金融体系的灵活性和韧性，从而应对未来复杂国际形势下的潜在外部冲击。在面向C端的领域，移动支付已经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近年来移动支付场景正在向中小企业等B端拓展，移动支付有助于构造全新的产业生态，促进多方共赢、价值增值、福利改进。

2.广义金融新基建。2020年人民银行等六部委联合发布《统筹监管金融基础设施工作方案》，包括金融资产登记托管系统、清算结算系统（包括开展集中清算业务的中央对手方）、交易设施、交易报告库、重要支付系统、基础征信系统等六类设施及其运营机构。可以看到，信用体系建设也是金融最重要的基础支撑。其中，伴随产业数字金融的信用支持需求，替代数据成为传统征信数据的重要补充；在大数据征信的探索中，需重新厘清有效信用信息的采集和处理，由此处理好传统征信数据与新型替代数据的关系。

3.技术类新基建。众所周知，根据BIS的相关报告，金融科技可以分为支付结算、存贷款与资本筹集、投资管理和市场设施四类，其中前三类业务具有较明显的金融属性，最后一类是支撑金融中后台设施。具体来看，技术市场设施通常包括客户身份认证、多维数据归集处理等可以跨行业通用的基础技术支持，也包括分布式账户、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基础设施。此类业务多属于金融机构的业务外包范畴，同样与产业数字金融的服务创新密切相关。

4.“软性”金融新基建。客观看，金融基础设施涉及金融稳定运行的各个方面，还包括货币体系、金融法律法规、会计制度、数据治理、反洗钱、信息披露原则等制度安排。例如，探索试点中的数字人民币如果真正落地，能够对于货币金融体系的“互联互通”带来深远影响。再如，数字化背景下的金融标准化建设也是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重。金融业务与产品标准化着眼于改善新技术在业务领域的应用效果，而技术标准化则是金融机构能够拥抱新技术与数字化的前提与保障。

把握好经济金融“新基建”的要点

1.新思路。新形势下，无论是经济还是金融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有全新的战略视野和发展思路。综合来看，不同层面的新基建要顺利推进，一是需处理好包括自主可控和开放共赢的关系。由于数字化新型基础设施的特殊性，既要充分考虑国家安全因素，也要结合新技术内在的“开源特征”，以国际化视野、全球对标来推动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把握政府主导与市场治理的关系，既要提升政府的基础设施影响能力，也要充分激发市场活力，适应数字化内生的规模经济、合作性特点。三是处理好行政与市场垄断与市场竞争，推动新基建的市场结构优化，避免出现各种发展中的不平衡性。四是重视多头建设与统筹安排的平衡，减少重复建设、低效建设，尤其是系统重要性的新基建，更需要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统筹建设。

2.新要素。为了更好地服务产业数字金融创新，新基建不仅需要加大传统要素投入，更需要以数据要素的基础设施建设为重心。一方面，与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相比，数据要素特征具有根本性的不同：无论是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社会再生产过程，还是产生、存续的特殊性，或者是内在的价值属性等，都难以简单地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思路来推动。另一方面，数据新基础设施不仅需要新技术，更需要全新的制度规则和治理机制予以保障，改善微观主体的数据内部管理、确权与定价、外部交易等。

3.新技术。如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所述，应该聚焦金融科技应用前沿问题和主要瓶颈，实行“揭榜挂帅”“赛马”机制，通过行业组织、孵化平台、专项合作等方式，加大关键软硬件技术金融应用的前瞻性与战略性研究攻关。还要重点关注数据中心、金融网络、算力体系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任务，并用绿色节能技术和清洁可再生能源来支撑金融机构绿色发展。

4.新规则。新基建离不开新的制度约束与监管规则。例如，在金融新基建领域，需要处理好常规监管和非常规监管的关系，前者最大的问题是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难题，后者则需关注公平竞争与反垄断、重大风险事件、新业态与模式等。尤其在新兴金融领域，如Defi（DecentralizedFinance，去中心化金融）近年来快速发展，其特点是依托智能合约就可以建立借贷关系，资金提供者和借贷方连在一起，由此带来的金融基础设施层面的风险与挑战，就需要新的监管与治理应对。再如，中央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提出，要制定完善科技伦理规范和标准、建立科技伦理审查和监管制度、提高科技伦理治理法治化水平，这也都是新基建所必不可少的规则约束。

5.新生态。所谓金融生态，就是用生态学理论与分析金融发展问题，通常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金融生态主体，在与外部制度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体系。服务产业数字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也离不开新型生态体系的打造，也就是通过合理的激励相容机制安排，促使不同层次的参与主体合作共赢、协同创新，通过数字化手段和工具，改善各类产品和服务，努力降低社会成本，并提升新基建服务实体、促进数字化转型的总体效率。

（栏目编辑：马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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