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岗历史学科】破碎之城的向死而生：雅典瘟疫中的迷惘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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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哲学家福柯曾断言：“人的终结，时代的终结都带着瘟疫和战争的面具。威胁着人类生存的是这种万物都无法逃避的结局和秩序。”这一判断也许与公元前5世纪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发生在雅典的瘟疫有关。

雅典城邦的灭亡

大约2500年前，一场类似出血热的严重瘟疫，袭击了当时爱琴海最先进的城邦文明雅典。当时的雅典正在与老对手斯巴达进行战争，一场类似埃博拉病毒的出血热袭击了雅典，当时有1/4的雅典人因此死亡。古希腊著名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本人也染上了这种传染病，不过他幸存了下来。

修昔底德在他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描述了那场可怕的瘟疫。修昔底德写道，道德和人间的法则都已经失去了作用，因为没有人会担心违反这些东西而受到惩罚，因为没有人能活到那一天，“尸体堆积如山，雅典人尽其所能埋葬了死者，而不是遵循礼俗举行葬礼”。修昔底德感叹道，由于担心互相传染，人们不能彼此探望，“病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孤独”。
“即使是身强体壮的那些人也被突然到来的瘟疫击倒了，眼睛发红，剧烈的高烧，仿佛人们的耳鼻喉都迸发出火焰来了；身体内部的一些器官，舌头、口腔和咽喉都红肿充血，而且伴随着散发出很不自然的恶臭。随之，声音嘶哑，打喷嚏和流鼻涕。剧烈的咳嗽引发整个胸腔疼痛难忍。当它进入胃部后，胃便开始难受，体内的胆汁和其他各种各样的液体流出，同时人们的内心焦躁慌乱、忧愁烦躁。呕吐和腹泻的同时，身体水分大量流失导致干渴。患者身体表面的炎症明显发作，并恶化成溃疡，身体疼痛无比，导致人们难以入睡。有些病人寻找水喝，或者索性跳到冷水中降温，甚至赤裸着身子在街上游荡。就算是这样，死亡还是如期地接踵而至。甚至家禽也感染疾病而死，乌鸦和鹰吃了无人掩埋的横七竖八的尸体后也死了。即使是侥幸存活着的人不是没了脚趾、手指头、嘴唇、眼睛，就是丧失了记忆力，无法正常运用人体的器官了”。
这意味着雅典瘟疫是一场空前绝后的灾难。而当时的雅典，正处在为世人津津乐道的民主政体的鼎盛时期，“雅典的繁荣和强盛使得同样怀有帝国野心的科林斯人嫉妒地尖叫”。公元前5世纪初，在马拉松和普拉提亚的陆战和萨拉米斯海战中，雅典数次打败了力量强大的波斯军团，并与其海上同盟的盟友们一起，陆续夺取了色雷斯沿岸、爱琴海诸岛屿和战略要地拜占庭。而自公元前462年起，开明而富有激情的伯利克里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了对雅典长达30多年的统治，雅典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同时进入了黄金时期。雄心勃勃的伯利克里以民主的名义，已经着手筹备与专制而清贫的斯巴达人及其盟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一切看起来都是如此完美。
因此，当瘟疫在被雅典人视为下城的比雷埃夫斯海港发作的一刻，雅典人首先怀疑的是伯罗奔尼撒人在蓄水池里投毒。这一判断显然与当时的战争相关，但也普遍适用于古往今来处于相同情形的、有着假想敌的任何国度。政治利益与疾病传播的纠葛，既非始于雅典，也从未终于雅典。关于瘟疫的起因，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猜测：“据说，这种瘟疫起源于上埃及的埃塞俄比亚，由那里传到埃及本土和利比亚，以及波斯国王的大部分领土内。”这一说法被后世西方医学史家广泛认可。
有意思的是，虽然那场疫情让雅典城邦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对战争另一方斯巴达却几乎没有影响。事后总结，人们认为可能是斯巴达作为进攻的一方，感染风险最大的是斯巴达的战士，而这些人纪律性很强，稍有不适就会进行隔离治疗，使得疾病既没有在斯巴达的军队里扩散，更没有在斯巴达的城邦里蔓延。而作为防守的一方雅典，几乎是全民皆兵、抗击侵略，随着战事愈发不利，防守的空间也在被不断压缩，人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使得病毒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最终导致了大流行。
在最终带走了雅典城四分之一居民以及当时最伟大的政治家伯利克里的生命之后，瘟疫悄然离去。据说是从马其顿特地赶到雅典的“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从城中铁匠未感染瘟疫的情形中获得了灵感，于是在他的指挥下，人们在雅典城中的很多地方点燃了火堆。在海风的裹挟下，炙热的浓烟四处飘散，火焰也照亮了人们充满生存渴望的面庞。尽管曾经辉煌的雅典在夕阳和灰烬下显得破败不堪，仿佛暗喻着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的最终结局，但所幸的是，瘟疫得到了控制。人们终于从世界末日般的窒息中长出了一口气，再羞惭地反省着失去的理智和规矩。
尽管遭受了瘟疫的严重冲击，雅典人仍然表现出惊人的韧性，恢复了继续战斗的力量，没有被斯巴达直接拿下。但是修昔底德也强调，瘟疫严重削弱了雅典的实力，让雅典城邦的领导力越来越脆弱，再也无力与斯巴达争夺整个希腊的领导权，灭亡只是时间问题。雅典的灭亡彻底改变了古希腊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彻底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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