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偕我会医药事业（二）——城西小诊所
苏慧廉于1906年回忆时说：“适新任会牧海君来瓯。海君较予稍明医理。于是命来戒者。寄宿予寓所旁之小舍中。后小舍不能容。乃于城西圣堂旁。添设数椽。为病者寄寓。并于彼施医焉。”
苏慧廉所说的“海君”就是海和德牧师，于1867年，在英格兰普斯顿（Preston）出生，早年曾做过教师，从事过商业贸易，也曾为英国少年戒酒会（Bandof Hope）干事。后来在曼彻斯特神学院进修后受偕我会派遣于1891年到中国传教。海和德“稍明医理”，因为他在来中国之前，在曼彻斯特医院读过六个月的医学课程。在他来温之后，苏慧廉就派他在自己的寓所旁的“小舍”里主持医疗事工，后来因为“小舍”不能容纳，就在城西教堂边上设立诊所。
不过，触动苏氏夫妇建立小诊所的，就是一位名叫三郎的麻风病人。当时，虽然戒毒所已关闭，但苏慧廉的“神医”名声在外，仍有不少病人慕名而来。三郎从青田方山一步步爬到温州城内苏慧廉的家。因为他听说温州城里有个外国人乐意为穷人治病，且几乎不收费。青田方山离温州有四十英里，而三郎是匍匐前行过来，苏路熙知道，仅仅在温州西门到瓦市殿巷这最后的两英里，三郎就匍匐了一整天时间。路熙说：“如果不是他可怜的样子激起我们的同情心，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办医院。”因此，苏慧廉收留了三郎，并请海和德给他治疗，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竟然可以靠着拐杖行走了。
后来，霍厚福（Alfred Hogg）医生曾简单描述这个小诊所：“我们做诊所的这些房子最初并非是为医用而建，并且也不是特别适合来做这项工作。它坐落在城市礼拜堂的后面，二者是在同一个院子里。原本这里打算用作戒烟所，而且也确实作为戒烟所使用了若干年。八间本地造型的小房间排成一长排，水泥地面，但没有天花板，其中一头连接着一个小教堂，这看起来就好像拥挤的过道。其中一间房间有一个中式炉子，这是住在这里的人的厨房。相邻的两间屋子如今则被合并成一间，并摆入了一些橱柜和一个洗涤槽。里面还有一两张桌子和椅子，必备药品也储存在这里，这样门诊室与药房就合而为一了。另外五间房用作远途病人或重病患者的病房。”
但在这个不大的小诊所里，却门庭若市，每天都有骆驿不绝的病人从这里进出。海和德在1893年向英国总部的汇报中说：“在过去的十二个月，我接待了5624个病人。其中3736例为新病人，1888例为复诊。单天最高的新病人门诊量为106。”由于工作量的增加，海和德难以应付，当时瓯海关的劳莱（J·H·Lowry）医生也来小诊所义务坐诊。为此，苏慧廉说：“作为一个传教团，我们非常感激他的热心与高超的医术。”
苏慧廉说：“予第一次回国时。商诸总会。廷霍医士来温。总理其事。” 因此，霍厚福医士于1893年底从英国出发，于1894年1月来到温州，成为偕我会第一位来温的医疗传教士。他在学习了一年的语言之后，就接管了诊所。
1895年，霍厚福报道自己在温州一年医疗传教的简况：
诊所于1894年2月6日开张，正是中国农历新年之后。诊所很快就有许多人来光顾。每逢周二、周五——常规的门诊日，日就诊的病人在八十到一百人左右，这个数字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
在常规的门诊日，大量穷人、中途歇脚者、残疾人、盲人在午前陆续从周边的乡村和县城聚集过来，并坐在小礼拜堂里等着看医生。我们的一两名当地的传道人便向他们宣扬唯一真神荣耀的福音，告诉他们救赎的道路。
……
有经济能力的病人每人要付三十个铜板并得到一支写了号码的竹签，然后依次序走进另一个房间。医生在学习了一上午的语言后，大约在下午一点钟来到诊所。他先花点时间准备药物或处理掉手头上的外科手术。门诊大约在两点开始，一直到黄昏才结束。需要额外时间或特别注意的病例，或者手术，会另择日子进行，要么在诊所，要么在医生家里。
病人轮流进来，在医生对面坐下，他们的名字和地址写在登记簿上，然后他们开始说明他们的病痛，医生必须尽力从他们模糊、不完整的表述中确定症状，并做出诊断。很多时候这是一项困难的工作。那些来自或远或近地区的人们操着不同口音的方言，无法清楚地说明自己的病情。更加困难的是，这些人有着一些奇怪的观点和意识，所以要搞清他们的病因是难上加难。某个人的疾病是“风”，而另一个的则是“空气”，第三个则兼有“风和空气”，而这些词到最后却都是“风湿”的意思。另一个人说他胃里的某个部分得了“感冒”，其实是消化不良，而他却认为病因是七年前曾从楼梯上摔下去过；还有一个人说不出自己有哪里不舒服，但言之凿凿地说他需要奎宁才能康复。
这里的中国人坚信奎宁是一种几乎能治百病的万灵药，由于疟疾在这里相当流行，他们有这种观念也并非错得很离谱。他们还认为西药可以治愈任何疾病，于是一个人会想要一点药去治疗白内障、严重骨质疾病，他甚至想为某个住得远的亲戚要一勺药剂，那个亲戚的身体里出了一点问题，但他却疏忽了具体有何症状。
通常，他们并不希望做手术，不过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对外国治疗手段的怀疑，而非仅是怕疼。因为通常来说他们很能忍受疼痛，他们很容易陷入对手术前景的恐惧之中。
更加恼人的是，这里的病人一般都会忽视用药指导，他们也缺乏持续接受治疗的耐性。有一个患了某种慢性病很多年的病人被警告必须小心遵医嘱用药，但他却借口说一个人不可能面面俱到。他可能一次就吞下七天的药量，造成令人相当惊讶的后果，同时还会得出这些药并不合适的结论。有时又有已经到了最后疗程的慢性病人，回来悲伤地对我们说治疗毫无进展，哪怕他已经用了整整三天的药。作为工作中的助手，我有一位年轻的“老师”，如今正接受医学生的训练，并且在我的监督下进行配药。他是个聪明人，在两年前信了教，如今已经受洗。还有我的仆役，一个七十五岁时成为基督徒的老人，带着他的小男孩在这里看门并照看病人。
……
《通问报》，第191回，上海：北京路18号，丙午（1906年）二月，第1页。
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李新德、张永苏译，宁波出版社，2011年5月，第115页。
沈迦著，《寻找·苏慧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3月，第89页。
Alfred Hogg： A Year Work in China，The Missionary Echo,1895，p.134.转引自沈迦著，《寻找·苏慧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3月，第90页。
The Missionary Echo,1894，p.67. 转引自沈迦著，《寻找·苏慧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年3月，第91页。。
苏慧廉著，《晚清温州纪事》，李新德、张永苏译，宁波出版社，2011年5月，第116页。
《通问报》，第191回，上海：北京路18号，丙午（1906年）二月，第1页。
Alfred Hogg，A Year Work in China，The Missionary Echo，1895，p134.中文翻译摘自沈迦著，《寻找·苏慧廉》，第100-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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