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译百年 | 北大红楼旧址重开放，揭秘“我国翻译史上的盛世”
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一百年的跋涉，一百年的风雨，是党带领全国人民奔赴锦绣前程，谱写下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
庆建党百年，译红色初心。值此建党百年之际，中译公司将推出为期一周的“建党译百年”专题栏目，号召全国语言服务工作者，回望百年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续写时代辉煌。
6月29日
修缮后的北大红楼旧址重新向公众开放
“光辉伟业 红色序章——北大红楼
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
主题展览也于同日亮相
这座始建于1916年
落成于1918年的建筑
曾是北京大学校部一院（文科教学楼）
和图书馆的所在地
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开展早期革命
活动的重要场所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在此相继展开
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此孕育诞生
透过丰富的图片、文物
身为翻译的我们不难发现
五四时期的翻译活动声势浩大
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人们的思想
行为与生活
有学者认为，无论在翻译的
规模、组织、范围
还是在翻译理论的建树与贡献
翻译实践的摸索与探讨上
五四时期都堪称“我国翻译史上的盛世”
图源：北京日报
这场思想解放翻译人是如何行动的吧↓↓
传播西方启蒙思想促民众觉醒
对西方启蒙思想的传播肇始于晚晴，但盛行于五四。维新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开始意识到，仅仅依靠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不启发民众促其觉醒，很难真正实现自由、平等、独立、进取的新道德。因而，具有良好群众基础的小说进入了改革家的视线。梁启超继“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后，又提倡“小说界革命”，认为小说可以开导民智，变革社会。他对新小说的倡导为文学翻译在晚清的盛行提供了理论根据，对中国文人和民众自觉、自愿认识和接受西方小说起到了良好作用。
在新文化人、新文学家及文学翻译家看来，文学翻译是思想启蒙的工具。鲁迅在谈到自己小说创作的动因时曾讲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10多年前的‘启蒙主义’。”陈独秀则认为，西洋的大文豪和大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新文学家们提出“人的文学”“大众文学”使新文学更行之有效地向大众宣传启蒙思想。
1922年，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在广泛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如1921年9月的《小说月报》出版了“俄国文学研究”号外，同年10月出版了“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1924年4月又出版了“法国文学研究”号外。在作家方面，《小说月报》先后编辑了“泰戈尔专号”“拜伦专号”“安徒生专号”“罗曼·罗兰专号”等。当时在文学翻译界最为活跃的当推鲁迅、沈雁冰、瞿秋白、郭沫若、郑振铎等人。
瞿秋白 点击上图了解更多
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涌现出的一批著名翻译家群体中，以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翻译活动，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了解，孙中山和梁启超等人较早就有接触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以及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但未产生重要影响。
俄国十月革命后，少数懂得外文的先进知识分子和民主革命先驱者以浓厚的兴趣，组织人员对这些著作进行翻译、出版，推动了其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期间，许多经典马克思主义著作被翻译介绍进来。例如，1919年5月食力在北京《晨报》上刊载了《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的《雇俑劳动与资本》；李大钊在《新青年》上摘译了《哲学的贫困》等。五四运动后，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走上共产主义道路，其中许多人便受到了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影响。
1920年，上海《国民》杂志第2卷第3号刊载了由费觉天翻译的《马克思底资本论自序》（即《资本论》第1版序言）；同年，李大钊部分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陈望道在1920年首先全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
在这一时期，还有很多先进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当中。如沈泽民1921年翻译过列宁的《讨论进行计划书》和《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等书；沈雁冰1920年翻译了《共产党的出发点》《美国共产党宣言》及《国家与革命》等；李达从1921年起至1933年，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等马克思主义著作35种，达200余万字；张闻天摘译《共产党宣言》并全译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等；瞿秋白译介了《费尔巴哈论》《列宁论托儿斯泰》等大批马克思主义著作；恽代英译介了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
这些翻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人数虽少，却成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想的桥梁。中国共产党的许多早期领导人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接受、学习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首先接触了《共产党宣言》，他对这一经典著作反复阅读，深加思考。正是在研读了多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后，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创建起来并成为翻天覆地、扭转乾坤的政治力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引起了我国空前的历史巨变。
深刻影响中国新文学发展
根据相关统计，五四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1917-1927年间出版译作225种，其中理论译作25种，作品总集13种，分国别译作187种。五四时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和新文学形式的引进，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和成长，都发生了很大影响。
五四之前，中国的现代文学尚处在萌芽之中，真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尚未出现。纵观当时的文学题材，明显受到了外国文学的影响。我国的作家模仿外国文学中爱情故事、侦探推理等内容，创造出了相似的作品，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就受到果戈里同名小说的影响。中国旧小说的章回体逐渐被打破，作家们开始采用西洋小说的形式。
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对中国传统诗歌进行了全方位的变革，以至于梁实秋认为“新诗，实际上就是用中文写的外国诗”，充分说明了新诗运动所受外来文学的影响之大。中国近体诗具有严格的格律、韵律、字数、行数等要求，新诗运动对近体诗的形式结构进行了“暴徒式的破坏”。格律诗向自由诗转变，诗的叙事成分增强，诗中出现了人称代词，诗与非诗的界限逐渐模糊。白话化、散文化成为新诗翻译与创作的主要特征。
从话剧方面来看，20世纪初中国成立了多个戏剧社团，它们的成立促进了西洋戏剧在中国的发展。戏剧家们借鉴西洋戏剧，结合中国国情，开始了早期话剧的探索。翻译剧本的数量逐渐增加，从1917年、1918年的每年翻译一册发展至1927年的19册。西方戏剧经过文学革命主将的倡导与实践，最终在中国形成了新的戏剧文学。例如，在《玩偶之家》的影响下，郭沫若的《卓文君》取材于历史，但并不拘泥于史实和封建阶级对卓文君的诋毁，对具有叛逆精神的新女性重新给予定位。田汉的《获虎之夜》等也都是以追求婚姻自主和妇女解放为题材的剧目，反映了易卜生戏剧对中国早期话剧成长的影响。
五四时期随着翻译的蓬勃发展，对译者的要求也较之晚清大大提高。例如，译者应有较好的外文理解能力和对本族语的驾驭能力，有较强的对原作风格、精神的判断力和敏感度，有接受新思想的开放心态，不懂外文也可以做翻译的时期已一去不复返。
不可否认，中国各个时期的翻译均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以及中国语言、文化、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五四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翻译也标志着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进入了崭新阶段，在翻译活动的推动下，中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与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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