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向 | “机构改革”带出哪些信息？“社会治理智能化”如何落实？听专家一一解答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
资深研究员汪玉凯谈本轮机构改革：
优化机构职能配置 增强地方治理能力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汪玉凯
本轮机构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次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的全方位优化和重构。这种重构，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改革机构设置，优化职能配置，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提高效率效能，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有力制度保障。
重大意义：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变革
谈到本轮机构改革，汪玉凯表示，力度很大，“我个人很是期待”。
汪玉凯认为，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是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总体要求，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推进党和国家领导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改革机构设置，优化职能配置。
“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使我们党和国家的机构、国务院机构在职能配置上适应新时代，适应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保障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有力制度保障，这是非常关键的。”汪玉凯认为。他指出，与以往七次机构改革的起点不同，本次机构改革，不局限在国务院或者行政层面的机构改革和职能优化，而是涉及党、政府、人大、政协、司法、军队、事业单位、群团、社会组织等全方位的机构改革。“可以说，本轮机构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一次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的全方位优化和重构，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变革。”
四大看点：
体现系统性改革、结构性优化
和整体性推进等特征
汪玉凯认为，本轮改革有四大看点。首先，这是一次系统性、结构性、整体性的顶层设计。“从国家层面上看，这不仅仅是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包括党、国务院、人大、政协、司法、群团组织等全方位的改革，国务院机构改革是大盘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但并不是全部，这次改革站位高、视野宽。”
其次，通过这次改革要解决职能交叉、职能重叠等问题。汪玉凯直言，这样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政府的内部，也表现在党的机构的内部，要解决就要理顺关系。本轮改革，首先要将那些党政机构职能相近的机构进行必要的合并或者合署办公；在党政、人大、政协、司法、群团乃至提供公共服务的事业单位等不同系统的内部，用大部制的思维进行机构、职能的优化组合。
“以国务院机构为例，尽管国务院组成部门的数量减少不多，但重组的力度是很大的，比如新组建的自然资源部，将原来的国土资源部、发改委、建设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国家海洋局、国家测绘局8个部门有关自然资源管理的机构和职能重组，强化了国家对自然资源的管理。”汪玉凯介绍，再比如国务院本次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将分散在发改委、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海洋局以及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的相关职能加以整合，使其形成合力，克服长期困扰我们的机构重叠、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弊端。
再比如，新设立的应急管理部，整合了原来12个部门的相关机构和职能，包括国家安全局、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民政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国家地震局、国家减灾委、国务院抗震指挥部以及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这样大幅度的机构职能整合，对加强应急管理，形成合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本轮改革明显是按照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这五大政府职能在推进。比如国家发改委的很多职能都剥离出去，宏观调控关系得到理顺。像质监、药监、工商的整合，银监和保监的整合，让市场监管得到极大强化。
第四，本轮改革还明显加强“补短板”。“例如，新建的退役军人事务部，就是基于越来越多退役军人的安置工作专门成立的部门，再如新组建的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也是基于“一带一路”建设，我们和国外的交往越来越多，因此将外交部和商务部相关职能整合成立新部门，以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需求。”汪玉凯说。
央地关系：
允许地方因地制宜设置机构
在本轮改革如何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汪玉凯表示，本轮改革给了省级及以下地方机构更多自主权，增强地方治理能力。“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此次改革强调了要科学设置中央和地方事权，理顺中央和地方职责关系。要把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实施更为便捷有效的经济社会管理事项下放给地方。除中央有明确规定外，允许地方因地制宜设置机构和配置职能，这样能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更好地为民服务。”
2009年9月，顺德大部制改革的开启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时顺德全区原有41个党政机构，按照发展规划、城乡建设、社会管理、经济建设、市场监管、群团工作、政务监察等职能“合并同类项”，职能重叠、相近的党政部门合署办公，最终精简为16个，其中：党的部门6个，包括党委办公室、纪检委、政法委、宣传部、组织部、社会工作部；政府部门10个，包括发展规划和统计局、经济促进局、教育局等。
汪玉凯表示，顺德大部制改革已过去近10年，接下来无论是顺德区、还是佛山市，都要按照这次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的全方位优化和重构的全新部署，结合本地的实际，进一步完善，遇到的问题更要按照新的改革思路和政策进一步深化改革，让佛山在机构改革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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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互联网研究所
副所长陆峰为佛山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言
加快“数字政府”建设
促进社会治理体系智能化
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要求，广东要在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走在全国前列。
多年以来，佛山在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上不断探索创新，在智慧城市、数字政府建设等多方面可圈可点，去年还在全省率先成立首个地级市数字政府建设管理局，全力建设“数字政府”去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化。
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既带来了社会发展模式和治理方式的新变革和新挑战，也为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了新机遇和新手段。工信部赛迪研究院互联网研究所副所长陆峰在接受佛山日报记者专访时认为，佛山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化要以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加快“数字政府”建设，促进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互联网研究所副所长陆峰。
社会治理智能化要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支撑，革新政府社会治理理念，优化政府社会治理流程和模式，推进政府社会治理在线化、平台化和智能化。同时，政府要加强和企业进行协同，提升社会治理各项工作精准分析、精准服务、精准治理、精准监督、精准反馈能力，促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新需求。
一个城市的运行有两个空间，一个是实体物理空间，一个是网络虚拟空间。佛山加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要让实体物理空间的物理和网络虚拟空间的流动数据有效对接起来，通过加强网络虚拟空间中流动数据的开发利用，让实体物理空间更好地运行。加强网络虚拟空间中流动数据的利用，不能光靠政府，政企需要加强合作。
专访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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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应用大数据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陆峰分析，社会治理智能化要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支撑，革新政府社会治理理念，优化政府社会治理流程和模式，推进政府社会治理在线化、平台化和智能化。政府要加强和企业进行协同，提升社会治理各项工作精准分析、精准服务、精准治理、精准监督、精准反馈能力，促进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新需求。
“大数据是新的生产力，是新的生产要素，更是新的创新要素。”陆峰分析，大数据正在迅速成为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是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服务。陆峰认为，通过互联网技术可进一步构建起网络化、在线化、数据化和智能化全天候政府，具有精准服务、在线监管、预测预判、事中事后处置、网络民意调查等功能。“‘全天候政府’不仅创新了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模式，更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陆峰表示。
“‘互联网+大数据’可推动社会治理更加科学、更加惠民。”陆峰分析，在财政、税收、出口、消费、投资、统计等领域创新应用大数据，可增强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防范经济运行重大波动的出现；食药品管理、市场价格、金融监管、住房保障等领域创新应用大数据，可减少食药品重大安全事件发生，保持市场价格平稳；城市管理、安全生产、应急救灾等社会管理领域通过创新应用大数据，可实现管理精准化、决策科学化。
陆峰分析，佛山作为中国制造业名城，在产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升级过程中，要创新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产业发展领域的应用，更要深化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城市治理领域的创新应用，促进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提升城市发展品质。
陆峰举例，贵州等地创新政务大数据应用，促进了社会治理水平提升，让失信行为无处遁形，权力运行处处留痕，为政府决策提供第一手科学依据，实现“人在干、云在算”。
“数字政府”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近年来，佛山以大数据为抓手，大力构建“数字政府”，推动社会治理从低效到高效、从被动到主动、从粗放到精准的模式转变。“一门式一网式”政府服务改革作为“佛山模式”，去年入选国家“互联网+政务服务”示范工程。
去年12月，佛山市数字政府建设管理局正式揭牌。作为全省第一个经批复成立的以“数字政府”建设为主要职责的地级市政府工作部门，佛山市数字政府建设管理局在未来将有力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陆峰建议，佛山要适应“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的新特点，持续推进政务业务服务流程优化和再造，提高政府部门“一站式”服务能力，不断满足网络信息条件下社会对政务服务变革的新需求；要加快跨部门业务流程优化和前后对接，推动数据跨部门实时无缝流动，杜绝因业务不衔接而出现的监管漏洞；按照网络化服务和监管的要求，不断完善和优化线下服务网点、服务人员和服务设施等配套布局，提高线下服务智能化水平，以推进线上线下业务相融合。
“佛山还要加快构建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社会治理网络大平台，提高数据汇聚、在线监测、事中监管、协同联动等方面能力。”陆峰表示，佛山要加强电子政务建设统筹规划，推进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大应用、大系统、大平台建设，优化和再造政府监管和服务流程。同时，他认为佛山还可采取众包、众创、众筹、众扶等模式推动政府管理和服务模式创新，加强社会协同治理，促进管理和服务效率的提升、模式变革。
陆峰还建议，佛山要加强政务业务和网络信息深度融合，提升电子政务运维能力建设，加强运维经费保障和外包运维管理，建设专业化业务和技术运维队伍。
政企社联动共建新型智慧城市
10多年来，佛山规划建设智慧城市，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2012年以来，佛山五次入选中国智慧城市前10强。
2016年4月，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联合召开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部际协调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对新型智慧城市做了明确定义。具体来看，新型智慧城市的内涵应包括无处不在的惠民服务、透明高效的在线政府、精细精准的城市治理、自主可控的安全体系、融合创新的信息经济。
陆峰认为，新型智慧城市是智慧城市升级版，是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必然要求。对于佛山这座城镇化水平超90%的城市来说，建设新型智慧城市尤其有必要。他认为，依靠信息技术来建设新型智慧城市，可依托网络广泛构建起社会治理的信息通道，让社会治理更高效、更加实时。
对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陆峰认为新型智慧城市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应用问题，更多地是一个发展理念、体制机制和经济手段的问题。从发展理念角度来看，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要落实五大发展理念，要寓管理于服务中；从体制机制角度看，不光需要理顺政府内部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上的体制机制障碍，更要清晰理清政府和社会各自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中的定位；从经济手段角度来看，建议佛山要清晰认识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不单是政府的事情，更是政府和社会共建的事情，政府不能大包大揽，需要从投资、建设、运营、运维等方面应用经济调节手段去激发各方的参与积极性，这样才能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除此之外，佛山建设新型智慧城市还需解决哪些问题？陆峰分析，一个城市的运行有两个空间，一个是实体物理空间，一个是网络虚拟空间。佛山加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要让实体物理空间的物理和网络虚拟空间的流动数据有效对接起来，通过加强网络虚拟空间中流动数据的开发利用，让实体物理空间更好地运行。加强网络虚拟空间中流动数据，不能光靠政府，政企需要加强合作。
陆峰还建议，佛山要充分利用外部数据强化政府决策支撑，加强政企社合作、促进多方参与，加快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市场监管领域社会数据的集中和共享。也就是说，佛山政府要加强与互联网、金融、电信、银行、能源、医疗、教育等领域服务企业积累的社会数据对接，形成数据来源广泛、多方数据比对、数据时效性强的新型智慧城市数据支撑体系。
文字｜佛山传媒集团全国两会融合报道队 记者刘蓉、覃征鹏
编辑｜徐嘉楣
视频编辑｜黄皓贤
佛山日报社全媒体整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