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外交政策》请教了12位世界顶级的思想家，询问他们对疫情后的世界的看法。 新冠疫情像柏林墙的倒塌或雷曼兄弟倒闭一样，是一个影响世界的事件。它将导致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永久性转变，而这在很久之后才会显现出来。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正在发生的变化，《外交政策》请教了12位世界顶级的思想家，询问他们对疫情后的世界的看法。1、斯蒂芬·马丁·沃尔特（Stephen M. Walt是哈佛大学教授，著有《同盟起源》、《革命与战争》、《以色列游说团和美国外交政策》。）一个不怎么开放、繁荣和自由的世界。疫情将加强民族主义。各种类型的政府将采取紧急措施来应对危机，许多政府将不愿在危机结束后放弃这些新的权力。疫情将加速权力、影响力从西方转移到东方。韩国和新加坡的应对措施最好。相比之下，欧美的反应缓慢而随意，进一步损害了西方“品牌”的光环。不会改变的是世界政治根本性：冲突。2、罗宾·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是英国的国际关系专家，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院的主任。）新冠疫情可能是打破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实现碳减排目标的公共和政治压力，已经使许多公司对长距离供应链的依赖产生了问题。现在，新冠疫情正在迫使政府、公司和社会加强其应对长期经济自我孤立的能力。世界似乎极不可能回到，21世纪初的互利全球化。如果没有动力保护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共同利益，那么20世纪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将很快萎缩。这样，政治领导人将需要巨大的自律才能维持国际合作，而不是退缩到公开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向他们的公民证明他们可以应对疫情危机，将为领导人带来一些政治资本。但是那些失败的领导人会发现，很难将甩锅给他人。3、克什尔·马布巴尼（Kishore Mahbubani是新加坡学者和前外交官，曾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目前是亚洲研究院的杰出研究员。）更加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新冠疫情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发展方向。它只会加速已经开始的变化：从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向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转变。美国人对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已经失去了信心，无论有没有特朗普。相比之下，中国并没有失去信心。为什么不？这里有更深的历史原因。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复苏是全球参与的结果。中国人民也经历了文化自信心的爆炸式增长，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在任何地方竞争。因此，正如我在新书《中国赢了吗？》中所述，美国有两种选择。如果其主要目标是维持全球主导地位，它将必须在政治和经济上进行零和地缘政治竞赛。但是，如果美国的目标是改善美国人民的福祉和社会情况，那么它应该与中国合作。合作将是更好的选择。但是，鉴于美国对华恶劣的政治环境，这种明智的选择可能不会占上风。4、吉尔福德·约翰·艾肯伯里（Gilford John Ikenberry是国际关系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家，也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民主国家会变得更加民主。短期内，这场危机将为西方战略辩论中的所有阵营提供助力。民族主义者和反全球化主义者，甚至自由派国际主义者都将看到新的证据，证明他们的观点具有紧迫性。鉴于正在遭受的经济破坏和社会崩溃，除了加强民族主义，大国竞争，战略脱钩等运动外，几乎看不到其他任何东西。因此，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可能会经历一系列类似1930-40年代的反应，这种反应是由一系列的脆弱感驱动的。最初的反应可能是民族主义，但从长远来看，民主国家会脱颖而出，找到一种新型的实用主义和保护性国际主义。5、 莎侬·欧尼尔（Shannon K. O’Neil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高级研究员，一个无党派外交政策人士）企业的盈利能力将下降，但供应稳定性会提高。新冠疫情正在破坏全球制造业的基础。公司现在将重新思考并缩小多步骤，多国家的供应链。更多的公司将要求更多地了解其供应的来源，而这将以效率为代价。各国政府也将进行干预，迫使他们认为的战略性行业制定国内后备计划和储备。企业的盈利能力将下降，但供应稳定性会提高。6、Shivshankar Menon（曾任印度外交部的外交大臣，著有《选择：印度是如何制定外交政策的》。）三件事很明确。首先，新冠疫情将改变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政治。政府的力量会使得社会发生转变。政府在战胜疫情及其经济影响方面的相对成功将加剧或减少安全问题以及近期社会内部的两极分化。无论哪种方式，政府都回来了。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独裁者或民粹主义者并不能更好地应对这种疫情。最早做出成功反应的国家，例如韩国，一直是民主国家，而不是由民粹或独裁领导人统治的国家。其次，这还不是互联世界的终结。疫情本身就是我们相互依存的证明。但是在所有政体中，已经有了向内，寻求自主权和对自己命运的控制权。我们将走向一个更贫穷，更卑鄙和更小的世界。最后，有希望和理智的迹象。印度主动召开了一次所有南亚领导人电视会议商讨，应对措施。如果疫情使我们认识到在面临全球性问题时应进行多边合作，那么它将起到有益的作用。7、约瑟夫·塞缪尔·奈（Joseph Samuel Nye Jr.是美国政治科学家。）美国将需要一个新战略。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了一项侧重于大国竞争的新国家安全战略。疫情显示了此策略失误。即使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它也不能独自行动来保护其安全。正如理查德·丹齐格（Richard Danzig）在2018年总结的问题：“21世纪的技术在其分销和结果方面都是全球性的。他人意外释放的病原体，人工智能系统，计算机病毒和辐射，可能成为我们和他们共同的问题。所以，协同的报告系统，共享控制，共同的应急计划，规范和条约，是减轻我们众多共同风险的手段。”对于像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这样的跨国威胁，仅仅考虑美国有着超越其他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成功的关键还在于与他国一起学习权力的重要性。每个国家都将自己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重要的问题是对这种利益的定义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新冠疫情表明，我们目前的战略不适合这个新世界。8、约翰·艾伦（John R.Allen是退休的美国四星上将。）胜利者将撰写新冠疫情的历史。那些凭借独特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公共卫生能力而更加坚韧的国家，将取得比那些经历了更具破坏性结果的国家更大的成功。对一些人，这将是民主、多边主义和全民医疗保健的最终胜利。对另外一些人，它将展示果断，权威统治的好处。无论哪种方式，这场危机都将以我们想不到的方式，改变国际权力结构。新冠疫情将继续减少经济活动，并加剧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长期看来，疫情可能会大大降低全球经济的生产能力。这种风险对发展中国家，及贫穷工人占比较大的国家尤其巨大。反过来，国际体系将承受巨大压力，从而导致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稳定和广泛冲突。9、劳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是美国作家，1996年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崭新的舞台。疫情对于世界金融和经济体系的根本冲击是，人们认识到全球供应链和分销网络极易受到破坏。因此，疫情不仅会产生持久的经济影响，而且将带来更根本的变化。全球化使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并将产品及时交付市场，从而避免了仓储成本。搁置超过几天的库存，会被认为是市场失灵。疫情已证明，病原体不仅可以感染人，而且会毒害整个实时分销系统。考虑到自2月以来世界经历的金融市场损失的规模，当公司从疫情中走出来时，对即时模式和全球分散的生产会持保守态度。结果可能是全球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供应链离家更近了，并充满了冗余以防止未来的破坏性事件。这可能会削减公司的短期利润，但会使整个系统更具弹性。10、理查德·内森·哈斯（Richard Nathan Haass是美国外交官。）更多失败的国家。我认为此次疫情会使，大多数政府转向专注其境内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境外发生的事情，至少是今后几年。鉴于供应链的脆弱性，我预计自给自足（以及随之而来的脱钩）将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更加反对大规模移民；以及对于解决区域或全球问题（包括气候变化）更少的意愿或承诺。许多国家将很难从疫情中恢复过来，失败的国家将更加普遍。这场危机可能会加剧欧洲一体化的减弱。从积极的一面看，我们应该看到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有所加强。但是总的来说，植根于全球化的危机将削弱，而不是加强世界各国的应对意愿和能力。11、克里·史可（Kori Schake是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美国未通过领导力考试。由于美国政府狭隘的利己主义和没有能力，将使得美国不再被视为国际领导者。如果让国际组织提供更多和更早的信息，可能会大大削弱疫情的全球影响，这将使政府有时间准备和将资源定向到最需要的地方。这是美国本可以组织的事情。因为美国未能通过领导世界的考试。12、尼古拉斯·伯恩斯（Nicholas Burns是哈佛大学教授。）迄今为止，国际合作严重不足。如果美国不能搁置关于谁对这场危机负责的口水战，并更有效地领导起来，那么它的信誉可能会大大降低。如果欧盟不能为其5亿公民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援助，将来各国政府可能会从布鲁塞尔收回更多权力。在美国，最紧要的是联邦政府提供有效措施来遏制危机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