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抗倭”抗的不是日本人？这场“倭患”究竟谁是主导？

公元1529年，嘉靖八年，明朝正式停止了与日本的正常贸易往来。这成为了明朝中后期“倭患”愈演愈烈的一个转折点。而导致明朝中断与日贸易的主要原因，是日本方面实在是太作死了。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大封建主混战的战国时代。这种混乱波及到中国，就发生了震惊朝野上下的“争贡之役”。两个隶属于不同封建主的日本使团，大内氏使臣宗设、谦导与细川氏使臣瑞佐、宋素卿，为了争夺中日贸易权而大打出手，结果宗设袭杀了瑞佐，又以追捕宋素卿为由，大肆劫掠宁绍一带，还杀掉了明朝的指挥刘锦、袁琎等，最后夺海船而去。

劫掠大明子民，擅杀大明官员，这还了得！明朝政府要求日本严惩宗设等人，并放回被掳掠而去的中国百姓，才准重新给换贸易勘合，继续维持贸易。然而日本方面却来了个不予理睬，于是明朝便下令停止了双方的贸易。

失去了正常贸易渠道的日本，便转而走入了地下，干起了海盗的勾当，在中国沿海地区穿梭走私，烧杀抢掠，明朝将这些由武士、商人和浪人组合而成的海盗团统一称之为“倭寇”。

按理说，海盗活动由来已久，时起时伏，原构不成对明朝的大患。然而，到了明朝中晚期，海防废弛，朝政腐败，国力渐弱。而中日贸易停止后，海禁政策进一步趋于严厉，连沿海地区那些从事海外贸易的明朝商人们也一并失去了生计。于是他们和倭寇合流，终于酿成了一个名为“倭患”的大毒瘤。

一般认为这场“倭患”，日本人是占据多数人地位的。即便不是多数人，也必然是主导地位。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倭患”的人员构成比例，其实在明朝的官方史书中，就已经明确标出了。这个比例是7:3，中国人占据七成，日本人占三成。 

 “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明史·日本传》）

 “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 （《嘉靖实录》）

在南京湖广道御史屠中律上给皇帝的奏疏中，则更加详细地提到了这些海贼的具体构成情况：

“夫海贼称乱，起于负海奸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宁、绍十五，漳、泉、福人十九。虽既称倭夷，其实多编户之齐民也。”（《明经世文编》卷二八二》）

总之，在这场“倭患”中，真正日本人只占少数，而明朝“编户之齐民”则占了大多数。 

那么，少数的日本人是否占据着主导地位呢？

在著名抗倭将领胡宗宪的《筹海图编》中，他列出了14股势力最大的“倭寇”。很遗憾，他们的头目也都是中国人，而且是掌握“兵柄”实权的大头目。

“金子老、李光头、许栋、王直、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肖显、郑宗兴、何亚人、徐铨、方武、徐海、陈东、叶麻、洪泽珍，严山老、许西池、张琏、肖雪峰、谢老……凡十四踪，皆昭灼人耳目，故详列之。其余或入寇而姓名不传，或有名贼酋而未尝专主兵柄，与夫事迹之未详者不敢滥录也。”（《筹海图编》卷八《寇踪分合始末图谱》）

而在近现代陈懋恒的《明代倭寇考略》中，他综合数种史料和地方志，列出一份更加详细的“倭寇”头目名单，其中主要头目18人，全是中国人；次要头目57人，中国人占46人，日本人及其他夷人加起来占11人。也就是说，这场“倭患”的主要领导人，也是中国人。真正的倭寇，只是夹在其中，起到了助推和“借名”的作用。 

既然在明朝当时就已经认清了“倭患”主体并非日本人，那为什么还要称之为“倭寇”呢？这恐怕是因为明朝统治者不愿意放开“海禁”导致的。明朝的海禁政策时宽时紧，但总体保持着封闭状态。这一方面是不能违背洪武帝朱元璋定下的“祖制”，一方面也是有利于统治稳定。而将东南沿海地区的动乱称为“倭患”，无疑也有利于进一步说明海禁的必要性。

1529年以后，“倭患”愈演愈烈，渐成燎原之势。明朝终于下了大决心平寇，在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有力打击下，这场几乎席卷东南面的“倭患”终于被平定了下去。

好文推荐

汉初的三次大动荡，似乎都和“七”这个数字迷之相关。白登之围，发生在汉高祖七年，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七日七夜，差点小命没丢掉。后来，为江山永固，刘邦又亲手剪灭了包括韩信、彭越在内的异姓诸侯王，一共也是七个。只是他没有想到，就算是同姓的刘家诸王，依然掀起了“七国之乱”，差点颠覆了自家江山，打破了统一的局面。

三次牢狱之灾，也是没谁了。走过半生，好运姗姗而来，陈亮终于考中了状元。这一年，他五十一岁。第二年，他病逝于家中。

在中国历史上最初的三个朝代，夏朝因妹喜而亡国，商朝因妲己而亡国，西周则因褒姒而亡国，这三个亡国故事，都指向一个“红颜祸水”的母题。不过，夏商非信史，毕竟是公元前841年以前的东西，没有考古证据，就只能算是个传说。然而，唯有褒姒亡西周的故事却赫然进入了正史，记录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似乎板上钉钉了，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