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文学史上第一个说“不”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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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戈涅是文学史上第一个说“不”的女人，但是她绝不是最后一个。近年来，付费电视界涌现了几部非常杰出的“大女主剧”，例如《大小谎言》、《致命女人》、《伦敦生活》、《傲骨之战》等。在这些剧中，女性欲望得到书写，女性声音被放大得以听见，性别和性向的多元性和流动性被展示。其中，小爱最喜欢的一部就是《使女的故事》，第三季的结尾的震撼程度犹如核弹爆炸，在此就先不多剧透了。在看完以后，小爱马上就想到了第四度中国巡演的经典剧目《安提戈涅》和张敞老师的这篇剧评。文章很长，但是建议大家静下心来慢慢读。
文 | 张敞
一出话剧连看两遍，于我不大多。近日在北京演出的法国话剧《安提戈涅》就是之一。
这出剧由 “法国纯真剧团”的五六个演员演出，导演是让-夏尔·雷蒙德。它曾在2016年的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Le festival d‘Avignon）上亮相，本次是由著名戏剧制作人水晶、袁鸿的“爱丁堡前沿剧展”引进到中国。
如何让一个古典的剧作表达出当代导演个人的喜好与思考，且天衣无缝？去年罗密欧·卡斯特鲁奇的《俄狄浦斯》给了一个绝佳示范，他把古希腊故事放进中世纪的天主教修道院，展现出精致的美学和历史的微妙对照。今年，让-夏尔·雷蒙德的《安提戈涅》也是这样一个出色的例子。
作为一出戏剧观众耳熟能详的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由索福克勒斯在公元前442年写成，距今已经2459年。中国与之对应的朝代应该是春秋战国。故事讲的是一个叫安提戈涅的年轻女子——俄狄浦斯的女儿——因为违背了国王克瑞翁的禁令，埋葬犯了罪的哥哥的尸体而被国王砌在山洞中，使她终于选择了自缢而死的事。
故事本身可以解读出很多象征性：弱势者向强者的抗争，女人向男人的挑战，自然法高于实证法……她对城邦法的控诉甚至被西方学者称为“安提戈涅之怨”，这后来也成为宪政、民主和法治的源头之一。
世界上每年都有大量的导演在重导经典，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易卜生、斯特林堡、果戈里、契诃夫……每一次新演绎，导演的个人体会或多或少都会参与重塑故事。这也是很多经典剧作历久弥新，可以引人一看再看的原因之一。
故事本身不再重要，如何讲一个故事，越来越变得至为重要——这逐渐成为一个共识。有才华的导演是不愿意人云亦云的。电影界向有“作者电影”的提法，其实话剧界也应该有“作者话剧”。中国的导演欠缺的就是这种“作者性”。
这样的“作者性”，它至少应该意味着两点：“独特完整的思想”和“出色的艺术质感”。再简略一点说，似乎就是导演的人生观和审美观在剧中的完美表达。从改编经典话剧上来讲，“点石成石”“点金成金”从来都不是“作者话剧”，“点金成石”“点金成土”更是暴殄天物的行径。可现在舞台上多的却是这四类作品。
据说这出剧的导演让-夏尔·雷蒙德创作改编《安提戈涅》时，法国民众正在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进行激烈的讨论。因为导演又是西班牙同性恋导演阿莫多瓦的拥趸，所以他就把弱势群体的反抗和西班牙文化，又嫁接到这出剧里。
这样的关联，初看前十几分钟或有不适，甚至竟觉得是粗糙和出乎意料的。不过随着整个剧慢慢推进，观众就会发现导演的用心。这个剧“看似容易却艰辛”，他的构思其实非常细密。
为了让读者们能更清晰地体会我当时的心情，不如让我费些笔墨来描述一下它那“令人错愕”的开场，或者能令大家稍微感到一些身临其境的气氛。
当我坐在隆福剧场的观众座位上，看到场灯终于黑下来。我的内心充满了期待——那是在任何的演出开场前都会有的心情。沉重的红丝绒幕布看上去颇显疲惫地悬挂在舞台上，两块幕交界的中间，一束灯光打上去。在那个明亮的光圈里，伸出来一只戴着同色红丝绒手套的手。那只手套绝对看不出精致，在手上也显得松垮，我心里咯噔一下，想着完了！我可能遭遇了一场很不讲究的演出。我甚至想到了有一年我看的一个美国小剧团上演的《哈姆雷特》，极为粗糙的布景，廉价的服装和道具，干瘪丑陋的奥菲莉亚……
这只手做了几个撩人的姿势，女演员从幕内闪出，追光照着那金色的假发，绿色的眼影，红色的嘴唇，她身上红色发光的高开叉长裙透露着廉价感，随着西班牙风的歌曲《玛丽基塔》，她在台口扭动着舞蹈并歌唱。歌声是对口型，歌曲内容是：
“换装娃娃梳头髮，他那丝质的头巾，邻居们在后窗，彼此相看微笑。
换装娃娃频梳理，他头上的卷髮，庭园鹦鹉频频叫，喷泉与行星。
换装娃娃巧装扮，插朵厚颜的茉莉。午后忽变得怪异，满是梳子与藤蔓。
丑闻在颤抖，像斑马的纹路。南部的换装娃娃，在屋顶上唱歌。”
曲臂间，我看到了她的二头肌，光滑雪白的腋窝。她是反串者。且已经有些年纪了。她向观众席扔了一只塑料玫瑰花。毫无质感。
“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反串者？唱着西班牙歌曲开场？”当时我的心里充满疑惑。它和《安提戈涅》有什么关系？
此时大幕已经拉开，舞台的中心有一个圆形的表演区，里面铺满赭色的沙子，像是一个小型的、象征性的斗牛场。（海报里说的沙子是鲜红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北京没有找到合适的）。
接着，变装女士说了以下的话：“希腊悲剧里也不乏玛丽基塔……虽然古希腊悲剧最富盛名，但西班牙也是悲剧艺术的产地，斗牛，鲜血，沙粒，死亡，灼伤皮肤的炎炎烈日……我们现在在剧院里，一个自由的空间，在这里，对即是错，一切存在都是被允许的。……谁也无法阻止我给古希腊悲剧涂上西班牙的颜色！无论是谁！……我是特伊西亚斯女士，诗人笔下的硕果。”
▲特伊西亚斯：古希腊先知，初为男性，因触怒赫拉被变为女性，七年后恢复男性
这就是这出话剧的开场。作为要看古希腊悲剧的观众，一定没想到是这样的开始。
这位反串者，她那看似来自底层的，化妆和服装都不甚讲究的变装行径，其实是导演对阿莫多瓦电影中那些游走于两性之间的人的戏仿。在我领会了导演的意图后，我想起我最爱的阿莫多瓦电影《关于我母亲的一切》中的母亲。的确，后来的剧情展开也证明，正是这位反串者，最后带给了我当晚最强烈的心灵阵痛。
▲阿莫多瓦电影《关于我母亲的一切》
她既是剧中的特伊西亚斯，又是这出悲剧的讲述人。她是幽默的，又是有故事的。有时候她还扮演了原剧中歌队的角色。她像上帝观察着这一切，有时又像代表着观众一样，提出疑问与剧中人互动。她是导演用的一种间离的方法，也更是一个真实的人。她如中国戏曲中的彩婆子或者小丑，既是剧中人，又起到缓和戏剧节奏的作用。她带着我们看到发生在她——特伊西亚斯——身上的故事，也看到那发生在圆形舞台中心的，黄沙上的角力、对抗、流血、哀求。
在她演出的部分，“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故事的节奏会如急流进入平原，使观众的心情稍为放松，然而当确认我们真的已经卸掉了防备，她又会在人最柔软的部位给予最猝不及防的一击。
当她变身成一个秃顶的男人，外穿着灰色风衣，站在台口，眼角喊着眼泪说：“我是诗人的果实，一个复杂的存在”，“我没有选择我的欲望，但我试着去理解。这让我很幸福。我只祈求人们不要打扰我，不要评判，更不要杀害我。我的名字是特伊西亚斯女士”，这就像安提戈涅说：“任何人，任何国王，任何神圣，都不能阻止我埋葬我哥哥”，“如果身为女人就必须懦弱的话，我不想再做一个女人了”，“我最恐惧的不是死亡，而是我发现自己像你一样活着。像奴隶一样”。
是的，导演让安提戈涅和她的精神后继者同台了。她是安提戈涅的分身，弱势群体的一员。她是安提戈涅的人性光和精神，穿透了2459年在今天的映照。
记得看一个资料，导演在被问到为什么将同性恋和古希腊悲剧相结合时曾说：“法国是个自由、民主、开放的国家，但即使这样，当时在同性恋婚姻的问题上，仍有一半人持反对态度。这样的社会事件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很多人不能公平地看待人权问题。这部《安提戈涅》，不再单单是个古老遥远的故事，它是一部符合时代的现实作品。安提戈涅是文学史上第一个说不的女人，我的这部作品正是为了所有为正义和爱而斗争的人所创作。”
安提戈涅的“对抗强权”及“人性至上”，其实在剧中不仅与先知特伊西亚斯的“男身转为女身，多年后又转为男身”的特殊经历相结合，也关联了开场歌曲《玛丽基塔》的作者——一个年仅38岁就死去的同性恋诗人——西班牙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迦的真实故事。
钱穆先生在《晚学盲言》中曾剖析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区别，其中一段说：“他们（西方人）的人格二字，只在法律上用，不在人的生命上用。中国人所谓人格，即人之生命，自动自发，自立自在，非由任何外力来支配使用。故孔子言‘君子不器’，西方人正要人来做一器用，故西方人生重外力。中国人生亦有一种外力。则曰天。实则天人合一，仍非外力，乃内力。”
克瑞翁的律令，的确也是将人当器用，方能整肃国家纪律。而安提戈涅，则主张的是人权和人性，是上文中的“天”。人性有时候是好用的，有时候并不好用。“天”有时候是好用的，有时候也不好用。“人性”也并不总是等于“天”。
追求人性，有时也会在某种特定文化语境或历史时期中被说成是“违背天意”。尤其在“君权神授”和宗教信仰的国家，谁更代表天？是人性的自然要求？还是最高权力的代表者与宗教典籍？号称“天意”而打压人性的例子，比比皆是。打着人性的旗号，要违背一切规则的事，也非鲜见。中国的戏曲，法律和人性又常混沌一片。这都是理论与实践的差距。
中国京剧中有《辕门斩子》，杨宗保在穆柯寨被俘，还爱上了穆桂英，并结为夫妻。杨延昭要斩他，最后遇到八贤王和佘太君求情。这也是律令和亲情人性之争，最终结果是法令不彰。安提戈涅作为反抗者，之所以千古以来被人称颂，我想主要的原因大概是，她的人性要求并没有伤害到别人。虽然她对抗了国法，然而那坏的结果也不会一时显现。何况国法的确过于严苛，违背人伦。出于同情心，显然作为弱者的安提戈涅比道貌岸然的克瑞翁更有人缘。鸡蛋与石头的对抗，我们也更愿意站在鸡蛋的一边。
西班牙文化在这个剧中和剧情的结合是巧妙的。因为《安提戈涅》所有的场景都几乎是二人或三人的对立，所以这一切的战斗都像是斗牛场里的厮杀。有人站在较高的位置，有人的背上则被插上了标枪。它的戏剧冲突强烈，正如剧中台词：“我的肌肤没一寸是安宁的”。西班牙的音乐也是美妙的，紧贴着这悲剧的肌理。
这出戏的气质同时“举重若轻”，它没有把这出戏推进到无穷的思辨中，而是聚焦于人物身上的故事和心情。剧中人的服装都是现代服装，惟有女性有个头巾。索福克勒斯原剧作中的情节和顺序，导演做了保留，也删减了一些枝蔓。他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元素，然而都是合情合理和不易察觉的。这样的裁剪增添，正体现了导演的关注点。
比如原剧中形象较为强硬和单一的克瑞翁，在这次演出中，靠着剧本的改编和演员的精湛的演技，令其拥有了更丰富的灵魂，从而使他是一个拥有至高权力的“人”，也有他的为难和疲惫处，而不是一个从未犹豫过的“权力的象征物”。
姐姐的台词较原剧本渲染了更大的绝望，比如她为了让安提戈涅保命，甚至说出了让克瑞翁试一试安提戈涅的“阴道”这样极端的话。她匍匐在命运的脚边，哀求着生存的现实。作为安提戈涅的对立镜像，她也不会像妹妹一样，高蹈着理想和呼唤着人性而死。
这个剧的改编让我们觉得，虽然妹妹作为“不服从者”有更有其可贵性，其余每一个人的主张，也自有他们可以解释的理由。克瑞翁可以从他的角度出发，用强力保证国家安全，姐姐也有在家族剧变后，含泪偷生的权力。这样的一个剧，它的人物，我们很容易“得其情”，也很容易“恕其罪”。说到底，他们都是“俄狄浦斯家族” 的苦命人。
剧终时，克瑞翁一个人孤独的站在环形的沙地上，灯光如豆，从头照下来，他不说话，只是站立着。彼时他的儿子自杀了，他的妻子自杀了，谁说他不是又一个值得同情的可怜人？也许他很伤感，很后悔，可是已经晚了。灯黑了，他的身影被吞没在黑暗中。
话剧同时还用了若干手段，让观众可以沉浸其中。除了特伊西亚斯女士扮演的故事讲述者时时在与观众沟通故事情节外，剧场的灯光也经常照向观众。仿佛所有的观众都作为忒拜城的公民，参与了演出。
这样做的另一层妙处是，此时的观众恐怕也正像当年的那些平民一样，是“沉默的大多数”，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来了君王，来了反抗者，来了传递消息的小兵，来了处罚，来了死亡……所有的一切，啃噬着这一群并不能有什么实际作为的观众的心。
所以，当安提戈涅指责所有的看客“无所作为”，我想每一个在场的人因此都会觉得仿佛芒刺在背。而在安提戈涅说到自己还没有享受过男人，也没有享受过女人，就这样死了时，又未免让我们这些坐着的，感到一阵心酸。好像我们也有罪。这是意外达到的一种效果，使观众对历史的体温产生了切身的感知。
这个剧一个半小时。它的艺术成就，我认为要高于“爱丁堡前沿剧展”之前带来的《喀布尔安魂曲》和《安德鲁与多莉尼》。
剧场美学上，也许它尚有很多值得完善处。具体到服装、道具、化妆，也都可以再精致，可是这都不妨碍它在精神内核和表演的层面，已经是非常出色的戏剧。而且是今年最出色的几个之一。
安提戈涅的目光穿过了2000多年，还能烫伤我们。特伊西亚斯女士功不可没。
【注】本文原标题为《抹上同性恋色彩的古希腊悲剧，漫山遍野都是今天》；文章首发于腾讯.大家 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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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时今日这出悲剧题为
“安提戈涅”(Antígona)！
上海｜上海大剧院·小剧场 10月30日－11月3日
北京｜隆福剧场 11月5-6日
演出时长：80分钟
适宜年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