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和王小波的“精神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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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当代华语影坛有哪位电影导演部部出手不凡，年头越久越耐人寻味，很多人脑海中蹦出来的第一个名字——姜文。
距离《让子弹飞》上映整整11年了，这部风格奇特、荒诞与现实交织、台词句句铿锵的电影，如今被网友调侃“经典到申遗”、“建议全文背诵”，甚至还成为二次元文化基地B站的“镇站之宝”；具有无穷的可阐释性和生命力。
《让子弹飞》中观众津津乐道的“金句”
姜文的独特，不仅在于美学风格、戏剧张力、台词情节；跟其他热衷于改编“名家名作”的大导相比，他的“选题”独具慧眼，有浓重的个人色彩：
除了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来自于好友王朔当年的新书《动物凶猛》外，
《让子弹飞》的题材取自小说《夜谭十记》中一则北洋军阀时期的传奇故事；
《邪不压正》改编自张北海的武侠小说《侠隐》；
《鬼子来了》取材于作家尤凤伟的小说《生存》，
《太阳照常升起》的原著小说是江苏作家叶弥的《天鹅绒》。
《阳光灿烂的日子》被看做“90年代中国影界的意外之喜”
可以看出，姜文选择改编的原著来源十分之驳杂，也很小众。
有从犄角旮旯里扒拉出来的野史异闻；也有书店落灰的无人问津的纯文学和文史读物；经过他大刀阔斧的改动，成为生猛新鲜的独具“姜文风格”的作品。
有人问：姜文的阅读量究竟有多大？
姜文的夫人周韵在访谈中提到过：
“生活中如果用一个导演或者演员来界定他，就太简单了，他更像一个学者。很多人都只知道他喜欢看毛选、诗词，其实他看的书可杂了，看到好的书还会要我一定看，有时候还会给我念上一段。”
事实上，姜文的阅读史如果往前追溯，一定让同辈人艳羡。《中国新闻周刊》有过这样的报道：
就像所有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军队子弟一样，姜文的文化谱系里也烙下了浓厚的“大院”印记：
托斯卡尼的《乡村骑士》、邓丽君的《小城故事》、柴可夫斯基和样板戏、内部电影、红头文件和私下流传的黄皮书，共同组成了那个时代中少年的全部精神生活。
其实不仅仅是姜文，王朔、崔健、叶大鹰、陈凯歌……这些深受大院文化熏陶长大的子弟，在那个年代的所读的书、所接触到的新事物，都远超于生活在大院外的人。
这些“新事物”中，就包括颇具时代特色的“内部书”。
十几年前有一部“爆剧”叫《血色浪漫》，讲述了上世纪70、80年代的青年成长和生活，剧中提到大院子弟间广为流传的小说：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和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当时这些书并非公开出版，只有供高级干部出入的内部书店才有，“供批判使用”和“供内部参考”。
根据图书封皮的颜色，被叫“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而这些书，某种程度上完成了一部分知识青年的文学教育和思想启蒙。
《血色浪漫》里的钟跃民一直追求“在路上”的感觉
社会学家李银河在采访中提到过“对她影响至深的四部经典文学作品”，其中——
“乔治 · 奥威尔的《1984》，反乌托邦三大经典之一。当时不是公开发行的，而是内部发行的黄皮书。那种阅读经历真是绝无仅有。”
如李银河所说，“它（这些书）为我带来了小波，他是我文学上的知音，也是我从文学名著中看到的浪漫爱情的现实版本”；被她当作灵魂伴侣的王小波在读大学的时候也有一段“读野路子书”的记忆。
当时他跟室友刘晓阳如饥似渴地向外界寻找各种可以读的书籍，刘晓阳费了一番劲儿，从外文出版社买到过期处理的《1984》和《奇妙的新世界》（赫胥黎），都是几年前“供领导和同志们参考”的“内部出版物”，我们不难看出，这些“野路子书”对王小波思想的重要影响。
这些“内部书”像是一扇扇窗户，向外看的人充满了无尽的好奇，也接触到了阳光和雨水；对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来说，阅读便如同荒漠之泉。《“新启蒙”知识档案》中，贺桂梅教授梳理和回望了那段独特的“皮书”文化。
01
神秘的“内参读物”
西方“现代派”文艺和哲学著作在20世纪50—70年代被有意识地翻译出版，是在特定时期以特定方式操作的。这就是以“内参读物”的形式，出版了包括萨特、加缪、卡夫卡、贝克特、塞林格、克茹亚克（现在通译凯鲁亚克）、奥斯本等西方现代派诸大家的代表性作品。
这些书都由正式出版社出版，但在封面都注明“供内部参考”字样，其发行渠道和传播范围也受到严格限制，所以一般称为“内参读书”或“内参书”。
所谓“内参读物”，是为了“供批判用”而翻译出版的书籍，它们不在图书市场公开发售，而是以内部发行的方式，仅供高级干部和党内高级知识分子阅读。
因级别不同而阅读范围也不一样，因此书籍的流通范围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同时因其封面颜色不同，一般称为“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等。
根据《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1949—1986）》，在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出版的“内部发行图书”共18301种。
▪ 灰皮书：
主要在60年代初期翻译出版的那些遭到国际共运正统派批判的“叛徒”或“修正主义”作家的著作。
比如密洛凡·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特加·古纳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列夫·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等。这些书籍主要采用灰色封面，因此一般称“灰皮书”。
列夫·托洛茨基
▪ 黄皮书：
60年代翻译出版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和哲学著作，如亚尔培·加缪的《局外人》、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杰克·克茹亚克的《在路上》、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让-保尔·萨特的《厌恶及其他》、萨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弗朗兹·卡夫卡的《审判及其他》等。这些书籍封面都采用黄色，所以一般称“黄皮书”。
加缪的存在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异乡人》
在当时也是内部读物
70年代初期也出版了一些现代派作品，如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四部）分别出版于1971—1973年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封面上的字：日本反动作家三岛由纪夫
▪ 白皮书：
第三类则是70年代初期翻译出版的有关美国历史政治类书籍，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哈里·杜鲁门的《杜鲁门回忆录》、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上海直属机关“五七”干校编译组编写的《尼克松其人其事》、亨利·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等。这些书籍封面大体采用白色，所以一般称“白皮书”。
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为什么是这三类书？
当这三类书籍并列在一起时，一种与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密切相关的“文化地形图”则隐约可见。
这些书籍在中国的出现，显示出二战后在欧洲成型并在50年代（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之后）延伸至亚洲的壁垒森严的冷战意识形态界限，此时在中国发生了错动：
一方面，是中苏分裂所造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在意识形态上的裂变和矛盾；另一方面，则是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的解冻和外交关系的初步建立。
1971年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对中美关系的突破产生了影响。
曾经被“销声匿迹”或被丑化变形的冷战另一方的思想资源，随着冷战阵线发生的裂变，而开始有限度地进入中国内部的视野。
读到这里可能大家要问了，既然“内参读物”的流通渠道有严格限定，那它们在当时是如何发行的呢？
根据文献可以发现：
一种是在新华书店设置“内部发行组”，专门配售内参读物。
上海学者朱学勤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就曾提到“文革”期间在上海书店中购买“内部书籍供销柜台”的经历：购买这些柜台的书籍需要“县团级”“地师级”介绍信，而购买“最反动”的书籍则需要“省军级”介绍信。
另一种发行方式是“本社内部发行”，“指出版社不经过新华书店而直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征订”。
不管通过何种途径，这些在“民间”散落的、为着“供批判用”的禁书，成为下一代人用以批判中国社会现实并构想未来的主要理论依据和精神资源。
一些有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学活动的回忆文章，均提到阅读这些“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的经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曾经是“文革”期间各种形式的“民间思想村落”的参与者，如朱学勤、何清涟、韩少功、甘阳等，都曾在他们的回忆文章中提到阅读黄皮书、灰皮书的经历，并认为正是这些书籍构成他们介入80年代思想与文化变革的底蕴。
1984年6月22日，《北京日报》1版
20世纪80年代掀起“文化热”的风潮
02
全球性的反叛思潮
另一方面，正是这些以非正式渠道传播的“现代派”文学，成为中国60—70年代的文学爱好者和作家们从体制外获取先锋文学资源的主要方式。
60年代初期在北京组织了最早的中学生诗社“太阳纵队”的张郎郎，曾这样回忆他们的阅读经历：
当时我父亲有北京图书馆的内部借书证，可以借许多当时中国的禁书，像《十日谈》《地粮》等。
同时，我父亲也买了许多后来被称之为的黄皮书和灰皮书，这才读到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路上》《向上爬》《愤怒的回顾》等作品，我拿《愤怒的回顾》到学校，热情推崇，从头到尾读给朋友们听。那时虽然也喜欢叶甫杜申科的《〈娘子谷〉及其它》、阿克肖诺夫的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等，总之，读遍了当地的“内部图书”，但最喜欢最受震撼的还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在路上》。
当时狂热到这样的程度，有人把《麦田里的守望者》全书抄下，我也抄了半本，当红模子练手。董沙贝可以大段大段背下《在路上》。那时居然觉得，他们的精神境界和我们最相近。
文章所提及的“内部图书”，基本上都是60年代前中期翻译出版的苏联“第四代”作家的作品与西方“现代派”文艺著作。
关于这些“黄皮书”在当时得以出版的背景与组织情况等，90年代以来的一些回忆文章有较为详细的介绍。比如曾参与“黄皮书”出版工作的孙绳武这样回忆：
1959—1960年出版的“黄皮书”，主要是苏联、东欧的作品，“根据当时苏联文学界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描写战争、人性论、爱伦堡文艺思想等，出版社确定了一批选题，列选的都是在苏联或受表扬或受批评的文学作品”
而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翻译出版则主要在1960年之后：
“1960年，作家协会的领导召开了两三次外国文学情况交流会。……会议初期的中心议题是西方文学的新现象，因为当时文学界对苏联、东欧的了解较多，而同西方接触较少。这几次会议上谈到了英、法、美的一些作品及倾向，例如反映这些国家中的青年人对社会颇为不满的情绪，即所谓‘愤怒的一代’的代表性作品，并决定选几种译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出版。”
以加缪的短篇小说《异乡人》（也译《局外人》）为例，1961年12月，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译所内部发行了孟安根据 1958年法文版翻译的《局外人》，当然也是以“内部发行”的形式，旨在通过这部“充分体现加缪的反动哲学思想的中篇小说，使我国的文学工作者能够具体认识存在主义小说的真貌，为了配合反对资产阶级反动文艺思潮的斗争”。
而如今，《异乡人》已经是畅销文学榜的经典书籍，书中描述的那个混乱无依的孤独灵魂，依然震颤着每一本沉浸其中的读者，而现在的我们大概很难想象，这本书曾经作为“反动的声音”被偷偷传阅的日子。
颇值得分析的是，这些被选定出版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均是二战后尤其是50—60年代在英美青年当中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品，因此它们的影响是世界性的。
这也就意味着，其一，当时关于“现代派”作品的翻译保持着与西方几乎同步的时间距离；其二，当时的中国青年几乎是自发地选择了或认同于西方“叛逆青年”的心理和精神状态。
电影《戏梦巴黎》的背景
就是法国1968的“五月风暴”
在一些回忆文章当中，甚至提到因为受到这些内参书的影响，开始仿效书中主人公的叛逆行为——“当时，《在路上》《麦田的守望者》和《带星星的火车票》等书曾在知青中流行，受到它们的影响，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流浪的经历。”
另一个有意味的参照是，60年代中国的主流社会运动和文化——红卫兵运动与“文革”激进文化，却成为同一时期欧美国家青年学生反叛文化和社会运动的主要资源之一。
巴黎街头参与“五月风暴”的战士们，往往也怀揣着一本毛语录。于是有三个以字母M打头的精神领袖（马克思、马尔库塞、毛泽东）的说法。
“五月风暴”图片
并且，这种青春叛逆文化的影响不限于中国与西方之间，同时也存在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与中国，以及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
与西方“现代派”文学同时在“文革”时期中国青年的地下读书沙龙中流传的，是苏联的“解冻”文学尤其是“第四代”作家的文学作品，比如《带星星的火车票》《〈娘子谷〉及其它》等。
其中，《带星星的火车票》，“从内容到形式都模仿美国‘垮掉的一代’的小说，刻意表现青年主人公在独立寻找生活道路过程中对父兄一辈的不满及玩世不恭”，因此也被称为“苏联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这种在中国与欧美及苏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交错而并行的文化影响，某种程度或许正印证着“反叛的60年代”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和全球文化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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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妍书
观点资料整理：《“新启蒙”知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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