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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伦理，机器人一本孩子写给孩子的书一卷由孩子展开的人工智能伦理图景青少年自己为同龄人创作的人工智能读物新世代与新技术的共同作品：人工智能小冰参与本书插画设计，实现人与人工智能的温情合作。漫画形式，生动活泼；语言平实，深入浅出漫画试读包容点击图片放大查看可靠与安全点击图片放大查看隐私与保障点击图片放大查看名家推荐这是一本孩子写给孩子的书。我们组织了一群喜欢技术、热爱生活、关心社会和未来的中学生，通过一年的集中学习、分组创意、设计讨论，孩子们以青少年的视角，对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后的社会现象、道德问题、法治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并且通过漫画故事的形式，向读者展现了中国小主人们的眼界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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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它由陈独秀创刊于五四运动时期，自1915年9月15日至1926年7月（初名《青年杂志》），作为一本弘扬革命新思想的重要刊物，倡导“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在这一时期甚至后世都发挥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时，有多篇重要文章、作品在此刊上发表，引起巨大轰动。如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文学革命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刘半农的《我之文学改良观》、新诗《相隔一层纸》，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也有以笔名发表言论者，比如毛泽东就以“二十八画生”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一文（第三卷第二号）。1919年底，《新青年》为重印前五卷刊登广告，其中有这么一句：“这《新青年》，仿佛可以算得‘中国近五年的思想变迁史’了。不独社员的思想变迁在这里面表现，就是外边人的思想变迁也有一大部在这里面表现。”胡适在其主编的《努力周报》上发表《与高一涵等四位的信》中说道：“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以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十几年后，思想史家郭湛波正式坐实《新青年》同人的自我期待，称“由《新青年》可以看他（指陈独秀）个人思想的变迁，同时可以看到当时思想界的变迁”。此后，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评述《新青年》，成为学界的主流声音。可以说，不读《新青年》就无法深入了解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不读《新青年》就无法知晓昨天我们如何与旧时代割裂，如何畅想建设着新的时代——一个没有旧道德、旧文学、旧思想的伟大时代。正如陈独秀在吴稚晖《青年与工具》一文后说道：“此文竟于发热剧烈时力疾为之，以践本志之约。其诲不倦重然诺如此。全文无一语非药石。我中国人头脑中得未曾有，望读者诸君珍重读之，勿轻轻放过一行一句一字也。”刊载在《新青年》上的许多文章皆是如此。今天，小北就带大家一起阅读《文选》中的经典名句，一同感受那样一个激情燃烧与理性思考并重的时代。《觉醒年代》剧照5/4青年节文学、思想与进步1.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2.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周秦也。3.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4.一代文辞之风气，必随一代语言以为转变。今世有今世之语，自应有今世之文以应之，不容借用古者。5.今新文学之伟大精神，即在篇篇有明确之思想，句句有明确之义蕴，字字有明确之概念。6.要有话说，方才说话。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7.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8.文学最大的作用，在能描写现代的社会，指导现代的人生。9.当新思想未能实行之先，必使与我反抗之旧思想，破坏无余，乃有建树新思想之余地。5/4青年节青年、责任与担当10.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11.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除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12.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寸，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乎？5/4青年节人生、独立与前进13.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14.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15.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16.须知一个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17.了解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又是新生命创造者的意义。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像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18.况且解放重在自动，不只是被动的意思，个人主观上有了觉悟，自己从种种束缚的、不正当的思想习惯迷信中解放出来，不受束缚，不甘压制，要求客观上的解放，才能收解放底圆满效果。自动的解放，正是解放底第一义。19.因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所以我们只能说时代，不能分中外。5/4青年节把握科学与真理20.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21.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22.其实“太阳底下，何尝有新的东西”？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要说是新，也单是新发见的新，不是新发明的新。23.真理永远存在，并无时间的限制，只因我们自己愚昧，闻道太迟，离发见的时候尚近，所以称他新。24.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的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张祥龙老师是北大哲学系的象征：他的飘飘长髯、整洁的唐装、洪亮的声音、高远的气象、严谨的学风、风趣的语言、精光四射的双目、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以及跨越中西印三大哲学体系的讲义，处处都呈现出一丝不苟的哲学家的赤子之心。很多学生从他身上感受到了哲学的魅力，开始走上哲学之路。从2002年开始，张祥龙在北大开讲全校通选课“哲学概论”，后来又在山东大学和中山大学反复讲授和修改，历经二十年，终于出版了讲义《中西印哲学导论》，朱刚教授评价道，这应该是祥龙老师对哲学的最终理解。讲课中的张祥龙“哲学导论”和“宗教学导论”，是北大哲学系给大一本科生开设的入门课程，“哲学导论”曾先后请张世英、叶秀山、张祥龙、赵敦华、李猛等名师讲授。这门课很不好上，非常考验讲授者的见识和功力，既要对主要哲学流派和哲学家有非常专业的理解，又不能讲成哲学史；讲授者要有哲学性的思考，但又不能向学生灌输某一派哲学思想，而要能够展现出哲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作为学生进入哲学学习的门径与津梁，作为接引大一学生从高中转入大学学习的课程，还要深入浅出，帮助学生成功地完成过渡，而不能将学生吓跑。总之，“哲学导论”这门课，是最应该由有哲学家气质的老师讲授的课程。张祥龙老师就是这样一个很具哲学家气质的人，这不仅在于他思想中的原创性，更在于他对终极问题的哲学思考，都深深植根于自己的人生阅历与体悟。张祥龙老师和他的哥哥年轻时曾经积极参与红卫兵组织，到各地串联、扒火车，做过很多轰轰烈烈的事，而且还在一些同学的鼓动下办了一份报纸，写过影响很大的文章，但他的报纸最终被定性为反动报纸，他也因此遭到批判，自己曾投入极大热情的理想幻灭了，他一度陷入深刻的绝望、怀疑与苦闷中。由于母亲与贺麟先生夫人是同学，张祥龙老师找到了尚未获得平反的贺麟先生，成为私淑弟子，读了斯宾诺莎、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哲学家的著作，在这样的哲学阅读与思考中逐渐走出人生低谷。张祥龙与贺麟先生，摄于1980年。据张祥龙老师大学时的同学回忆，在他们即将毕业之时，张祥龙老师神秘地失踪了，有人说他出家了，有人说他隐居起来了，有人说他去修道了，人们大多不知道详情。在《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的“后记”中，他说：“一段时间中，我感到绝望，很想到山中静居，直接体验那‘言不尽意’的道境。”其实，他是在京北山区找了一个农家院落，住了进去，每天清晨起来登高望远、亲近自然、沉思天地，他因此还成为北京环境保护局的一员，“从事自然保护工作”。那个院落被他长期租下来或是买下来，在中国房地产业尚远未起步的时代，是非常惊世骇俗的一件事。但无论如何，那不是一个舒适宽阔的别墅，而是一个非常简陋狭小的房子。后来，张祥龙老师隔一段时间就去那个院落去住一住，找回天地大美的感觉。我们在他的著作中不时能看到“于塞外蜗居”的字样，指的就是那里。对他而言，这里如同海德格尔的托特瑙山，如同梭罗的瓦尔登湖，是哲思栖居的地方。《中西印哲学导论》是张祥龙留给哲学界的最后告白，不仅以时机化和情境化来理解边缘问题，更是将其贯穿在全书三大体系最根本哲学问题的展开中。相对于希腊人为西方确立的、以追求不变为最根本特征的终极实在观，他以《周易》中的易、阴阳和卦变时几为中心，阐释中国古代的终极实在观，指出：“易象既不是几何的图型、事物的形象，也不是一般的数字，也不是形而上学的静态结构，而是引发我们感受变化的能力的那种意象结构，所以它确实能够帮助我们来理解边缘问题。”“缘”：三个哲学传统交叠构成的边缘域CHINESE

支撑人类社会的底层逻辑是什么？所谓历史的底层逻辑，就是从历史事实中抽取出的一个或几个可以贯穿整个历史进程的隐性规律和逻辑。不同的人会从不同角度给出回答。（图为扬·马泰伊科：《格伦瓦德之战》，1878年）马克思说，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北大教授何怀宏在《文明的两端》中指出：物质是基础，价值是主导，政治是关键。加拿大历史学家和科学家瓦茨拉夫·斯米尔在《能量与文明》中说：是新能源和新原动力的采用，所以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人类控制能量的演化历史。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说：环境影响下的病菌、文字、技术与政治体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底层逻辑。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告诉我们：有语言能力谈八卦、想象虚构事物、让陌生人开始合作、建立组织，使人类能够统治世界。人类进化过程面对这一问题，当世最著名历史学家之一、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的威廉·麦克尼尔在他的作品《全球观：征服者、灾难和群落》中，以寄生作为关键词，从生态和历史的角度考察人类状态，观察人类历史如何嵌到一系列影响整个生物圈的事件中，以崭新视角揭示了人类历程的底层逻辑。从生态角度来看，人类实际上处在各种平衡系统之中，比如物理—化学系统、生物系统、符号学系统，某个系统的变化可能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改变其他系统的平衡。从历史角度看，人类历史具有不确定性和开放性，麦克尼尔使我们认识到自己以及整个人类与其他生命形式密切相关。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麦克尼尔构筑的关于人类整体史的独特见解，在地球上不稳固却又壮丽铺展的生命之网中体悟人类的革命性历史，在深度思想中刷新对人类历程的认知。01洞察人类社会底层逻辑的关键词：寄生谈到古代历史往往离不开历史分期，不同历史学家往往有着自己的划分标准，根据使用的工具、文化文学的品位、国家间的关系、重大历史事件等等……这种划分似乎使得一切井然有序，给予了一些思考和启发，然而也令历史离我们愈来愈远，仿佛和当下没有什么关系。而麦克尼尔则反其道而行，高屋建瓴、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社会从产生之初就离不开一个词——“寄生”。微观寄生之例：显微镜下的微生物寄生虫何谓寄生？简单粗暴的理解就是一方受害，另一方以此受益，例如微生物侵害人类食物乃至侵入人体，包括各种自然灾害、疾病、瘟疫，总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是麦克尼尔所指出的微观寄生。与之相对的宏观寄生，并不是说存在什么大型生物寄生在人类身上，而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伤害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明，麦克尼尔用了另一个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词来形容，那就是剥削关系。他还巧妙地将后者和前者进行类比，人类战争类似于突然的瘟疫，收租收税令缴纳者刚好温饱又类似于大自然的生态平衡法则，就像许多人都听过的那个故事，澳大利亚的野兔因为没有天敌而泛滥成灾。当然，野兔的天敌不会跟野兔说明应该被吃的理由，而人类的剥削除了具有欺骗性，也具有相互性，一方面，一方交钱而另一方提供相应的保护，另一方面，市场贸易也让一切看起来你情我愿。对于绝大多数人类而言，在这双重寄生的折磨之下，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水平，麦克尼尔用了一个恐怖的比喻，微观寄生像是磨盘，宏观寄生则像研磨石，大多人类在中间饱受折磨。折磨的结果就是人类数量相对稳定，麦克尼尔断言这种情况本可以持续成百上千年，但是因为人类的发现和发明，人类这个物种不断突破之前无法超越的阈值。他提醒我们，从长远来看，工业革命也不过是其中一次突破罢了。02向城市转型人类文明发展的三个里程碑事件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麦克尼尔怎样借助微观寄生与宏观寄生这对关键概念来说明人类历程的底层逻辑。他立足微观寄生与宏观寄生的变动，以人类生态史上的三个里程碑展现了人类生活模式的三次转型历程。第一个里程碑：人类登上食物链的顶端人类可不是一开始就站在高高的生态链顶端，语言能力的发展和知识的积累逐渐改变了人类在自然秩序中的位置。人类就此登上食物链顶端。这一阶段的人类生活在炎热的非洲，有限的食物获取、严峻的生存环境、热带微观寄生物的疫病传染，使得早期人类在自然平衡下保持着相对较少的人口数量。新研究揭示，早期人类曾是狂热的昆虫捕食者，在180万年前的坦桑尼亚，人类十分热衷于以白蚁为食。第二个里程碑：人类在更为寒冷干燥的地方繁衍当意识到在热带生活有诸多不利影响之时，远古的人类也试图改变。于是，随着兽皮裹身、对火的熟练使用以及缝纫裁剪的发明，人类能够在冰天雪地甚至极地环境中生活。在温带活动的人类摆脱了大多数热带微生物的侵扰，人类数量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攀升。这是全球人口的第一次爆炸式增长。它破坏了存在于温带、亚寒带以及大型动物之间的生态平衡。逐渐地，人类生活模式也发生了转型。采集行为逐渐演变成了食物生产，耕种作为新的生活方式诞生了，人口出现第二次大增长。人类生活模式的转型相应提高了微观寄生的重要性。人类的耕种活动使土地变成耕地，大量微生物在农作物上繁殖并充斥于自然平衡中。在与竞争者争夺食物的斗争愈加激烈的过程中，发生于人体内部的感染日益加剧。我们会好奇宏观寄生怎么还没出现？别急，宏观寄生形式将在人类生活模式的第三次转型中出现并发挥重要影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字上面是森林里有一块空地，下面是一个辱字，指负荷劳动，造字的本意是强迫开荒耕种。可见人类祖先为了繁衍生息，不得不大力开垦荒地，生活不易。（图为李烨《刀耕火种》，1973年）第三个里程碑：城市转变引发文明兴起随着灌溉和犁的发明，新的生产模式得以发展，新寄生形式——宏观寄生——开始形成。与此同时，高度技能化的文明社会作为新的社会形态产生了，专业化精英的聚集推动着城市的形成。这种文明社会以及作为其标志的职业分工正是依赖于宏观寄生形式才得以维系。而人类社会由此从根本上分化为生产食物的宿主和不劳动就有食物吃的寄生物之间的新型关系。在人类文明史的最初阶段，严苛的剥削关系就已经存在了。让我们具体看看人类生活模式的第三次转型具有哪些独特的表现吧。第一，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的一系列城市病开始发作，最突出的病症表现为日益严重的生态污染问题。英国的工业革命带来了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图为透纳《雨、蒸汽和速度——大西部铁路》，1844年）第二，微观寄生扩大。比如灌溉使种地的人更容易患上血吸虫病；水污染问题使粪口传播型疾病增多，天花、麻疹等传染病肆虐。可以说，传染病在人口密度相对较高且交流网络广布的文明社会中会持续存在。刚刚过去的新冠和正在流行的甲流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第三，与专业化分工相伴而生的宏观寄生出现并发生变形，统治阶层诞生。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宏观寄生关系，只有在富裕且已经分化的社会中才能维持下去。也难怪狄更斯会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光明的时节，也是黑暗的时节；这是希望的春日，也是悲伤的冬日。”不断增多的微观寄生与新出现的文明宏观寄生之间并非割裂的关系。人类的发明创造能力时不时地会打破文明群体、生产力、微观寄生物和宏观寄生物之间的平衡，同时被人类技能打破的旧平衡又会处在恢复过程中，这就是人类历史中微观寄生—宏观寄生的守恒定律。其实，寄生关系也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可怕，而是可能演变为互利共生关系，也就是说，宿主和寄生物之间在相互适应关系中实现了进化。这种适应性在宏观寄生与城市转变的关系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城市转变过程中，地球上彼此相隔的地方的不同发展模式逐渐趋同，由城市专业化引起的人类之间扩大的相互依赖需要官僚命令体系作为保护壳，即人们对上级指令的依赖。中国历朝历代有着复杂迥异的官僚体系，每个官职对应着不同的具体职能。王朝建立之初，官吏数量比较精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不成倍增长。传统时代的社会运转机制是“权力决定一切”，并且中国式权力又基本不受约束。（图为清人所作颙琰万寿图像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于是，帝国统治结构逐渐兴起，官僚制被接受，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建立起稳定的宏观寄生关系。军事力量与传统习惯、宗教禁令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为宏观寄生模式建立了平衡点，而战争和税收则是使人们服从帝国统治结构的重要因素。到这里，我们追随着麦克尼尔的步伐，回溯了人类的发展及其在文明条件下达到潜在稳定生活模式的过程。相信大家对于人类历程的底层逻辑一定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03向商业转型洞察近代欧洲对中国的超越“我们这个长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一直保持领先的古老文明，到了近代究竟为什么突然衰落了？”这无疑是中国人最敏感的老话题。我们可以看看麦克尼尔是怎样回应这一问题的。他借助近代商业转变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较量，说明了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两次经济发展浪潮中，欧洲何以取代中国成为最先进文明。所谓的商业转变，实际上就是公元纪年之后将中国与地中海和印度联系起来的远距离贸易。在商业转变过程中，政府与市场呈现出不稳定且波动的制衡关系。在第一次世界经济发展浪潮中，政府权力逐渐向市场力量偏移。你能想到，这一变化其实最早开始于中国吗。麦克尼尔认为，11世纪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正是近代的开始。外国商人的进入、内陆和海洋交通运输的发展、税收从实物到货币的转换，推动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清明上河图》全景式地描绘了北宋都城开封府的繁华热闹。宋朝是商业大国，国家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对店铺产品和商品运输，都实行了比较灵活的商业税制，以取代国家政权在整个中世纪时代都行使的对价格和市场的控制，以及征调工匠的政策。如果你去看马可·波罗在旅行报告中对中国巨大城市规模的描述，就会惊叹此时中国的发展如何远超欧亚大陆其他地区。这一时期的微观寄生和宏观寄生模式对人类历史也发挥着重要影响。比如微观寄生下的黑死病导致大国家的瓦解，宏观寄生下中国商人阶层对帝国官僚的完全服从则妨碍了大规模独立商人阶级的产生。“1349年，瘟疫肆虐，伦敦被祝圣为墓地。修道院的墓地内埋有五万多具尸体，包括从当时到现在埋骨于此的人们。愿上帝能怜恤其灵魂，阿门！”——查尔斯·克莱顿《英国瘟疫史》（图为老彼得·勃鲁盖尔《死亡的胜利》，1525-1569年，描绘了黑死病肆虐下的欧洲）接下来你可能会遗憾，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第二次经济发展浪潮中，随着哥伦布发现美洲、葡萄牙人发现印度，16世纪欧洲商业革命接踵而至，中华帝国的官僚命令体系限制了市场导向能力，阻止中国在全球海洋贸易网络中扮演活跃角色。欧洲逐渐取代中国，成为最先进文明，建立起由单一市场控制的全球经济。但怀揣包容互鉴之心，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当时欧洲新生的海洋制度怎样领先于其他文明。在思想观念层面，欧洲人有足够的钱来满足对地球多样性的好奇心，从而保持对新思想的开放性。在微观寄生层面，传染病影响到人口结构，欧洲人口随之增加，其他文明发生严重的群体死亡并留下空旷的肥沃土地，作为殖民地为欧洲人的剥削提供足够多的土地，并通过产品交换增加欧洲人的财富。在宏观寄生层面，西欧比其他任何文明都维持着更大范围的市场调控行为，并由于军备和科技的发展以及没有政权使商贸活动完全服务于自身利益，而呈现出政治多元局面。欧洲的发展对世界生态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就微观寄生而言，尽管科学医药的传播改变了疾病发生率，但疾病仍然是影响人类生态的重要因素。就宏观寄生而言，市场导向行为与官僚指导行为之间快速再平衡。比如追求利益的公司从小规模个体或家族公司演变为官僚命令结构，大型商业公司不以任何明显方式响应市场指导，战争和社会福利的双重考虑使公共干预介入市场过程，世界边缘地区拒斥市场体系，这些都是很好的例证。工业革命后，中国已经全方面落后于西方，中英鸦片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图为西方画作中的鸦片战争）如此看来，近代欧洲对中国的超越有着深刻的生态和历史原因，并对世界带来了重大影响。而欧洲和中国相继占据主导地位，则无疑展现了世界平衡的缓慢变化。总之，从生态角度来考察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导致现代社会形成的近因是城市转变与商业转变，而微观寄生和宏观寄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影响，人类历程也是微观寄生和宏观寄生之间稳定—失控—恢复平衡的过程。事实上，人类不可能摆脱捕食与被捕食所引起的物质和能量的流动，人类的种种事务也不会取得完全稳定状态，包裹整个系统的微观寄生—宏观寄生平衡将永远限制人类获取食物和能量的能力。未来充满随机性，参与者众多，信息量巨大，但我们不应感到无助，而是要构建自己的历史世界观，将我们的日常生活细节与关键历史事件联系起来，理解世界以及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你对人类历史的底层逻辑有哪些思考？在留言区分享你的见解2位幸运读者将获得主题新书一本全球观：征服者、灾难和群落作者：[美]威廉·麦克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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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中有一名篇《烛之武退秦师》，讲述之事为春秋时期郑国面临秦、晋两国军事进攻的威胁，郑国臣子烛之武为郑国退秦、晋联军，游说秦国时一语点明利害，即秦与郑之间有晋相隔，而晋与郑为邻，秦、晋联军若战胜郑国，直接受益者是晋而不是秦。烛之武利用秦、晋、郑之间的地理位置，以及攻郑必然会导致“邻之厚，君之薄”这样的结果，成功地分化了秦、晋联军，实现了退军的政治目的。这番游说之所以能获得成功，今天我们多数认为应当归因为烛之武善用权衡、智勇双全的品德能力，但却常常忽略了另一个更为客观的因素，政治军事中地理问题。其实孟子有“天时地利人和”之说，《孙子兵法》中更有专篇论地形，可见地理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古人一向相当清楚。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发展之初的采集、渔猎、农牧活动也都有赖于当时当地的环境和资源。而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更说明了各地文化差异和人才社群的形成，与空间氛围有着密切联系。今天这份书单便是以此为切入点，从时常被忽略的地理视角，再次透视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风貌，为你提供认识往昔的另一维度。01《神州：历史眼光下的中国地理》作者：段义孚译者：赵世玲本书讲述了中国这一地理区域内，从史前文明直到今天如此巨大的历史跨度里，地理地貌发生的巨大改变。农田、山林、道路、桥梁、宫殿、苑囿、村落、城市等等，体现了中国人对环境持续不断的精微适应和塑造。从古代人与土地之间和谐、安定并充满美感的关系，到近代以来这种关系被西方殖民入侵、内战所打断，而在现当代工业化的巨大力量对大地景观再次进行强有力的重塑，这其中有令人震撼激动的奇迹，也有令人忧虑不安的眩惑。02《中国历史地理十五讲》作者：韩茂莉历史地理是研究往昔的地理，本书涉及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领域——疆域、环境、政区、农业、交通、军事、城市等，作者韩茂莉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对这些领域的基本问题及其历史发展进行了梳理和介绍，是了解中国历史地理很好的入门书。03《公园北京：文化生产与文学想象（1860-1937）》作者：林峥本书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考察“公园”作为一个新兴的西方文明装置，如何进入晚清及民国北京，在这个过程中又如何实现了传统与现代、本土文化与外来文明的对接与转化。旨在从公园入手，以小见大，呈现晚清至民国北京政治、社会、历史、文学、文化诸方面纷繁复杂的变革。

等译中国艺术的“超级写手”“辩论家”、海外中国艺术史研究高峰——高居翰教授毕生心血汇聚之作，一本献给普通读者的艺术通史。-End-文章转载自：上海书评转载及合作请发邮件：scb01@pu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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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加留意我们就会发现，在中国，无论是大城市的商场店铺，还是小县城的街头小吃，移动支付慢慢地占据了我们生活的世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逐渐适应并享受着移动支付带来的便捷。然而，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外，日本国民依然信奉现金主义，美国大部分人依然坚持银行卡消费。移动支付这么方便，为什么在发达国家却并未掀起巨浪呢？这一切都得从中国的数字金融革命说起。过去十年，美国用芯片对银行磁卡进行了升级，而中国则经历了移动支付革命。在中国，两种新的支付系统（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已经超越了银行卡系统，开始主导许多个人对个人、零售和商务交易。这两种支付系统建立在数字钱包、二维码之上，并通过各自的大科技公司运营。中国的移动支付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银行作为交易中介的职能，它通过给予商家、消费者和第三方支付平台不同程度的激励，创建了一个新的支付生态系统，重塑了长期依赖于银行业而非商业的支付方式。这一新支付生态系统的出现，使现有的商业模式不得不进行调整，以适应商家、银行和技术供应商之间关系的变革。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新支付系统实现了从“发端”到“主流”的爆发式增长。目前，微信支付和支付宝上的用户均已超过十亿，网络的活力得以进一步释放。01中国移动支付革命的起点和发展中国能够为居民提供稳健的银行利率，政府起了很大的作用，大部分中国居民至少有两个银行账户。中国银行业还合作创建了中国的银行卡网络——银联。然而，银行卡终端并不受中国商家的欢迎。首先，商家不喜欢手续费，他们甚至不愿支付1%的手续费。其次，读卡器需要有线或无线系统进行通信，商家需要在系统中集成安装并支付费用。现金交易也有缺点。在中国，流通量最高的纸币是100元，与100美元纸币和

今天是情人节，有人风花雪月、有人暗自神伤、也有人不以为然……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爱书的你我来说，恰如其时读张爱玲——“爱情战争”是张爱玲小说的永恒主题。从创作时期来看，张爱玲于194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传奇》，已经充分展现出作者成熟的笔力。收录的《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红玫瑰与白玫瑰》与《金锁记》等，向来被视为张爱玲的经典代表作，久已为读者所津津乐道。上海杂志社1944年初版之《传奇》相比之下，《传奇》中的这篇《留情》，缺少曲折的故事情节和离奇的人物设定，以及缺乏摄人心魂的故事，许多读者甚至“张迷”都将它忽略了。事实上，张爱玲对它的重视程度超乎许多读者甚而“张迷”的习惯认知。《传奇》是张爱玲编选的第一部小说集，于1944年出版，《留情》则被放在《传奇》第一篇。这意味着，在张爱玲心中，她自认此时已具备相当的写作水平，而《留情》就是她的压卷之作。何谓“压卷之作”？并非作者一生中最好的作品，而是从这一篇开始，这个作者就真正成熟了。为什么偏偏是这样一个故事？《留情》究竟特别在何处，它在张爱玲的写作生涯中，扮演着怎样的重要角色？在这个和爱情有关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跟随许子东的文字，走进一个不太一样的张爱玲。01沉闷的《留情》：一个简单的故事《留情》这个故事还真的没法重述，它几乎是张爱玲所有小说里面，甚至是绝大部分中国现代小说里面最没有情节的一篇小说。不像《第一炉香》，可以一二三四来分析女主人公的每个阶段、每个转折。《留情》这个故事，简单地说就是有个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整个人类社会，远的且不谈，ChatGPT的诞生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对于人工智能取代人类乃至毁灭人类的担忧。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永谋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生活的时代，与其说是科学时代，不如说是技术时代。刘永谋（图源-RUC外哲）技术带来希望，也同时潜藏着危机。刘永谋教授是一个温和的科学主义者，主张科技谦逊主义。他关注技术的反叛，呼吁大家警惕新科技的治理滥用。长期关注北大社和北大博雅讲坛的朋友对于刘永谋老师想必并不陌生，对于近年热议的“元宇宙”概念，他从技术、学术、话术与艺术四个方面区分不同的元宇宙叙事，直面元宇宙的挑战，警示可能的“元宇宙陷阱”。刘永谋老师做客北大博雅讲坛对于《鱿鱼游戏》所呈现的技术极权的可能，他指出未来科学城邦必然是“介于乌托邦和敌托邦之间”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文化类型，不同的民族特性，不同的历史和国情，不同的科技发展水平，未来科学城邦之路不会都一样。他在人民大学开设的科学哲学课程——“科学技术哲学课程”也深受学生们的喜爱。2020年，在社科院哲学所“《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79-1989）电子版发布式暨时代变局下的科技与哲学研讨会”上的即席发言中，刘永谋教授直言：“科技哲学的好时光到了！倡导同仁介入社会，介入时代变局”。那么，在期待与忧惧交织的科技新世界,

他们究竟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感受和思索，进而转化成他们创作的灵感和指引？

近几年，小北经常收到的一类提问便是：读书很好，但开始读书却很难，阅读习惯究竟如何养成？而紧随其后的另一个问题则通常是，碎片时间多，没有大块完整的时间读书，亦或是想开拓视野，却实在沉不下心坐几小时冷板凳。是否能推荐一些篇幅短小、零基础可阅读的书？其实工作之后，大概连爱书之人也不得不承认，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兴趣总比时间多，想要静下心，抽出完整时间阅读大部头更显奢侈。多数时候，我们奔波在路上，盘旋于各类琐事中，一次性读完一本书的畅快体验似乎已很遥远。毛姆在写给普通读者的阅读建议中提到应当为快乐、为愉悦而读书，读不下去的书更无须强迫自己继续。阅读之法无高下，培养阅读的习惯就是建立一座仅为你服务的避难所，如何让书籍在当下的情境中依然能够成为陪伴你的良友才至关重要。今天这份书单，小北精选了8本篇幅在一百到两百多页之间，经典耐读，兼具可读性和启发性的好书，这次你或许可以选择带着他们出发。01《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作者：阎步克制度史研究经典著作，两汉魏晋南北朝史不应错过的佳作，整理自著名史家阎步克课堂实录，且为大众读者阅读需求完善了内容，丰富而不枯燥。

近些年来，有关苏东坡的书籍备受读者欢迎，越来越多人尝试通过阅读苏轼来反观自我，尝试找到关于生活关于人生的答案，“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成为苏轼的一个标签，还有人把他称作一千年来最潇洒的灵魂。那么真实的苏轼是怎么样的？苏轼在诗、词、文、书、画各方面的成就如何？苏轼在政治上有哪些才能？为什么说“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如何评价苏轼的一生？为什么人人都爱苏东坡？除了苏轼成就非凡以外，还因为他作品中的思索和关照，总能触动人心，他的创作和人格，光辉璀璨，跨越时空，千百年后，依然令人敬仰。苏东坡研究专家、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刚继《苏轼十讲》《苏轼苏辙研究》《苏轼评传》之后，再版推出《阅读苏轼》。日前他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走近苏东坡。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刚教授01如跟在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人后面跑

理性主义可以被认为是西方思想传统最基本的特征。这一特征始于古希腊，甚至在中世纪基督教思想支配一切的情况下也绵延不绝。到近代，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深入，理性主义一路高歌，甚至成为正常思想的标志性特征，“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理性化”或者“合理性”被视为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也被认为是现代文明一切成就的根本原因和保证。正如法国思想家福柯所指出的，现代社会以理性规制一切，所有不依从理性原则的人和事，都可能被冠以迷信、蒙昧，甚至“疯癫”之名。精装插图版，点击即可购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唐士其教授将理性主义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本质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理性主义体现为对普遍性、永恒性和确定性因素的关注。他还以中国传统思想作为参照，揭示了相对于理性主义的区别，并提示了一条结合中西方优秀思想资源、超越两者固有缺陷的道路，对于我们理解历史和现实，探索未来人类命运大有启发。01古代希腊思想中的理性主义西方思想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在古希腊人看来，真正的知识不是对某一个具体事物及其变化的认识，而是对某一类事物及其变化规律的认识。为了获得真正的知识，古希腊人需要对纷繁复杂的认识对象加以分类和定义。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希腊哲学始于对事物加以定义，即寻找概念的尝试。事实上，人们可以通过直观对事物加以分类，比如把人分为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把生物分为植物和动物等。但是，对事物的定义和概念不能建立在直观的基础上，而是必须体现出一物区别于他物的根本特征。一个事物从根本上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征，或者说一事物作为此事物而非彼事物的基本特质，在西方思想中被称为本质。概念必须反映事物的本质。本质被认为是变动不居的事物背后确定不变的根本要素，是使同一类的个体虽然彼此相异但又共属一体的关键，是“多”之中的“一”。对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来说，真正的知识就是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这种特点可以称为“本质主义”。《雅典学院》中，柏拉图一手指天，亚里士多德一手指地柏拉图的“理念论”就是本质主义的典型示例。虽然柏拉图尚未使用“本质”这个概念，但是他所使用的“理念”一词与“本质”所表达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柏拉图把事物的根本称为“理念”。柏拉图曾经运用一个非常简单却极具说服力的例子表明他对理念的理解：画家画一张桌子需要以实际存在的桌子为原型，而木工制作桌子则要以存在于他的头脑中桌子的形象即理念为原型。由此可见，画中的桌子是对生活中的桌子的模仿，而生活中的桌子又是对桌子的理念的模仿，后者才具有最高的完美性和真实性。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是决定了一物之所以为一物的根本要素，是世界上各种具体事物的“范型”，是每一类事物的最纯粹的体现。反过来说，世间各种具体的事物，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形式对这些范型即理念的模仿。理念具有普遍性、永恒性和确定性三个方面的特点。普遍性指的是它们不会因不同的时间和处所而发生变化；永恒性指的是它们立足于个体间的共性而非个性；至于确定性，指的则是人们对它们的特性可以进行准确的把握或者规定。古希腊人为保证思维对普遍性、永恒性和确定性的把握，从形式或者说方法的角度对他们所理解的正确思想进行了约束和规定，这就是思维的规则。思维的规则被称为逻各斯，其核心就是拒绝思想中出现矛盾。经过亚里士多德的总结，逻各斯（形式逻辑）有三条规律，即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同一律要求，在思维过程中，包括认识者自己的认识过程和与他人讨论的过程中，必须保证思维对象或者说认识与谈论对象的同一性即一致性，用逻辑公式表达就是A=A。矛盾律是由同一律衍生出的思维规则。亚里士多德对这一规则的表述是：“一切意见中最为确实的是，对立的陈述不能同时为真。”简单地说，就是A不等于非A。排中律则要求人们在A和非A之间进行抉择。所谓“排中”，就是排除中间地带。排中律可以理解为矛盾律的一个变异，即非黑即白，不可能存在灰色地带。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这些逻辑规则从形式或者说方法的层面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基础。可以说，西方理性主义从形式上就体现为一种严格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总的来说，本质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共同构成理性主义的基本特征。二者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分别体现了西方理性主义对思想的内容与形式、目标与方法的基本规定。本质主义的目标是追寻事物不变的本质，逻各斯中心主义则被认为可以从方法或程序上保证这种追求得到预期的结果。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理性主义在西方成为人们建构知识体系的指导原则，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科学研究应该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第一，科学研究的对象必须保持恒定不变；第二，科学研究的目标是理解事物的本质即共性；第三，科学研究必须使用逻辑的方法进行，研究者必须运用形式逻辑规则进行思考，科学的结论必须能够用语言加以传授和表达；第四，科学的知识必须可以验证，这种证明必须能够为普通人的智识所接受。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知识的规定或者要求，体现了本质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显著影响，凸显的正是知识的普遍性、永恒性和确定性的一面，这些要求对于知识的传播、积累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为西方文明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02近代西方理性主义与政治科学由上可知，亚里士多德是西方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奠基人，他所提出的科学标准为西方文明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然而，亚里士多德是一位矛盾的思想家。尽管他确立了科学的标准，也就是对知识的规范性要求，但同时他也清楚地意识到由此产生的知识本身可能具有的缺陷，并且时常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突破这些标准。在这里，让我们以政治学研究为例，感受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复杂性。尽管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研究应该追求普遍性、永恒性和确定性，但是他在自己的政治学研究中，高度关注研究对象的个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在他看来，政治学是一门关系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践科学，政治学教育应该帮助人们养成“实践的智慧”，这种智慧是关于个体事物、面向具体实践的智慧，是来自实践经验而非理论学习的智慧，是难以通过语言进行传授的智慧。他在政治学方面的终极关切，是如何为公民品性的完善寻找一种尽可能好的政治环境。可以说，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学的研究并不符合他自己所设定的科学标准，因为他认识到理性主义的研究取向未必能解决实践层面的具体问题。到了近代，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矛盾之处受到许多思想家的批判。这些思想家严格遵守亚里士多德所设定的科学标准，试图在科学研究中推行纯粹的理性主义。霍布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要求科学知识具有一种如几何学一般绝对的清晰度或者确定性，创立了以近代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政治科学”。霍布斯所构建的政治学体系完全贯彻了亚里士多德对科学的规定。首先，亚里士多德要求科学必须选定某种恒定不变的研究对象，霍布斯的确找到了这个对象，那就是人的欲望。人的欲望是霍布斯政治学的出发点，而对人的欲望的满足，也是他所理解的政治生活的基本目标。其次，亚里士多德要求科学必须研究事物的本质，这一点霍布斯也做到了。在他看来，权力欲是由人的生存欲望必定派生出来的一种寻求生存手段的欲望，人的一切活动（包括政治活动）的本质就是对权力的追求。此外，霍布斯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也是非常典型的逻辑推演，一旦接受了霍布斯的前提，很难不接受他所得出的结论，因为他的论证极富逻辑性和系统性。由此可见，霍布斯对政治学的研究确实非常符合小北在上文中提到的科学标准。然而，考虑到政治学本身的多样性、特殊性和可变性，如果不采用某些特殊的方法，要真正把政治学科学化，用普遍的、永恒的、确定的规则来反映实际的政治生活恐怕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因此，霍布斯唯一的选择就是对复杂多变的事实加以简化，即用理论来修剪事实，而这正是亚里士多德所不愿意做的事情。霍布斯所进行的第一项简化是对人的行为动机，或者也可以说就是对人性的简化。人的思想、情感、追求和目标原本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人性也是极其复杂的。但是，为了使政治学研究具有一个确定的基础，霍布斯把人的各种目的和追求都还原为维持生存的欲望及其不同的派生物。简单地说，我们可以认为霍布斯对人性进行了极度的简化，简化到只剩一个条目，那就是生存的欲望，或者说是对暴死（突然死于他人之手）的恐惧。这种对人性的简化带来了重要的政治结果，那就是政治的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原本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的目的应该是为人格和品性的提升提供必要的条件，但是到了霍布斯这里，政治的目的只是对人的肉身存在予以安全保障。这种变化对于政治学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霍布斯所进行的第二项简化是对人与人之间差异的简化。如何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差异的关系，这是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中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霍布斯之前的众多思想家曾经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详尽的讨论，而霍布斯本人对此问题的看法则独树一帜。他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但是在他看来，这种差异不足以使任何人取得一种压倒性的、不受挑战的优势，并使之获得绝对的安全，确定地免于暴死的恐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与人实际上是平等的。正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同样面临威胁自身生存的境遇，而仅凭个体的力量又无法消除这种威胁，所以人们会试图达成一个得到一切人同意的社会契约，借助国家和政府的力量维护自身的利益。霍布斯建立起来的现代政治学是典型的理性主义政治学。自霍布斯起，理性主义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开始大获全胜。这种理性主义的政治学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现代理性主义政治学表现出一种对确定性的执着追求；第二，现代理性主义政治学带来了普适主义的盛行；第三，现代理性主义政治学体现出对政治制度更多的依赖甚至迷信。看到这里，或许你已经理解了西方国家热衷于输出自身制度的部分原因：在现代理性主义政治学的影响下，部分西方国家试图采用一项普遍的原则、一套普遍的理论、一种普遍的制度、一系列普遍的政策，来解决整个世界所有的问题。他们对自身的制度充满自信，认为其价值观念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规律都具有普适性，人们需要在普适性与特殊性之间慎思明辨，寻求微妙的平衡，而不是强行将特定的原则推广到整个世界。03理性主义的价值与困境理性主义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它战胜了迷信与专制，与政治中的自由、平等、民主和公正相互呼应，为最大限度地保障每一个人的独立、自由和尊严，为政治生活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可以认为，没有现代的理性主义以及建立在这种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政治制度与政治实践，现代社会的文明成果将不可想象。然而，现代理性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首先，理性主义政治学承认人的自然欲求，并试图解放和满足人的欲望，现代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创造就源于这种试图满足人欲的动机。然而，人的欲望是否得到了满足，既是一个需要由生产发展来加以解决的问题，也是人对其自身欲望的态度问题。现代经济和社会体系确实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它们也在不断刺激和生产更加难以满足的人的欲望，以维持体系本身的正常运转。换句话说，各种制度和体系的建设原本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欲望，使人们拥有更好的生活，人才是发展的目的，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制度和体系本身开始以一种系统的力量对人进行隐形而全面的塑造，这种情况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第二，从近代理性主义的角度来看，价值问题是理性分析无法解决的问题，科学研究不应涉足价值领域，也不应做出价值判断。然而，如果站在古典政治思想的立场上看，近现代的理性主义者恰恰阉割了理性，将人之为人最重要的特质拱手让给非理性的力量，这可能会使政治价值领域面临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危机。第三，如何处理平等与差异的关系，是政治领域的重要问题。西方国家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方式往往是“平等的东西归政治，差别的东西归社会”。具体来说，公民在政治领域，特别是在选举与投票的时候拥有平等的实质性权利，但在政治之外，他们的权利只在资格意义上相互平等，而在实际上相互差异。这种设计的政治含义是：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和社会的差别不再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同时也屏蔽了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对自然与社会差别加以干预的可能。许多学者逐渐意识到理性主义所存在的问题和困境，并对其进行质疑和批判。他们主要从经验主义和传统主义的角度出发，反对理性主义主张的普遍性、永恒性和确定性，而特别强调事物发展进程中的个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不过，在一个理性主义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其批判者往往也缺乏必需的思想资源，以及对其思想加以表达的语言手段。因此，到目前为止，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也仍然处于困境。04中国的“理”与西方的理性为了避免西方现代理性主义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并且使之绝处逢生、另辟新路，人们可以而且也应该尝试多种不同的路径。在这里，我们可以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与西方的理性主义进行比较，看看中国的传统思想能否在超越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问题上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在汉语中，“理”字的含义非常丰富，其中，“道理、法则”这一含义与西方的logos是最具相关性的。在中华文化中，“天下之理”就是宇宙的基本法则，它指的是任何事物都包含了两种相对或者相反的力量、原则或者具体的构成要素。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一个事物在它的正常状态之下应该是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的事物反而不正常。西方的logos指的也是事物的根本法则，但这种法则强调的是单一性或者说同一性，它排斥矛盾，认为一个事物在正常状态之下是不该内含矛盾的。通过把中国的“理”和西方的思想原则相比，我们可以发现，西方推崇的是一种一元体系，而中国人采纳的始终是一种二元体系。前者要求任何事物必须“定于一”，没有了一，事物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本，就失去了自身的同一性，就不能使自身与他物区分开来，人们也就无从对其加以认识和把握。后者则认为只有一是不稳定的，一定要有某个相反的因素在，没有了二，世界就失去了发展变化的动力，万物就失去了丰富多彩的个性。可以说，中西思想的不同在于从动态的角度还是从静态的角度去理解事物的区别。中西思想体系的区别使双方对世界的理解和对知识体系的建构呈现不同的特点：西方理性主义追求普遍性、永恒性和确定性，而中国传统思想则重视个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表现出明显的反本质主义特征；西方理性主义重视客观的知识，努力用清楚的语言和概念表达知识，而中国传统思想则强调主观的知识，认为真正的知识出自个体的感悟，是一种意在言外的知识。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理性主义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二者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缺陷。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结合两者的优点并超越它们的局限？是否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更高的综合？或者说中西两种思想无法真正融合，只能在具体的实践中相互参照、互为补充？这是我们需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逐步探索的问题。总之，理性主义作为西方最重要的思想传统之一，具有本质主义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特征，体现为对普遍性、永恒性和确定性因素的关注。近代西方思想家将纯粹的理性主义应用于政治学领域，推动了政治科学乃至西方文明的发展，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在解决理性主义的政治学所面临的危机的过程中，关注个体性、可变性和可能性的中国传统思想可以为政治学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或许有一天，“中西合璧”的理想可以成为美好的现实。你如何理解理性主义的发展与困境？你认为中西思想传统能否实现真正的融合？2位幸运留言读者将获赠新书一本理性主义的政治学作者：唐士其系统梳理西方政治思想中理性主义传统的起源和流变，一本视野宏阔的政治学著作！-End-观点资料来源：《理性主义的政治学：流变、困境与超越》转载及合作请发邮件：scb01@pup.cn#

过去的四十年里，西方古典学迎来了在我国发展的春天：自引入后，西方古典学不仅在学术界受到了出人意料的关注，而且也在社会大众中掀起了小小的热潮。然而，与我国的情形很不同的是，这门精致高雅的学问却已风光不再，走向了衰微，甚至已经到了需要为自己的生存担忧的地步。古典世界和当代世界有无内在关联？这种关联是否需要以及能否维系下去？古典学是维系两者的有效手段么？古典学的现实意义究竟何在？西方古典学面临的种种问题已经向它的存在提出了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应当如何进行西方古典学研究，挽救学科危机，实现学科存续呢？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古典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西方古典学教授张巍在《西方古典学研究入门》中对此进行了专门的探讨。张巍教授认为，在经历了18世纪后半叶以后几百年的草创、勃兴和鼎盛阶段后，现代古典学自进入20世纪以来便开始走向衰微。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种深层的危机感渐渐弥漫整个西方古典学界。具体而言，西方古典学面临的当代危机来自于内外两个方面。01被当代世界抛弃的神圣过往就外部情形而言，古典学所植根的古典世界已经被当下的后古典世界决绝地抛弃在了身后，当下的世界不仅不再跟随古典世界，甚至摆出各种姿态，铁了心要与它撇清关系。古典世界，特别是“古典”这一概念所蕴含的古典主义饱受诟病，遭到了当下后古典世界的严厉批判。根据古典主义的思维模式，古典世界（classical

逛公园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公园里赏景、社交、跳舞、写作、办公……一切都因为习以为常而显得理所应当，然而你可曾想过，“公园”这个文化空间的诞生，其实也不过百年左右，是怎样的文化生产和文学想象最终塑造了今天的公园？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林峥以人们耳熟能详的公园为切入点，穿插各种历史或文学典故，借着公园的故事讲述北京时代变迁，谈论公园所承担的启蒙、文化、文学、娱乐、政治等功能，让我们看到了公园的不为人知的重要面向。今天小北要分享的，是林峥老师在一次一席讲座上的精彩演讲。所有这些切身的体验都使我意识到，正是这种不为宏大叙事所关注的日常生活的空间和实践，在人们实际的生命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022年10月3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黄河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源头之河，她与我们一道经历昔日的苦难，更经历了苦难中的抗争。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精神特质。每年立春之后，黄河下游的田野要开犁。桃花汛应时而来，接着就是经受气候变化中洪水与豪雨的考验。年复一年，大河上下变化几多，惊涛虽有，安澜的梦想已经开始实现。甘肃黄河石林国家地质公园相信很多人都曾经用“海枯石烂黄河清”来指称实现无法想象的事，黄河能不能变得清冽些,

在浪漫的爱情电影中，观众们常常会因一句绝妙台词牵动心情，在精彩的演讲发言中，能被听众们记住的多数也是讲者最强而有力的一个观点，在阅读中亦是如此，翻飞的纸页、晕染的墨香固然是人与书之间接触的重要桥梁，但穿透人心的力量，往往来自寥寥数语。一段栩栩如生的描写，数行情感充沛的对话，几句鞭辟入里的点评，在合上书本后仍会回荡在脑海，如余音绕梁，铭刻在心。即便岁月倏忽而逝，记忆消散模糊，这些经典语句带来的感动与震撼依旧如故。我们或许会记不清《安娜卡列尼娜》中每一个人物的姓名，但永远记得托翁那句深刻而无奈的“幸福的家庭每每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或许会忘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故事情节，但那慷慨激昂的“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的宣告永远振聋发聩。一本书就如一段旅程，那些触动我们内心的句子，就如每一段旅程中令我们欣喜的高光时刻，永远在记忆中鲜活。今天这份书单，小北选出了如下9本书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句话，希望借此带领大家一窥全书的精妙，或许其中就有你的“心灵挚友”。01“一切特立独行的人格都意味着强大。”《异乡人》作者：[法]阿尔贝·加缪译者：张一乔诺奖作家加缪的代表作，该版本封面采用摄影大师布列松作品，豆瓣评分9.1，曾获得“豆瓣2015年度高分图书”第6名。

在初高中的地理课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似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母亲河”，中国的长江黄河、埃及尼罗河、俄罗斯伏尔加河、德国莱茵河、阿根廷拉普拉塔河……众所周知的四大文明古国，作为文明发源地，也分布在河流附近。河流如同母亲一般，滋养着大地，哺育着人类，孕育着各国文明。@卢克文工作室盘点2022年读过的好书时，特别提到了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河流科学与政策马丁·道尔（MartinDoyle）教授撰写的《大河与大国》一书，该书讲述了一个双向塑造的故事：美国造就的河流，河流造就的美国。@卢克文工作室文章截图美国有25万多条河流，总长逾300万英里，穿流过全国的田野、城市和森林，如同巨大的循环系统。这些河流从古至今扮演过多重角色：贸易路线、疆界、通道、下水道、水源地、发电站、灌溉渠等。马丁·道尔教授用生动的文笔和故事讲述了美国河流开发利用的宏大史诗，从殖民地时期的河流通航，到美国工程兵团的探险勘察，从1848年淘金热，到西部目前的水资源争夺，河流常常处于美国社会实验的争论焦点，比如土地私有权、主权、财产权、税收、环境保护、开发利用等。他旁征博引，又高屋建瓴，阐明了河流开发与美国历史的密切关系，并且断言美国的河流将继续对美国的未来施加巨大影响。01大河与大国如何双向塑造？河流是美国景观的最重要的特征，它们塑造了美国许多基本的方面。最基本的是以河为界，例如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雷德河、哥伦比亚河和科罗拉多河都是州界的一部分，而里奥格兰德河则分隔开了美国与墨西哥。同时，全美有16个州以及150多个郡都是以河流命名的。河流也塑造了这片土地。当欧洲殖民者到达美国东海岸时，他们在海滨平原建立了农场，那里土地平坦，平缓的河流、小溪和沼泽易于开发和利用。随着新到来的移民继续向内陆前进，在大西洋滨海平原与皮德蒙特交界的地方，他们遇到了一种阻碍交通的地质特征，那就是瀑布线。在18世纪的瀑布线港口，村庄和城镇开始形成，并逐渐成长为新兴的商业中心和市场经济中心。河流与瀑布线交汇的地方，自然就成了移民落脚的地方，城市在这里逐渐形成，詹姆士河的里士满、波托马克河的华盛顿、特拉华河的托伦顿和几乎其他所有东海岸的城市都是这样形成的。美国东部的主要城市，尤其是各州首府，都位于瀑布线上，自然景观对人口景观的影响是多么微妙。形成瀑布线的地质剖面图美国中西部、南方腹地和西部地区的城市略有不同。位于美国内陆的许多城市都在重要的河流交汇处：莫农格希拉河与阿勒格尼河汇合成俄亥俄河的地方就是匹兹堡的所在地；堪萨斯城位于密苏里河和堪萨斯河的交汇处；萨克拉门托坐落在萨克拉门托河与亚美利加河交汇处。南方腹地河流丰富，那里城市的位置通常是为了避免水患。孟菲斯、维克斯堡和纳奇兹均坐落在陡岸上，在安全的高度上俯瞰密西西比河，但同时它们距离河流也够近，让它们能成为繁忙的港口，19世纪往来的是汽船，而21世纪则变成了驳船拖船。密西西比河沿岸的两座最古老的城市是圣路易斯和新奥尔良，它们同样坐落在地势略高的地方，这种地方被称为天然堤，让那里的居民数个世纪以来在水文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美国历史中，人口、技术和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受到了河流塑造出的景观的影响。水流侵蚀形成碎石和沉积物，这个简单的地质过程造就了美国的自然特征，这些特征影响了现代社会实践，并将继续发挥作用。河流同样塑造了“美国应该是什么样”这个概念本身。比如，这个国家需要设立常备军队，还是维持松散的全国民兵组织就足够了？出于建设州际河流港口的防御工事，常备军队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哪一级政府应该负责监管贸易？州际河流上的河流商业促使这个新兴的共和国形成了一体化的国家经济，而不是一系列独立的各州经济。联邦政府应该有多积极？美国在20世纪初遭受了凶猛的大洪水，外加全国经济萧条，联邦政府不得不在国家治理中担当比以前更重要的角色。美国社会的许多问题都源于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是一个依赖河流的共和国。一直以来美国人口都聚集在河流周围在河流塑造美国社会的同时，美国人也塑造着河流。人们会将河水排干、截弯取直、修筑河堤、建造水坝，人们一边污染河流，也一边治理恢复。在不同时代，需要理解当时的政治、人口、技术和经济的特定背景，从而追溯美国河流的历史，同时也必须了解不停重塑河流的水文事件。在这些事件和背景中，体现着时机、决定和想法的不断发展。有些人青史留名，比如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之父戴维·利连索尔，还有在密西西比河防洪中具有远见卓识的专家安德鲁·汉弗莱斯；另一些人或许鲜为人知，但他们同样带来了变革，其中包括工程师、地质学家、拖船船长和纺织厂工人，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都与河流交织在一起。理解美国的河流就像阅读一本被不断重写的书，它们就像是某种古老的手稿，上面的文字被洗刷掉或刮掉，为新的内容腾出空间，而在新的一层内容之下，之前每一层的信息仍然隐约可见，但每一层又重叠在一起。美国的河流同样是一系列决定叠加的结果，它们由一个接一个的事件和想法塑造。每个决定、事件或想法都有各自的背景，但没有一个可以完全独立存在，甚至没有一个能从其他事件中完全剥离出来。02美国宪法起源于州际河流航运？1784年9月24日，乔治·华盛顿正在沿着阿勒格尼山脉西侧前进，来到弗吉尼亚州西北边陲，这里是莫农格希拉河的源头，这条河最终汇入阿勒格尼河，并形成了俄亥俄河。像其他许多美国人一样，华盛顿通过积累土地来积累财富，他和其他勘探者获得的大部分土地都在俄亥俄河河谷的西边。那里土地肥沃，但由于交通不便，难以到达，当地的物产也无法运出来，所以那些土地基本上没有价值。它的价值取决于是否能够首先突破瀑布线的障碍，还有更可怕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因此，从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到华盛顿成为总统之前，他花了好几年时间，试图找到一条连接大西洋和俄亥俄河的通道。美国东北部的蓝山和阿巴拉契亚山脉为分水岭，向东流淌的河流在穿过蓝山山脉时形成瀑布线华盛顿想要寻找贯穿该地区的一条路，不仅仅是为了自身利益。他越来越担心阿巴拉契亚山脉会给新生的共和国带来巨大而复杂的问题，托马斯·杰斐逊也有相同的顾虑。1784年，杰斐逊预见到，新共和国商业扩张的关键是与“西方国家”（指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国家）的联系。但他同时敏锐地察觉到，南北方之间的地区差异在共和国成立初期就已经显现出来。他预见到了在竞争中可能会出现分裂，哪个州或地区能控制穿越阿巴拉契亚山脉屏障的路线，就可以抓住“财富和权力的大头儿”。正如欧洲诸强竞相以最快、最有效的方式穿越大西洋的屏障，建立商业中心一样，为了争取成为连接俄亥俄河的通道，波托马克河、哈得孙河和密西西比河沿线的地理竞争如火如荼。杰斐逊确信，“对于伊利湖以西地区剩余的商业机会，哈得孙河（北方）和波托马克河（南方）之间将会有一场竞争”。因此，在山脉以西地区开发农业的竞争可能是一场南北之间的竞赛。此外，新成立的美国的经济活力也不容乐观。这种经济竞争不止局限于美国的不同地区，还包括外国势力。从俄亥俄河顺流而下到密西西比河的商品会到达新奥尔良，当时新奥尔良由西班牙控制。那些可能被运输到北方的商品将穿过五大湖，然后经过圣劳伦斯河和加拿大，到达英国控制的范围内。如果阿巴拉契亚山脉的障碍仍然存在，美国将在经济上与蓬勃发展的西方隔绝，欧洲诸强则可以宣称自己拥有当时已知的这片大陆上最肥沃的地区。美国将成为一个虽然拥有广阔的海岸线但却几乎没有内陆纵深的国家，一条坚不可摧的山脉将它限制在大西洋海滨地区。按流量大小显示粗细的美国河流示意图美国河流独特的地理环境还有另一个更微妙的影响。大西洋沿岸的河流形成了东西走向，这意味着没有重要的河流贯穿北方的自由州和南方的蓄奴州。当时商业运输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河流运输货物，这是在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中采用的方式。在许多方面，河流商业进一步加剧了共和国的分裂，而非帮助统一国家。杰斐逊发现，如果修建连接西部地区和纽约的水陆联运通道或运河，北方就能获得商业优势，来自西方的商品的主要流通将只经过自由州，再转运到英国的管辖范围。蓄奴的南方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将被封锁。想要结合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就需要在经济上将它们绑在一起，除了通往西部的穿山道路外，还需要一些南北向的河流航运。华盛顿从西部探险归来后，他渴望在连接东西部的问题上迈出第一步，也就是在波托马克河上建立可靠的航运。想要在这条河上进行必要的工作，需要成立一个能够在州际河流上开展工作的公司。但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国家结构，这样的公司很难建立起来。1784年，美国实施的是《联邦条例》。每个州各自独立运作，波托马克河是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州界。想要两个州的议会达成一致，批准与波托马克河类似的州际河流上开展工作，其难度不亚于在不同国家之间签订条约，比如美墨之间的里奥格兰德河和哥伦比亚河等。华盛顿急于开始启动他的公司，但议会在《联邦条例》的约束下不愿意或者说无法承认他已经开始谈判的州际生意，这让他很愤怒。立法者的不妥协导致他一直在亏钱。他向杰斐逊抱怨，鉴于“议会不确定的态度，还有议会成员的缺席”，谈判州际商业相关的条约几乎不可能。乔治·华盛顿的弗农山庄，19世纪中期时的风貌次年，来自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代表聚集在弗农山的华盛顿的家中。代表们讨论这条河上的贸易活动的合适的安排，会议的最终成果被称为《弗农山契约》。他们提出了管理波托马克河上通行费、渔业和其他商业利益的计划，还有波科莫克河和切萨皮克湾的航运规划。所有这些都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但在最终达成一致解决华盛顿的公司所面临的问题时，与会代表们指出，还有其他一系列问题有待解决。这份协议依次得到两个州议会的批准，在协议被批准后，来自弗吉尼亚州的詹姆斯·麦迪逊建议就州际贸易问题再次举行会议，并邀请所有州的代表参会。1786年9月，这次后续会议在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Annapolis）举行。华盛顿又一次受挫，没能推进他的波托马克公司的事宜。事实上，调解许多州际贸易引起的冲突充满困难，这主要是由于现行的《联邦条例》的限制。安纳波利斯会议提出的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与会代表们虽然沮丧，但也看到了进一步扩大对话的好处，因此他们呼吁再次开会。第三次会议定于1787年在费城举行，这成了一次全面的制宪会议。以州际贸易为最初目的，费城会议讨论了一系列广泛的问题，最终甚至决定将《联邦条例》放在一边，制定出一套全新的指导原则，美国宪法由此产生。正如一个多世纪之后西奥多·罗斯福所说，美国宪法起源于州际河流航运。03美国河流渠道化的历史钟摆偏向何方？在马克·吐温的回忆录《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中，他开篇将密西西比河形容为“这条世界上最弯曲的河流，1300英里的河流，乌鸦只需要飞675英里”。密西西比河上的这种曲流，再加上水流、水深和沉积物的变化，是生态学家眼中河流具有高度生态多样性的根本原因所在。物理条件的多样性才带来了生物多样性。然而能让工业化社会接受如此蜿蜒的河流的理由并不多。几十年来，人们原本只是在清除偶尔出现的沙洲或堆积的原木，它们会挡住水流，但20世纪早期的河流工程师将他们的目光放在了别处，他们利用已有的更大规模的疏浚和推土技术，来改造低效的曲流。疏浚和推土可以截弯取直，也可以将河道变深和变窄，将水流集中在尽量窄的水道里。除了所有这些，他们还清理了河道中所有杂物，包括原木、树根、树枝和其他所有东西。截弯取直、深挖、缩窄河道和清理河道，所有这些活动一起被归类到了一个笼统的术语之下，即渠道化(channelization)，也就是将原本又宽又浅，水流缓慢，又满是漂浮物的河流，变成了又直又深又窄，什么都没有的水沟。密西西比河上的“马克·吐温”号在密西西比河下游，渠道化在1932年到1955年间发展得最为迅猛，当工程兵团在执行他们新的防洪指令时，他们让密西西比河缩短了150英里。除了密西西比河，在1936年的《防洪法》和1972年的《清洁水法》之间的空档期，11000多英里的河流在工程兵团的工程中被渠道化。同时，土壤保持局也渠道化了21400多英里的河流，通常是在较小河流的源头。全国范围内估计共有约200000英里的河流被渠道化，占美国境内河流的7%。在那些地势低洼的州，河流更容易引发洪水，渠道化的程度更高，比如伊利诺伊州在20世纪中期就有超过26%的河流被渠道化，共计3123英里。而且这些工作并不是推土机离开后就结束的，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维护，因为自然总是会让河流产生曲流，这就需要持续地疏浚不断堆积出的沙洲，并且要在河流自然弯曲的过程中，保护河堤不受侵蚀。但对于社会来说，所有这些初期工作和后续漫长的维护都是值得的，因为渠道化确实有用。它降低了当地洪水的程度与持续时间，促进了航运，还增加了可耕种的土地面积。或许更微妙的是，渠道化是一种发挥了工程师自身优势的河流管理实践。河流从复杂的、难以驾驭的、交错的沼泽和河漫滩，被转化成笔直的、线形的、梯形形态。渠道化让河流变得“理性”了。1927年洪水期间，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的临时人行道但是在带来优点的同时，渠道化也给生态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损失。从摧毁鱼类栖息地到侵蚀河岸，渠道化造成了巨大的生态破坏。尤其让人警觉的是，渠道化似乎是永久性的。大多数人都认同污染会损害河流的生态环境，但是河流被认为拥有“自净”能力，给河流足够的时间，或者到下游有足够的距离，河流就能分解污染。但是，渠道化却带来了永久性的伤害。在一次致力于解决渠道化所带来的问题的渔业研讨会上，就有这么一段话：当一条河被污染了，它的生态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就像一个人得了严重的急性病或慢性病，河流的行为和功能会被改变，通常是彻底的改变，但完全恢复的希望一直存在。不过当一条河被渠道化后，它就永远地残废了。渠道化带来的破坏和伤害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过度的，当把环境的代价计算在内后，说渠道化有好处的呼声越来越小。一系列关于渠道化的文章在20世纪70年代刊登出来，它们的标题包括《我们摧毁的河流》《那些曾经的河流》《渠道化：没有出路的捷径》，还有《如何以改进的名义毁灭河流》。于是钟摆又摆了回来，恢复被渠道化的河流的运动开始了。起初，人们的态度是通过调整施工方法，减少渠道化的影响。联邦公路管理局推荐减少河道缩短的长度，并且重新种植植物。它还推荐在那些被渠道化的河流中，替换或补上一些砾石和大石块，尽量接近渠道化之前河里存在的东西。人们预测将来渠道化还是会继续，但是能以一种伤害较小的方式进行，它的影响能够降低。但对环保人士而言，这些努力就如同用一片创可贴治疗一个心脏骤停的病人一样无济于事。河流需要一场大手术，如果截弯取直和被疏浚的河流在生态上属于垂死状态，而自然弯曲的河流在生态上则很强健，那么舍直取弯就应该能够逆转生态伤害。你如何看待美国与河流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在留言区分享你的观点2位幸运读者将获赠新书一本大河与大国——河流塑造的美国作者：[美]马丁・道尔

王国维曾经在《文学小言》中称：“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不仅有着非凡的文学成就，其旷达乐观的人格也备受推崇。他的禅诗，完美地将其文学之才和高尚人格结合在一起，彰显着人生的大智慧，书写着通达爽朗的人生之歌。清拓《东坡像团扇页》01雪泥鸿爪嘉祐六年（1062），苏轼奔赴他的第一任官职凤翔府签判，与送行的苏辙难舍难分。他路过渑池（今属河南）时，想起五年前兄弟初次赴京应试，也曾路过此地，借宿于寺庙之中，题诗壁上，而如今寺中老僧已然化去，题诗的墙壁也已毁坏，便感慨系之，作《和子由渑池怀旧》一首: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自注：“往岁马死于二陵，骑驴至渑池。”）这可以视为苏轼生平中第一首影响深远的诗作，雪泥鸿爪一喻，至今脍炙人口。然而，这雪泥鸿爪的喻义究竟为何，却费人寻思。简单地说，就是太渺小的个体不由自主地飘荡在太巨大的空间之中，所到之处都属偶然。古人注释苏诗，多引宋代天衣义怀禅师的名言“譬如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见惠洪《禅林僧宝传》卷十一）来注释此句，认为苏轼的比喻是受了这禅语的启发。比较而言，潭底的雁影比雪上的鸿爪更为空灵无实，不落痕迹，自然更具万事皆属偶然、本质都为空幻的禅意。李宗谟《东坡先生懿迹图》（局部）不过，从苏轼全诗的意思来看，也许不是要无视这痕迹，相反，他是在寻觅痕迹。虽然是偶然留下的痕迹，虽然留下痕迹的主体（鸿雁）已经不知去向，虽然连痕迹本身也将在时间的流逝中渐渐失去其物质性的依托（僧死璧坏，题诗不见），但苏轼却能由痕迹引起关于往事的鲜明记忆，在诗的最后还提醒弟弟来共享这记忆。所以，义怀和苏轼的两个比喻虽然相似，但禅意自禅意，诗意自诗意，并不相同。是的，虽然人生无常，在这世上的行踪也偶然无定，留下的痕迹也不可长保，但只要有共享回忆的人，便拥有了人世间的温馨。这不是禅，而是人生之歌。02晴雨自佳苏轼不到四十岁就做到了杭州通判，在杭州的西湖之畔，他曾经遭遇过一场夏日的暴雨，那时候他在望湖楼上看那暴雨的猛烈，然后看风吹雨散，欣赏雨后初晴的景象：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之一）一场暴雨，随云起而来，随风吹而散。来时势如奔马，黑云尚未遮断山际，豆大的雨点已经阵阵打向湖面。雨点之大使人望之而觉其为白色，雨点之重使之从湖面又反弹起来，但反弹起来的水珠却又如此轻盈，犹如蹦跳的明珠纷纷洒落游船之上。然后又是一阵急风卷地而来，却将暴雨吹散。雨过天晴，涨起的水面恢复了平静，倒映着一片蓝天。雨后的天无云，风过的水无澜，纯是水天一色的清清爽爽。这是一场暴雨的始末，岂不也是人生经历风雨的写照？李宗谟《东坡先生懿迹图》（局部）在熙宁六年(1073)，他也曾因“初晴后雨”而作诗，欣赏晴、雨两种各具佳趣的西湖胜景：朝曦迎客艳重岗，晚雨留人入醉乡。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苏轼想表达的是对于“初晴后雨”这种天气变化的感受和思考。在大好的晴天，兴致勃勃跑到西湖边去饮酒赏景，却不料下起雨来。或许很多人会觉得扫兴，而苏轼却说“此意自佳”。他想告诉人们：晴天固然不错，雨天也有可爱之处。就眼前的西湖来说，晴光照水和雨雾迷蒙各是一番胜景，比如美女或浓妆、或淡妆，都很可爱。所以，遇到变化不要惊慌，也不必感觉扫兴，因为另一种胜景正等着你去欣赏。当然知音难遇，由于旁人大多惊慌失措，所以苏轼举起酒杯，只好敬给水仙王。这水仙王不知道是什么神仙，宋代西湖边有这样一个祠庙，但南宋人已经说不清此神的身份了。无论如何，苏轼对于下雨天气，似乎别有一番亲切之感。苏轼的诗意绝不停留在对于晴和雨两种景致的欣赏，因为风雨乍起，是一种自然的变化，由此你可以读出一个诗人对于变化的心领神会，从自然的变化可以联想到社会的变化、人生遭遇的变化，如果你面对变化而懂得说“此意自佳”，那么你的境界正在提升。03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的境界还要继续提升。元丰五年三月七日，贬居黄州的苏轼因为到城外冒雨行走，直到天晴，而有所感想：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心经》全称叫《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一部佛经之一，也是在中国流传最广的一部佛经，大家所熟知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心经里面的一句话。《心经》内涵深远，古今中外有不少人都喜欢读或抄写《心经》。康熙就有抄写心经的习惯，2016年，一幅康熙御笔《心经》以1725万元的价格成交。《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清康熙四十一年玄烨写本）在热闹的互联网上，《心经》早就闻名遐迩，有人借此治好了失眠，有人得以平心静气，有人久违地达成自我和解，还有人找到了婚姻爱情的密码……但其实，《心经》全文只有260个字。这短短260个字的《心经》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广泛辐射至中国乃至全东亚，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背后的哲学智慧。今天小北要和大家分享的，张祥龙老师在新书《中西印哲学导论》中对《心经》的哲学解读，他力求在比照和互文中呈现不同文明的哲学特质，深化读者对于哲学的理解。01《心经》的来源及名字在历史的记载中，关于《心经》的来源，版本有很多。但是在中国都跟一个人有关系，那就是唐玄奘。有一个较为普遍的说法，说是玄奘在前往西域求法过程中路遇一高僧所得。据说，玄奘法师在取经途中，经过八百里沙漠，上无飞鸟，下无走兽，中间无人，只有各种鬼怪，念任何经也不能降服。但一念起《心经》，所有邪魔鬼怪都隐藏了，仗着这心经的功德神力，他才得以成功到印度取经。当然这只是传说，我们无从考证，但是我们现在常见的汉传佛教中的《心经》版本一般都认为是玄奘所译。要理解《心经》的核心，我们可以首先从这部经的经题入手：“般若”是梵语，一般翻译为智慧，但不是普通的智慧，是我们自性本具的智慧，不是从外面学来的，是自性，是本体。为什么不直接用智慧，而用般若呢？因为般若还有三层意思，是智慧单一个词包含不了的。首先第一层是实相般若，就是最真实的样子，原来的那个本性。第二是文字般若。可以说整部佛经里面的所有文字，都可以称文字般若。般若的别名也很多，比如真如、自性、法性、如来藏、中道、菩提、圆觉等等。第三是观照般若。就是通过般若智慧，可以观照宇宙世间一切事物，看得清清楚楚，没有任何障碍，这是真智慧。般若的这三层意思，实相是本体，文字是表相，观照是作用。《心经》的前缀“波罗蜜多”也是梵语音译。波罗翻译过来是彼岸，蜜多翻译过来是到，整个词段的意思就是到彼岸。用我们平常的话说，就是到家，平常我们经常说“这个人功夫到家了”，意思就是非常圆满了。整句“般若波罗蜜多”的意思就是指最究竟圆满的大智慧。古人把生死比作此岸，把涅槃比作彼岸，用般若波罗蜜多这种究竟圆满的大智慧，就可以了脱生死，到达涅槃的彼岸。伯希和收集的梵文心经，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那“心”呢？心的意思比较多，一般讲这部《心经》，就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的精要，是其中的精华，是这部大经的中心。“心”也是把这部《心经》比喻成人的心脏，心脏在人身体中有多么重要，《心经》在这六百卷大经中的地位也就有多么重要。而最后一字“经”是个通题，佛说的所有经典，都称为经，梵语叫修多罗。经就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是经典的意思。所以通过这部经的经题《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八个字，我们就能基本了解整部经的大概内容了。这部《心经》讲的就是究竟圆满的大智慧，这种智慧，可以帮助我们到达涅槃彼岸。我们只要每天用《心经》所讲的道理去训练，去体会，去观照，也会发现我们自身潜在的大智慧。02《心经》具体讲了什么？《心经》第一句：“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句话字面意思是：观自在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通过修行六度中的般若，照见了五蕴皆空，然后，就化解了一切的烦恼痛苦。这句话是告诉我们，要想彻底解决痛苦和烦恼，我们需要修行六度，然后方能证悟五蕴皆空。什么是六度呢？六度是菩萨行，包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说的都是个人修行。而五蕴则指色、受、想、行、识这五种积聚而成的存在元素。《心经》的第二句：“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是在说这五蕴皆空。空并不是没有，而是超越了有和没有。换种方法说，五蕴的运作，并没有一个主体在主宰，只是因缘和合在起作用。因为是因缘和合。西安大雁塔《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接着，观自在菩萨进一步告诉舍利子：“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观自在菩萨推导出了一个判断。既然五蕴皆空，所以一切的存在都是空的，就是说一切的存在，在本体上都超越了二元分別，超越了生和灭、垢和净、增和减，在本体上并没有生和灭，也没有垢和净、也没有增和减。只是因缘和合，并不是实相，而是一种幻像。可以说，并没有五蕴、也没有六根六尘，也没有十八界，也没有十二因缘，也没有四圣谛。连着十二个“无”把一切都否定了，把佛陀讲过的一切概念都否定了。这里并不是在否定佛陀的概念和修行，而是强调假如我们执着于佛陀的概念和修行，不过是从一个牢笼跳进了另一个牢笼。这十二个“无”是在提醒我们，要从一切的人为设置中解脱出来，把自己放在一个无限的空虚之中。这十二个“无”字，是跳出了人类的格局，站在无限的虚空之中再回到人类的时空发现。有一种彻底解放的喜悦。宋元观自在菩萨木雕精品接下来，《心经》又来了四个“无”：“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个意思是说，当我们超越了人类的格局，回到本源，当我们不执着于任何的教条和意识，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到心无挂碍，没有任何恐怖，也没有任何颠倒妄想，就可以达到彻底觉悟的境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多人执着财富、执着地位、执着情感、执着信仰、执着生存的环境、执着拥有的更多。由于执着，我们对人生的一切都产生了强烈占有、恋恋不舍的心态，同时也给人生带来了种种烦恼。如果我们看破了世间的是非、得失、荣辱，无牵无挂，破除了执着，自然也就不会再有苦恼。最后一段叫：“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这其实是一个总结，大概的意思是历来的佛，都是修行六度中的般若，而达到无上正等正觉。所以这种引导我们解脱的般若智慧，也就是大神咒，是无等等咒。最后用般若波罗蜜多咒结束心经：“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有人把这句话翻译成：去吧！去吧！越过去吧，一起超越过去吧！伟大的觉悟啊！为一切喝彩！也有人将这句咒语翻译成：领悟的心啊，启程吧，启程吧，走向彼岸，登上彼岸，多么快乐！译文有细微的不同，但那种呼唤人们启程的声音是一致的。整个《心经》260字，要告诉人们的是：要用般若智观照一切，认识到世间万物是不可得的，就能心无挂碍，无挂碍就无恐怖，从而远离颠倒梦想，到达究竟涅盘。涅盘也就是永恒的幸福宁静，只有证得涅盘，生命才能彻底解脱。03《心经》与印度文化印度人的精神感受力非常深邃、敏锐、高绝。季羡林先生用这样两句话来描述印度文化：深刻而糊涂，清晰而浅显。印度人认为最重要最深刻的理解是超逻辑的，也就是所谓的“糊涂”。他们认为，重要的是要得到真见识，这是精神上的领悟，所以思想一定要飞翔起来，超出事实认定。印度人有着几乎是天生的宗教热情和天才，宗教流派丰富无比。他们哲理和宗教不分，印度的哲理就存在于宗教学说之中或是存在对于宗教的阐发之中。正宗的婆罗门教尊《吠陀》为经典，从中衍生出很多流派，比如数论、正理论、胜论等。在古代印度，除了唯物主义的顺世论讲享乐和物质第一，几乎所有的流派都分享着下面这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相信轮回转世。人或者一个生命死了，灵魂却不会死，根据你前生做的事情或善恶之业而再投胎，善业多的投胎层次高，恶业多的层次低。真正的大解脱是要超出轮回，就不用再投胎了。这整个思路反映出，印度古人追求的终极不是存在本身，而是要超出轮回的存在，进入另一种说不上存在也说不上不存在的更真实状态。第二是苦行。印度人认为人生或生命的苦难只靠理智和献祭都是无法摆脱的，只有克制欲望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所以印度的哲学流派几乎都不满足于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而是具有一个精神上追求的维度。第三是印度人认为无明是一切苦难的根源。无明是指根本的认识出了问题，对世界、对自己的认识失掉了光明，失掉了真理。因此人类的苦难恰恰就来自于自己的无明，超出名相执着的知识就可以使人获得解脱和大安乐。第四是印度人认为瑜伽是获得解脱最重要的法门。瑜伽修炼起于身，身体在印度文化中很重要。他们认为不是单靠信仰可以得救，虽然最后还是要超越身体到达纯意识。最后，印度哲学几乎都是人生哲学。在印度哲学最终的看法中，人生是充满苦难与扭曲的，要征服这种苦难就要追求真理。人几乎天生都是无明的，易于去执着对象性的东西。但依然得保持乐观，因为解脱的最后希望也在于人本身，不一定需要靠外力或者神恩，靠自己的努力达到慧明就能获得大自由大解脱。04《心经》在中国《杂阿含经》中说：“一切行无常，一切法无我。涅槃寂灭。”这是佛家的三法印，缘起学说也就包含在其中。法在大乘佛教这里特指一切现象、规则及其依据。“涅槃”就是完全消除了对行为目标和法理依据的执着，由此而进入最终的解脱。大乘佛教说我们不只要成为罗汉以便了结轮回之苦，而是要讲菩萨行，“觉有情”，把世界上所有的人和有情众生都拯救了，我才入涅槃。行无常，法无我，因为一切的根基皆是缘起。一般人及有情者都认识不到这缘起的根底，而要把持之，因此苦难就无穷无尽，留下的泪水比大海之水还要多。所以，要知苦断执，把引起你苦难的那些执着断掉，这样就能达到苦因的灭绝。大乘佛教更是把缘起讲的更加彻底，“缘起性空”，“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只是无自性，否定自性的自身真实性，纯靠它自身来支持。所以，如果一个佛教徒认定自己追求的那个真理——缘起性空的真理——有多么高级、多么绝对，那一定得不了开悟。换句话说，缘起性空是自涉的。佛家尤其是大乘佛教在中国之所以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恰恰是因为它很好地符合了中国古代哲理中的某些东西。它的思路和我们见过的《周易》、道家的最内在之处有契合，能与中国思想接上气，而且还贡献了很多新鲜的东西。比如《中论》，龙树菩萨所作，是辨析力最犀利的。开篇就是“八不”，“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两头都给你削掉或者堵死。里面特别重要的，对中国佛学影响甚大的，有这样一节：“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无（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众因缘生法是第一层意思，讲缘起。“我说即是无（空）”，鸠摩罗什翻译时，最后一字用的是道家老子的“无”，后来人们就都用更合乎原文的“空”来替换了。缘、空、假名三者无根本区别，完全打通，这就是“中道义”。即缘生者的本性是空的，但此空也必缘起，也就是说，空也无其自性，而是必须凭借假名而空，这种空假互补即为中道。儒家讲中道，道家和中国佛家一样讲中道，因此中国人特别能理解这个中道义。而印度人历史上却很难理解中道的微妙，使得他们读起《中论》来颇感困难。另有一段：“涅槃之实际，及与世间际，如是二际者，无毫厘差别。”涅槃作为佛家追求的根本，实际上就是这个世间，或者说是这个世间本身的转化或者清净化，就像莲花出于淤泥。因此，涅槃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间没有本质区别。如果你觉得那个涅槃之空际与这个世界之幻际有质的差别，那你就没得到中道义，反而是另一种虚幻了。其实就连印度人都很难理解这个讲法。我舍弃家财妻儿来求你的真义，以便解脱得到涅槃，不再入轮回，你却说涅槃跟世间没有区别，那我来干什么？连我的追求本身也都虚空了？但事实确实是这样的，你追求涅槃没有错，你也可能得到它，但你要追求一个与世间根本不同的涅槃，却是虚妄。我们的先人能够领会这里边的中道义理，所以它在中国的土地上开了花结了果。谈谈你所理解的《心经》以及它背后所反映出的中西印哲学特质差异2位幸运读者将获得赠书面向21世纪的哲学，洞晓三大文明精神特质中西印哲学导论作者：张祥龙当代儒学代表人物张祥龙教授的新作，接续梁漱溟先生的百年话题。点击图片可直接购书-End-观点资料来源：《中西印哲学导论》转载及合作请发邮件：scb01@pup.cn#

说到“民族性格”这一话题，有这样一则幽默故事：假设在一个房间里有一根针掉到地上，如果是意大利人，可能一耸肩一摊手就离开了；法国人多半会顺手抄起一把笤帚，胡乱扫扫也作罢了；德国人则会用一把尺子和一根粉笔把地板划分成一个个小方格，然后逐一检查直至找到这根针。这个故事实际上讲的是民族性格的差异，虽有戏说成分，但也反映了民族性格之间的显著差异。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近段时间，七部2023春节档电影正在热映，张艺谋导演的《满江红》备受关注，在电影的结尾部分，全军集体朗诵《满江红》，把故事推向高潮，也让“岳飞的《满江红》词是不是伪作”这一问题再次进入公众视线。1995年，邓广铭先生在北京大学其实，早在1981年，20世纪宋史学界的学术泰斗邓广铭先生就撰写了《再论岳飞的词不是伪作》一文，将这一问题论述得非常清楚。今天，让我们一起跟随大师的步伐一探究竟吧！01这首词肯定是岳飞的作品《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在古今词人的作品当中，传诵之广、之久，影响之大、之深，大概再没有能和上面抄录的这首《满江红》词相比并的了。历来相传，都以为这首词是南宋名将岳飞所作。岳飞是河北的一个农家子，少年时曾在北宋大官僚安阳韩琦的后裔家中作过佃客，年二十以后投身军伍，过了将近二十年的戎马生涯，在抗金战场上立下了不朽勋业。在他三十九岁那年，即被赵构秦桧诬陷、惨杀。似这般出身的一员武将，他有能力填写这样一首词吗？换言之，这首《满江红》词果真是岳飞的作品吗？邓广铭先生的回答是全称肯定的：岳飞有谱写歌词的能力，这首《满江红》词确实是岳飞所作。尽管岳飞之孙岳珂在《鄂王行实编年》中所说的，岳飞在少年时即于“书传无所不读，尤好《左氏春秋》及孙、吴《兵法》”等话语是不尽可信的；然而，当赵构在应天府即帝位之初，岳飞就已能“上书论事”，且因此而致得罪、免职。这就足可证明，他当时的文化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了。岳珂以《家集》名义收录的岳飞的作品共有十卷，自奏议、公牍、书檄，以至律诗、乐府歌词与题记，无所不有。其中的奏议和公牍等虽必有出自幕僚之手者，而诗、词、题记则必皆岳飞亲自写作的。这说明，岳飞是具有写作《满江红》这首词的才能的。从确为岳飞写作的一些“题记”和诗篇的思想内容来看，也可以证明《满江红》词必是岳飞所作。今摘引几段于下：一、建炎四年（1130），岳飞驻军宜兴县，因事到附近的广德军去公干，在其地金沙寺的墙壁上写了一段《题记》说：余驻大兵宜兴，（沿）〔缘〕干王事过此，陪僧僚谒金仙，徘徊暂憩，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飞题。（岳珂编《家集》卷一〇）二、岳飞从广德军又“拥铁骑千余”回驻宜兴之后，同年六月又在宜兴县张渚镇张大年家的厅事屏风上写了一段《题记》说：近中原版荡，金贼长驱，如入无人之境，将帅无能，不及长城之壮，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小大历二百余战，虽未及远涉夷荒，讨荡巢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今又提一垒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城，一举而复，贼拥入江，仓皇宵遁，所恨不能匹马不回耳！今且休兵养卒，蓄锐待敌。如或朝廷见念，赐予器甲，使之完备，……即当深入虏庭，缚贼主，蹀血马前，尽屠夷种，迎二圣复还京师，取故地再上版籍。他时过此，勒功金石，岂不快哉！此心一发，天地知之，知我者知之。建炎四年六月望日，河朔岳飞书。（此据赵彦卫《云麓漫抄》卷一摘引。岳珂所编《家集》亦收此文，文句较简略，标题为《五岳祠盟记》。）三、绍兴二年（1132）七月，岳飞因追剿军贼曹成的匪众而进军湖南，当他班师经过永州祁阳县的大营驿时，他也写了一段《题记》，其文为：权湖南帅岳飞被旨讨贼曹成，自桂岭平荡巢穴，二广、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圣远狩沙漠，天下靡宁，誓竭忠孝。赖社稷威灵，君相贤圣，他日扫清胡虏，复归故国，迎两宫还朝，宽天子宵旰之忧，此所志也。顾蜂蚁之群，岂足为功！过此，因留于壁。绍兴二年七月初七日。（岳珂编《家集》卷一〇）四、南宋人赵与时的《宾退录》卷一，有一条记事：绍兴癸丑（按即绍兴三年，亦即1133），岳武穆提兵平虔、吉群盗，道出新淦，题诗青泥市萧寺壁间云：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淳熙间，林令梓欲摹刻于石，会罢去，不果。今寺废、壁亡矣。其孙类《家集》，惜未有告之者。岳飞书法碑刻《前出师表》（局部）五、在岳珂所编《家集》卷一〇，还收录了两首律诗，都没有载明写作年月和地点。其中一首的题目是《题翠岩寺》，全文为：秋风江上驻王师，暂向云山蹑翠微。忠义必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镇边圻。山林啸聚何劳取，沙漠群凶定破机。行复三关迎二圣，金酋席卷尽擒归。这里既有“秋风江上驻王师”句，又有“山林啸聚何劳取”句，则其写作时间可能是在镇压了虔州和吉州两地的起义群众之后，也可能是在追歼曹成所率领的那股游寇之后，也可能是在镇压杨幺所率领的湖湘地区起义群众的前后。虽难断言其确在何时，但总应写在绍兴二年至五年这一时间内，却是可以判定的。另一首律诗的题目是《寄浮图慧海》，其全文为：湓浦庐山几度秋，长江万折向东流。男儿立志扶王室，圣主专师灭虏酋。功业要刊燕石上，归休终伴赤松游。丁宁寄语东林老，莲社从今着力修。岳飞只有在绍兴六、七两年内，为了守母丧，以及为了接管刘光世的军队事而与张浚发生嫌怨，曾先后两次在庐山住了较长的时日，估计他与浮图慧海的相识相熟，也应在此时期内。因此，这首七言律诗的写作时间，最早应在绍兴七年他又回到鄂州军营之后，最晚应在绍兴十年进军中原去抗击女真铁骑的稍前或稍后。以上引录的几首诗和几篇题记，其内容所表达的，全都是岳飞的忠君爱国（此“国”字只指宋政权，非指“中国”）思想，全都可以证明，他随时随地都是念念不忘报君父之仇、雪国家之耻的：他讨平了流窜湖南的军贼曹成，而却说他的志愿唯在于“扫清胡虏”，仅仅平定了“蜂蚁之群，岂足为功”；他提兵镇压了虔吉二州的农民起义军，而却说他只是志在“斩除顽恶（按指女真入侵者）还车驾”；他既一再说要“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深入虏庭，缚贼主，蹀血马前，尽屠夷种”；又一再表示“必期清塞水”，“直欲镇边圻”，“功业要刊燕石上”，“金酋席卷尽擒归”。上边引录的这几首诗和几篇题记当中的这些语句，按其意境和感情来说，和《满江红》词可以说是完全属于“无差别境界”的。把这样一些语句加以洗练，并使用虚实并举的手法，重新排列组合一番，用长短句的体裁写出来，岂不正就是那首《满江红》吗？岳飞写在广德军金沙寺的《题记》中，有“俟立奇功，殄丑虏，……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诸语；写在宜兴张渚镇张大年家的厅事屏风上的《题记》中，亦有“即当深入虏庭，……取故地再上版籍，他时过此，勒功金石，岂不快哉”诸语；《题翠岩寺》诗中有“功名直欲镇边圻”句；《寄浮图慧海》诗中有“功业要刊燕石上”句；这些话语所表达的志趣，和“三十功名尘与土”正是一脉相通的：前面的那些话语所表达的，是他要以自己的战绩去赢得功名的愿望，“三十功名”之句则是在奔驰各地、以脚踏实地的战绩而获得一些功名之后，用来表述自己的心情。故此句之“尘与土”与下句之“云和月”皆实写而非虚写。上句写获得荣名之过程，下句则写战斗实践之经历，各均寓有得之维艰之感也。基于上述种种，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可以作出判断说，谱写这首《满江红》歌词的，和写作上引那些《题记》与那些诗篇的，正是同一个人，即南宋名将岳飞。02否认岳飞为此词作者的几个论点和论据自从这首《满江红》词为世人传诵以来，直到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为止，从来没有人对此词是否岳飞所作提出过疑问。到三十年代末，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印行出来，其中有辨证四库馆臣对明人徐阶编《岳武穆遗文》提要的一篇，首次断言徐阶收入《岳武穆遗文》（即《岳集》）的这首《满江红》词并非岳飞所作，其言曰：余嘉锡至《满江红》词，则〔弘治时浙江镇守太监〕麦秀实始付刻，其字为〔赵〕宽所书，非〔岳〕飞之亲笔，然宽不言所据为何本，见之于何书，来历不明，深为可疑。……《满江红》词不题年月，亦不言作于何地，故无破绽可指，然不见于宋元人之书，疑亦明人所伪托。〔桑〕悦《记》（按，此指桑悦所作《刻碑记》，见徐编《岳集》卷五）中已有“踏破贺兰山缺”之语，则其伪当在悦以前，第不知出何人之手。……自徐阶收此等诗词入《岳集》，李桢从之，嘉靖间钱如京刻《桯史》，又取而附之卷末。后之重编武穆文者，若单恂、黄邦宁、梁玉绳等复从《桯史》转录入集，而李桢、单恂更增以伪作，于是传播遍天下，而《满江红》词尤脍炙人口，虽妇人孺子无不能歌之者，不知其为赝本也。然以伪为真，实自徐阶始。阶不足道也，四库馆诸臣何其一无鉴别也哉！或者曰：“《送张紫岩诗》其伪固无可疑，若《满江红》词真伪皆无实据。其中如‘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及‘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等句，足以励迈往之风而作忠义之气，于世道人心，深为有裨，子何必以疑似之词，强坐以伪也哉？”应之曰：“考证之学之于古书也，但欲考其文之真伪，不必问其理之是非。……号称武穆之《满江红》词，虽为人所信，以视‘经典’则有间矣。其词莫知所从来，……吾何为不可疑之哉？疑之而其词不因我而废，听其流行可矣。至其为岳珂所未见，《鄂王家集》所无有，突出于明之中叶，则学者不可不知也。”余先生的这些意见，应当说，是具有一定的分量的。因此，此论一出，为学术界的很多人所接受，夏承焘先生即其中的一人。夏先生在1961年写了一篇《岳飞词考辨》，除接受余先生的论断外，还进一步作出新的论断，不只以为“这首《满江红》词不是岳飞之作”，而是“出于明代人之手”，而且以为其真实作者“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余嘉锡先生所不曾提出而为夏承焘先生所反复加以论辩的，是这首词中的“踏破贺兰山缺”一句。他所举出的疑点是：1．以地理常识说，岳飞伐金要直捣金国上京的黄龙府，黄龙府在今吉林境，而贺兰山在今西北甘肃、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地区。这首词若真出岳飞之手，不应方向乖背如此！2．南宋人实指宋金边塞的，多用兴元（汉中）之北的大散关，（陆游诗：“铁骑秋风大散关”、“大散关头又一秋”等等），从来没有人用贺兰山的；因为贺兰山在那时是属西夏国境的兴庆府，它和南宋国境中间还隔着金国泾、渭流域的庆原路、凤翔路一大块地区；假使金人攻西夏，可以说“踏破贺兰山缺”，南宋人是决不会这样说的。……《满江红》词里这样说，正是作这首词的明代人说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3．明朝的北方少数民族是鞑靼族。鞑靼入居河套，骚扰东北西北，从中叶一直纠缠到明亡。……《明史》卷一七一《王越传》也说：孝宗弘治十一年，“越以‘寇’‘巢穴’贺兰山后，数扰边，乃分二路进‘剿’。”这是明代汉族在贺兰山抵抗鞑靼族的第一回胜仗。……我们可以设想，“踏破贺兰山缺”，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4．元人杂剧有《宋大将岳飞精忠》一本，四折都是岳飞一人唱，而没有一句引用这首《满江红》。第一折“寄生草”云：“堪恨这腥膻丑陋契丹人，我学取那管夷吾直杀过阴山道。”云“阴山”而不云“贺兰山”。……那时若已见到这首《满江红》，岂会放过不用？可见在元代还不曾流传这首《满江红》。既然贺兰山是明代的汉族与鞑靼族互相争夺的主要地点，而王越又是在贺兰山战胜鞑靼的主将，所以，夏先生便又进而推论说，《满江红》这首词，若非王越所作，便是他幕府中的某个文士所作的。其言曰：5．王越是明代边防名将，贺兰之捷，已七十多岁；就在这年的冬天，因谏官弹奏太监李文，连累及他，忧恨死于甘州。他是中过进士的文人，积战功至大将；工诗。钱谦益《列朝诗集》丙集之三，录他的作品十五首，称他“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槊磨盾、悲歌出塞之思”。他弘治十一年这次战功和他不幸的政治遭遇，在当时士大夫中间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影响；这首词里点出“贺兰山”一辞，也许与此有关。如果如我的猜想，这首词的作者是参与这场斗争或对这场斗争有强烈感受的人，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他们的身分正和岳飞相同），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余嘉锡、夏承焘两先生先后提出上述的一些疑难问题之后，据我的见闻所及，似乎很久很久再没有人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直到1980年，我才从报刊上看到国内外的许多学者又对这一问题纷纷发表了意见。但是，意见尽管很有分歧，而彼此所使用的资料和论据，却大都不出余、夏两先生所已经使用过的那些。因此，我现在仍只对余、夏两先生的意见进行一些商榷。03我对上述疑难诸问题的解答第一个应当解答的问题是，如果《满江红》词确系岳飞所作，何以不曾被岳霖、岳珂收集到，不曾编入《家集》之中？据岳珂在《家集序》中所说，其父岳霖对于搜集岳飞的各类作品，确实是作过一番极大努力的，而岳珂本人在这方面却没有作过什么工作，只是加以编次刊印而已。试看他的原话：先父臣霖盖尝搜访旧闻，参稽同异，或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稿之所存，或备于堂札之文移，或纪于稗官之直笔。掇拾未备，尝以命臣，俾终其志。臣谨汇次，凡三万六千一百七十四言，厘为十卷，阙其卷尾，以俟附益。……异时苟未溘先犬马，誓将搜访，以补其阙而备其遗。……这篇序文是嘉泰三年（1203）写的，而到端平元年（1234）岳珂又把《金佗稡编》（《家集》即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金佗续编》重行汇合刻印，距《家集》之初次刊行已达三十年之久，他在序言中所说“阙其卷尾以俟附益”者，却仍是一句空话。即如收录前引岳飞《题新淦萧寺壁》那首七绝的《宾退录》，在嘉定末（1224）或宝庆初（1225）即已印行，岳珂如真的立志“搜访”、“补阙”的话，不正可以采辑了来，“附益”于《家集》的“卷尾”吗，而事实上他竟若罔闻知，未加采辑。（上文所引《云麓漫抄》所载岳飞写在宜兴县张大年家的那段《题记》，较之岳珂收在《家集》中的那篇《五岳祠盟记》，文字多些，也更翔实些。《云麓漫抄》刊行于开禧二年（1206），早于岳珂之重刻《家集》凡二十七八年，而岳珂也没有取相参订，或径改用其文，而却标了一个极为费解的《五岳祠盟记》作题目，这也足见岳珂对于搜访岳飞遗文，是不够辛勤认真的。）我们不能因为岳飞那首《题新淦萧寺壁》的七绝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断定它不是岳飞的作品。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那首《满江红》词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断定它不是岳飞的作品。岳王庙（图源-杭州日报）第二个应当解答的问题是，何以这首《满江红》词也不见收录于宋元人的笔记、杂录一类的书中呢？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不曾见到，就断言宋元人书中全未出现过这一作品。试想，在明初所修《永乐大典》当中所收录的宋元人的著述，稍后不是就有许多种散佚失传了吗？从清人修《四库全书》时辑自《永乐大典》的宋元人著述之多，可以推知其未加辑录者为数必还不少。怎么能够断定此词不正是收录于南宋人的某一书中，其书尚为明朝中叶的桑悦、赵宽等人所及见，并即据以刻石岳庙，至其后却又散佚失传了呢？赵与时的《宾退录》幸而不曾失传，但徐阶收入《岳集》中之《题新淦萧寺壁》一诗下亦并未明著所出，假如《宾退录》也不幸而在明代中叶以后佚失，就从而断定此诗亦出明人伪托，亦为“赝本”，那就实在是疑于不当疑了。第三个应当解答的问题是，这首《满江红》词，果真是在明朝弘治年间赵宽写出刻石时才首次出现的吗？果真是从徐阶开始，才把它“以伪为真”的吗？在河南汤阴县的岳庙中，迄今还矗立着一块刻着这首《满江红》词的石碑，是汤阴县一个名叫王熙的秀才，在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所写。全词共写了五行，只有末句作“朝金阙”，与通行本之作“朝天阙”稍异，馀俱同。在此五行之后，明确地写有“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共十五字。杭州岳庙中的那块《满江红》词刻石，乃是明孝宗弘治十一二年（1498、1499）内所写刻，汤阴县岳庙王熙的这块刻石，最少要比它早了四十年；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七十八年。有这一件实物作证，则此词首次出现于弘治年间之说，以伪为真始自徐阶之说，便都不攻自破了。然而还可以更进一步加以推考。汤阴之有岳庙，是在明代宗景泰元、二年（1450、1451）内，经由徐有贞倡议、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的。庙宇落成之后，袁纯接着就又“辑庙祀事始末”，选录岳飞的部分诗文，以及后代人纪念和歌颂岳飞的诗文，编为《精忠录》一书（此据商辂《精忠录·序》），而此书的第三卷即把岳飞的这首《满江红》词收录于内（据1769年朝鲜铜活字本）。据书中的几篇序跋文看来，知《精忠录》之付刻虽在景泰六年（1455），而其编辑成书却在景泰二、三年（1451、1452）内。这与王熙写刻的《满江红》词石碑相较，又早了七八年。是则此词的出现，至晚应在十五世纪五十年代的初期。纪录片《岳飞》截图徐阶所编《岳集》卷三，摘录了赵宽的重刻《精忠录》的序文，据知袁纯所编之书又在杭州重行刻印。然则杭州岳庙中那块由赵宽书写的《满江红》词刻石，如果没有其他书作为依据，则必即是从袁纯书中照抄来的。这样，似乎就不应当说“来历不明，深为可疑”了。袁纯把《满江红》词收编在《精忠录》中，我们说这是这首词的首次出现，这只是就我们今天所见所闻的范围来说的；南宋以来的一些著述，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致失传的，不知已有多少，其中有许多，我们是连书名和作者也全不知道的。因此，我们今天虽然查不出《精忠录》所收录的这首词的“来历”，但其必有“来历”，必非出于袁纯或王熙或与他们同时代人的伪造，却是肯定无疑的。究竟它是来源于南宋人的著述，抑或是来源于元代人的著述呢？我们在目前虽还不能确说，然而我们却可以断言：二者必居其一。让我再在这里重说一番：既然在十五世纪的五十年代之内，先有了袁纯把《满江红》收录在内的《精忠录》刻本的行世，继之又有了汤阴秀才王熙所写《满江红》的刻石矗立在汤阴岳庙当中，怎么能如余嘉锡先生所说，到十五世纪末叶的明孝宗弘治年间麦秀实始刻石，并坐十六世纪中叶编刻《岳集》的徐阶首先以伪为真之罪呢？更怎么能如夏承焘先生所说，到十五世纪的九十年代之末，一个生在与汤阴相毗邻的浚县的王越，在贺兰山对鞑靼打了一次胜仗之后，竟又亲自或由其幕僚来冒名作伪呢？此真所谓“铁证如山摇不动，万牛回首丘山重”者，余、夏两位先生先后所提出的意见，在这些铁证之前，全都是无法站立得住的。第四个应当解答的问题是，能不能因为《满江红》中“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就可以断定它是明代的具有文武全才的王越一类人所作的呢？有了上面所作的解答，这一个问题原已相应地得到了解决；但是，夏承焘先生所举出的那些论据，在上文中却还大都没有加以论辩，也许有人会因此而还感到不能“涣然冰释”，没奈何，且再分为以下诸层次，专对夏先生所举论据进行商榷：1．我以为，《满江红》词后半首点出的贺兰山与匈奴，全是泛说、泛指，不应当过分拘泥于贺兰山的位置所在。因为，既然把斗争对象称作匈奴，则不但在河套地区的贺兰山可以入词，就连阴山以及更西边的祁连山也同样可用。似不应因此而责备作者“方向乖背”。稍晚于岳飞的辛稼轩，也是一个毕生以抗金为职志的人，然而在《稼轩词》中，既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之句（《水调歌头》），又有“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之句（《满江红》），我们将责备稼轩“方向乖背”呢？还是将不承认这两首词为稼轩的作品呢？显然这都是不应该的。2．在夏先生的《考辨》文中，曾据北宋释文莹的《湘山续录》而引录了姚嗣宗在庆历年间（1041—1048）的驿壁题诗云：“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能效死，可惜作穷鳞。”然而，如所周知，南宋人诗词之脱意或摹拟北宋人诗词语句者，实不乏其例。姚嗣宗诗在北宋后期既已广泛流传，则南宋初年的岳飞，把此诗首句变换为“踏破贺兰山缺”而写入其《满江红》词中，这岂不也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体吗？既然是把前人成语作为典故来使用，那当然就不存在“泛指”或“实指”的问题了。3．南宋人诗中以大散关作为宋、金边界的，虽确实有之，但那些诗全都是宋、金订立了“和约”，把东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划作两国分界线以后所赋写的，而宋金“和约”却是在绍兴十一年（1141）十月才订立的。在此以前，南宋人万万不会把大散关实指为宋金分界，自然更不能要求岳飞在填写《满江红》词时就率先这样做。夏先生所举陆游诸诗，更皆为宋金“讲和”二三十年以后所作，不能用来作证。4．专就“踏破贺兰山缺”一句孤立地进行推敲，是大有问题的。因为，此句之上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诸句，如只就“贺兰山”句而断言其为明人所作，则势非把“靖康耻”云云断定为“泛说”或“泛指”不可；但是，亡国惨祸是何等严重事件，而容得词人信手拈来，对明朝时事进行暗射、比拟耶！土木之变虽是明王朝一次灾难性事件，但不久明英宗即被放回，何得与“犹未雪”的“靖康耻”相比拟呢？更何况，在此句之下，还有“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一句，这与明朝的实际情况也完全不相符合。在明朝统治期内，中原与河朔地区的所有山河全未为鞑靼族所攻占，怎么会激发出写此词者要去“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念头呢？所以，若不把这句话与上下文联系起来进行理解，那是不会得出“达诂”的。5．《满江红》词前半阕中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两句，与岳飞的生平事功十分吻合。若把此词作者定为王越，而且定为贺兰山捷后所作，那就必须把“三十功名”改为“七十功名”才行。因为，当取得贺兰山后之捷时，王越已经七十余岁了。而且“八千里路”之句也与王越行踪不符。若谓此词乃其幕府文士之作，则两句更全无着落了。6．元人杂剧《宋大将岳飞精忠》中之不曾引用《满江红》词中语句，这似乎只能怪这本杂剧作者之所见不广，而不应再作过多的推论。其实，何只是不曾引用《满江红》词中语句，就连岳飞写在“题记”当中和《题新淦萧寺壁》等诗当中的那些富有爱国热情和报仇雪耻决心的语句，也全不曾被引用过一句。我们又怎能据此断言这些“题记”和这几首诗全非岳飞所作呢？如果这本杂剧的作者所依据的只是一篇《岳飞传》（在《宋史》行世之前，章颖的《宋南渡四将传》已流行甚久），则其对岳飞作品之概不引用，便完全可以理解了。（这本杂剧竟至把女真人写作契丹人，也可见其知识面是很有局限的。）7．王越在弘治十一年取得的贺兰山后之捷，诚然“是明代汉族在贺兰山抵抗鞑靼族的第一回胜仗”。但是，王越在取得了这第一回胜仗之后，由他自己或其幕府文士把这次战功纪录下来，则直接敷陈其事，亦犹勒功燕然，事极平常，本不存在什么犯嫌疑、触忌讳的事，无所用其顾避，为什么竟要牵扯到北宋的亡国，并要嫁名于岳飞呢？这显然是很难解说的。8．如果说，此词虽为王越或其幕府文人所作，但当其写作之初，本即要托名于岳飞，因而，此词中的“三十功名”、“八千里路”诸语固都切合于岳飞身世，即其后半阕中语句，除“壮志”、“笑谈”二句外，也全都是实写而非用来影附明朝的时事、政局的。我以为这也同样很难解说。因为，不论王越或其幕府文士，总都了然于岳家军抗金的主攻方向及其所悬拟的进军路线，是要经由河朔而“直捣黄龙”，怎么会硬把不在这条行军线上的贺兰山填写进来呢？若出自不明悉贺兰山方位之人犹有可说，王越及其幕府文士则必定能避开“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而不应故意露出这一破绽，留与后人作为辨伪的证物和根据的。以上的论证，我以为是可以把余、夏两位先生所提疑点一一祛除，使其不再存在的。既然如此，则其最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我们进行讨论的这首《满江红》词，既不像余嘉锡先生所说，是出自明人伪托的一个赝本；更不像夏承焘先生所说，是明代首次战胜鞑靼族的主将王越或其幕府文士所作；其唯一不容置疑的真正作者，只能是南宋名将岳飞。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日写于北京大学朗润园你认为《满江红》的作者是岳飞吗？在留言区谈谈你的观点2位幸运读者将获得主题赠书一本邓广铭治史丛稿作者：邓广铭邓广铭作是当代最负盛名的宋辽金史学家，他的学问并非只限于狭义的史学领域，而是把文史哲打通，对宋辽金史的各个方面都有贡献。点击图片可直接购书-End-观点资料来源：《邓广铭治史丛稿》转载及合作请发邮件：scb01@pup.cn#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疫苗接种先驱爱德华·詹纳、演化论奠基人查尔斯·达尔文，以及英国玻璃生产商埃德加·钱斯，这几位来自不同时代和领域的人会有交集吗？有，且是因为大自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骗子”——大杜鹃（俗名布谷鸟）。它从不抚养自己的亲生骨肉，相反，却将卵产在其他鸟类的巢中。当大杜鹃雏鸟孵出之后，还会残忍地把寄主的卵和雏鸟推出巢外。大杜鹃是春天的使者。只有大杜鹃雄鸟会发出“布谷”的叫声。它将喙张开的时候发出“布”，闭上的时候则发出“谷”的音。上翘的尾部和下垂的两翼是鸣叫时雄鸟的标志性动作。以上这些人都对大杜鹃的这一巢寄生行为进行过观察、研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博物学者。在大自然中，巢寄生并不普遍，具有这种习性的鸟种还不到1%，而像大杜鹃这样的案例，更是极端。所以，它吸引了许多人前赴后继地踏入这一研究领域。这其中就包括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剑桥大学动物学系荣休教授尼克·戴维斯，他是现今大杜鹃行为生态学研究领域的殿堂级人物。过去30年，他像侦探一样，侦破出了大杜鹃欺骗寄主的各种“叹为观止”的手段，并最终写成了一个自然界的“破案”故事，抽丝剥茧为读者揭示了欺骗行为背后的演化奥秘。01大杜鹃：家庭的破坏者一百多年前，在英格兰伍斯特郡的庞德·格林公地里，世人第一次通过摄像头看到了大杜鹃雌鸟在寄主巢中产卵的过程。最令人惊讶的是它的速度。一只大杜鹃雌鸟从落到寄主草地鹨的巢中产下卵，再到飞走，全程仅耗时8秒钟。12天之后，这枚大杜鹃卵顺利孵化。刚出壳的杜鹃雏鸟跟另两只也才孵出不久的草地鹨雏鸟和一枚尚未孵化的卵共处一巢。这时，大杜鹃雏鸟摇摇晃晃地顶着卵爬上巢的边缘，伴随着最后奋力地扇动翅膀，把草地鹨的卵挤出了巢外。紧接着，大杜鹃雏鸟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其中一只草地鹨雏鸟身上，尝试把它也推出去。直到亲鸟回巢，它才不得不放弃。这一幕出现在一部名为《大杜鹃的秘密》的纪录片里。所有人不禁想问：大杜鹃到底是如何骗过寄主的？其实，英国很多早期的鸟卵收藏者就发现，大杜鹃卵无论是色彩还是图案都有着很高的多样性，欧洲其他鸟类的卵都不及大杜鹃这么丰富多彩。关键是，大杜鹃卵的颜色和图案跟一些特定寄主的卵很相近。在每一窝被寄生的巢当中，大杜鹃和寄主的卵的发育状况也相差无几。且在产卵过程中，大杜鹃雌鸟会先迅速移走一个寄主卵才产下自己的卵。草地鹨巢中的大杜鹃卵（左上角）。这个大杜鹃族群产棕色的卵，拟态草地鹨的卵。不仅如此，有博物学家通过观测大杜鹃雌鸟产卵和大杜鹃雏鸟孵出的时间，计算出草地鹨的卵需要13天时间孵化，而大杜鹃的卵只需12天。这也意味着，只要大杜鹃雌鸟把握好合适的产卵时机，相对较短的孵化时间会使它的雏鸟有机会把寄主的卵在孵化之前推出巢穴。大杜鹃雌鸟不仅对自己领域内的寄主巢有着非凡的观察力，同时也是厉害的“操盘手”，不断调整产卵节奏，从而使自己的寄生机会最大化。这些发现，经过了2300多年的积累。事实上，这是一场鸟类观察的接力，正是许多博物学前辈的发现奠定了后来大杜鹃行为生态学研究的基础。02掌控细节的“魔鬼”尼克·戴维斯从6岁开始观鸟，他在成为剑桥大学的一名生物学专业学生时，在距离学校15公里处的威肯草甸沼泽，第一次观察到大杜鹃的巢寄生行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而当他正式入职剑桥时，就把研究对象锁定在了大杜鹃身上。“我不只是想要了解大杜鹃是怎样行事的，还要解释为什么它们会这样行事。”尼克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科学问题。他和合作伙伴忠实于观察，认真琢磨，进而形成假说，并利用野外实验来验证自己的观点和直觉。尼克首先对大杜鹃卵本身提出了疑问：为什么不同族群的大杜鹃要产“模拟寄主”的卵？实验表明，寄主之一的芦苇莺确实很在意巢内卵的样子。如果大杜鹃卵拟态寄主卵的颜色和图案，就更容易骗过寄主。紧接着，他又对产卵流程本身发问：为什么大杜鹃雌鸟要等到寄主产卵之后，才到寄主巢中产卵？为什么它产卵会如此迅速？在检验产卵时机时，尼克发现当芦苇莺还未开始产卵时，如果大杜鹃把自己的卵放入它的巢穴中，会遭到芦苇莺的强烈排斥，有可能被直接扔出巢穴。“任何在我还没开始产卵时就出现在巢内的卵都不会是我自己的，扔掉没商量。”尼克认为，芦苇莺所采取的策略非常合理。大杜鹃的产卵速度是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最快的只需要4秒，最长的也不过16秒。尼克找到的理由是，如果大杜鹃停留时间过长会刺激寄主增加排斥卵的概率。大杜鹃的非凡之处还在于，它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产卵活动的时间。产卵前，它会密切“监视”寄主巢的情况。这期间，它的卵会从输卵管降入泄殖腔内，从而保持待产状态。这样它真正造访寄主巢时，就可以用最短时间产卵，降低寄主的警觉。“卵的拟态、产卵时机和快速产卵，都是为了增加寄主接受寄生卵的概率。那么，大杜鹃雌鸟为何要在产卵之前移除寄主的卵呢？”得到答案的尼克不禁感叹，大杜鹃对细节的把控到了可怕的地步。移除寄主卵可以为大杜鹃自己的卵腾出空间，保证巢内不会有太多的卵而影响寄主的孵化效率，这不难理解。然而，大杜鹃移除寄主卵有时是一枚，偶尔也会是两枚，极个别情况下可达三枚。之所以如此，是跟寄主的反应息息相关的。当芦苇莺的卵数控制在三枚时，它们不会弃巢；但若是减少到两枚时，有的寄主就会弃巢；如果再降至一枚，芦苇莺几乎总是弃巢。有意思的是，尽管芦苇莺几乎总会抛弃仅剩一枚卵的巢，但它们却不会丢下孵化出的任何一只雏鸟。这就对大杜鹃的策略产生了深远影响。“既然巢内卵数大为减少将导致寄主弃巢，那大杜鹃产卵时能移除的寄主卵的数量就是有限的。而由于寄主并不会抛弃雏鸟，孵化出的大杜鹃雏鸟就可以高枕无忧地把巢内的其他卵或雏鸟排挤掉。”一只芦苇莺饲喂一只

著名宏观经济史学家麦迪森教授被公认为国际最权威的经济历史数据的考证和分析专家。《世界经济千年史》是麦迪森在其毕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两千年以来人类长期经济增长加以计量考察的巨著。书中不仅考察了从公元1世纪到20世纪末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历程，探索了主要经济体和主要地区在经济增长上出现巨大差异的原因，还对人口、产出和人均收入水平及其变动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库，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详细的测算和分析。《世界经济千年史》问世20年以来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值得庆贺的是，脱销多年以致洛阳纸贵的该书中文版，终于在各方努力之下以精校本的形式得以再版。2022年11月25日，经济观察报、经观传媒举办的“宏观经济论坛暨领航年会”在线直播。在“经观书房”环节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伍晓鹰教授深度解读了《世界经济千年史》的贡献和意义，特别是为什么它有助于我们理解长期增长的密码。麦迪森的成就和意义浩如烟海的史学著作以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主题的视角试图复原人类文明的足迹。依靠各种微观“史实”——尽管新的史实或考古发现在不断更新或推翻已有的史实，很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试图探索影响人类进步的主要因素。然而，长期以来，因不同的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民族、政治立场，甚至不同的学院传统，学者们的观点针锋相对，一直缺乏有说服力的结论。在伍晓鹰看来，麦迪森的成就在于，第一次在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下，以定量的方法系统地重建了两千年，特别是中世纪以来整个人类长期经济增长的历史。其中，通过对主要经济体、主要发展阶段以及主要国家集团之间增长表现的量化，非常有说服力地揭示了市场作为增长原动力的制度意义。定量分析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麦迪森认为：“定量分析旨在澄清定性分析中那些模糊的地方。同定性分析相比，它更准备受到质疑，而且也更可能受到质疑”。“只有使提供数量证据和选择代表性变量的过程透明化，才可以使持有不同看法的研究者补充或拒绝部分数据，或者建立不同的假说”。“因此，它可以使学术探讨更加尖锐，从而有助于刺激针锋相对的假说的建立，推动研究的发展”。伍晓鹰特别提醒读者，要从四个维度来看待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定量分析的意义。一是整体性。麦迪森以毕生精力完成了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覆盖，进而通过它们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完成了对全球整体经济的覆盖。二是开放性。麦迪森的整体性视角是基于对市场开放性本质的理解，肯定了人类生存的动力必然会通过市场直接或间接地、显性或隐性地联系在一起。三是系统性。增长研究的对象是所有市场经济活动的综合结果。市场对效率的不懈追求、对剩余的积累和资本化，扩大了人类的资源边界，深化了经济分工和专业化，刺激了各种各样旨在追逐财富的创新，同时也丰富了生产和消费。只有从一个系统的、宏观经济学的视角才可以观察这些微观活动与宏观增长表现的联系。四是计量性。经济学的理论探索必须基于对“典型事实”的观察，这离不开对观察对象的量化，对麦迪森来说就是即对人类长期增长轨迹的量化，所以，麦迪森的工作性质又是计量性的。麦迪森的“千年增长画卷”在伍晓鹰看来，想要了解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为我们勾勒了一幅怎样的千年增长画卷，首先应该记住这样两个重大的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指人类在纪元1000年左右开始了麦迪森观察到的“纪元千年转折”或者称作“麦迪森千年转折”。在“第一个千年”（公元0至999年），人口增长六分之一，但是人均收入零增长；在“第二个千年”（公元1000—1998年），人口增长了22倍，人均收入增长了13倍，结果使全球GDP规模提高了逾300倍。在“第二个千年”中，于1820年前后又出现了更大的增长反差，开始了“麦迪森1820年转折”：在1820年前，人口增长了4倍，人均收入仅增长了50%；在1820年后，人口增长了5倍，人均收入提高了8倍。在整个“第二个千年”，一个重要的生命福利指标——平均人口预期寿命，从“第一个千年”末的24岁上升至20世纪末的64岁。不止于此，为了突出自由市场经济对增长的推动，在量化定义现代资本主义五个阶段——殖民主义、自由主义、战时经济、黄金时期和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麦迪森还把其中三个自由市场经济时期进行了比较。同时，麦迪森还从另外一个维度将全球经济体分组，即西方后裔国家（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欧经济体、拉丁美洲国家、亚洲经济体、苏东国家以及非洲国家，目的是突出这些经济体截然不同的“增长模式”选择对长期增长的影响。在麦迪森看来，从二战后到石油危机前，即1950年到1973年，是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也是增长最好的一段时期。在增长率上，这是一个日本所引领的时代。日本在战后飞速崛起的原因不仅包括补偿性增长，也包括宪政和市场改革，还有“东亚文化基因”的作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和东欧，其增长越来越离开世界的平均值。对此，伍晓鹰解释道：“苏联和东欧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计划经济，关掉或否定了市场机制，和全球的自由市场经济几乎断绝了往来。在这里，麦迪森极有说服力的量化比较结果凸显了市场对增长的重要性。”麦迪森关于长期增长与发展阶段的反思伍晓鹰指出，麦迪森在量化基础上对发展阶段的反思是革命性的。一直以来，文献中总的倾向是把欧洲经济的上升追溯至1500年欧洲人开始与美洲接触，或者第一次直接进入亚洲的贸易世界。但麦迪森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在人均收入增长方面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个陡然的变化。马克斯·韦伯把欧洲人的进步归因于新教伦理主义的崛起，因为它与关于欧洲何时开始上升的传统认识是一致的，即1500年左右。库兹涅茨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始于18世纪后半叶（1760年后），因为他接受并肯定了流行的“工业革命假说”。麦迪森承认自己也曾经接受了这个假说。然而，麦迪森随后的深入研究显示，直到1820年前，欧洲经济的增长速度要比库兹涅茨所估计的慢得多，但却与11世纪至15世纪的增长速度非常接近。他的结论是，库兹涅茨把“封建”时代（15世纪前）与“商业资本主义”时代（15世纪末至18世纪后半叶）分开是站不住脚的，应当把1000—1820年整个时期称为“前资本主义”时期。麦迪森认为，克拉夫茨等人的研究有助于推翻“英格兰在18世纪后半叶突然起飞的旧观念”。有关荷兰的最新研究表明，18世纪末时荷兰的收入水平已经超过了英国，而过去20年有关其他西欧国家计量经济史学的研究也以更充分的证据将这个时间确定得更晚，这就挑战了强调“英国例外”的旧观点。麦迪森严谨的计量工作使他更倾向于相信长期增长过程是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渐进的演化过程，而不是由特殊的“事件”或“革命”所激发的突变。麦迪森的增长观察揭示了什么？人类经济增长历史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着极度的不平衡：1820年时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人均收入之比是2:1，到20世纪末，这个比值达到了7:1。同时，世界上最富有与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之比高达20:1。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是，1820年后的两百年是收入增长最快、技术进步最快，也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改进最快的两百年——人类终于逃出了“马尔萨斯陷阱”。其中包括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所经历的三次大发展时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1950—1973年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黄金时期”。其核心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建立。在麦迪森看来，人类经历了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面对了“冷战”中几乎酿成人类灭亡风险的核危机，也经历了几次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但是，战后欧美自由市场体系的重建、“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冷战”后新兴市场经济的崛起等等，都在反复地表明：“市场的力量在不断地拯救人类，拯救经济增长。”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麦迪森提出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长期增长的密码到底在哪里？伍晓鹰认为：“麦迪森并没有给出全部回答，回答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这恰恰是本书的意义所在。”如何以经济学理论支持对长期增长的定量探索？根据可观察的“典型事实”对增长的动因建立假说。首先观察、思考事实或证据较多的最近的这一千年。麦迪森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人口增长与收入增长由三个相互关联的事实所支持：第一，人类在长期增长过程中，不断扩大地理边界和资源边界，从而积累新知识，刺激新技术的开发。第二，国际贸易与资本流动。商品交换可以实现成本比较优势，改变不同地区的资源稀缺程度，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进而深化国际市场的竞争。竞争压力下对效率的追求又刺激了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第三，技术和制度的创新。市场的扩展和深化需要制度的改进；市场的发展也促成其他制度创新，特别是保护个人权利、保护自由企业、监督和限制政府权力、建立国际经济交往的规则等方面的制度发展；制度改进还保护了企业家和创新活动，从而可以刺激技术进步。潜在的“麦迪森之问”通过考察威尼斯、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在全球贸易中跌宕起伏的历史，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饶有意味地讲述了几次重大地缘政治危机如何改变了人类的历史命运，促进了有益于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建设，成就了今天我们可以享受的长期增长的成果。1636年由Matthäus

当城市的街道逐渐恢复了车水马龙的熟悉模样，当村镇敞开怀抱迎来了陆续归家的游子……这个特别的冬天，已然深深地铭刻在你我的记忆里。也是在这个冬天，《法治周末》“十大法治图书”评选活动如常举办——这项品牌活动已经坚持了十余年。2022年年底，由法学界知名学者、资深媒体人组成的评委团秉持“学术性、思想性、人文性”的原则，进行了两轮投票。在评委团意见的基础上，结合读者网络投票结果，最终评选出2022年十大法治图书。现特将2022年《法治周末》十大法治图书榜单发布，并将部分评委在过去一年中的读书感悟一并刊出，以飨读者。2022年《法治周末》十大法治图书评选活动评审团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王利明

北大未名湖中，有一群快活地玩耍的鸳鸯和绿头鸭，深受北大学子和游客们的喜爱。然而，每年冬天，未名湖结冰成为滑冰场，这些鸳鸯们怎么办？它们去哪里过冬了呢？天气寒冷时，人用各种衣服御寒，像高筒靴、毛皮大衣、毛衫、保暖秋衣秋裤等，但鸟类什么都没有。光是看着雁坐在冰封池塘上、滨鸟顶着寒风在泥滩里觅食、鸥在暴雨中飞越寒冬的巨浪，我们不由自主地觉得冷。北京大学未名湖的鸳鸯（图源北京大学新闻网）著名导演吕克·贝松(Luc

窗外日光弹指过，席间花影坐前移。尽管时光匆匆，四季流转，但那些散碎在书页中的光阴，是忙碌生活中独一份的寂静欢喜。书籍从来都不会辜负我们。每打开一本书，我们就会发现一段自己未曾经历的过去，也勾连起一些当下心绪和对现实处境的思考。而年度书单便承载着我们和他人共同的关切，记录着书籍给我们带来的感动。2022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北大社出版的一众图书荣登各大年度图书榜单，《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年度优秀畅销书、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2022首都科普好书、头条读书、B读书单、知乎书单、《财经》书单年度好书……这些地方都有北大社好书的身影。快来一起看看有哪些你喜欢的书吧！01《中华文明五千年》冯天瑜

每年农历十月底到十二月初，在贵州黔东南美丽的侗寨中，会陆续传来芦笙激昂的乐调与侗族大歌清亮的歌声——每个寨子按照自己安排的日期过起热闹的侗年。侗家人每年要过两个年，第一个是农历冬至前的侗年，第二个是春节。侗年在侗语里称“凝甘”，就是“冬天过的节日”。由此不难看出，侗年的地位与汉族的春节相当，是一年起承转合的重要节日。侗年的传统习俗蕴含了来自远古的神秘与绮丽，许多游客特意从外地赶来观摩侗年，作家、摄影师黄元琪也是其中之一。在她的作品，集文化科普、游记与摄影作品为一体的《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一书中，黄元琪从侗年的起源与发展说起，结合历史、习俗、风物、舞乐、节庆美食、游历见闻等多个维度，对侗年进行了生动又温情的介绍，身着节日盛装的侗族同胞庆祝侗年的热闹景象跃然纸上，令读者也为之触动、心向往之。现在，就让我们跟随黄元琪清新隽秀的文字，一起走进黔东南的肇兴侗寨，去感受侗族人的赤诚相待与热心好客，去感受侗年的神秘古朴与热闹非凡。01忆往昔：追溯侗年的来源金秋之后，寒冬来临，晒在禾廊上的稻禾被收进粮仓，侗家人终于从忙碌了一年的田地中退出，有空围坐在火炉前休憩。庆祝丰收、吃冬祭祖的需求被提上了日程，骤冷的气温也急需用节日来烘暖，于是侗年应运而生。尽管不同地区的侗族人过侗年的时间先后不一，但过年时最重要的习俗是统一的，那就是要虔诚地祭拜老祖母“萨岁”。在侗族人民心目中，萨岁的地位至高无上。侗语称“祖母”为“萨”，她是保护神也是老祖母。关于萨岁的传说在侗族的歌声中口口相传。老歌师说，古时侗族一个女首领为了反抗恶势力苛酷的盘剥和压迫，举起义旗，身配宝刀，率领侗家子弟为保卫自己的山寨和父老乡亲而奋起抗争。后因寡不敌众，兵败被围，她毅然跳下悬崖，壮烈殉难。这位女英雄就是侗族人心目中的萨岁女神。之后，每逢过年过节与重大事务，侗族人都要在祭坛随着管萨者一同表达对萨岁的尊敬与缅怀。奇怪的是，萨岁作为侗家人的精神寄托，并没有留下任何画像或者雕塑。行走于侗寨中，甚至很难找到关于萨岁的任何图腾。不仅如此，历史上，侗寨实行自主管理，制定的各类规则也都与萨岁崇拜无关，全部来自百姓的实际生活需要。如此看来，萨岁其实是象征性力量，她的最大作用是道德的警钟。侗家人坚信自身的所作所为与思想都在萨岁的监管之中——行善，报以福祉；行恶，降临灾厄。若自己遇到举棋不定的事情，也会跪在萨坛前默默倾诉，只要对着老祖母说出来，内心便能得到纾解。02最重要的仪式：祭萨肇兴侗寨是贵州黔东南地区最大的侗寨群。五座奇伟壮观的鼓楼坐落在旷远的山谷中，为肇兴侗寨平添了气势磅礴的风景。每年农历十一月初一是这里过侗年的日子。肇兴侗寨的侗年要连续庆祝三天。侗年第一日，最重要的仪式是祭萨。星光刚刚隐去，早起的人们忙碌地为仪式做准备。灰白色的烟雾从柴火大灶或糯米蒸笼中升腾而出，袅袅地围着鼓楼上下漂浮。在侗家人的意识中，祭萨便是祭老祖母，全寨都要参加，仪式很隆重。妇女们忙着做准备工作。她们将混合了彩色花汁的糯米饭蒸熟，塞进饭篓，又将一小坨一小坨的糯米捏成花瓣形状，插在竹枝的分梢上。这些代表了冬日鲜花的装饰会依次插在玫红色或姜黄色的糯米饭上方，与饭篓一同敬奉给老祖母。大约上午十点，另一边忙碌的男人们完成了摆祭台、杀牲畜等准备事务。几位包着三角头巾、身穿传统服饰的寨民沿街敲锣打鼓，吹起芦笙——祭萨仪式即将开始的信号。瞬间，五大团寨的人都整理好衣服，聚集在自家鼓楼前。他们按照辈分与性别有序地排成一条长龙，五支长龙再会合行走。祭萨师、寨老、老人们身穿团锦长衫，头戴礼帽，走在队伍的最前方，乐师吹着芦笙为他们开道。这条长龙围着五座鼓楼缓慢地游行，整座寨子都能听到芦笙飘摇的曲调与队伍踏实的脚步声。萨坛设在最后一座鼓楼处，队伍在广坪前停驻。主祭人将原本放在竹篮中的纸伞慎重地抱在怀里，咏颂片刻后，微微打开纸伞，使其呈半开的形状，安放在一座八角形萨坛上。半开的伞被称为“撑天伞”，代表了“老祖母”永在的象征性力量。只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能随着祭萨师进入圣母堂，其余人在广坪上静默并恭敬地等待。祭萨仪程和咒语作为祭师的“秘辛”，仅在父子中薪火相传。当老人们出来后，鼓楼坪的气氛变得欢腾与热闹。男子手搭肩，女子手拉手，各围成圈，载歌载舞，用歌声赞颂“老祖母”，倾诉无尽的怀念。歌舞之后，一些青壮年男女扮成款兵（侗族的士兵），他们身佩弓弯利剑，腰束青色布带，脚穿草鞋，手持刀枪长矛。第一发高升（一种“土火箭”）响起时，“款兵”们立即齐集“萨坛”，每个“款兵”轮流向“老祖母”敬一次茶。当第二发高升发出巨响时，“款兵”冲向寨门外的田畴，模拟打枪炮的战斗姿态，尾随而来的是民众们的呐喊助威声。“款兵”在郊野奔跑，作追击敌人状，并用枪杆戳稻草扎成的人头，表示割取了敌人首级，然后雄赳赳气昂昂地回村，男女老少夹道欢迎。人群散去后，鼓楼的全貌显现出来，它下宽上窄的形态居然与萨坛上半开的纸伞极为相似。萨岁是伞，鼓楼也是伞，它们一同为侗家人的心灵与肉体遮风避雨。03奇特的过年习俗：抬官人“抬官人”是侗族同胞的一项重要民俗活动，侗语叫“店宁蒙”。这一民俗活动的诞生是为了纪念一个名叫吴志和的青年英雄。相传，远古时期，侗寨的村子里出现了一条作恶多端的蛇精，它力量强大，四处作乱，危害百姓。各个侗寨的村民整天惴惴不安，生活不再稳定。一位血气方刚的青年不顾自身的安危，挺身而出与蛇精搏斗。几番厮杀后，吴志和的脸与身体布满伤痕，最后凭借意志与智慧一刀了结了蛇精。为了感谢吴志和的勇敢与恩情，侗寨中所有人每年在他斩下蛇头的这天，为他穿上锦衣，戴上羽冠，抬着他走街串寨，让他的子民参拜。三百年来，这项形式类似于潮汕地区“抬老爷”的传统活动延续至今，不同的是它增加了更多脸谱化、戏谑与庆祝的元素进去，让它变成了一项奇特的过年习俗。肇兴侗寨在中午前完成祭萨仪式后，马不停蹄地于下午开展“抬官人”活动。在寨子尽头的“仁团”鼓楼下，几位寨民手动搭建了两个竹制轿椅，上面铺着一条厚厚的、大红色的毛毯做垫子。两位家长掀开门帘，小心翼翼地牵着一对不满五岁的小儿女从屋内走出来——他们就是今日“抬官人”中扮演官人与官夫人的两位主角。侗族人认为，选五岁以下的孩子坐在轿子上能护佑他们健康成长。孩子们端坐在轿子上扮演“官人”“官夫人”，围绕着他们的一群村民分别扮演“随从”“兵匪”“渔夫”等角色。他们大多都装扮怪异，旁人压根儿看不懂是做什么的。一位胖胖的男士穿着女装，涂脂抹粉，梳着发髻，好似一位富态的夫人，两位青年头戴蓝色或黑色破布袋，项围草绳。还有人脸上涂满黑色锅灰，不知从何处找来一堆绿叶，捆绑在头部与身上，身披蓑衣，远远看去像个稻草人。吉时一到，高升、爆竹放得震天响，轿夫抬起轿子逶迤而行，抬官人游街活动正式开始。街道两侧人头攒动，两顶轿子一颠一颠地上下起伏，威风凛凛地巡视寨子。每遇到一个鼓楼，就会有一群娇俏又顽皮的侗家女子排成一排，手拉手宛若关卡。她们用清亮的歌声拦住队伍，端起手中的茶壶，斟茶送水让他们喝。护送“官人”的队伍中有两个“随从”立马出列，接过侗妹们的茶水并回赠礼钱。侗妹高举礼钱，高歌放行。如此反复，每经一处，队伍便停下，与寨中的男女老少互动。“官人”后面，那些打扮奇特的村民组成小分队，与官人的队伍保持平行。他们不走街道石板路，而是走水路。在那么寒冷的冬季，他们无所畏惧地跳入鼓楼旁的溪水中，跨过浅滩，在花桥的桥墩中穿行，表演着捕鱼、吃生鱼或耕种、放牛、打粑粑、打闹等先民在古代社会生产、生活的场景。围观的群众看得捧腹大笑，掌声雷动。无论是迎接者还是参与者，大家的脸上都挂着开心的笑容，就像迎亲般喜气洋洋。抬官人仪式活脱脱像一场大戏，活动者通过夸张的艺术造型和丰富的肢体语言，把过去的社会现象再现在了节日之中。04珍贵的音乐艺术：侗族大歌侗年的第三天，侗族的各支歌班会前往肇兴侗寨，参加本民族特有的侗族大歌赛。侗族大歌是一项无伴奏、无指挥、多声部自然和声的音乐艺术。女声大歌的音域一般在B到C之间，男声音域整体低小七度左右。这个音域适合人声的自然发声区，宛若天成。歌者引吭高歌时声音如水自流，婉转的乐声穿过绵延的群山，掠过宝严的鼓楼，直抵人的灵魂深处。侗族大歌不是表演，它是贯穿婚丧嫁娶的仪式，是口口相传的知识，是祖先留下的礼仪。在侗族地区，歌师是被社会公认的最有知识、最懂道理的人，因而很受侗人的尊重。千百年来，歌师的无私教学为侗族大歌延续了生命。大歌赛中最先上场的是少儿组，他们的比赛童趣盎然。五岁到八岁的孩子们组成歌班，演唱简单的音律与有趣的歌词，《抓螃蟹》《追山羊》等童谣朗朗上口。歌赛的主力军是几支由双十少女们组成的“堂翁”们（女性歌班），训练已久的她们上台一展歌喉。她们的歌曲表现方式包罗万象，韵致跌宕。歌赛的压轴队伍是以贵娘为代表的一群歌师，她们大多为年轻的母亲，常年的歌唱让她们无论是声腔还是技巧都无比成熟，默契与情感表达也十分到位。女子们的赛事刚结束，男子们的芦笙赛便无缝连接——十几支来自各村寨的芦笙队员手举高大的重音芦笙候场。芦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簧管乐器，前身为汉族的竽。它外表看上去由几根粗细不一的竹筒组成，内部由笙斗、笙管、簧片和共鸣管构成。吹奏者双手捧持笙斗下部，拇指、食指、中指分别按左右两排笙管的音孔，嘴含吹口发音。同为集体音乐表现方式，大歌华丽、复杂、音调跌宕起伏，和声高低有序。芦笙粗狂、奔放，乐律古朴，吹奏组讲究的是整齐划一，看谁能吹得最响亮高昂。三日侗年的结尾，是摆在街道上一望无尽的流水宴。过年，全寨子的人一起吃饭。一张张简单的圆桌上放满了酸汤鱼、血红、牛瘪、腌鱼、腌肉、白切鸡等年菜。客人随到随吃，好不热闹。你们那儿过年有什么特殊的习俗吗？在留言区和大家分享一下吧2位幸运读者将获赠新书一本《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作者：黄元琪中国传统节日包罗万象，是一场集各种人文艺术于一体的盛宴。作者绕着中国过节，从节日的起源与发展说起，结合历史、习俗、风物、舞乐、节庆美食、游历见闻与百姓的动人故事等多维度，将节日里的中国跃然纸上。-End-观点资料来源：《岁月欢：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四时欢》转载及合作请发邮件：scb01@pup.cn#

谈及美食，他“有的是吃情调，有的是吃历史”：饺子是游子的乡愁与牵挂，春饼是春天的庆祝和记忆；状若花朵的烧麦风情万种，无须装点的馒头刚强豪气；馅饼尽显热气腾腾的世俗暖意，馄饨蕴含云吞皎月的画意诗情。他“唯诗歌与美食不可辜负”，觅食也觅诗；他品尝各色美食也品悟人生哲学，食中亦有道。他，正是我国著名文艺评论家与诗人、作家，现任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谢冕先生。除了潜心诗歌研究、文艺评论之外，谢冕先生对于美食有着自己独特的品味体验和额外的寻觅经历。尽管吃饭似乎是一件很俗的事情，但在谢冕先生看来，学者与“吃货”这两种身份之间的确存在着联系。在品尝食物之味时，“吃货”会思考，这道菜的味道是如何做出来的？用的是什么材料，如何加工材料，火候怎样，用盐多少？而读书与此类似，学者需要像“吃货”觅食一样，读出文学作品中的“味”，并追寻“味”的来处，厘清这种“味”体现出了什么“道”，辨察这种“味”是如何体现为“道”的。由此，谢冕先生发出感慨，口腹的享受尽管听起来肤浅俗气，但其中却蕴含许多常人所不能体会的道理，能给人带来许多方面的启悟。于是，他写下几十篇有关美食的短文，并将其收录于《觅食记》一书中，记录自己因美食遇到的人与事，也记述自己由美食生发出的种种感悟。现在，就让我们跟随《觅食记》，一同走近这位有趣且可爱的“觅食者”，领略谢冕先生于美食之中发掘出的学问之道。01“该咸不咸，不吃”现下，营养膳食成为健康生活的新潮流，餐饮商家纷纷迎合起低脂低盐低糖的时尚，就连萨其马这种讲求酥与脆的油炸甜食也没能幸免于少糖少油的改造。对此，谢冕先生愤而弃之，评价道：“该咸不咸，不吃；该甜不甜，不吃；该油不油，不吃”。实际上，这也正是谢冕先生对于食物最坚定的主张和最朴素的追求：有味、够味、足味。啤酒要冰而爽，咖啡要热且浓，冷也好，热也好，甜也好，咸也好，都要各在其位，都要各显其能。酸甜苦辣咸，任何一味不够到位，都会成为其中的败笔。五味之中，盐为霸主。盐不到位，菜便乏味，而乏味正是谢冕先生最为痛恨的。在南方某学校吃饭时，他甚至因为菜品过于寡淡无味而不得不每餐自带食盐。在他看来，不会用盐、不敢用盐的厨师就像开药时不敢在主药上下足分量的庸医，他们为避免用量上的风险，宁可令食物寡淡乏味；而真正的大厨却是勇者，在用盐上大胆且稳健，往往一锤定音而境界全出。食物缺盐是乏味，人生寡淡也是乏味。谢冕先生虽为福建人，但口味很宽，咸甜酸辣从不忌口。尽管“五味杂陈”在汉语语境中常被当作贬义词汇，但在谢冕先生看来，饮食之道在于多样，而“五味杂陈”才是正道：只有品尝过百种味道，才能改变口味偏见与积习。人生也应当追寻这种有滋有味的境界，追寻一段酸甜苦辣咸俱全的经历。02做菜也是一种创造谢冕先生会做一些家常菜，糖醋鲫鱼和荷叶米粉肉都是他的拿手好菜。糖醋鲫鱼的精髓正在于它的甜酸之味，因此在放糖与放醋时不能瞻前顾后；做荷叶米粉肉时则务必要把自己亲手做的米粉炒至发黄发焦，裹上从燕园偷采来的新鲜荷叶之后别有一番味道。这都是他精心钻研后的经验之谈。谢冕先生认为，虽然他并不见得能将诸如此类得家常菜做得很好，但他胜在体会得深、想得细。在他眼里，做菜也是在创造一个作品，他对待做菜就像对待写作一样用心。如果要做一道菜，他会从备料买菜开始细致筹划，烹饪过程中也小心谨慎，讲究火候，讲究用量，讲究收汁的时机——比如糖醋鲫鱼这道菜，汤汁必须在恰到好处的时候收干，但也要注意不能太干。谢冕先生用钻研学问的态度处理食材，但有些学者的治学之态反而还不如厨师做菜。谢冕先生感叹，很多文人做学问很粗糙，不讲“火候”，不去寻根究底，不把握描写的过与不及。人生之道、学问之道此时就显现出了与饮食之道的相通之处。不论是学问也好，做饭也罢，只有用心体验、诚心探求，才能领悟其中真谛，才能明白其中道理。03人生需要偶尔的“不务正业”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邵燕君曾评价谢冕先生为“三好”教授，说他“喜欢好看、好吃、好玩”，他不但没有否认，还将这个称呼写进了书里，大方地承认了自己的“不务正业”。实际上，一开始撰写关于美食的“闲文”时，谢冕先生也有过心虚和忐忑。为了给自己继续创作的底气，他开始回溯历史，试图在前人的故事里找寻先例。没想到，这一找反而收获颇丰：《论语·乡党》中，孔夫子把日常饮食与祭祀仪式联系起来，使这日常吃食顿时有了庙堂之上的庄严之感；宋代文人苏东坡是著名“吃货”，以他命名的东坡肉广受推崇；清代文人袁枚写著的《随园食单》，至今仍是厨师们膜拜的“圣经”；当代作家、谢冕先生的好友汪曾祺则是通过写吃打通了文学与生活、文学与人生、尘界与天界的关联。如此看来，对美食的追求原来早就是文人墨客的议题，“不务正业”的口腹之欲也不是需要克制避讳的话题。享受美食无罪，因为人生正要有偶尔的不务正业才会圆满。《论语》中，孔夫子一方面云游天下，四处讲学，传播自己的学问与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另一方面，当学生曾点谈及自己的抱负“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时，夫子也欣然认同。谢冕先生将夫子的认同解读为对片刻享受的肯定：享受诗歌，享受美服，享受春天的阳光。因此，谢冕先生认为，人生除了研究和读书之外还有更多的乐趣值得享受，一个圆满的学者一定不会满足于只做学问。对他而言，更重要的是要有快乐幸福的人生。吃学问的苦和享人生的乐本不冲突：当人生快乐了，精神放松了，学问上的工作也能做得更好。04美食引导我们走向美的人生美食给人带来的启悟是多方面的。在谢冕先生看来，美食不仅能丰富我们的人生，使我们得到品尝美味的快感与乐趣，还能为我们指点世道人心乃至格物致知的迷津，引导我们走向美的人生。世界广阔，中西有别，风俗各异，烹调的学问广博精深，饮食的社交礼仪也含蕴丰富。集体会餐时，主人或许出于礼节，请客人各点一道菜。一桌七八个人好像点出十几道菜，琳琅满目，结果定睛一看——不是白菜豆腐，就是豆腐白菜。一桌寡淡素菜令人郁闷，宾客们不仅尴尬，而且扫兴，碍于情面，又只能把不悦憋在心里，一顿饭下来，所有人都兴致缺缺。这种场面想必很多人都经历过。其实，每人点一道菜是西方的规矩，因为西餐“各吃各的”，每人点自己爱吃的一道主菜就行，无需考虑其他人的口味。中餐则不同，点菜讲究的是综合和协调，事关世态人情、为人处世，是一门十分高超的艺术。首先，点菜需要照顾到所有人的口味偏好，南北西东，咸甜酸辣，理应兼顾包容，做到“各悦其悦”。然而，众口向来难调，想要置办一桌令所有宾客都满意的宴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何点菜才能协调众人之口，令众人共享其悦，同时又符合餐馆的菜系，体现餐馆的招牌，这很是值得一番钻研。除了顾及到客人不一的口味之外，菜肴的种类、菜品的结构、上菜的次序，也都要主事者细细考量，综合决断：荤菜素菜，软菜硬菜，爆、炒、汤、蒸，拼盘宜淡，主菜宜重，先轻后重，次第顺进，直抵高潮；高潮而后，甜食和果类登场，带给宾客甜蜜的余绪，宴会于是才能在暖意浓浓的“皆大欢喜”中圆满结束。这其中任何一步都需要小心谨慎，都不能疏忽怠慢。点菜之中的学问尚且如此丰富，食材、配料、刀工、盛器、装盘、酒具、席次等等步骤中内涵的细节更是难以尽述。在谢冕先生眼中，味非常物，味中有“道”，此“道”不仅仅是舌尖上的味“道”，还是待人接物的做人之“道”，是涉及社会人生的大“道”。我们能从美食中学会多元、兼容、综合、互补、主次、先后、快慢、深浅、重叠，以及交叉的方方面面。大过年的，在留言区谈谈你关于吃的学问2位幸运读者将获赠新书一本《觅食记》作者：谢冕

对莫砺锋教授来说，古诗是童年夏夜乘凉时父亲在芭蕉扇上题写的“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是为了熬过风雨凄凄而默默诵诗的“暂将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是雨声淅沥的春夜里与李少主互诉衷肠的“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读诗多年，莫砺锋教授在诗歌中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陆游、辛弃疾等等才华横溢、品德高尚的伟人朝夕相伴、促膝长谈。他惊讶地发现，原来伟人也只是与世人相同的普通人，他们的生活中有同样的坎坷挫折，他们的心中也有同样的喜怒哀乐。因此，莫砺锋教授认为凡是好诗，一定是人人心头都有的某种情感思想的自然流露，杰出诗人的本领在于把它说得细致入微、回肠荡气。虽然古人说“诗无达诂”，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境遇下对同一首诗的解读各不相通，但一首好诗所蕴含的情感倾向却是清晰可感的，是千千万万的读者都能为之触动的。由此，抱着能够与读者交流自己读诗时的所思所想、与同样爱诗之人共感、为没有读诗之人荐诗的目的，莫砺锋教授写作了《莫砺锋诗话》。这本书收录了莫砺锋教授四十余篇诗话随笔，记述了他对将近二百首诗歌的解读分析，记录了他多年来读诗的感想体会。临近新年，我们不妨一同品读诗话中的除夕，伴着莫砺锋教授行云流水般的文字，回到千百年前那些爆竹声声、张灯结彩的除夕夜。元日宋·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除夕是旧年的结束，元日是新年的开始，除夕与元日的交接意味着地球绕着太阳转完了一圈，它自然而然会被看看作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况且此时正是寒冬将尽、春气初萌的关键时刻，人们一年的劳作已告一段落，正应自我犒劳一番，并借以养精蓄锐，准备来年的春耕。以农业为本的中华民族把除夕与元日看作最重要的节日，实在是必然的选择。民间把欢度春节称作“过年”，这一时间长度当然包括除夕和元日。除夕那天，家家户户欢聚一堂吃一顿丰盛的晚餐，也就是我们一年到头朝思暮想的“年夜饭”。但是，古代的诗人咏除夕的诗很少写到年夜饭，最多只写所饮的酒。杜甫流落长安时，曾到堂弟杜位家过年，诗中也只写到“椒盘已颂花”，指的是用椒浸泡的酒，专供除夕饮用的。古代更常见的是一种用药草泡制的“屠苏酒”，过年时阖家相聚共饮此酒，次序是从最年幼者开始，以最长者结束。苏辙《除日》诗说：“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意思是他已经是家中最年长之人。王安石在《元日》中说“春风送暖入屠苏”，明指春气已动、暖意已萌，阖家合家欢聚时的温馨氛围，可以说是意在言外的佳句。古人在除夕夜要守岁，而一过半夜也就到了元日，写除夕夜的诗很难不涉及元日，反之亦然。《元日》中写到“爆竹声中一岁除”，虽然说的是旧岁已除，但众所周知，除夕夜的爆竹早在半夜之前就开始响起来了，而阖家共饮屠苏酒的活动也是从除夕夜开始的，所以《元日》如果题作《除夜》也未尝不可。我认为王安石把此诗题作《元日》而不是“除夜”，自有深意。古人咏除夜的名篇多含悲凉之意，此诗却营构了欢快的氛围，从而蕴含着除旧布新、展望将来的意味。到了现代，“总把新桃换旧符”的习俗早已不在，但新年来临时家家户户都在门楣上贴上红纸的春联，仍有“千门万户曈曈日”的喜庆色彩，更何况从半夜到天明爆竹声此起彼伏，更会提醒人们新春的来临。书写至此，莫砺锋教授回忆起年少时家里穷，过年时从来不买爆竹。那时，他的父亲常说：“听听别人家放的爆竹也是一样的。”除夕之夜，莫砺锋教授就躺在床上听着时远时近、此起彼伏的爆竹声。家里没有钟表，爆竹声还能起报时的作用——只要听到爆竹声越来越密集，最后响成一片，就知道凌晨到了，也就是新年到了。莫砺锋教授感慨万千：儿时过年的情景，如今回想起来是多么有趣啊！除夜作唐·高适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

如果必须要用一种颜色作为新年主题色，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想到红色。嫣红、朱红、深红、暗红、橘红、桃红、绯红，各有各的美丽，各有各的灿烂。前不久，国际权威色彩机构Pantone公布的2023年度流行色“洋红色”，也是红色家族中的一员。在中国传统文化里，红色同样是极为重要的象征。不论是新婚的红烛，新科的红榜，还是新年的红窗花、红对联、红灯笼，都传递着一份红色代表的温暖与吉祥，幸福与喜庆，好运与顺遂。红色的书封，除了醒目，更添了几分喜气，昭示着收获新知的喜悦。新的一年，小北用一期美丽的红色书封书单迎接，希望用色彩的热烈，开启又一年的阅读旅程！01《觅食记》作者：谢冕在潜心诗歌研究、文艺评论之外，学者谢冕对于美食有着自己独特的品味体验和额外的寻觅经历。本书收入谢冕先生美食文字近三十篇，从惹人向往的“面食八记”，到“一碗杂碎汤等了三代人”；从游历山川的“小吃四记”，到“颐和园附近一家见证时代变迁的餐馆”；从知美味的“红辣仔”，到美食社交中的“论乏味”，谢冕先生笔下的美食文字，记录了因美食而遇到的人和事，淡然而不乏丰满。02《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作者：吴宗国本书追述了科举制度的产生过程，论述了科举在唐代选官制度中的地位变化，对唐代科举制度中常科和制科中一些主要问题、科目选和学校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述，还探讨了进士科考试科目和录取标准的变化，并对由科举制度发展而产生的座主门生关系、请托行卷盛行、门荫衰落和进士家族、社会等级再编制等问题进行了论述。03《邓广铭治史丛稿》作者：邓广铭本书的篇目由作者生前亲自选定，内容大体分为制度史、政治史、理学、词学、史料、人物等，是作者有关宋辽金史见解独到和最见具体考索功力的文章。其中既有如《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与当时积弱积贫和农业生产的关系》等长篇论文，也有如《（宋史职官志考正〉自序与凡例》和《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北宋文化史述论稿〉序引》等序例文字。04《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作者：荣新江本书是作者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论集，分做五编，探讨汉唐丝绸之路的走向，丝绸之路与某些区域或城镇的关系；研究通过丝绸之路的东西文化交流，包括中国与波斯、大食（阿拉伯）、印度、朝鲜半岛、日本的文化交往。作者利用对西域出土文书的谙熟，致力于探讨汉文典籍向西域地区的传播，这是前人比较忽略的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内涵。另外，作者还利用考古、美术、文献材料，研究了西方物质文明和宗教文化如何沿丝绸之路向东方传播，以及他们的传播者——粟特商人、于阗使者、景教徒，并以此为基础进而讨论了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的并存现象。05《9—12世纪伊朗的棉花、气候与骆驼》作者：[美]理查德·W.布利特译者：孙唯瀚作者运用定量分析和新科学发现，首次将棉花产业、气候、骆驼驯养与伊斯兰伊朗的繁荣和衰落及突厥游牧部落的入侵联系起来。作者认为,棉花生产和出口的繁荣使伊朗成为9-10世纪伊斯兰世界生产力最强盛、文化最活跃的地区；而到11世纪，由于“大寒潮”的到来，棉花大繁荣在伊朗北部逐渐消失，伊朗经济急速下滑，并促进了操突厥语的游牧民族的入侵，奠定了后者延续几个世纪的政治统治地位。全书以整体史的眼光重新构建伊斯兰伊朗的历史，颇有新意。论证清晰，简洁易读。06《洋为中用：中国法政知识考古》作者：王人博自福柯首创知识考古学以来，对概念的梳理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种“清新”范式。作为国内法学尤其是宪法学概念研究范式的圭臬，王人博教授曾提出通过宪法上的十个关键词/核心概念来阐释和理解宪法，并身体力行。这种研究方法和风格，既能通过概念阐释的方法达到学术训练的目的，又能管中窥豹了解宪法的意旨，兼具规范分析、语义建构和历史考据，成为中国宪法学研究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王人博教接承继民国学术传统，不但关注较早，而且其努力一以贯之，同时他着眼基础，视角独特，方法交叉，论述深入。他不但重视词源学方法，梳理宪法学基本范畴的流变，更加注重社会学的方法，关照与基本范畴相关的宪法实践，发掘“词”与“物”之间的关系；他不但注重历史的方法，关注宪法学范畴历时性的变化，也注重比较的方法，关注宪法学基本范畴共时性的展开。这本基于知识考古学方法探究宪法学基本范畴的论文集，可望成为国内完法学范畴研究的

前段时间，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县长喊话在外打工的游子春节回家过年的视频，温暖了无数人们，“外地回家的乡亲们，有钱无钱回家过年，欢迎你们回来！”远在异乡，故乡亲人们的一举一动都会牵动我们的心弦，一言一行都能让我们热泪盈眶。钱钟书曾经在一次演讲中说：“人生不过是居家，出门，又回家。我们一切的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上的思乡病。”然而，这几年又有多少人独自留在异乡过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团圆佳节无法和家人团聚的心酸与思念，千年前王维就已经在诗句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当你听到“统统石化！”“急急现形！”“昏昏倒地！”“除你武器！”这些哈利·波特魔法世界里的神奇咒语，是不是觉得又熟悉又激动？当你走在高铁、地铁站台时，是不是总会想起传说中的9又4分之3站台，哈利·波特从那里穿墙进入魔法世界，你是否也幻想着和他一样穿墙而过进入一个奇幻的世界？而这些，没想到小北在古人的神仙故事里找到了“同款”！图为《诸仙纪》（严优著）严优所著的《诸仙记》中有一章《仙术与法门》专门讲的就是这些颇具奇幻色彩的咒语，这可真是太有趣了！隐身术、穿墙术、预言、幻术、禁咒术、化物术、时空扭曲……古人的想象力简直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的宝藏！那今天就让小北带领大家看看这些奇书、幻术究竟是如何“实现”吧。01隐身大法好：除了隐身衣，竟还有其他修习法门？能够在众人间隐身是许多普通人的梦想，其目的不在于避开喧嚣，而在于身处喧嚣但是我看得见你你看不见我。这种物理和心理上的双重优越，神仙们最懂得了。那么如何实现这种“隐身”的效果呢？我们知道哈利·波特有隐身衣，而中国古人的隐身术则更为丰富，分为两派：技术派和道具派。道具派主要是“服用药物”，葛洪在《抱朴子》中多有举例，像“造河龙石室”“乘天一马以游紫房”“入玉女之金匮”等其实都是技术，而服“大隐符”、涂“玉丸”等就是使用道具。但他认为这种方式对寿命无益，只能偶尔用于避险免难。除此之外，道具派还有“穿着隐身衣”、“隐形草”等。使用者不需要掌握专门技术，只需要取得道具即可，算不上有什么门槛。《酉阳杂俎》提到一种翳形草，即隐形草，但语焉不详，袁珂认为可与《笑林》中所谓的“隐形叶”互参。后者原本是个笑话，讲一个楚人读《淮南方》（一说《淮南》），读到“螳螂伺蝉，自障叶可以隐形”，便找到这么片树叶挡在眼前，问妻子能否看见自己。妻子原本一直说看得见，后来被问烦了，就回答“看不见了”。于是楚人一叶障目，跑到集市上行窃，被人抓住送了官。道具派显然和哈利·波特中的情节较接近，回想一下，哈利·波特也正是在刚来到魔法学院时便“偶得”了一件隐身衣，尚未习得任何“魔法”。图为哈利波特的隐形斗篷而技术派则是依靠“步诀”，是真正修道的高人。《太平广记》中隐身的李仲甫属于技术流，他依靠步诀隐形。所谓步诀隐形，就是使用步伐与道教口诀结合来达到隐形的目的。步伐当指“禹步”，据说由大禹传下。李仲甫通过隐形，拥有了神一般俯视众生的优势地位。除了步诀隐形，还有些别的修习法门。《琅嬛记》引《玄观手抄》说，有个叫主父的人，得到神人传授玄女隐身之术后，跑到秦宫去刺杀秦昭王，

2022年11月29日，我国申报的“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上通过评审，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茶是中华先祖们用智慧选育出来的健康饮料，是中国老百姓每天离不开的七件大事之一。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开始种茶、采茶、制茶和饮茶，发展出2000多种茶品，也孕育出底蕴深厚的茶文化、茶文明。“中国茶”的申遗成功，彰显着中国源远流长的茶文化得到了世界的充分认识。元

据悉，中国文化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冯天瑜先生于1月12日上午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81岁。冯天瑜教授冯天瑜（1942—2023），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重点社科基地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1986年被国务院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冯天瑜先生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学派。他是首届荆楚社科名家、第二届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他的论著曾获中国图书奖、中国政府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国家级重大奖项。2021年11月，冯天瑜教授被授予“湖北省杰出人才奖”，这是湖北省最高人才荣誉奖项。组委会给他的颁奖词是：“他长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以广博视野和勤奋写作，阐释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其原创研究和突出贡献，广受海内外尊崇。其学术影响力随同他近千万字的作品一道，已超越历史学科，溉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代表着湖北地区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高水平。”斯人已逝，幽思长存。冯天瑜先生最后一部集大成之作《中华文明五千年》，2022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它荣登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2023年新年贺词时中南海办公室的书架。让我们怀着崇高的敬意，重温冯天瑜先生在《中华文明五千年》全景展现的中华文明波澜壮阔的道路，共同探索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文明的奥秘，致敬这位潜心文史研究的大师！（以下文字摘自冯天瑜先生所著《中华文明5000年》，限于篇幅有所删节）01中华文明是世界史上“连续性文明”的典范在距今六七千年至三四千年间，人类栖息的地球发生了伟大的事变——西亚的两河流域，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南亚的印度河流域、恒河流域，东亚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先后涌现出一批独立创制文字和金属工具的人群，人类终于走出长达百万年的蒙昧时代和长达万年的野蛮时代，跨入文明的门槛，赢得历史进程的加速度。在此后数千年间，诸文明民族创造的文明，生灭消长，此伏彼起。曾经辉煌一时的古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于两千年前趋于黯淡；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被来自中亚的亚利安人扫灭；创建过太阳金字塔的玛雅文明，也衰败于中美洲丛林；光焰万丈的希腊文明，则被罗马所取代；罗马文明又因日耳曼蛮族入侵，而毁灭殆尽……唯有东亚大陆崛起的那一支文明，也即本书所要讲述的中华文明，却于坎坷跌宕中延绵生发，始终未曾中绝，成为世界史上“连续性文明”的典范，与那些时有中断的“突破性文明”（如苏美尔文明通过巴比伦、希腊、罗马跳跃式地演化为现代西方文明）迥然有别。中华文明作为一个“东方之谜”，引起世人注目；而中国人自己当然应该责无旁贷地去探求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文明的奥秘。02什么是“中华文明”？中华先民很早就产生对于“文明”的精辟认识。成文于战国时期的《易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文”字，从纹理之意演绎而来，“天文”指天道自然规律，“人文”指人伦秩序。以“人文”“化成天下”，使天然世界变成人文世界，便是中国先哲赋予“文明”的内涵，它已相当逼近现代学术界所揭示的“文明”的本质意蕴——“人类化”和“自然的人化”。“文明”涉及器用、制度、行为、观念诸层面，其重点则在观念层面。它记录着人类累代的文化创造和文化传播的内容，是不停流逝的广义文明的摹本。文明既是一种人类现象，它使人与禽兽区别开来；文明同时又是一种民族现象，不同地域、不同国度人们创制的文明千差万别。“中华文明”，则约指中华民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繁衍生发的自成一格的文明。“中国”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时代的演进，其内涵不断拓展，但其主旨却始终守住一个“中”字——中国者，天下之中也。这既是一种地理学的中心意识，更是一种文化学的中心意识。这种文明中心意识，还表现在“中华”一词上。“华”指文化繁盛，“中华”意谓居于中心的富有文化的民族。今日生活在中国境内的汉族及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共同组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中华文明的创造主体。03中华文明的生态状况中国人古来之所以长期自认处于世界中心，与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孕育的生态状况颇有干系。文化生态由自然场与社会场交织而成。“自然场”指人的生存与发展所附丽的自然环境（又称地理环境），“社会场”指人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分为经济层与社会层。此外，文化的民族性和国度性决定了它要受到特定的国际条件制约。因此，考察中华文明的生成机制，应从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结构、国际条件四方面加以整合。1、地理环境对中国地理大势首次做出概括的，是成文于周秦之际的《禹贡》（汉代人将其收入《尚书》）。该文提出华夏族的“四至”观：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这一洗练的描述当然需要补充：中国东边面临的大海，是古人难以逾越的太平洋，并非地中海、波斯湾那样的内海；其陆地外缘，不仅有西北横亘的漫漫戈壁，还有西南耸立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和纵贯边陲的横断山脉。大海、沙漠、高山共同围护着板块状的东亚大陆，使之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离，而其内部，又有腹里纵深、回旋天地开阔、地形气候条件繁复的特点，从而为文明的多样发展、文明中心的迁徙转移提供条件。东亚大陆的地理格局，是中华文明独立发生，并在以后漫长岁月中能够保持一以贯之的统系的原因之一。2、经济土壤地理环境影响文明发展，是通过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这一中介得以实现的。人与自然呈双向交流关系。一方面，人的活动依凭自然，受制于自然，另一方面，人又不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人与自然这种双向同构关系统一于人类的社会实践，首先是生产实践，亦即经济活动。经济活动所创造的器用文明，既是广义文明的组成部分，同时又为制度文明、行为文明、观念文明的生长发育奠定基础。延绵久远的中华文明大体植根于农耕与游牧这样两种经济生活的土壤之中。以四百毫米等降水量线为界，中国约略分为温润的东南和干寒的西北两大区域。自然条件的差异，使前者被人们开辟为农耕区，养育出一种以定居农业做基石的，礼制法规齐备、声明文物昌盛的农耕文明；后者则成为游牧区，繁衍着无城郭、礼仪，游牧为生，全民善骑战的游牧文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会，是世界远古代、中古历史的一大主题，中国人自先秦直至明清反复论及的“华（农耕人）狄（游牧人）之辨”正是这一主题的展开；而东起海滨，西及大漠的万里长城，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边际线，多少历史壮剧在这里演出。古代中国的农耕经济，还有中原定居农耕方式与南方山地游耕方式两种类型。中国南方亚热带山地民族（如苗、彝、黎、高山等族），直到近古甚至近代，仍然刀耕火种，迁徙无定，但移动范围大体在南方山地之内，与中原农耕民族不存在争夺生存空间的尖锐矛盾，故这两种经济方式间不像游牧与农耕那样彼此争战不息。历代中原王朝对南方少数民族设官治理，推行羁縻柔远政策，偶尔伴之以武力镇压。在近代商品经济得到充分发育以前，中国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其间又分为两大段落：一为殷商、西周的土地国有（王有）及村社所有、集体劳作阶段。殷墟甲骨文有“王大令众人曰协田”的卜辞。“协”字像三耒并耕，是殷代庶众在王田共耕的写照。《诗·周颂》则多次出现“千耦其耘”“十千维耦”的字句，说明西周普遍实行在“公田”上集体耕作的方式。二为东周至明清的土地私有、个体劳作阶段。自春秋、战国开始，土地国有（王有）、私有并存，而私有渐居主导，土地逐步可以自由买卖，单家独户经营、男耕女织的小农业自然经济构成主体，“牛郎织女”的故事便是其典型化摹写。自秦汉以降的两千年间，中国社会广阔而坚实的基础，正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与此相辅相成的地主一自耕农土地占有制，以及地方小市场在城乡的普遍存在，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构成中国前资本主义经济从生产、流通到分配的完整结构。自然条件的差异，使干寒的西北成为游牧区，繁衍着无城郭、礼仪，游牧为生，全民善骑战的游牧文明。图为敦煌莫高窟描绘狩猎场景的壁画。如果说，在土地王有、集体生产的农村公社一领主经济的土壤中养育出殷商、西周神权至上的官学文化；那么，在土地地主一自耕农所有、个体生产的小农经济土壤中，则培植了晚周虚置神权、以人文为研习重点的私学文化；两汉以后又定型为以儒学为正宗，兼纳百家、融会佛道的帝国文化。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清中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大规模东渐，中国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日益纳入世界统一市场，以商品经济为动力源的新的经济结构开始形成，从而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一种更新的土壤。3、社会结构文明是一种人类现象，而人类只有组成一定的社会结构，方能创造并发展文明。人类社会组织的演变趋势，大约是由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进化。希腊便是实现这种转变的典型。然而，中国的社会结构虽发生过诸多变迁，但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及其遗存却长期保留，这与中国人的主体从事聚族而居的农耕生活有关，使得中国跨人文明门槛以后，氏族社会血缘纽带解体很不充分。宗法制源于氏族社会父家长制公社成员间的亲族血缘联系。作为一种庞大、复杂却又井然有序的血缘一政治社会构造体系，宗法制孕育于商代，定型于西周。宗法制规定，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天子”是天帝的长子，奉天承运，治理天下土地臣民。从政治关系而论，天子是天下共主；从宗法关系而论，天子是天下大宗。君王之位，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大宗地位。其余王子（嫡系非长子和庶子）则封诸侯，他们对天子为小宗，但在各自封国内又为大宗，其位由嫡长子继承，余子封卿大夫。卿大夫以下，大、小宗关系依上例。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严格的宗庙祭祀制度，共同构成宗法制的基本内容。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使宗法秩序呈瓦解之势；秦汉以降，分封制被郡县制取代，除帝王继统仍由皇族血缘确定外，行政官员的选拔、任用，实行荐举、考试制（隋唐以后定型为科举制），即以“贤贤”取代“亲亲”。但是，宗法制的影响仍然延及后世——其一，政治权力和经济产权的继承，普遍遵循父系单系世袭原则，完全排斥女性成员的地位，以确保权力和财富不致流入异姓他族。其二，由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组织一家族长盛不衰，成为超越朝代更迭的不绝如缕的社会细胞。这种家族香火的延绵，又往往仰赖祠堂、家谱、族田“三要素”的顽强存在。其三，族权与政权结合，族权在宣扬纲常名教、执行礼法、维护宗法专制秩序方面，与国家政权目标一致；国家政权也以家族精神统驭臣民，正所谓“家国同构”“君父一体”。诚如近代梁启超所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近人严复也认为，直至近世，中国人“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这都是透视古今的灼见。中国社会组织的特色，与宗法制延绵不绝紧密相连的，是专制政体的长期持续。早在国家初成的商周时代，君主专制便现端倪。如果说，春秋以前，天子的专制权力以分封制为基础，世袭诸侯赐土而且临民，享有较大分治权；那么，战国以后，郡县制逐步确立，君主的专制权力通过直接指挥非世袭的朝廷官吏实现，从而向统一的专制主义集权制过渡。公元前

读书即是精神世界的串门远行。在书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和作者一起经历一千种人生，遇见一千种风景，收获一千种哲思。董卿曾经说，她始终相信，那些读过的所有书都不会白读，总会在未来的某一个场合帮助我们表现得更出色。在出版人眼中，一本好书装订成册，字里行间满满的都是付出，每一处装帧设计都是心血。今天，小北就为你盘点2022年度各类图书榜单奖励情况，回顾过去一年的口碑好书！在这一期书单中，有最受政治学人欢迎的专业著作，也有经济学人读书会年度十大好书；有霸占畅销书排行榜的优秀图书，也有《环球科学》“最美科学阅读”的特别推荐……快来挑选你的心动好书，开启阅读之旅吧！“文史哲类01《仲尼不语：孔子忘了说的话》[英]周国正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启蒙运动的最后一位思想家”孔多塞亲身参与其中。他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主要奠基人，也是体现这个共和国的共和主义思想和制度的吉伦特宪法的起草者。然而，吉伦特派的统治垮台后，执政的雅各宾派于1793年7月把孔多塞视为“反对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密谋者”，对其开展追捕。作为一个投身革命、关注国家命运的启蒙思想家，孔多塞在为时9个月的逃亡生活中，匿居在巴黎郊区，完成了他一生中十分重要的、也是最后一部著作《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孔多塞（Condorcet，1743-1794），启蒙运动杰出的代表之一，曾有法国大革命的“擎炬人”之称。人类文明从何而来，又将归于何处？在短小精悍的篇幅中，孔多塞描绘出一幅人类精神进步的壮阔史表，探讨了人类从部落联盟到18世纪的漫长历史，展望了人类精神进步的未来，凸显了启蒙运动的历史观和理性的关键地位。他将人类历史分为十个时代，彰显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历史观，即：历史并不是英雄人物所创造的伟大业绩，而是人类理性觉醒的产物，是人类理性不断解放的过程。历史进步的阶段基本上就相应于人类理性发展的阶段，而在这一过程中人的自由的增长本身也是自然的，因此人们有理由对于未来寄予无穷的信心和希望。孔多塞被视为西方历史哲学中历史进步观的奠基者之一，这部著作也被后世公认为代表着启蒙运动理论和思想的一个高峰，充分彰显了启蒙运动对人类未来的无比信心，激励着当下的我们继续向真理和幸福迈进。01人类的进步不会倒退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乃是无限的一个人生来就有可以接受各种感觉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由于对外界事物起作用而得以发展起来的。感觉的守恒性——无论是在感觉的同一性方面，还是在它们的变化规律方面——乃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古人类岩画感觉伴随着快乐和痛苦；而人又有同样的能力可以把这些暂时的印象转化为甜美的或悲苦的持久情绪，并根据观察或回忆而体验到别的有感觉的人的种种快乐和痛苦。最后，由这种能力与人们可以形成并组合各种观念的能力相结合，便在他本人和他同类的人之间产生了各种利益与义务的关系，而大自然本身则一直是要把我们幸福中最珍贵的那部分和我们苦难中最悲痛的那部分加在那上面的。

在亲眼见证了蓝色地球的图像之后，相信大多人都不再会对地球的形状和运动产生质疑，但是其实与此同时，仍然存在相当一部分人，坚持认定地球就是平的！这不是发生了几千年前，而就在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当下。例如NBA球星凯里·欧文就曾经宣布“地球是平的”，一度引发广泛热议，此外摇滚歌手迈克·休斯（Mike

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进化古生物学家、长江学者、西北大学博物馆馆长、76岁的“重量级宝藏UP主”……当这些词汇汇集在一起，一位和蔼可亲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舒德干出现在大众眼前。舒德干院士有人说古生物学是“冷门学科”，他矢志破解达尔文世纪“悬案”，在《自然》《科学》多次发文，发现的“天下第一鱼”引发全球轰动。有人说院士做科普是“大材小用”，掌握本领域最前沿知识的人，却给公众讲解一些皮毛，但他的回答是“甘之如饴”“做好科普也并非易事”，他的科普视频深受各个年龄段的观众喜爱。有人说“云南虫是原始脊椎动物”，给学界和公众造成了明显的误导，他多次发文，公开澄清，坚持科学研究需要求真务实。01“进化古生物学”研究的佼佼者“板凳虽冷，心胸火热，激情澎湃，科学发现的快感妙不可言。化石貌似死板冰冷，其背后的演化故事却鲜活灵动。”现任西北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舒德干，可谓是“进化古生物学”研究的佼佼者。他曾经主持翻译《物种起源》，并撰写“导读”和“进化论十大猜想”。他提出的“动物界三幕式爆发成型假说”，是唯一一个由中国学者提出的进化论十大猜想。在澄江动物群和寒武纪大爆发研究上，他形成系统性科学发现，其多项重要发现和理论假说，获得学界广泛认同，并被录入多国教材、辞典、专著。他也是我国早期生命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之一，其研究团队在古生物学研究领域已进入全球第一梯队。他们在《自然》《科学》上发表了十余篇重要论文，发现了最古老最原始的脊椎动物“天下第一鱼”昆明鱼目，创建了古虫动物门，首次发现了后口动物亚界谱系起源证据，并构建了地球上最早的动物树框架，提供了远祖们陆续创造“第一口”“第一鳃裂”“第一头脑/第一脊椎/第一心脏”等基础器官系统的可靠化石证据，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奖委员会评价说，这些成果“是对达尔文进化论的重要发展，科学价值重大，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莫里斯指出：“能够对这两个极富挑战性的进化论题作出如此重大的贡献，其意义不言而喻；而且，即使一个科学家只对其中一个论题作出如此重要的贡献，那么，这位学者和他的祖国都将会因此而引以为豪。”“进化论的十大猜想（假说）”上世纪末期，舒德干在澄江动物群研究中取得重大进展，在英国《自然》杂志上连续发表4篇论文，尤其是1999年发现的“天下第一鱼”，被学界公认为人类在脊椎动物大家庭里的“鼻祖”，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1999年元旦假期，舒德干在从云南采集的标本中发现了“天下第一鱼”的鱼化石。“这是世界上最早的脊椎动物！”他将两枚标本的其中一枚命名为“凤姣昆明鱼”，凤姣是他母亲的名字；另一枚命名为“海口鱼”。1999年11月4日，《自然》以长文形式发表了这一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重大突破性成果，将已知最古老脊椎动物起源向前推进了五千万年！该杂志以《逮住天下第一鱼》为题的专题评论认为，“舒德干等人发现的两条鱼——是学术界期盼已久的早寒武世脊椎动物，填补了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重要空缺”。国际学术界为之轰动。英皇家学会院士道金斯在专著《人类祖先的故事》中提出，从原始单细胞生命演进到人类共经历39“代”祖先，而昆明鱼最接近第18代祖先。“第一鱼”

温室效应是现代的难题，数千年不良的农牧业经营方式，特别是现代工业化农业，已经导致全球土壤中高达80%的碳流失——即使奇迹出现，我们立刻停止使用化石燃料，这层二氧化碳仍然会笼罩在我们头上。这称为遗留量，虽然终究会消散，不过得花上千万年，来不及扭转地球迅速暖化的趋势。美国记者、畅销书作家克莉斯汀·奥尔森（Kristin

经济学早已成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学科，大到国际趋势的乾坤变迁，小到日常生活的收入支出，经济学与社会之网紧密地编织在一起，国家的建设离不开宏观经济的规划，我们的生存离不开物质财富的产出，经济学思维方式更是不知不觉间便渗透进了每日的行为和交谈中。然而，若是提到“经济学”这一学科，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却是艰深的理论、复杂的公式、枯燥的算法，多数学习“经济学”的人也只将目光限定于理财功用上，而非认知逻辑层面。其实，经济学本质上研究的是人类在社会中的行为，对于普通人而言，学习经济学能让我们在观察世界时多一种角度，在分配资源时多一点依据，在看待现象时多一点理性，本该是有趣又有益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曾说，“在经济学中，大多数人总是错的”。走进经济学名师大家们的研究著作中，你会发现，经济学的内涵竟也如此丰富多样。林毅夫教授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选择的学问，除了经济本身，更能帮你在各种处境下做出最优选；薛兆丰教授主张经济学所长并不在于改造“世界”，却在于改造每个人的“世界观”；张维迎教授将主流经济学中的博弈论用于分析社会问题，带领我们在博弈论中感受合作的深刻价值；行为经济学更是交叉运用了社会学、心理学和行为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还原现实生活中非理性的、有情感的、受喜怒哀乐支配的“有血有肉”的人，探究主导我们消费的真实原因。为此，小北精选了今天的这份书单，相信无论是专业读者，还是大众读者，只要是对社会问题有好奇，都可从中获益匪浅，体会到经济学原本的魅力。01《解读中国经济》作者：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是解读中国经济之作，总结了中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和改革活动的经验，提出了一个经济发展和转型的一般理论，并以此理论分析中国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取得的各项成就，面临的主要经济、社会问题，探讨其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书中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实例，系统地回顾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与改革经验，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

“译著联合书单”的前身为“我是编辑我推荐”，自2018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介国内的优秀译著类新书。书单由社科文献出版社旗下品牌“索•恩”发起，力邀国内众多知名出版机构和品牌参与，定期整理发布，向读者推荐有料、有趣、有颜值的翻译作品。此外，我们也欢迎更多阅读类自媒体加入到这项工作当中，期待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将译著联合书单建设成为一个连接译者、编辑、媒体和读者的知识共享平台，更好地享受阅读带来的愉悦。细数历年科举故事，再现举国若狂的科举图景∣晚期帝制中国的科举文化史[美]艾尔曼∣著

提到如今司空见惯的轮子，相信很多人都会认同，它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使陆路交通和运输状况大为改观。这方面的反例就是点错了“科技树”的古代美洲印第安人，他们能够制定出惊人精确的历法，却一直不知道使用轮子，更没有车，结果陆上交通工具成为了空白……然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理查德·W.布利特（Richard

在热播剧《请回答1988》中，这句经典台词让人记忆犹新，“1988年，虽然有冷战，但内心却火热，虽然不富裕，但却有段内心温暖的岁月”。刚刚翻篇的2022年，每个人的感受恐怕不尽相同，但是对于爱书的人而言，内心却是火热而温暖的，他们致力于在阅读中理解时代，在时代之中规划阅读，由此收获了不足为外人道的独家记忆，感受到了思想的快乐和审美的慰藉。有的读者在书中与诗词相遇，理解古代诗人的审美意趣和心魂志意；有的读者学会用科学去丈量大自然的神秘与美好；有的读者从“电车难题”中体悟到谁都无权扮演上帝，道德应该用来约束自己，而不是指责甚至操纵别人；有的读者在字里行间明白自己是家乡老古树上吹出去的种子，想在大城市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土地，也想离家乡更近一点。英国作家毛姆曾经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