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传播学的第一本书，尤其谱系图必须收藏

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曾说：“传播学更像是一门十字路口上的学科，有很多学科都曾经过，但没有停下来。” 

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

给传播学划定一个明确的边界并不现实，路过传播学十字路口的学者大师，都潜移默化地推动着传播学的发展和更新。

也正因为如此，传播学其实是一座多元思想交相辉映的学术富矿。它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传播的现象和本质，养成独立思考和深入批判的习惯，以及学会更富有成效地与人交流和沟通。

面对传播学的璀璨星空，普通读者如何得其门而入？尽管强调传播研究是一个领域，施拉姆及其弟子自1949年以来，一直用自己的方式直接划定他们所认为的传播学的边界。

然而，他们撰写的教材却似乎关闭了传播学的学科边界，将传播学的理论探索变成了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教条。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胡翼青在给本科生开设学术沙龙的因缘际会之下，组织编写的《西方传播学术史手册》可以视为对此的回应。

他们认为，如果认定传播研究只是个领域，一个十字路口，那么要划定传播学的边界，采用的方法就绝不可能是圈地，而是开放和探索，是对原有边界的挑战。如果想看到传播研究的边界，那么最省力的办法就是呈现传播研究大家们的思想边界，也就是为传播思想画一张星空图。

他们都是“十字路口”的过路人，这份名单仅仅是书中一部分

同时，作为避免过于零散的补偿办法，他还特地绘制了一张传播学谱系图，对于理解学者之间的系谱关系和理论所属范式大有助益。

以质疑施拉姆的标准作为起点，这本书呈现了74位在西方传播学术史上做出杰出贡献的欧美学者，从学术生平、主要学术贡献到对传播学学科建制的贡献等一应俱全。

豆瓣网友对于该书第一版的评价

01

传播思想的先驱

1.批判传统的奠基者——从黑格尔到卢卡奇

批判理论作为传播学学科话语建构过程中一个与传统学派相对立的理论范式，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传播研究中取得了日益重要的地位。

汉诺·哈特在《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一书中，把对批判思想的忽视理解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在他看来：传播学“未能理解并克服自身思想史的局限，不仅未能解决已然站稳脚跟的传播学科的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而且未能认识到激进思想的潜力”。暂不论汉诺·哈特的看法是否失之偏颇，但他至少对批判理论对于传播学的意义做出了侧面的肯定。

当我们追溯批判理论的源头时，马克思和卢卡奇是不可不提的人物，然而当把他们视为新哲学的开创者加以书写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那个为新哲学提供了最多思想养料的先驱一黑格尔。黑格尔把他的全部哲学看作一个抽象的绝对精神自我异化和自我扬弃并复归自身的逻辑过程。黑格尔的哲学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全体系，他把人类历史、精神的自我生成和演进统统纳入了他的体系，而统摄这个体系的便是那个神秘的“绝对精神”。

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预设，把自己的哲学建立在对黑格尔的扬弃之上，他从黑格尔的哲学中发现了“绝对精神运动”的辩证法和历史性的概念并加以重新阐释，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厦。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为他提供了辩证法和历史性的概念，列宁曾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正是建立在对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之上的作品。

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都是服务于“绝对观念”的自我运动的，而传播或沟通问题既是精神辩证运动过程中的主体问题，又是客体问题。“黑格尔要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主体与客体纠缠，自我与他者纠缠，意义是公开的而不是心理的。”

而在马克思那里，交往形式的问题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它是建立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实践的基础之上的，这就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找到了一个唯物主义或客观现实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

格奥尔格·卢卡奇（György Lukács，1885—1971）

然而，马克思的批判忽视了黑格尔辩证法中意识的主体向度，他把无产阶级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当作不需要论证的历史过程。这一点被匈牙利共产主义理论家卢卡奇敏感地发现，他重新唤醒了马克思主义中被遮蔽的主体环节，把历史重新建立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卢卡奇对马克思的阐释对后来的批判理论至关重要。卢卡奇认为：“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

这在某种意义上退回到了黑格尔的立场，而从这个角度出发，卢卡奇借助韦伯的合理化观念和黑格尔、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分析和批判。

这条道路被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在他们那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人的异化的批判深化为对整个启蒙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拒斥。批判传统开启了后世传播学许多重要的批判母题，比如文化工业、媒介的意识形态化，以及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黑格尔、马克思和卢卡奇正是这个传统的思想奠基者。

2.实证主义传统的开创者——孔德

孔德的思想与英国经验主义类似，他们都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先验观念，即认为不存在超越经验的天赋观念。这种思想来源于昌盛于19世纪的自然科学。

孔德在当时欧洲自然科学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法国学到了实证和科学的精神，他同时受到启蒙的感召，认为要建立不同于以往哲学的新的“社会科学”：“孔德旨在创建一种自然主义的关于社会的科学，这种社会科学既可以解释人类的历史发展，又可以预见其未来的进程。除了要建立一种能够解释人类运动规律的科学之外，孔德还企图阐明在具体历史时期影响社会稳定的条件。他的学说的两大支柱是社会动力学和社会静力学，即关于社会进步和社会秩序、社会变化和社会稳定问题的探讨。”

孔德的思想催生了以经验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在欧洲，孔德的思想被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接受，“他们明确把这样的科学的世界观规定为两个基本点：‘第一，它是经验主义的和实证主义的，只有来自经验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建立在直接所予的基础之上的。第二，科学的世界概念是以一定的方法即逻辑分析的运用为标志的。’”

奥古斯特·孔德（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çois Xavier Comte，1798—1857）

涂尔干在孔德思想的指引下，在《自杀论》中率先采用了量化研究的经验方法，并奠定了实证社会科学的基础。而在美国，实证主义成为早期实用主义哲学的思想之源。学者们综合了实证和实践的概念，皮尔斯就把认识看作一个在实践中探究的过程。孔德的影响使得逻辑实证主义和美国的实用主义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1882年，逻辑实证主义先驱马赫曾在布拉格会晤实用主义创始人詹姆斯。自此以后，两人彼此倾慕，相互砥砺。而当20世纪30年代，拉扎斯菲尔德——这个20世纪最重要的实证主义工具制造者——从奥地利逃亡到美国以后，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在传播研究上的合流便水到渠成。

即使在今天，实证主义的传统依然把持着传播学科的主流话语，基于这一话语体系形成的效果研究、受众研究造就了一批专家式的传播学学者，并且形成了一个建制性的学科，推行专业性的高等教育。就这一点而言，孔德及逻辑实证主义对美国传播学的学科建制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3.弥散的影响——达尔文主义和精神分析

在追溯传播学源头之时，有两个思想因素是最难被归类和解释的，几乎在每个传播思想的流派中都能看到它们的影子，这就是达尔文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

达尔文主义是生物学家达尔文和社会学家斯宾塞的思想的统称，但两者的观点其实略有不同。在社会科学领域，斯宾塞的影响更大一些。斯宾塞所倡导的达尔文主义意味着一种对“进化”近乎偏执的信念，“在如何看待进化的问题上，斯宾塞和达尔文有着根本的区别。在斯宾塞看来，进化意味着进步……人类获得完美只是个时间问题。他进一步认为，进化原理不但适用于个体，而且适用于社会。斯宾塞将其适者生存的观念用于社会，这被称作社会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的进化论挑战了19世纪正统的思维方式，他所提倡的历史进化观念给了马克思重要启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推崇达尔文的著作，并认为他们自己的历史科学最终是建立于达尔文的观念之上。但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最重要的是，他们也将社会历史划分成了一系列进化‘阶段’”。虽然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并没有成为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主线，但毫无疑问，社会进化中连续性和方向性的因素被多数批判理论保留了下来。

与马克思类似，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也是达尔文和斯宾塞的重要追随者，“西美尔虽然并不完全信奉进化发展学说，然而他早期的许多想法却与斯宾塞的思想非常接近，他相信人类从原始的群体生活逐渐演变到现代社会的个人自主发展”。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

齐美尔从微观的角度探讨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与社会团体之间的行为互动对社会的建构作用，而这些社会互动又反过来形塑个人。齐美尔坚持认为互动推动社会进步，因此进化论是理解齐美尔时不可或缺的一环，而这也是承继了齐美尔思想遗产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在探讨传播问题时，始终对个人互动对社会的形塑作用保持乐观的原因。从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这一脉伸展出的英尼斯及其后的媒介环境学，似乎也无法完全摆脱进化论史观的影响。

同样地，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于适者生存的强调和对个体自我完善能力的笃信同新兴的资本主义美国是相容的。在这个强调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国度，社会达尔文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美国早期实用主义者杜威或帕森斯身上都有所显现。

尽管帕克和库利反对简单的优胜劣汰说，但他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对美国社会必然通过各种方式进化为完备的社会形态做出了论证，而进化论也自然成为整个美国传播研究的乐观主义来源。

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传播研究的社会学取向上，也体现在传播研究的另一个支持性学科心理学上。进化论第一次把人类看作一般生物进化的一个特殊阶段，这就意味着对于人类和意识的研究将不必带有先验的色彩，而可以把心理活动放在生物本能和行为的层面进行经验性考察。正如波林所说：“进化论对于心理学发展的影响极为巨大。这个学说不仅向物种特创说的‘创世纪’的权威挑战，以为人的身体得之于动物祖先的遗传，而且提出动物和人之间是否有连续性的问题。”

在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进化论对美国心理学研究的影响，“达尔文的思想最终催生了一种美国特有的心理学——强调个别差异及其测量、强调思想和行为的适应价值、强调研究动物行为的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为后来的传播效果和受众研究提供了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有趣的是，这一研究范式的开创者华生也来自芝加哥大学哲学系。

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对立面——人文主义心理学阵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是一面旗帜。当华生主义在各个心理学实验室高歌猛进之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则在各种思潮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非理性主义哲学的重要基石，却以匪夷所思的方式影响了实证研究。由于强调公众是非理性和集体无意识的乌合之众，弗洛伊德受到了开创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的李普曼和拉斯韦尔等学者的高度推崇。这种理论被用来说明民众不能成为民主的真正主体，只有用精确测量作为武器的社会科学专家才能保障民主。

尽管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传播效果研究者短暂放弃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而得出了有限效果论的结论，但此后兴起的一些后实证主义强效果理论都在强调弗洛伊德理论的重要性，比如格伯纳的涵化理论、诺埃勒-诺依曼的“沉默的螺旋”等，催眠、移情、从众等精神分析的概念被用来解释传播的长期效果。

精神分析学说对于批判学派的影响更为复杂。在法兰克福学派发展的早期，弗洛伊德被看作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以弗洛姆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学派成员将其思想作为研究权威主义人格的起点。

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学派在美国的活动，甚至在人生的后半段，马尔库塞仍然在为完善弗洛伊德的理论而著书立说，将爱欲看作人类自我救赎的终极手段。对此，罗杰斯的评价是：“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今天的批判的传播理论。批判学派对于偏见的颇有影响的研究在阿多诺等人（1950）的《权威人格》中有记载，它代表了一种以量化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格问题的精神分析理论。”

不过，罗杰斯完全没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真正吸引法兰克福学派的东西是他的反启蒙思想，他的著名论断“人性是文明之敌”如此深刻地影响到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以至于哈贝马斯在阿多诺六十大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启蒙辩证法》在那些最隐晦的段落中向没有压抑就没有文明的这种反启蒙立场做出了让步。”

02

20世纪经典传播研究的两大路径

1.欧洲思想：从批判理论到文化研究

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欧美国家的精神生态与知识生态。长期作为西方思想发源地的西欧渐渐倾颓，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好多年才恢复思想的活力，而在托克维尔眼里没有文化的新大陆反而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中心。

在战后的十多年中，欧洲传播研究领域一度沦为美国传播学的“殖民地”。一些重要的欧洲思想家如勒温、拉扎斯菲尔德在战争中逃往美国，在那里建立起了实证主义的传播学思想体系；另一些批判传统的学者虽然也逃往美国，但他们的思想并不为新大陆所接受，最后还是在战后尤其是新左派运动时期的欧洲开花结果。

卢卡奇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传播研究打开了新视野，这其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莫过于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以成立于1923年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为阵地，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学者为代表，在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推出了一批重要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对传播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学派基本上可以被看作黑格尔和弗洛伊德两种理论传统在当代的延续。

1933年后，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学者为了躲避纳粹，相继流亡美国。在那里，弗洛姆、阿多诺等人参与了一系列有关传播和权威人格的重要研究，这些研究与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的爱欲的压抑的分析一起构成了批判理论在微观维度上的研究话语，即对媒介宰制下人的心理脆弱性的批判。

这之后，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作，于1947年发表了《启蒙辩证法》。这部著作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宏观新视野，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启蒙理性，在思想上拒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整个观念体系。

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

此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如马尔库塞延续了这一批判主题，把发达工业社会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描绘为“遗失了否定维度”的单向度的社会。这一批判主题为传播研究打开了一个非经验性的新视域，也是后来传播学研究中二元对立框架的思想源起，正如罗杰斯所说，“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对于大众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看法极其不同。批判学者认为，大众传播被现存的制度用来控制社会，而经验主义学者认为媒体能够帮助改进社会中的社会问题”。

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期间坚持以德文写作，其理论不仅不为美国学者所了解，即使是英国与法国的批判学者，也都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才看到这些文献。对于许多欧美学者来说，他们是先看到了马尔库塞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才看到了《启蒙辩证法》，因此几乎可以这么说，是新左派运动让人们重新发掘了法兰克福学派。

对法兰克福学派的重新发现极大地推动了欧洲独特的传播研究。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为传播研究提供了迥异于传统社会学的研究母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和对传播媒介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个批判传统来自欧洲的理性主义，这一点被后来的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部分继承和发扬。

以伯明翰学派作为起点的文化研究综合了来自欧洲大陆的多元思想养料，除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还汲取了沿自索绪尔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思想、英国新批评理论、话语理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霸权理论。文化研究关注在各种文化形式和文本中意义是如何通过表征系统运作并发挥作用的。

与文化研究不同，同时在英国和北美兴起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反对只针对文本的表征分析，而强调回归对文化的政治经济基础的关注，“加拿大研究者达拉斯·斯迈思在1977年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文章，他认为欧洲批判研究的盲点是没有注意到电视的经济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把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转化为对文化产业的批判，提出了诸如文化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等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研究进行了有益的结合。

但相比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都退回一步，它们或是把对传播的批判建立在文本之上，或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制度之上，这极大地削弱了它们对传播与社会现实的阐释力。时至今日，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日渐全球化，并反过来影响到了美国的传播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的学术思潮。可惜的是，它的发源地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已在2003年被校方关闭，人去楼空。

2.美国路径：多元研究视野与其合流

谁也不会想到，当20世纪初来自欧洲的思想与新大陆上发达资本主义的新锐交汇后，会绽放出异样璀璨的花朵。在德国纳粹的间接“帮助”下，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在30年代吸收了大量来自欧陆的养料，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时至今日，美国依然凭借强大的国家实力，把持着世界学术界的话语权，在传播研究领域也不例外。

如果追溯美国社会科学思想的源头，实用主义和芝加哥学派是绕不开的环节。实用主义综合了实证主义、达尔文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等思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成为美国的国家哲学，其对美国社会科学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清晰可辨。实用主义以皮尔斯、詹姆斯、杜威三人为代表。美国早期的实用主义深受实证主义和欧陆理性主义的双重影响，其中詹姆斯的思想又为后来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奠定了基础。

实用主义的哲学经由杜威，获得了最为广泛的关注。杜威把实用主义与美国的民主理念相结合，提出了有机民主论，这个观念深受达尔文的影响，“我们和其他有机体一样，是这个世界之中的成员。与此相关，我们和世界不是割裂的，而是有机统一的，我们在世界之中，世界也在我们之中”。这样一个双向互动的有机观念不仅影响了杜威对于民主的判断，还直接赋予杜威的传播思想双重的话语建构意义。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

杜威认为：“社会，不只是通过传递、交流而得以持续存在；说它存在于传递、交流之中，也不为过。‘共同的’‘共同体’和‘交流’这些词不只是在字面上有关联。人们基于共同的事务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而交流则是他们拥有这些共同事务的方式。”

这种传播观对后来的芝加哥学派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杜威关于沟通是建构共同体途径的观念被米德所吸收，并被发展成为符号互动论。符号互动论的代表学者米德就认为“自我”的建构是在借由符号实现的社会互动中完成的。另一方面，杜威关于传播是传递信息的观念又被帕克继承，成为传播控制观的思想源泉。

与杜威相比，政论家李普曼对传播显得更为悲观。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李普曼把公众看作媒介的靶子，认为他们被由片面舆论塑造的拟态环境所引导。他不相信所有人都能清清楚楚地看明白整个无形的环境，从而在全部政府事务上自发形成明确的舆论。所以，他反对杜威这样的民治主义者，认为政府需要“坚持将所有这些行为记录在案并客观衡量其结果，从而稳步加强我们的实际控制”。

他的静态的公众观以及社会控制的观念直接影响了拉斯韦尔，正如黄旦所言：“翻阅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让人最为吃惊的是，在这位芝加哥大学博士的身上，几乎看不到杜威、库利、帕克们的一丁点影子，整个儿仿佛就是李普曼《公众舆论》主要观点的具体展开甚或解释。显露政治权力在宣传中的运用，展示‘民主全能的思想似乎越来越荒谬’，科学的、以大众说服为基础的政治比19世纪以公众为中心的政治更加现实’。拉斯韦尔的这一思路，俨然就是李普曼路数的翻版。难怪有人把李普曼与拉斯韦尔放在一起，共同作为早期传播研究与政治议题一脉的代表人物。”

当然，仅仅把拉斯韦尔的思想看作李普曼思想的延续未免偏颇，拉斯韦尔事实上也受到了芝加哥学派、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多重影响，学术兴趣极为广泛、学术视野极为开阔的他关于宣传是一种“通过操纵有意义的符号控制集体的态度”的定义就带有符号互动论和行为主义的影子。

芝加哥学派也好，李普曼等专家型学者也罢，他们的共同努力不断向美国传播学研究注入实证和经验的气质。当然，在经验传播学领域，哥伦比亚学派率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学派的领路人拉扎斯菲尔德堪称传播实证研究的集大成者。

在拉扎斯菲尔德的领导下，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研究局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后传播研究的中心。拉扎斯菲尔德有着在维也纳大学求学的背景。在维也纳，他受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在继承了实证主义的思想特质之后，大大推进了定量研究技术的发展，其对传播学的贡献在于最早将完整的定量分析技术引人大众传播研究。除此之外，拉扎斯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的应用社会研究局，确立了在大学里以研究中心的方式从事大规模研究的规范。

拉扎斯菲尔德在研究生涯中和许多著名学者有过合作。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和默顿持久的友谊。默顿是结构功能主义代表学者帕森斯的学生。帕森斯深受达尔文主义和韦伯的影响，尽管他对达尔文主义的态度总是处在变化之中，然而他始终认为社会系统是处在一定的进化过程中的。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帕森斯感兴趣的是通过对一群欧洲思想家的分析，勾勒出单一一套系统性的社会理论论证的发展。

默顿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老师的思想立场，却反对无所不包的统一社会理论，他追求的是一种介于“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与“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出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之间的理论。默顿的观念与拉扎斯菲尔德的方法的结合使得应用社会研究局在20世纪50年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他们在效果研究、人际传播等领域的贡献至今仍被津津乐道。

除了社会学与传播研究的结合，理性主义取向的心理学在美国也成功地参与了早期传播研究的话语建构，其中给予传播研究最多灵感的是行为主义和格式塔心理学。

格式塔心理学吸收了现象学和整体论的思想，强调从心理显现之物的整体的角度去考察心理活动。受到这些早期心理学思潮的影响，勒温和卡尔·霍夫兰为今天的传播效果和受众分析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勒温的群体动力学研究从群体互动的角度考察个体行为，发现了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现象；霍夫兰基于行为主义实验心理学的说服研究说明了在美国士兵中引起态度变化的诸多因素。

直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传播研究还是分散在各个学科之中。施拉姆的出现为传播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尽管对于施拉姆的学科规划，学者们至今仍然充满异议，但不可否认，施拉姆对传播研究的界定使得传播研究有了较为清晰的学科边界。

施拉姆第一个把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和霍夫兰的研究工作整合在一起，把他们认定为传播研究的奠基人。在此基础上，施拉姆积极推进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对于传播学的接受，并于1947年仿效拉扎斯菲尔德的应用社会研究局在艾奥瓦大学建立了传播研究所，大大推进了传播学学科的创立过程，使这个学科有了足够多的人才储备以推进知识的再生产。

然而，施拉姆对于传播研究的界定也给后来的传播研究带来了不少历史负资产，他对诸多不符合经验主义范式的传播思想都视若无睹，这间接导致传播学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面临合法性危机。然而正如罗杰斯恰如其分的评价：“如果他（施拉姆）对于这个领域的贡献能够以某种方式被取消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传播学这样一个领域了。”

03

今天的传播学：多元话语竞争的平台

在传播学拥有了自身的学科建制之后，美国传播学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话语权，但这种主流的声音由于屏蔽了其他声音而渐渐故步自封，被认为是一种封闭的美国精神的体现。然而，研究领域的发展从来都不可能彻底停止，话语霸权的建立与重构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传播研究领域最热闹的文化现象。

20世纪60年代以后，施拉姆的传播学建制渐渐成为一种统治性的学科意识形态。维护这种经院哲学的不仅有施拉姆背后的各种权力，还有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他培养的衣钵弟子。

然而，一旦主导性话语显现，不同话语的斗争便不可避免：哪里有话语霸权，哪里就会生成反抗性的话语。新左派运动为多元话语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最佳契机。在这场席卷欧美的社会运动中，社会的权力转移和权力结构重组导致了一场传播研究的话语革命。当时针指向20世纪末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体及其推动形成的社会力量，再次冲击着社会的权力结构与话语结构。社会权力力量对比的变化，时刻重构着传播理论的格局。

在新左派运动前后，新的传播思想在原有传统的基础上得以继续深化，思想的交流与碰撞变得更加频繁，新的理论与概念层出不穷，欧美传播思想名家也因此成批出现。

在欧洲，哈贝马斯提出了“公共领域”和“交往行为理论”，他在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的衣钵之后，踏上了重建当代社会交往及传播系统的征途。洛文塔尔在沉寂多年后于20世纪80年代初抛出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部以批判传播研究为核心内容的论文集，引起了欧美学界的高度关注并就此引发了对传播学学科发展的一轮又一轮的深入探讨。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 ）

而以吉特林、凯瑞、詹明信和凯尔纳为代表的美国文化研究，继承了英国文化研究的方法，转而从更为乐观的角度审视大众文化对民主和自由的贡献。另一个批判传统——传播政治经济学则在“文化帝国主义”“媒介经济与社会民主”等议题领域展开了对传播业的批判研究。这两派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发生过关于“如何对待文化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基础的关系”的论辩。尽管存在诸多分歧，但不少学者认为，今天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存在整合和相互弥补的趋势和可能。

事实上，今天的批判理论愈来愈像一个话语建构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女权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政治经济学、话语理论交相辉映，它们秉持着对这个时代的传播现象或审慎或乐观的态度，对各种文化现象、传播现象、媒介现象展开了多角度的批判分析。

相比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学者，他们大都否定了对文明的“大拒绝”之路，转而探讨一种借由媒介获得解放的可能。这种趋势使得他们的姿态不再像前辈那样激进，这也为批判理论可能的整合埋下了伏笔。当然，由于批判理论的转向和发展，其与后实证主义的关系也不再那么势如水火，尽管它们之间的兼容仍然遥遥无期。当代批判理论确实在美国也有相当的影响，至少再没有学者可以对其置之不理，嗤之以鼻。

20世纪50年代，经验主义和定量方法结合的经典范式遭遇了理论匮乏的危机。在传统效果研究走向绝路的时候，卡茨等学者适时地提出：大部分的传播研究皆致力于调查这样的问题，即“媒介对人们做了什么”，而如果将研究的问题换成“人们用媒介做了什么”，整个传播研究的面貌就会改观。

在此基础上，卡茨提出了“使用与满足”假说，把受众提到了与媒介平行的研究位置。这一效果研究的转向，的确给实证主义带来了新的活力。

在这一努力的启发下，新的关于宏观效果的“议程设置”理论、关注受众与媒介互动的心理行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相继出现，这些理论假说为今天的实证研究带来了新的理论可能。一大批传播学科班出身的博士如“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者麦库姆斯和肖、“涵化理论”的提出者格伯纳、“知沟理论”的提出者蒂奇诺和“沉默的螺旋”理论的提出者诺埃勒-诺依曼等就此登上历史舞台，跻身名家之列。

卡茨认为，“平衡媒介力量和受众力量的倾向内在于传播研究的传统，这一倾向导致了某种程度上被歪曲的有限效果论。这些又反过来导致使用满足研究和创新扩散理论的勃兴”。事实上，在后期的实证主义对传播效果和受众的研究中，强弱两种效果的研究取向一直并存，它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有颇具价值的理论创新，因而为传播学在美国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基础。

传播技术本身也正在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权力，因此一种技术自反性的研究在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统的基础上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便是声名日隆的媒介环境学。

在芝加哥学派早期学者如库利那里，对传播技术的乐观极为彻底，他认为：“传播媒介可能使社会越来越根据人类较高尚的情操而结合在一起，像智慧与同情，不是根据权威、阶级、琐务。现代传播媒介意味着自由、前途、无限可能。”

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1864—1929）

这种技术乐观主义被帕克继承，他把传媒技术的发展看作推动社会变迁的强力，这一思想被他的一个加拿大学生英尼斯所继承并发展为后来的传播技术主义范式。英尼斯本人是个相当不错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但他对媒介技术的敏锐感知使其超越了他的时代。

媒介技术的议题经由马歇尔·麦克卢汉、约书亚·梅罗维茨、尼尔·波兹曼甚至是风华正茂的保罗·莱文森之手，在多伦多学派与纽约学派的共同努力之下，逐渐成熟，自成体系。这些反思传播技术形塑人类观念的思想在今天的传播研究领域中，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随着新媒体社会力量的出现，媒介环境学在早年做出的一些预言部分实现，因而在传播研究的话语竞争中取得了独特的优势。

在互联网基础设施日渐完善的今天，在媒介环境学基础之上，媒介化社会理论、媒介生态学、媒介考古学、媒介地理学等以媒介入射角作为认识论的学科纷纷出现，成为传播理论研究领域最活跃的板块。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世界范围内传播研究的主流声音仍然是后实证主义的范式，但批判的传统和技术主义范式始终扮演着传播研究领域中重要异见分子的角色，它们的声音在被不断放大的同时，也在推动实证主义范式的自我反思和完善。

在一个争夺话语权的时代，混乱与希望同在。关闭学科边界的人，可能消除了他心中的混乱，但也就此失去了创造的希望；打开学科的边界，则让我们得以在混乱中拥抱希望。闪耀在我们头顶的星空，将最大限度地拓展我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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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西方传播学术史手册（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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