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分，世界上还没有见过第二本这样的书

这个标题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些浮夸，但是放在这本书上却是恰如其分，这就是中国哲学的开山之作，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某瓣上一万多人打分情况下仍高达9.3分。

这句评价的原话来自于著名哲学学者陈来先生，“非常通俗易懂。对于所学专业不是哲学的学生来说是基本读物。在世界上还没有见过第二本这样的书。”

冯友兰先生的女儿、著名作家宗璞赞叹这本书“出神入化”，让“内行不觉无味，外行不觉难懂”。简单地罗列中国古代重要哲学家的观点并不难，难的是怎样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清楚特定的背景和内在的传承和演变，而这本书都做到了。据说冯友兰先生化繁为简的水平在西南联大无人能及，正好和金岳霖先生把简单的事情讲复杂形成鲜明对照。

2017年，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将此书作为本科生的毕业礼物

韩国总统朴槿惠把这本书奉为生命灯塔，称给了她战胜混乱世界的智慧和教诲。哲学经典对世界和人生的系统性反思没有过时，“人不一定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是哲学的”，提高了心灵和人生的境界，才能找到了直面当下的正确方式方法。

写在前面的话

小北计划推出两个新栏目“读一本书”和“教授书单”。“读一本书”的初衷是这样的，因为以往头条图文限于篇幅，往往只能围绕某个要点展开，也展示大家观点，拓宽理论视野，也抨击社会偏见，给它们一些难堪，也聊点诗词歌赋，为生命留些余裕，但是一直没有对于一整本书的完整的解读。事实上小北有许多堪称经典又有一定阅读门槛的书籍，他们没准此刻就在你的书架上躺着，这一次我们打算通过这种形式，在五六千字的篇幅（结合音频、思维导图等等）里以尽可能通俗易懂的方式，把一些好书的核心观点和洞见告诉给你。

如果说“读一本书”解决“怎么读”的问题，那么“教授书单”则是针对“读什么”，小北会邀请博雅讲坛的讲者（各大著名高校的著名教授）针对他们的研究专长，围绕特定话题推荐若干图书，并且对于推荐图书加以介绍和评价，希望能作为你在书海遨游的凭借。

对于热爱读书的你我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有些快乐更加易得但也更加廉价，我们不作阅读的替代者，更不做知识的打包人，我们只想要分享探讨、共同思考，想要为你带来经典阅读的切入点，和你一同从高质量的浅阅读走进属于你的深阅读。

今天是“读一本书”栏目的第3期，我们一般在每个周日定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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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这里是北大出版社，我们一起读一本书，今天要分享的书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对于任何想要了解中国哲学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绕不过去的经典著作，这本《简史》风靡国内外，它被翻译成了近十种语言，也是很多国外大学中国哲学的教材之一。

1947年，冯友兰在美国宾尼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他的英文讲稿经过整理，在1948年由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在1984年，冯友兰的学生涂又光将它翻译成中文，本次介绍的就是这个译本。如果你阅读了这本书，就会发现涂又光的翻译很自然，让人几乎感受不到这本书最初是用英文写成的。

这样一本逻辑清晰、通俗简练的哲学史，背后是冯友兰对于中国哲学的关切，他出生于1895年，一生中经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三个阶段。在那个年代，中国的读书人都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也就是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我们要如何看待中国文化？

在1905年左右，西方的philosophy——哲学一词才被中国普遍接受，从那以后一直到现在，中国自身是否有哲学？这个问题就成为了长期的争论。我们既然接受了西方的哲学、科学等新的学科划分，那么我们要如何看待中国固有的经学、史学等学问呢？

我们普遍认可的观点是，中国和西方在鸦片战争以来的文化冲突，其实是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冲突。冯友兰和很多同时期的学者一样，他一生的努力是让中国哲学的研究现代化。他从小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教育，20岁的时候考上了北京大学的中国哲学门，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并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回国在各大高校担任教授。

在30年代，他写完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明确表明自己是用西方哲学的框架来讲述中国哲学，也就是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这本书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划分，也就是在汉代以前，中国哲学处于子学时代，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六经”之后，中国哲学就进入了经学时代。经学时代意味着，虽然思想家们都有自己的独特思考，但是他们表达思想的方式必须依靠对经典的解读，相比而言，子学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都是私人著作。

到了抗日战争期间，冯友兰的思想达到了成熟阶段，他撰写了六本书，合称为《贞元六书》，并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他自称，写作这些书的目的是在抗日战争迎来胜利的时候，为战后中国的建设创立一个思想上的理论基础。作为一名有着爱国情怀的学者，他一直将宋代理学家张载的名言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在《贞元六书》里，冯友兰建立了新理学的体系，这种体系受到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新实在论、以及西方逻辑分析方法的影响。简单地来说，冯友兰用自己的方式保留了形而上学的地位。而且大家可能更加熟悉的是，冯友兰提出了四种人生境界，他认为我们对于宇宙和人生的觉悟不同，会导致我们的境界不同，最高的境界是天地境界，它比道德境界更高。

了解了冯友兰的时代与学问背景，下面将通过三部分为你讲述这本书的洞见，首先是中国哲学的背景和精神，其次是先秦时期诸子的哲学，这一时期的思想碰撞是后来的哲人都绕不过去的高峰，最后是汉代以来哲学的演变，以及各家之间的互相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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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国哲学的背景和精神

《中国哲学简史》作为一本小史，在短短20多万字的篇幅里，需要涵盖从先秦到近代的哲学，这本书作为入门引导虽然通俗，但是其实一点也不肤浅，在很多地方都颇有洞见。

首先，我们今天可以讨论中国哲学，冯友兰先生就居功至伟，他旗帜鲜明地肯定了中国有哲学。这个今天看起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其实一开始是很让人质疑的，中国古代典籍里常常只有一些只言片语，像《论语》在西方人看来不过是一些道德语录，这些怎么能称为哲学呢？

孔子被认作普通的道德先生

但是如果你把哲学看作对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那么中国当然有哲学，只是不像西方那样逻辑严谨地表达出来而已，而且不止中国有，其他文明也都有自己的哲学。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把儒释道三家等同于宗教的做法就完全错误，比如儒家不等于儒教，道家不等于道教，甚至于道家和道教的思想完全相反，道家追求随顺自然而道教则通过炼丹等避免死亡。诸子百家都有自己的哲学，但是宗教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改造衍生，中国人一向不关心宗教，中国文化的基础是伦理。

那也有人会说，尤其是西方人会认为，中国就是因为缺乏宗教的引领，所以道德低下并且缺乏对更高境界的追求。这更是一种误解和偏见。中国哲学的视野，从来不局限于零散的道德教条，背后同样有类似于宗教情感的超道德价值，这个价值不在于不可捉摸的彼岸世界，比如说死后怎么样，而是就在今生今世努力做一个贤人圣人，贤人圣人也会有入世出世的矛盾，这个入世不是不择手段，出世也不是离开世界，能处理好二者关系的理想人格，被叫作“内圣外王”，也就是通过自己的道德修养影响和改造着世界，这就是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即使是名家这种看起来只关心逻辑学的门派，虽然不知疲倦地讨论着“白马非马”，但是其实是希望通过辩论“正名实而化天下”，也就是让政策、法律等实际效果能够符合它们的宣言。

要深刻理解中国哲学根本精神，就不能不对它所产生的环境加以考察。大的社会背景是农耕文明，所以我们看古代社会一贯重农抑商，传统的阶级排序也是士农工商，农民虽然不会出来著书立说，但是地主会加以总结概括。

中国哲学的两大流派儒家和道家，都可以在农业文化里找到依据，农民固守在土地上，离不开互相照应的家族制度，国家有难也会挺身而出，这不就是儒家提倡的齐家治国，再看看农民又比商人等群体来得朴实易于驱使，这不就是道家所说的返璞归真。

此外，农业生活的具体观察，也影响了哲学家们的理论，比如农耕必须关注日月运行和四时的更替，这里面就有着循环往复的辩证的思想，农民还得努力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否则就会没有收成，这里也可以引申出中庸之道，就是凡事都要把握一个度，过与不及都不行。

更关键的是，农耕文化还影响了中国哲学的气质和方法论，而这也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核心差异，那就是西方哲学习惯从假设的概念出发，而中国哲学习惯从直觉的价值出发，比如中国哲学家就从不去考虑眼前的这个桌子是真实吗，这个世界是不是虚幻的，是不是另外有一个世界，他们关注的是如何在给定的事实里去过好一生，比如程颢就有一句话，叫作“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

搞清楚了这些，就会明白中国在近代的落后，因为它缺乏一种根本变革的动力，人们习惯从当下的角度理解现实，注定了目光和视野的局限。那么你可能会有疑问，既然这种哲学带来的是相对西方的落后，是不是已经可以全盘抛弃了呢？冯友兰先生给出了他的回答，他虽然不断推进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力图用西方人认可和理解的方式加以阐述，但是坚决否认中国哲学必须废除。

相反，中国哲学中仍然有许多相对的真理存在，比如儒家倡导的五种人伦的性质可能会改变，但是像和而不同、克己复礼、天下大同、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等等，很多主张在当下仍然颇有启发，现当代的许多理论可以在前人那里找到知音，古代哲人对于人生境界的洞察和追求，更是远远没有过时。

02

先秦的诸子哲学

有了对于中国哲学的总体把握，第二部分我们将聊聊诸子百家，诸子在这本书中占据了一半的篇幅，正如前面提到的冯友兰对于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的划分，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先秦哲学的重要性与独特性。

对于诸子百家，冯友兰主要论述了其中六家的起源，以及它们在先秦的发展脉络。其实早在汉代就有历史学家对百家进行分类，并且尝试追溯各家的历史起源。冯友兰对前人思想进行了修正，他认为周朝最初实行分封制度，当时土地所有者也掌握着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他们就是君子阶级，意思是国君之子，而对应的阶级是小人，他们是普通人民群众，是封建主的农奴。

最开始只有君子阶级掌握教育资源，教授学术的人都是官员。但是随着春秋的礼崩乐坏，阶级开始流动，很多贵族变成了平民，而很多平民因为具备特殊才能，被提拔成为官员。很多原先的贵族或者官员流落民间，用私人的身分教授特定技艺为生，他们就成为了私人教师，教师和官员就分开了。

也就是说诸子百家之所以称作“家”，是因为他们以私人身份传授自己的思想，大致说来儒家来自于文人，墨家来自于武士，道家来自于隐者，名家来自于辩论家，阴阳家来自于方士，也就是占星、医术、占卜的专家，而法家来自于那些给封建统治者当私人顾问的政治家。这样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诸子百家都符合内圣外王的根本精神，因为它们直接来源于统治阶层的官方学问。

这其中最早以及最为人所熟知的当属孔子，他的首要身份其实是一个教育家，我们今天还会称他为至圣先师，他说自己只是对之前的文化述而不作，就是只是复述而不发挥，但是其实夹带私货有所创新，而且善于用因材施教的方式传达思想。

孔子的理论说起来复杂，我们可以从社会和个人两个层面来看，从社会层面来看，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恢复礼治，这个其实挺好理解，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秩序那就会暗无天日，但是片面强调秩序又会导致残酷的压迫，所以孔子主张的是各安其位的秩序，他还认为应该要正名，有句话叫做名不正则言不顺，他希望通过明确不同人员的责任和义务，来确保社会井然有序。

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目标，就要求个人要具备仁和义的品德，仁是各种美好品德的综合，孔子一般不轻易称别人仁，而义则是对于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判断，它的对立面是利益的利，也就是当你大公无私的时候，自然也就倾向于义，你可能会觉得仁和义都有些玄乎，所以孔子还做了很具体的原则性的补充，那就是他所谓的忠恕之道，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方面明确了自我和他人的边界，另一方面指出了自我实现的前提是成全他人。

在这里，社会和个人的目标交汇在一起，孔子的理论对二者都加以约束和规范，还有一个问题，如何协调好二者的关系呢，那就是“知命”，这里不是说无所作为的听天由命，而是强调个人努力和历史进程结合在一起，去做好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这种虔诚和醒觉的内心状态，可以帮助人达到某种超越普通道德价值的境界，就像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能够感受到一种不加勉强，却又是不得不如此的神圣使命感。

第一个对孔子提出反对意见的是墨子，你可以把墨家学派的人理解成武士，但是他们不是给钱就干的打手，而是有着系统思想的游侠团体。墨子认为孔子提倡的那套礼治，贵族们不相信，底层人又讲不清，还浪费时间和金钱，不如更加简单粗暴一点，用一条统一的标准从根本上去要求所有人，这个标准就是不加分别地去爱别人。但是人都有自私之心，为什么要爱别人呢？他说你爱人人也会爱你，这还不够，于是又引入了宗教、天神等来加以裁判，就像我们今天还会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谁不爱别人谁就会于心不安。

但是这样也还不够，所以需要国家，由它来推进人们互相爱护，君主就像一个毫无私心的大家长，用奖励和惩罚的办法，让人们都服从上级，共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尽快地结束天下混乱的局面，哪怕这样会走向专制独裁。

儒家和墨家是先秦时期最早的两门显学，他们之间针锋相对，但是都是对于天下和平的构想，与这种构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礼崩乐坏的现实，以及像孔子墨子那样徒劳无功的努力，于是很自然地就会出现一些远离政治，渴望自我保全的人，在这样的隐者中，就诞生了道家，杨朱是道家的第一阶段，许多人都听过他的一句名言，叫作“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其实也可以这么理解，一毛不拔的原因是拔了一毛也无法利天下，而且拔了一毛难免要拔二毛三毛以致于没毛可拔。

我们看杨朱的方法主要就是逃避，你说什么我都不信说什么都不听，逃避可耻但是有用，不过从思想上来说过于浅薄，后来的道家就加以拔高和发挥，《老子》重视的是把握客观规律，并且由此指导行动的开展，来避免现实世界的灾害，《庄子》则更进一步去追求绝对的精神的自由和逍遥，也由此超越了道家最开始“为我”的自私观点。

诸子百家争鸣的魅力就在这里，它们之间有对话有辩论也有在这基础上的更新和迭代，就像道家思想有若干发展阶段，最早出现的儒家和墨家也后继有人。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墨子说儒家重视礼，由此导致了大家都看重区别，都怀着狭隘的利己主义，所以才会战争频繁天下大乱，这就几乎把儒家的整个的合法性都取消了，那么怎么应对这个质疑，其实孔子那里就有答案，那就是仁义的学说，世界千差万别但是不必然导致自私，也有可能是出于自然的本性。

所以到了孟子那里就抓住这个争论的核心，《孟子》这个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他还进一步巩固仁义学说，提出了人性本善的观点。性本善不是说出生就是善的，而是说潜在地就具有为善的可能，孟子说人的本质倾向里，都有着仁义礼智的潜在可能，这就是人和畜生的根本差别，也是个人修养和国家治理的根基，方法就在于不断地扩充和推广，这样之后个人可以感受到“浩然正气”的坦荡，乃至于天命如此的神秘主义情感，而国家也会让百姓翘首以盼，这就是王道之治。

后期的墨家也很了不起，他们找到了逻辑学的方法来反驳儒家乃至各家。中国古代的许多学说，都有着圆融和统一的优点，但是不足之处也在这里，就是总会有逻辑上无法自洽的地方，我们看民国时候鲁迅对于礼教等的批判，就常常是用一种以毒攻毒的“阴阳怪气”，指出学说里的自相矛盾。

后期墨家是如何为自己澄清和辩护的呢？姑且举一个例子，如果要说一个人不爱人，那么只要不爱某一个人，对某一个人不好，就可以说不爱人了，但是如果要说一个人爱人，那就必须爱所有的人，否则就不叫爱人，这个是针对儒家说的“仁者爱人”，就是说仁者一定会走向兼爱。你可能会觉得后期墨家有些偷换概念，对于一个重视直觉的民族来说，确实对这种逻辑推演不感兴趣，而后期墨家的伟大也在这里，他们总结了归纳法、演绎法，还提出了各家学说中的逻辑悖论，这种逻辑头脑是前无古人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墨家对于极权主义国家的设想，远没有法家学说来得纯粹、实用和彻底，所以儒墨之争也就逐渐让位于儒法之争。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国家想象成一个大公司，儒家希望的是通过企业文化的改进，让每个人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并且为了公司的愿景共同打拼，而法家就完全是另一个思路了，它看重的是通过KPI考核、规章制度和流程优化这些手段，实现公司的快速兼并和扩张，优秀的升职加薪、不合格的卷铺盖走人。

哪一种公司更好？可能得根据实际需求来看，比如说我都饿得吃不上饭，也没有任何上升的空间，你还跟我说人人都可以当CEO的大饼，这个就挺讽刺；那反过来，再卷的工作狂也会有诗和远方的需要，没有人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历史的特殊性就发生在这里，秦朝这家公司的员工，比较质朴和贫穷，最需要的就是升职加薪，还没到谈个人价值的阶段，而且此时公司处于快速上升的时期，所以就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最终得以一统天下。

法家看重的就是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韩非综合当时的各种经验，集大成地提出了“法术势”的学说和赏罚的手段，法就是法律法制和各种成文，可以规范流程提高效率，术就是办事、用人的方法和技艺，有点像今天流行的厚黑学，或者是领导的艺术之类的东西，势就是指权势权威，有句话叫作官大一级压死人，因为能压人很多事才能层层推进。

我们可以这么说，儒家的观念是理想主义的，法家的观念是现实主义的，它们之间总是格格不入，历史上儒家指责法家卑鄙粗野，法家则指责儒家迂腐空谈，道理就在这里。不过先秦儒家里其实也有个例外，那就是教出了韩非和李斯两个法家学生的荀子，他其实是综合了儒家和法家的人物，他主张法家的治理方法和儒家的礼乐文化相结合，这个观点影响深远，是后来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成熟形态。

刚才我们分析了儒家和墨家、法家、道家之间的争论，其中儒法之争最为重要，可以看作是先秦社会发展演变的主线，那么诸子百家中的其他家也并非无关紧要，他们的真知灼见有的被遗忘，有的则融入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历史长河。比如名家，我们所熟知是有惠施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还有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他们其实代表了名家的不同倾向，一个是强调相对主义，另一个是强调名不副实、语言有着固有缺陷，这两点后来都被道家批判和超越，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和庄子的逍遥自适，都比他们走得更远。

再比如阴阳家，用阴阳和金木水火土五行来解释自然和人事的变化，可以说是最早的自然科学了，它们后来逐渐融入了儒家道家学说，成为统治者绕不过去的理论，直到清末，皇帝的头衔仍然是“奉天承运皇帝”，这个承运承的就是五德转移之运，古人认为每个朝代都对应着金木水火土中的某种德，后朝的德克制前朝的德。

03

汉代以后的哲学演变

刚才在第二部分我们按照一定的脉络讲述了先秦诸子百家，这一部分被冯友兰先生称为中国哲学的子学时代，是原创性最高的一个时期，后来的经学时代都建立在对先秦经典的阐释和综合基础上。

在这两个时代之间，诸子百家的借鉴和综合就已经不断在发生，他们都致力于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建立理论基础，除了刚才说到的荀子的综合儒法的尝试，还有《大学》里提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此外《庄子》中的《天下》篇，还对百家都做出了哲学总结，认为他们都看到了真理的某一方面，而道家则把握了根本。

汉初学者司马谈，也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在《论六家要旨》里接续这个思路，认为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各有所长，但是道家能够吸取各家优点，所以应该居于各家之上，但是这些学派之间，很多观点格格不入，怎么综合和统一，这个没讲清楚，冯友兰先生把汉初学者推崇的道，评价为简单的大杂烩。

当国家凋敝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这种大杂烩是有它用处的，只要不刻意妄为，都能在这里找到依据，但是当社会生产发展，则需要有一个更凝聚的哲学理论，来号召、动员和管理，董仲舒的创新就为独尊儒术奠定了基础。

刘邦从一个地痞流氓无赖到成为帝王，怎么解释这种历史的偶然，怎么解释汉帝国的政权合法性？董仲舒借用了阴阳五行的学说，证明了帝国是天命所归，由阴阳五行还延伸出了精致的一一对应的社会伦理和统治手段，比如五行对应仁义礼智信的五种品德，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三纲五常，再比如春夏秋冬对应庆赏刑罚的四种手段，而国家的发展规划，也被说成了孔子早有预见，都在孔子《春秋》的微言大义里，那就是向天下传播和推广礼乐文化，这个过程还可以对应上《礼记》里说的乱世、小康之世和大同盛世的三阶段。

你可能会觉得这套理论有点循环论证，因为你赢了所以你是天命所归，不过重点其实在后面，因为你是天命所归，所以你需要怎么样怎么样，儒家在这里给自己批评现实政治留了后门，它自上而下由近及远几乎无所不包，不管你是平头百姓还是王侯权贵，都能在这套理论里找到行为的规范和自我的位置，秩序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建立的。不过这是明面上的招牌，帝国的背面仍然离不开法家，虽然法家已经成为秦的替罪羊，但是作为统治的手段和工具来说，法家的那套方法还是很趁手的。这就是两手抓两手硬，霸王道杂之。

那么董仲舒的理论是怎么样过时的？这个也得从现实里找答案，汉朝发展后期，贫富分化加剧，政治经济文化的优势，逐渐集中在最上层的一些人身上，这些人就成为后来的世家大族，他们还有自己的庄园，庄园相当于一个个独立王国，甚至有自己的武装。东汉末年分三国，魏蜀吴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处理皇权和世家大族之间的关系，统治者希望任人唯贤、严刑峻法以一统天下，而世家大族则希望保留一定特权，希望皇帝无为而治，那么如何解释现实探索未来，一种新的哲学诞生了，这就是魏晋时候的新道家，也被叫作魏晋玄学。

司马懿代表了世家大族的利益

这个时候的新道家，已经是儒家法家道家等综合基础上的新事物了，事实上它并不排斥儒家宗法制的生活方式，它要做的是在形而上的层面，去论证君主无为而治的合理性，哲学家们（也就是当时的名士）找到的思想资源是《老子》《庄子》等道家经典。

我们都知道儒家和道家倾向于入世和出世，新道家要想沟通二者，必须努力处理好这对矛盾，他们的论证从一开始就很巧妙，比如顾欢和王弼，就说孔子和老庄其实是统一的，孔子不说出世因为他不用刻意避世，他的心灵已经超越了出世和入世的计较。当时的名士认为孔子和老子的差别是有和无的差别，因为孔子总强调礼乐文化，而老子却说世界的本质是道，他们之间格格不入，而王弼用四个字就沟通了两者，他说“圣人体无”，就是说孔子是圣人，他对于无有深刻的理解，所以一直说些现实世界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出王弼非常重视无，他的学说也被叫作贵无说，他说世界是以无为本，无是背后那个依据，也就是道家说的道，当时的君主都是为了有而有，比如说仁义是好的，但是你直接去追求仁义，就会导致虚伪，比如效率是必须的，但是追求到极致，也就窒息了生机，所以就需要崇本，把握那个根本的道，他说的这些不单单是哲学，也是对于西晋政治纷争的有感而发。

但是无很容易让人以为是具体的某一物，而且也讲不清楚无到底怎么生出有，其实王弼提炼出一个无，是要我们把握背后的根本，他最大的贡献是把表面的现象和背后的本体，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形而下和形而上区别开。有了王弼作为基础，后来郭象通过注《庄子》阐述自己的哲学，就直接抛弃了这个“无”，他说万物是自生的，宇宙中的每一个事物的存在，都需要整个宇宙作为存在的必要条件，就像我们常说的，如果某个时间点某个地点某个事物不同，也许一切就不一样了，成千上万的偶然，使得每一物成为它自己，物与物之间的互相成全，完全是出于偶然，就像是唇齿相依那样。

从郭象的哲学，就可以推导出，理想的社会制度和道德应该也是自生的，是随着宇宙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如果说得再明白一些，就是士族政治要求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制度和道德，统治者、贵族、平民等的差别，虽然像《逍遥游》里的大鹏、小鸟一样并不相同，但是只要遵从各自的本性，就能够做到自适和逍遥。而王弼反复强调的“无”，也就成为了郭象笔下的“道”，这个道比“无”还无，超乎了形象超乎了语言，只有圣人能够把握。

在书中冯友兰先生把王弼、郭象这一派称为新道家的主理派，他们通过对经典文本的梳理和阐释，来沟通天人关系，和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实政治的黑暗，击碎了哲学家的幻想，于是产生了新道家的主情派，例如我们所熟知的放浪形骸的竹林七贤，就是这一派的。

这一派最典型地代表了我们所熟知的魏晋风流，强调的是遵从内心的冲动，我们看《世说新语》里有许多语言艺术和行为艺术，其中固然有表演的成分，但是很多也是源于深层次的悲痛和感发，例如王徽之雪夜访朋友，到了门口就折返，说是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例如钟会拜访嵇康，嵇康一言不发，在那打铁，等他走了却说“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中国的哲学重直觉，中国的哲学家向来是用他的全部生活在演绎自己的哲学，风流作为道家提倡的自然，对抗的正是儒家名教的虚伪，这也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

在汉魏的动乱之际，还有一件深刻影响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大事，那就是佛教的传入和在中国的扎根。佛教的传播促进了小乘、大乘佛经的翻译，只有大乘获得永久地位，大乘佛教又可以分为两派，性宗和中道宗，前者引入了“宇宙的心”的概念，这是中国哲学中一贯缺乏的，而后者则开启了后来的禅宗。

性宗要人们感受到个人与宇宙的心的同一，宇宙的一切都是虚幻的，都是心的表现，对于它们的执着，导致了贪嗔痴等等，一系列的行为就导致了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万劫不复，除非破除这种无知的状态觉悟到宇宙的心，才能够解脱，也就是“涅槃”。

《天道》剧照

中道宗的一些哲学思想，充分地借鉴和化用了本土的道家话语，认为它们之间有内在关联，例如将道家的无为解释为“无心而为”，意思是只要不贪恋不迷执，就能不受业报，而个人只要意识到这点，就能够顿悟成佛，和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每个人都有佛性，只要能明心见性就能立地成佛，这些都直接启发和开启了后来的禅宗。

不管是性宗还是中道宗，它们对后来的中国哲学的发展和综合都是至关重要的，宇宙的心的引入、人人都有佛性的提法，这些都大大地拓展了形上学的深度，而且禅宗说挑水砍柴都是成佛妙道，这就很容易导向，“事父事君”无不是妙道，而这些都被后来的新儒家所借鉴，使得新儒家在理论上比新道家来得更深刻和圆融。

除了哲学思想的交流和演进，宋代新儒家的产生还有广阔的社会原因，北宋统治者对士大夫较为尊崇，科举制使得底层的读书人得以参政，忧国忧民成为一种普遍的情绪，内忧外患的环境导致了强烈的边界意识等等。

新儒家在确立自身主体地位的过程中，建立起了一套综合儒释道又保留自身边界的学说，佛教说世界的本质是宇宙的心是虚无，新儒家认为是生生不息的道，这个道体现在每个人身上就是性，是仁义礼智的天理；佛教说贪嗔痴导致人的迷失，新儒家则用敬重的敬代替静坐的静，作为修养的方法，还用大公无私、用醒觉的状态来形容仁；佛教说众生皆苦，新儒家则认为孔子颜子自有乐处。

经过几代人的积累，新儒家出现了一位集大成者朱熹，他的学说又被称为理学，他认为万事万物都有理，这个理的极致就是太极，人也有做人的理，这个理就是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是至善无恶的，但是只有理的话是没有具体的万物的，万物是由气构成的，也是由于气的存在，所以人的本性被遮蔽，这才有了善恶，所以人要通过“格物”和“用敬”的方法去提升自我修养，格物就是说接近具体的事物发现他们的理，这个是实践层面的，而用敬则是端正态度、明确目的，二者是紧密结合的。

与此同时，新儒家里除了理学，还有另外为我们所熟知的心学，心学可以看作理学的2.0版本。朱熹认为性即理，它是抽象的形而上的，而具体的人心，因为受到气质的影响，则有善有恶，性和心之间是有区别的，而且这种区别是必要的，但是这样性和心之间始终有差距，而心学家的观点就是“心即理”，心成为了宇宙的立法者。

心学可以看作是理学的简化版本，比如本来是有孝顺的理，才有孝顺的心，到了心学这里，是人人都有孝顺的心，所以才有孝顺的理，心学让道理的逻辑更加简化，也更能直指人心。正是因为人人都有这样的本心，所以人皆可为尧舜，要做的就是确保知行合一，让所言所行都符合本心，这就是“致良知”。按照心学的思路，儒家的伦理规范，就成为了必然如此、应然如此、当然如此，此外不能再多加一丝一毫的别的意思，心学让本体和功夫合为一体，冯友兰先生认为，它比道家还道家、比佛家还佛家。

如何看待理学和心学之间的特殊关系呢？冯友兰先生的观点一针见血。理学本身存在误解和滥用的可能，比如朱熹说格物，但是他自己就没有严格格物，反倒是流连于经典，而经典是死的，这就可能导向权威主义和保守主义。心学直接诉诸人的道德直觉，可以看作是对理学的一次反叛，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但是心学也被曲解和滥用了，以致于把人欲都等同于本心。

到了异族统治和文化压制的清代，学者们为了重张儒家的实践的方面，又对新儒家发动反叛，提出了“回到汉代”的运动，他们重视文献的文字解释，而在哲学上并无新的突破。直到清末时候，因为内忧外患，康有为发起孔教运动，谭嗣同写了一部《仁学》，试着把西方自然科学的成分融入传统哲学。再后来，严复翻译介绍了部分西方哲学的书，杜威、罗素等人来北大讲学，中西方哲学发生碰撞，用逻辑分析方法解释和分析古代观念，成为了时代精神，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也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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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做一个简要的总结。《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是冯友兰在自己哲学体系成熟之后写的讲稿，他作为一名爱国的学者，一直对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充满关切，也希望能够回应西方哲学的挑战。

在《简史》中，他突出了中国哲学的独特性，认为中国哲学中就存在着超越道德的维度，不需要宗教的拯救。中国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人们做哲学的目的是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在中国哲学内部，存在着出世和入世两种倾向，哲学的任务就是努力统一这两种倾向，使人成为圣人，达到内圣外王的人格。在现代，中国哲学依旧有价值，而且我们要重视中国哲学独特的表达方式和方法。

先秦的诸子百家哲学和汉代以来的哲学不同，前者都是私人著作，后者都必须依靠对经典的诠释表达自己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都影响着哲学的发展流变，农耕文明的现实直接影响了中国哲学的内容和方法论，政治格局的变迁也导致了哲学家思想的变化，佛教和西方哲学的传入，更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气息。总的来说，不同时期的思想家都面临着不同问题，以及来自不同学派的不同挑战，所以思想在融合与交流中得以不断发展。

《人世间》剧照

●   关于本书：在有限的篇幅里融入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精神、智慧等方面的理解，融会了史与思的智慧结晶，洋溢着人生的智慧与哲人的洞见，寄托着现实的人生关怀，它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可以影响一生的文化经典。

●   关于作者：中国20世纪哲人、杰出的思想家、学术大师。冯友兰是一位以救国兴邦为己任的爱国知识分子。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他也是我国20世纪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哲人。他是在中国学术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杰出学者，也是对20世纪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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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何成 脑图：由之

编辑：黄泓  主播：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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