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19年，联合海内外近500位学者，《儒藏》“精华编”全部出版
2022年6月，无数学人历经19年呕心沥血编纂成的儒家思想文化著述总汇《儒藏》“精华编”全部出版。
《儒藏》在中国古籍编纂史上率先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海外文献萃为一编，并全面整理，收录自先秦至清朝结束这一时段中，儒家经典及其注疏、儒家学者的著述和体现儒家思想文化发展的相关文献：在编纂的过程中，严格遵循底本、校本择优择善的原则，大量利用了前人未能利用过的旧本、足本、精本，对部分前人已有成果，在原整理本基础上，依照《儒藏》体例，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进行分类；进一步完善底本、校本选择和全书标点校勘，做到后出转精，为学界提供了一大批内容更完整、文本更精良，并便于阅读利用的儒学文献整理本。
《儒藏》“精华编”（图片来源：北京大学校报）
这是一部容量极大的专题文献典籍文库，其编纂工作堪称一项规模浩大的学术文化工程。编纂《儒藏》是汤一介先生最先倡议，受到季羡林、张岱年先生的鼓励和支持。2003年，教育部将《〈儒藏〉编纂与研究》定为“2003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正式批准立项。2004年，《儒藏》“精华编”又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为“200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同年，《儒藏》工程被列为“北京大学‘985’工程重点项目”。2006年，《儒藏》编纂工程被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2007年至今，《儒藏》“精华编”的出版被新闻出版总署列入“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之重大工程出版规划。
《儒藏》（精华编）（一期）结项，整体质量优秀，获得96分。
国家出版基金鼓励支持优秀的公益性出版项目的出版，在2021年绩效考评中，“儒藏（精华编）（二期）”考评结果为“优秀”。
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重要贡献。以严谨的精神、科学的态度对重要的儒家文献进行整理，对于保存文化遗产，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多元性，为文化创新提供文化传承的条件，是十分重要的。因此，编纂《儒藏》既是历史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更是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的要求。
今天，重新回顾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源及其不断发展的历史，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为了能够系统深入地研究儒家思想文化，将儒家经典及其在各个时期的注解、历代儒家学者的著述，以及体现儒家思想文化的各种文献编纂成一部大文库——《儒藏》，无疑对当今和后世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2019年10月，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的“书影中的70年·新中国图书版本展”上，《儒藏》“精华编”作为古籍整理出版优秀成果的代表之一，给观展人群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9年12月27日，孔子诞辰2570周年之际，国家博物馆举行“高山景行——孔子文化展”，《儒藏》“精华编”作为儒家典籍文献现代系统集成整理的优秀成果再次参展。《光明日报》评价“编纂《儒藏》是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应有的担当与职责”。
01
编纂《儒藏》的意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类文明做出新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号称“儒”“释”“道”三分天下，而儒家文化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千百年来，我国有多种《佛藏》《道藏》，却始终没有《儒藏》，这不仅与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的主流地位极不相称，更不能满足当代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广泛迫切的需要，以及国家发展文化战略的需要。
明、清两朝均曾有儒家学者提议编纂《儒藏》，终因工程规模浩大，未能实行。20世纪90年代，汤一介教授重倡编纂《儒藏》之议，并得到张岱年先生、季羡林先生和饶宗颐先生的支持。2002年，北京大学多次邀集校内外专家学者举行《儒藏》学术研讨会，经多方论证，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儒藏》工程可行。
《儒藏》工作小组合影
除了传统文化方面的重大意义，这部典籍也与国家发展紧密相连。中办国办《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高屋建瓴，洞察明晰，举措得力，是推动新时代古籍工作的进军号。其中开宗明义，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古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意见》提到指导思想时又说：“深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古籍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和出版利用，促进古籍事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
《儒藏》工程的实施，深度契合了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的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出国门走向世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在新时代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政策引领下，《儒藏》工程积极响应创新、协同、开放、共享、绿色的新发展理念，充分利用数字人文技术，在编纂、研究等领域以更大作为取得更大成绩，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社会、面向世界，推出全人类共享的文化成果。
02
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的出版团队
为了贯彻崇高的宗旨，《儒藏》“精华编”确定了采取符合现代需要的形式编纂出版。如何编纂出版《儒藏》“精华编”，开始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是影印出版，另一种是校点排印出版。
前者相对容易得多，但会与已经出版的一系列大型影印丛书形成重复，造成浪费，而且不便于利用；后者立足现代，方便当今海内外读者的阅读，以及得以与数字化接轨而便于检索、利用。当然后者提高了编纂工作的学术标准，增加了编纂工作的学术含量，也相应极大地增加了整理、出版的难度。
为了统筹管理关于《儒藏》的各项事宜，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一时间成立了领导小组和项目组，项目组负责人是后来荣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编辑的典籍与文化事业部主任马辛民编审。此外，具体承担编辑工作的全部人员均具有古典文献、古代历史等相关专业教育背景，全部为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其中博士以上学历者有6人。
尽管编辑们都经过严格的古籍整理专业训练和一系列大型古籍整理项目的编辑实践，具备很强的业务能力，积累了丰富的大型项目运作经验，但是面对几千年的中华经典，《儒藏》“精华编”项目的压力可想而知。
一是稿件难度大。《儒藏》“精华编”收录文献规模巨大，内容涉及广泛，文献年代跨度大，稿件在文字方面（形、音、义）有很大差异，对于编辑的学识素养、专业度有很高要求；不少文献版本源流复杂，校勘难度大，校勘记的取舍和是非判断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编辑需要利用各种古籍数据库和工具书解决问题。同时，《儒藏》“精华编”参与者众多，稿件经过校点者、通审人、责任编委等层层把关，各个环节对文字的理解和把握尺度不一致，稿件改动痕迹相当多。
编辑根据文献本身特点，进行异体字处理，一书一议，一书一统，每一种书都有自己的《字形处理表》，以便校对参考。
二是专业性强。编辑在审读稿件时，既要按照《儒藏》“精华编”体例对稿件进行规范，又要根据每种稿件的具体情况，尽力保持文献版本特征和语义原貌。校对员必须具有一定的繁体字、异体字等方面的知识积累，才能承担校对工作。
三是质量要求高。因稿件编校难度大，为保证质量，《儒藏》“精华编”从校点者交稿开始，要经过二十道环节审读加工处理，远远多于其他学科一般图书。编审校同等文字量的《儒藏》“精华编”稿件，要花费数倍于其他学科一般图书的时间和工作量。
总而言之，项目稿件量大、难度高、程序多、周期长、不可控因素多等特点及困难，都是编辑工作面临巨大的挑战。
此外，在编纂整理工作中，编辑对收录的文献进行了细致的版本研究，大量利用了前人未能利用过的旧本、足本、精本，选择最合适的版本作为底本、校本及参校本保证了《儒藏》本的品质。对于底本和各校本之间的异同仔细勘对，还以校勘记形式列于当页。
当然，为了提升古籍的规范性和可阅读性，还根据现行标点符号的规范用法，结合古籍整理通例，进行断句标点、分段、文字处理等工作。
这一规模宏大，却整理精当的编辑工作，为学界提供了一大批内容更完整、文本更精良，并便于阅读利用的儒学文献整理本，部分书稿校点成果的问世填补了学术空白，其价值不言而喻。
首次整理的文献
后出转精的文献
但是其实这个项目一开始并不被看好，主要因为《儒藏》体量过于巨大，需要资金、人力、物力的巨大投入，文化效益、社会效益一时不明朗，经济效益更无从谈起，在学校党委以及主管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以及汤一介先生“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精神鼓舞下，北京大学出版社前社长王明舟，带领着北大社毅然决然承担起《儒藏》“精华编”的出版工作。他曾这样评价《儒藏》的编纂工作：“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与灵魂。经济发展必然伴随文化的兴盛。系统整理并弘扬传统文化，是当代人的责任。身与其中，承担《儒藏》工程是我们出版人的骄傲。”
03
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
自2003年立项开始，《儒藏》项目至今已有19年，贯穿整个工程进程的是承担者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国家文化发展做贡献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中，汤一介先生居功至伟。
2003年5月，北京大学成立以季羡林先生为名誉主任、许智宏校长为主任的《儒藏》工程指导委员会和以汤一介教授、吴志攀副校长为组长的《儒藏》编纂工作小组。工程依托北京大学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秀的学术传统，整合北京大学丰厚的人文学科资源，联合国内及韩、日、越三国50家高校和学术机构近500名学者，启动《儒藏》工程。2003年12月，以汤一介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儒藏》编纂与研究”作为教育部200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项目号:03JZD008)。2004年6月，经教育部批准，实体性学术机构“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成立，汤一介教授任中心主任。
十余载光阴，皇皇百余册，汤一介先生每天工作六七个小时，埋首于传承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儒藏》，年近九十之时仍念兹在兹。
有人问他：一个耄耋老人，本该颐养天年，安享天伦之乐，为何还要孜孜不倦地投入卷帙浩繁的文献编纂中？还有人问：一位哲学大师，早已功成名就，为何还要步履匆匆？答案很简单，因为汤一介先生毕其一生秉承的八个字，“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2010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大人文学苑同汤一介先生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赞扬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创新做出的积极贡献。总书记强调指出：“推进中国改革发展，实现现代化，需要哲学精神指引，需要历史镜鉴启迪，需要文学力量推动。文史哲研究要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帮助人们更好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确立不断前进的方向和信心。这是当代学术研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总书记的讲话，充分肯定了文史哲研究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人文社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殷切期望。
“以传统文化之水，弘中华新文化之流；以传统文化之石，固中华新文化之基。”《儒藏》编纂团队甘坐冷板凳的精神，体现的不仅是对学术的敬畏，更是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儒藏》项目规模宏大、整理精当，离不开各个环节的全力奉献，编、审、校、检等环环相扣，下一环节对上一环节进行评估，特别繁难的部分还要适当增加编校次数，他们是项目背后默默无闻的功臣，日复一日不避烦难、一丝不苟。
以《儒藏》“精华编”（二期）为例，80册图书中有57册超过了900页，平均每册字数达77万字以上，项目周期内平均每年总共要完成2000万字的文字工作量。
面对系列困难和挑战，《儒藏》最终得以完美结项，要感谢每一个参与者、承担者，要归功于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为国家文化发展做贡献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End-
资料来源：典籍与文化事业部、总编室
转载及合作请发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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