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9.0分，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之作，解读这个最“发达的”依附性国家和最富裕的“欠发达”国家

提起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W.Smythe）你或许有些陌生，但是他提出的“受众商品论”“文化依附”等学说实实在在影响了几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

在互联网时代，“免费的才是最贵的”逐渐被人所理解，“数字劳工”的概念也不断被提及，而它的学术渊源可以追溯到达拉斯·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

达拉斯·W.斯迈思(1907—1992)，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北美著名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斯迈思十分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实践，尤其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探索，曾先后两次访华，并据此完成《自行车之后是什么》（“After Bicycles, What?”）等报告和论文。

早在1951年，他就提出受众的注意力应被视为主要产品，而1977年的《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则标志着受众理论的成熟。

他指出，人们在享用“免费午餐”的同时也在创造价值，因为传媒把受众的注意力作为“商品”卖给了广告商，受众在闲暇时间为媒介创造了价值但没有得到经济补偿，反而要承担经济后果。

今天小北要推荐的正是达拉斯·斯迈思的代表作《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和加拿大》，这本书可被视为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扛鼎作品之一。

它不仅接续和拓展了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文化和传播帝国主义的批判思路，将关注点放在了帝国版图内部的次生区域中传播媒体和制度的发展过程上，而且指出了西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和文化研究等学术流派的“理论盲点”，即忽略传播的政治经济维度，并由此发展出著名的“受众商品论”。

斯迈思的专著不多，《依附之路》可被视为他的理论集大成之作。它既能帮助我们了解加拿大各种传播媒体的发展史，特别是这段历史背后长期被遮蔽的高度依附美国的事实，又能帮助我们重新理解北美各民族、族群的意识和传播媒体之间的互构关系，西方艺术的文化霸权本质，以及最重要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借助传播媒体、机构和制度落地生根、壮大丰满的过程。

01

依附美国文化和传播体系的加拿大

《依附之路》这本书章节较多，涉及的理论较为复杂。究竟应该怎么读呢？无论是非传播学或初入传播学科的读者，还是在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深耕多年的研究者，都建议直接先从第5章读到第8章。

这一部分的关键词是加拿大和大众媒体。这些章节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加拿大自建国以来各种传统媒体（报纸、杂志、图书、电影、广播和电视）的发展历程。不过，要理解这段历史，必须将加拿大的传播媒体放在加拿大建国以来的政治经济结构中。斯迈思认为，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依附性国家和世界上最富裕的“欠发达”国家。

加拿大温哥华街头风光，图片来自摄图网。

加拿大建国，是17—18世纪西欧资产阶级发展重商主义的结果。加拿大这块土地上的原住民与他们的文化，和美国一样，都曾遭受英、法等国的摧毁。19世纪中叶后，尽管加拿大脱离了英国的殖民怀抱，却再次沐浴在美帝国微型重商主义的“光辉”之下。这一结果离不开加拿大实施的保护性关税政策，它刺激大部分美国跨国公司来加直接投资。

斯迈思认为，这种同化加拿大经济的过程，与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攻势，性质相同。若非如此，加拿大的经济不会过早地与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相融合。也正因为此，加拿大商人才会在占有性个人主义、私产合法以及源于英国普通法的商业交易法则等与南方邻居共享的意识形态的指引下，充当了在文化上屈服于后者的代理人。

在梳理完加拿大的政治经济背景后，斯迈思才开始重新书写加拿大的传播发展史。加拿大的报刊、图书、电信，以及无线电广播、电视和电影的发展过程，经斯迈思的勾勒，也沿着两条线索往前推进：其一是对英国而后美国的“单向的信息流动”的被动接收，其二是魁北克人等族群的文化自治运动。

本书关于加拿大传统媒体的内容，更侧重于讲述它们如何在资本和文化意识等方面，一步步陷入被动依附美国的境地。斯迈思的叙述里，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应该是加拿大政府和统治阶级制定的各种媒体政策，几乎少有从公共性的角度出发，而是不遗余力地迁就美国的商业和资本组织，为它们制造和提供受众。

02

源源不断生产受众力的意识工业

读完中间部分的章节后，我们再回到第1章开始阅读，就会对斯迈思提出的理论，形成更为深刻的理解。那么，他在第1章至第4章搭建了什么样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

这个框架以受众商品论和意识工业为核心，从传播媒体的角度，拓展了依附理论的深度和广度。说到依附，斯迈思自己也承认，他的理论框架受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学说的影响不可谓不深。所以，他眼中的依附体系，是资产阶级在至少近400年的时间跨度内，基于国际劳动分工差异所形成的中心/边缘结构，借助以大众媒体为代表的意识工业所设定的议程，向它所覆盖的人口定义什么是“发展”和“现代化”的必然结果。相较于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所侧重的大众媒体对个体行为改变的影响的研究，斯迈思更致力于发掘大众媒体对个体和族群的意识的塑造功能，并因此称大众媒体为“意识工业”。

斯迈思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擅长营销的大众媒体制造出一种日常生活的政治。那么，大众媒体，尤其是商业性大众媒体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带，靠生产什么才能完成上述职能？他指出，商业性大众媒体生产的产品，就是受众力，一种新形式的劳动力，以帮助完成资本主义体系的政治和经济任务。

如何理解受众力这个被视为新形式的劳动力的概念？如果它是劳动力的一种，那么，是否能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来对其加以阐释呢？

需要指出，受众力是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论的集中表述。斯迈思与电视业和广告业打交道良多，在目睹了广告营销的套路后，将之理论化为受众商品论。实际上，在广告营销界，这就是著名的“二次售卖”原则。也就是说，传统大众媒体如电视台，播出免费午餐的内容，吸引受众观看；然后，受众观看的数据再被售卖给广告商。受众观看的行为导致受众力的形成。

斯迈思在《依附之路》的第2章，通过九问的形式清晰地阐明了受众力的形成过程。在他生活的年代，每个个体的日常生活早已被商品所包围，媒体化的程度也不低；除了必要劳动时间和必须承担的无报酬劳动时间外，每个人每周只剩下7小时的自由时间。在这7小时内，大众媒体通过广告(显性)和免费午餐的内容(隐性)，指导工人如何支配自己的时间和金钱，这就是需求管理。于是，自由时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免费(劳动)时间。受众替谁打工，或者说劳动呢？广告商。

受众以“休闲”的形式收看电视节目，潜移默化地成为向自己推销并购买特定品牌的消费品或服务的受众商品，这不是劳动力，而是受众力。斯迈思认为受众在非工作时间看电视，非但没有获得任何报酬(所以不存在自己主动出售的情况)，反而还需要支付资金购买被说服采购的商品。因而受众力所做的，就是为明天和下一代生产劳动力。

斯迈思没有停留在受众商品的理论上踟蹰不前，他进一步揭示，受众之所以在自由时间内似乎心甘情愿地“无偿做工”，是因为大众媒体生产的免费午餐内容，与广告商制作的广告，直接作用于工人个体的意识层面，起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化和稳定现状的作用。

不论是免费午餐的宣传价值，还是其中隐含的对受众毫无抵抗力的预设，他倒与他所批评的学者之一路易·阿尔都塞不谋而合，只是斯迈思换了一个更直观的术语“意识工业”。相比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概念，“意识工业”的概念更加直观。

斯迈思这套严丝合缝的学说，因其对受众的消极、盲从或被动的本质的假设，必然受到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学派或美国大众文化学者的批判。后者从女权主义、粉丝文化等角度重申受众的积极能动者的角色。然而，受众的需求管理，以及作用于受众意识层面而被无偿生产出的商品——受众力，至今在商业化媒体的运营过程中，依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03

要学会对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文化和传播阵线进行文化甄别

读完前8章，我们再进入第9章，阅读斯迈思更加抽象，也更具历史视野的论述。这部分的关键词是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为什么斯迈思在这里突然转入关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阐述？斯迈思进入传播学界，正是在冷战之初，所以他尤为关注冷战双方阵营围绕文化和传播而展开的竞争。他提出的文化/传播现实主义的概念，正是针对冷战期间所存在的两大文化阵线的既存事实。在他看来，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传播阵线，依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众媒体生产出来的现实主义文化产品，它们对不发达国家或地区成功地实现了文化渗透和改造。

斯迈思去世那年，冷战结束。我们不妨把他的观点再继续推进到冷战结束之后的年代：如果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和传播体系，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各种人工制品、实践行为和机构制度上，那么，西方影视和文化产品之所以在“历史的终结”的时代，仍能漂亮地完成“美国和平队”文化扩张主义的政治任务，关键在于，身份认同与政治多元主义被上升为“教条”，允许并保障了广泛的人本主义或占有性个人主义在日常生活中的主导原则，从而超越了阶级与规制的本质主义的性质。这些想法，都能从他关于和商业化媒介有关的大众文化的犀利洞见中析取出来。但是，斯迈思仍不满意，他甚至把给人造成永恒印象的艺术(或美术)也掀了个底朝天。因为，艺术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文化体系中，占据高位，深刻地影响了全球文化的趣味等级。

斯迈思在这本书中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文化甄别。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在建设自己的文化阵线时，对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文化或传播产品就应当采取这样的行动。什么是文化甄别？在第10章，斯迈思认为，文化甄别是用来抵制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文化阵线的单向度传播和入侵的方式或手段。他主张第三世界新兴国家或地区的政府采取文化和传播自治的政策或手段，以避免对资本主义文化的高度依附。

读到这里，我们基本上跟随斯迈思完成了一趟从加拿大转向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传播发展旅程。可能在21世纪很多年轻人读这本书，会发现不少观点有些古旧。然而，与其说它们古旧，不如认为斯迈思在当时充满了乐观主义甚至胜利主义的情绪。例如，他对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体系中意识工业对受众个体的侵蚀，以及后者潜在的颠覆力量的理解，一直心明眼亮。很明显，他的用意在于，理解并把握资本主义核心地带大众意识的基本构成。他把突破或颠覆垄断资本主义的意识培育阵线的希望，放在了他称之为进步主义者和解放主义者的人群身上，因为他们最有可能利用代议制政府的各种机构或广播电视委员会等传播规制部门推动各种必要的改革。

尽管斯迈思对美加两国的进步主义者或解放主义者寄予厚望，但他忽略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占有性个人主义、消极自由、丛林竞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他的政治理念的直接狙击。而这种狙击，正是他所提出的资本主义核心地带意识工业的核心功能。现在西方社会已经脱离福柯的生命政治时代，而正式步入精神政治的阶段。倘若如此，那么斯迈思这位身处资本主义核心地带却始终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主义传播实践并为其呐喊的学者，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已提出一个至今仍然振聋发聩的重要命题：“如何通过大众媒体的实践，逐步建立一套有别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化体系？”这个命题如今是否还成立？ 这个命题是否具备了更多的突破的可能？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究竟谁能唱主角呢？谁将成为全球动员的主体力量？一切皆有可能。这或许才是斯迈思在他长达40年的学术和实践中，留给我们思考的核心问题，甚至是一项不可回避的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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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和加拿大

作者：〔加〕达拉斯·W.斯迈思（Dallas W. Smythe）著  吴畅畅、张颖 译

提出受众商品论、意识工业，发展依附理论，开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先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

-End-

观点资料来源：

《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和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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