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的春节(上)
文章摘自《一蓑烟雨任平生》
北京的春节越来越淡,特别是新式小家庭,一到春节“新马泰”旅游了,完全没有过春节的意思。春节的风俗绝大部分都已绝迹,这很令一些迷恋传统民俗的人士痛心疾首。春节产生于农业文明和宗法社会,几千年形成的春节习俗是以这两者为背景的,随着向工商社会转型和社会的小家庭化,春节民俗赖以存在的背景逐渐消失,春节日益淡化是个无可奈何的事。1940年代,老北平的社会环境还为农业文明所包围,城市里还保留着一些宗法精神,因此,那时过春节(当时称“过年”)与现在迥然不同,特别是,对于无忧无虑的小孩子来说,过年是一年最大的梦想和欢乐。小时候最盼的就是过年,每到腊月二十九日的晚上总是兴奋得睡不着觉,于是就面向墙紧闭眼睛,默想:再一醒就是大年三十啦!有时睁开几次,仍然是床上的幔帐和墙壁。
1. 祭灶——过年的前奏曲
那时过年不是三天五天,而是一个序列,要过完这个序列,大约要一个多月。北平一进腊月就有了过年味儿,无论来客,还是街头邂逅,都不免要问一句,年货准备得怎么样了?商店特别是与“年货”有关的买卖铺都要披红挂彩,提醒人们“年就要到了”。这种氛围日渐浓烈。腊月二十三,算是正式进入过年序列,所以这一天又称“小年”,可以说正式过年的前奏曲。这一天最重要的节目是祭灶,俗称灶王爷上天。
灶王爷插画
灶王爷是一家之主(侯宝林的相声说“说是一家之主,可是户口本上没怹”),平时供在厨房里,简单的就在炉灶上贴一张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双人画像;豪华点儿的,有个灶王爷龛。灶王爷龛的样子有点像前些日子新建的“永定城门楼”。龛的两边写着“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上联有些虚夸,平常很少有给灶王爷磕头的,这也有道理,既是一家子,何必那么多礼?下联多少有点写实,灶王爷离灶火近,点香很方便,所以灶王爷像前常常是香烟缭绕。有的还供上一杯清水,平日烟熏火燎的,灶王爷也需要清水润一润。进了腊月,灶王爷的待遇明显改观,这时家家都要买些糖瓜(麦芽糖做的,所以只在入冬以后才卖),恭恭敬敬地供在灶王爷面前,勤快点的还要换一副新对联: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二十三,糖瓜粘
腊月二十三的夜晚,灶王爷要回天庭、向玉皇大帝汇报去。汇报内容是其所主持的一家子的善恶功过。本家希望灶王爷能在玉皇那里多为自己美言几句,嘴甜些,所以在其上天之前要上供糖瓜,说穿了也是一种贿赂。国人对待鬼神有些像对待贪官,总认为多上供、实行物质鼓励就会给自己带来好处的。
小年之前,腊八以后,郊区进城卖芝麻秸儿和柏树枝儿的农民逐渐活跃,基本上是挨着门推销,这些都是祭灶用的,一般人家多少都要买点。汉族风俗是“男不拜月(中秋节不参与祭祀),女不祭灶”,因此,恭送灶王爷上天是男人的活。二十三的晚上,天黑如漆,把供桌搬到院子里,上面供着北平月饼的四大样——自来红、自来白、提浆月饼、翻毛月饼,自然也少不了粘嘴的糖瓜。父亲穿上簇新的长袍马褂,把一捆芝麻秸儿,分成三脚架状,立在地上,上覆以柏树枝,把灶王爷龛放在上面,再撒上些料豆(这是给灶王爷坐骑吃的黑豆),从下面点火,然后三跪九叩。芝麻秸儿含油易燃,燃烧时料豆和秸秆一起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柏树枝儿放出一阵阵清香。灶王爷上天了。然后演奏国人过年特有的音乐——鞭炮齐鸣,它告诉我们新春就要开始了。这是北平民谚中说的“二十三,糖瓜粘”。
2. 办年货
那时过年(从三十傍晚到初五)除了戏馆子外,一切买卖铺都要停业休息,因此过年吃和用的东西都要年前准备好,这叫“办年货”。对小孩来说,新年准备期办年货是最开心的事儿,孩子可以向大人正式提出自己的要求,北平民谣说到过年有“闺女要花儿,小子要炮,老头要个新毡帽”的句子,这都是要主妇操办的。另外,每天都会有新东西进门,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过年才得一见的(如“灯儿节”得用走马灯)等等,这些都足以刺激孩子们过年的热情。办年货时,我常跟着去,这是一乐,不能放弃;即使不能去的,待买进门后也要仔细查看。
老北京插画
办年货包括买各种新年的吃食、用具以及祭祀用品。那时,除了信仰洋教的(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和回民,北平人一般家里都有个神位,或供祖先,或供仙、佛。家境稍好点的,要专门腾出一间房子作为“家庙”(供祖先)或佛堂。
我们搬进西西河沿164号后,因为北房与东、西房之间都有空当,可以搭盖小房,我家在西面搭了个小房作为佛堂,祖宗的神位待过年时请出,在北房祭拜。所谓“佛堂”供的却是位“大仙爷”,大仙爷只是一位不见佛道经典著录的北方民间信仰的神仙,据说很灵验,有求必应,在老北平人信仰中很有地位。有佛堂和祖先牌位,逢年过节,必有祭拜,这样就少不了祭神用品,如香烛、金箔、银箔等。
老北京插画
买香烛要到香蜡铺,我们常去的是西琉璃厂西口的香蜡铺。这是个古老的行当,北平的香蜡铺的铺面门楣有些像牌楼的横匾,门楣下垂着些蜡烛等幌子,很少开玻璃橱窗的,一般都是糊纸的窗户,铺子里很阴暗,给人以古旧的感觉。这里不仅卖香烛,还有金箔、银箔(做金银元宝用)、各种彩纸、神龛、神码儿等。祭拜的蜡烛不能用洋蜡(现在许多佛寺道场上供都点洋蜡),那时人认为祖宗不认洋东西。洋蜡,不管红蜡还是素蜡都是石油的副产品,是半透明的,而土产蜡是用蜂蜡制作的,不透明。我们家还有一付(两根)“电蜡”。
外观上做成蜡烛形状,顶上的两团火焰是电灯泡。当时连“洋蜡”都不认,但更洋的“电蜡”却能通行,因为它省事又安全。这是国人西化的出发点。
家中上供用的香分两种,一是单根点燃的,它较粗较长,比筷子粗些,每根有二尺长,也叫缏子香;一是合把点燃的,较细较短。每根像毛衣针那样粗,大约九寸长。过年时,香蜡铺还卖春联、福寿字、“抬头见喜”“黄金万两”“万事大吉”等短联和点缀节日气氛的剪纸、挂牵儿、年画等。年货中的“进口物”除了做菜用的原料、调料和过年吃的各种零食(花生瓜子、南糖果脯等)外,大宗的还是上供用的供品。这主要是各种饼饵和水果。饼饵要向点心铺预定。
那时我们家要定两堂供品(佛堂和祖宗各一份)。饼饵主要是蜜供和上面说的自来红、自来白、提浆月饼、翻毛月饼四种。一堂蜜供是四个,每个高约二尺多,其状如小型西安大雁塔,用蜜供条叠搭而成。四种月饼从大到小,顶上做成桃形,最下面月饼的直径有一尺左右,这四种合成一堂。供品并不怎么好吃,只是个应节祭品。俗话说“心到神知,上供人吃”,两堂供品在撤供之后也是分给大家吃了。供品中还有四碟鲜果,大多用晒出“福、禄、寿、禧”字的苹果。为了与蜜供、月饼的高度一致,鲜果要放在“豆”中,这是一种高脚的盘子。古代有个席地而坐时期,豆是那时餐具。后来作为祭器用,显得有些古雅之气。
3. 过年的操作阶段
“二十四,扫房日”,除了洒扫庭除,有的还重新刷墙糊顶棚。那时顶棚大多是纸糊的,一年的烟熏火燎,保护好的也要发黄,因此家境稍好的都要挑了顶棚重糊,室内室外,焕然一新。个人也要洗澡剃头,那时北平唯一的女澡堂——润身澡堂(当时还有一些男澡堂附设女部的,如东升平等)已经开张,母亲每个月都要到那里去洗一次。
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四以后,家里忙活的主要是制作储备食品,这也很吸引孩子注意力。小孩跑前跑后,里外查看有什么新吃的出炉。从正月初一到初五不许动刀子,这几天的吃的都要年前做好。这几天要蒸馒头、豆包、糖三角、花式蒸饼,炖肉煮鸡做豆酱(用肥肉皮丁、黄豆、水疙瘩丁、胡萝卜丁、豆腐干丁等做成),做好了分别放在不同的缸里,过年时随吃随热。蒸制面食品有许多花样,如做个蝴蝶、金鱼、小耗子等,再涂以颜色,虽然味道与馒头没有什么区别,但孩子不这样看,刚一出屉,便抓来吃,也不怕烫,而且觉得分外香甜。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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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重庆出版社
定价:32.00元
分类:随笔/散文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虽然才情不能望坡公项背,但对风雨的耐受,差可相拟。
❖选自《一蓑烟雨任平生·自序》
王学泰, 1942年12月生于北京,汉族。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退休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要学术专长是文学史与文化史,现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代表作有《中国流民》、《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燕谭集》、《水浒与江湖》、《发现另一个中国》等。
本书是李银河主编的《知识分子丛书》之一,是著名学者王学泰先生撰写的带有自传性质的散文与随笔集。作者在书中从儿时北京民俗,中学生活,被打成反动学生,写到文革中因“推背图”事件而入狱等坎坷经历。文章包括了作者对人生的思考,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学养和对社会、人生与世界的深刻观察。全书文笔从容,旁征博引,感情淳厚,且不失诙谐幽默。尤其是回忆特殊年代中的不堪往事,仍以平和心态和冷静态度审视, 做人做事的道理融汇其中,让读者感受到淡定、超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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