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如何避免另一场世界大战”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日前刊登题为《99岁的亨利·基辛格：如何避免另一场世界大战》的文章，内容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亚尔·弗格森与基辛格的对谈。全文摘编如下：
5月27日，亨利·基辛格年满99岁。
在迈向百岁之际，基辛格并没有失去使他区别于同时代和后几代外交政策传授者和实践者的那种智慧。
我们在他位于康涅狄格州树林深处的乡村别墅里见了面。他和妻子南希在那里度过了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大部分时间。
每一位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都不得不在糟糕和更糟糕的选项之间做出选择。目前担任这两个职位的安东尼·布林肯和杰克·沙利文去年将阿富汗人民扔给了塔利班，今年又在向乌克兰战区投入数百亿美元的武器。不知为何，这些行动并没有激起多年来因基辛格在越南战争等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而对他施以的那种谩骂。
没有什么比他5月23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简短演讲所引发的争议更能说明他激怒左右两派的能力了。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标题是《亨利·基辛格：乌克兰必须向俄罗斯割让领土》，这引发了进步派人士和新保守派人士几乎同样数量的愤怒推文。
这种愤怒的最奇怪之处在于，基辛格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为证明最终必须通过谈判达成某种和平，他只是说了“(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分界线应该恢复原状”——指的是2月24日之前的状态。
弗格森问：今天的美国是否比越南战争时期更加分裂?
基辛格答：是的，分裂多了。20世纪70年代初，两党合作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国家利益是一个有意义的术语，它本身并不是一个争论的主题。那种情况已经结束了。现在每一届政府都面临着反对派无休止的敌意，而且这种敌意建立在不同的前提之上……眼下美国国内没有明说但非常真实存在的争论是关于美国的基本价值观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即宪法的神圣地位以及个人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首要地位)。
问：有领导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答：如果存在不可弥合的分歧，那么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之一：要么社会瓦解，不再能够在任何一方的领导下完成自己的使命;要么就超越分歧……
问：是需要外部冲击还是外部敌人?
答：这是一种方式，否则你可能会面临一场无法应付的国内危机。领导力变得更难了，因为社交网络、新式新闻、互联网和电视的结合，所有这些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短期。
问：乌克兰总统——这名看上去不大可能胜任总统一职的喜剧演员成了战争英雄——无疑给我们上了一堂大师级的领导力课程。
答：毫无疑问，泽连斯基完成了一项历史性的使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乌克兰领导人都不曾有过他这样的出身(指的是泽连斯基和基辛格一样是犹太人)。他因为人们对国内政治的失望而意外成为总统，然后，他又面临俄罗斯试图使乌克兰恢复完全依赖和从属地位的企图。他以一种历史性的方式让国家团结起来并让世界舆论团结起来支持乌克兰，这是他取得的伟大成就。
然而，现在的问题仍然是：他能否保持下去，实现和平，特别是在和平意味着某种有限牺牲的情况下?
问：您能否谈谈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看法。您见过普京好几次，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偶遇，当时的普京还是圣彼得堡的副市长。
答：我认为他是一位有思想的分析家，其基本观点是将俄罗斯视为某种神秘的实体，通过某种精神上的努力将俄罗斯团结在一起。在这种观点中，乌克兰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瑞典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在入侵俄罗斯时)穿越了这片土地，而他们被击败的部分原因是这片土地耗光了他们的力气，这就是他(普京)的观点。
问：您在2014年时写过一篇文章，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想法，而是提议它像芬兰那样确立中立地位，并警告继续谈论加入北约有可能引发战争。当然，现在和瑞典一起提出加入北约的正是芬兰，这个不断扩大的北约现在是不是太大了?
答：面对一个侵略性的俄罗斯，北约当时是正确的联盟，因为当时它是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北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以一种几乎独一无二的方式体现欧美合作的机构。因此，维持它很重要。但重要的是认识到，中东和亚洲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中会出现大问题。在这方面，北约是一个其成员未必拥有一致观点的机构。它们之所以在乌克兰问题上团结起来，是因为这让人想起了(过去的)威胁，它们做得非常好，我也支持它们的做法。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结束这场战争。在战争结束时必须为乌克兰找到一个位置，也必须为俄罗斯找到一个位置。
问：我们2019年底在北京有过一次对话，当时我问您，我们是否已经处于“第二次冷战”中，只不过现在中国扮演了当初苏联的角色。令人难忘的是，您当时答道：“我们正处于冷战的山脚。”一年后，您将其升级为“冷战的山口”，那么，我们现在在哪里?
答：有能力主宰世界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正作为终极竞争对手相互对峙。它们实行的是不相容的国内体制。而在这种情况出现的同时，技术意味着战争会导致文明倒退，如果不是摧毁文明的话。
换句话说，第二次冷战是不是可能比第一次冷战更加危险?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两个超级大国现在拥有不相上下的经济资源，而且毁灭的技术比当时更加可怕，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出现的情况下。
“等待中国变成西方”不再是一个合理的策略。我不认为统治世界是中国的想法，但他们可能会变得非常强大，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不过，我认为，这两个超级大国有最起码的防止发生(灾难性碰撞)的共同义务。
我们西方人有着看似不相容的任务。你需要能够应对现代挑战的国防机构。与此同时，你需要对你的社会的某种积极表述，这样这些努力才能以某种名义进行，因为否则它们就无法持续。其次，你需要一个与其他社会合作的概念，因为你现在无法想出任何摧毁它们的概念，因此对话是必要的。
问：但这种对话已经停止了。
答：除了发泄不满。这正是我对我们将走向何方深感担忧的地方。其他国家会想利用这种竞争，却不了解它的独特之处，所以我们正进入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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