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拉美社8月3日报道，印度人口超过13.4亿，是一个在诸多科学和技术领域取得进步的“巨人”，尽管它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还有上亿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印度目前是世界上第三大最具技术交易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是科学研究方面的顶尖国家之一，在太空探索方面也位居前五名。这个人口众多的南亚国家保持着一枚运载火箭单次发射将104颗卫星送入轨道的世界纪录。印度能够自主研发并发射火箭和卫星，而在应用领域，印度空间研究组织被认为是最出色的航天机构之一。令人颇感意外的是，根据全球创新指数，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出口国。印度技术发展的驱动力在于低运营成本、政府政策和熟练劳动力，并且能在电信、银行、金融服务和保险领域迅速投入信息技术。在其他关键行业中，出口需求强劲增长、政府建立经济特区以及采用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之类的新技术等诸多因素都成为带动发展的动力。近年来，印度因其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而在国际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并在软件行业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同时建立了多个现代技术园区，而当地大专院校则培养了大批高技能专业人才。根据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印度是中亚和南亚地区的领头羊，自2015年以来在全球排名中稳步上升，2020年达到第46位。印度在中低收入国家中排名第二，并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出口方面保持着世界领先地位，在国内产业多样化等方面的排名也很高。班加罗尔、新德里和孟买等城市是跻身世界前100名的科学和技术中心，跨国公司与印度公司和研究中心在化学和制药行业的合作日益密切。班加罗尔的软件工程师协助市政当局追踪新冠病毒传播轨迹。（路透社）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印度软件业一直以每年50%的速度增长，该国是该行业第二大出口国，其70%的产品都被运往国外。该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等领域都取得了技术突破，并在图像和语音识别、导航应用、智能手机个人助理、共享汽车应用、自动驾驶汽车、创新教学方法和个性化药物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根据国际数据公司的数据，印度人工智能软件、硬件和服务的国内市场价值有望到2025年增至78亿美元，复合年均增长率为20.2%。印度企业计划将人工智能用于解决运营问题，如客户服务、人力资源、自动化、安全等，而政府在2018年发布了人工智能国家战略，并希望为其研究和应用建立一个适宜的生态系统。往期回顾➣

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8月2日刊登汤姆·麦克塔格撰写的《英国为何改变对华立场？》一文，文章认为，伦敦与北京接触的周期表明，美国让盟友在大国竞争中保持一致的能力正在变弱。文章摘编如下：就在2015年，英国还标榜自己是中国“在西方最好的伙伴”。它不顾美国的反对，成为北京有争议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创始成员国。在还是欧盟成员国的时候，英国外交官敦促欧盟同意与中国达成正式的贸易和投资协议。对英国来说，未来显然是中国的。

参考消息报社参考智库日前发布《中国百城海外传播力之外媒关注度月度分析报告（2022年7月号）》。报告显示，境外媒体7月关注度最高城市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重庆、昆明等地，武汉、长沙、南京、乌鲁木齐等城市也为外媒重点关注。本监测周期内，重大事件类议题对城市海外关注度影响显著，如香港回归25周年，有效提升深圳、广州、东莞等大湾区主要城市的曝光度，进一步强化上述城市元素中的大湾区融合属性及特色；香港与内地其他城市在人才、金融、跨境投资、教育、交通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则提升了上海等城市的关注度。国家战略性议题亦显示出对城市关注度的影响力。如“共同富裕”有序推进，推高合肥、贵阳等城市的海外媒体关注度。▲中国百城海外传播力之外媒关注度月度分析报告。

据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站7月29日报道，据一份新报告称，新冠大流行期间，中国以美国无法企及的速度深化了与东盟经济体的关系。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发布的这份报告称，中国通过承诺提供疫苗和防疫援助以及领导人之间开展高层对话，增强了对该地区的影响力并加强了与该地区国家的关系。此外，这期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也创下新高。报道称，不过，东南亚国家对于卷入美中权力之争仍持警惕态度——这种担忧更甚于对北京在该地区不断增加的存在的关切。该智库最近发布的这份报告称，鉴于中国具有诸多天然优势，与其他大国相比，未来几年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存在及影响力将有所增加。这可能对该地区的外交和决策产生影响。这份名为《中国在大流行病期间的东南亚外交》的报告指出：“大流行病这段时期为未来提供了广泛的经验教训。若下一场危机降临该地区，美国承受不起无动于衷带来的后果。”报告指出，在这场大流行病期间，东盟与中国的贸易额大幅增长，该地区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0年，东盟取代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1年亦是如此。报告还根据定性及量化评估得出以下一些结论：在疫苗捐赠方面，中国自2020年底起处于领先地位，但大约在2021年底被美国反超；就对东南亚地区开展外国直接投资而言，中国大体上落后于美国和日本，但其正在加大对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投资力度；虽然疫情导致旅行受限，但中国一直通过官员出访和电话交谈等方式持续开展高层外交活动。据报道，该地区精英在疫情援助方面对中国的赞许度超过了对美国的赞许度。报告强调，针对中国影响力日增、美中竞争更趋激烈的状况，东南亚地区的应对策略一直是保持中立，但“中国实力强大且在地理上十分接近，这一策略的可持续性远不确定”。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报告与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民调结果相符。民调显示，近77%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该地区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大国，5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该地区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及战略大国。|

美国《政治报》网站7月21日刊登约翰·亨德尔撰写的《为什么美国无法同华为决裂？》一文，文章称，美国仍在推进特朗普4年前开启的与中国电信企业的决裂进程，但资金短缺令拆除这些设备的补贴发放变得复杂。文章摘编如下：由于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安全官员声称华为和中兴两家中国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风险，近200家美国电信运营商陷入了这场争端，包括农村地区的无线网络，互联网宽带和电视网、一些大学和校区甚至一些市政府。如今，美国仍在努力推进特朗普4年前开启的与中国电信企业的决裂进程。但问题是，资金短缺令拆除这些设备的补贴发放变得复杂，这项拆除任务可能会推迟到2023年或之后，所谓“安全紧迫性”也随之削弱。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近期披露，要彻底替换华为和中兴的设备，就要在最初19亿美元的拨款基础上再增加30.8亿美元拨款，但国会现在无法拿出额外的资金替换这些设备。而这些设备往往是通信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网络中枢。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27日刊登题为《克林姆林宫对其与欧洲的天然气战的考量是什么?》的文章，作者为独立能源分析专家谢尔盖·瓦库连科。文章主要内容摘编如下：当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俄气”）7月21日宣布“北溪-1”号管道完成例行维护时，欧洲松了一口气。但就在5天后，这家俄罗斯天然气巨头发出了警告，将把该管道对欧输气量降至20%。该消息令天然气价格跳涨至每千立方米2000美元的关口。对俄气最新举动和俄高官声明最合理的解释是，这是莫斯科精心策划的一项旨在减少俄罗斯向欧洲供应天然气的努力，是莫斯科与西方之间更广泛地缘经济僵局的一部分。欧洲天然气市场的运作为克里姆林宫在这场僵局中采取的战略提供了一些启示。早在今年5月，俄气就开始逐步减少对欧输气，称这是技术事故、监管要求、政治环境和其他不可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到6月底，在对欧输气的5条可能管道中，仅有3条投入使用。夏季欧洲天然气消耗量约为冬季峰值时期的一半，欧洲尚可通过购买液化天然气解决能源供应，尽管这可能需要在竞标中以高价压倒亚洲买家。而到了冬季，即使库存充足，所有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都满负荷运转，欧洲仍需要部分来自俄罗斯天然气维持住宅供暖和工业运转。如果遭遇寒流，俄罗斯天然气的需求量可能将超过每天3.5亿立方米。欧洲天然气配送网络的建设主要是考虑从与俄罗斯接壤的地区向中西部输气。近年来，尽管欧洲大陆建成了部分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和向东输气管道，但这些接收站的接收及外输能力仍然有限，且接收站气化外输率与管道输送能力不匹配，极大地制约了其向中东部供气的能力。因此，保有足够库存至关重要，若库存难以保证冬季用气需求，则可能危及普通欧洲民众的基本福祉，各国政府将不得不作出艰难且不受欢迎的决定，比如实行能源配给和暂停工业生产。在俄罗斯的战略考量中，这意味着欧洲各国政府要么必须面对国内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要么暂停与莫斯科的对抗，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的政治要求，并取消对俄制裁。但只有在欧盟的天然气库存极少的情况下，这一战略才会奏效。这就是俄罗斯尽可能压低目前对欧输气量的原因。对于俄罗斯对欧为何“减供”而不“断供”，这可能出于四方面的考量。首先是法律考量，鉴于很多公司可能会起诉俄气未按预定量供气，假装正在竭尽所能保证供应可能对未来争端有所帮助；其次是经济因素，俄气合同大多与期货交割枢纽价和指数价格挂钩，尽管销量不高，但得益于目前上涨的价格，该公司正在享受“意外之财”；第三，保持部分对欧输气也符合俄对欧洲国家“分别对待”的脚本，例如，对俄友好的匈牙利可能以优惠价格获得俄气供应;最后，俄罗斯方面还需谨慎对待是否以及何时彻底切断对欧天然气供应。俄罗斯希望将天然气“武器化”，并结束与欧洲的天然气贸易，部分观察人士可能会对此感到惊讶。但重要的是要明白，从俄罗斯角度来看，欧盟最近十来年以来就没有公平行事，当时，第三项能源一揽子计划生效，欧洲能源公司开始要求修改长期合同，并要求对俄气提起仲裁。俄罗斯人认为有利于欧盟企业和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判决存在偏见。随着欧洲日益转向可再生能源，美国液化天然气可能在2025年后将充斥欧洲市场，这也降低了未来俄罗斯与欧洲天然气贸易的剩余价值。|

美国兰德公司近日发布题为《社会竞争力的来源：各国如何在长期竞争中取得实际成功》的报告。报告称，美国领导人及国家安全官员一直认为，充满活力的国内环境是美国全球实力的基础。报告认为七个社会特征与国家活力和竞争地位相关。特征1：国家野心和意志那些在世界政治和技术成就上达到顶峰的国家，几乎都依赖于丰富的国家野心和意志，即一种追求智力成就和优越性的冲动，以及一种激发他们竞争动力的国家命运和伟大感。特征2：统一的民族认同具有更强的认同感和社会一致性的国家，比那些认同感更分散或缺乏对任何形式的统一国家忠诚的国家具有竞争优势。特征3：共享机会共享机会是指，一个国家的所有人民能够工作、在事业和成就上取得进步、表达和拓展思想、创造、建立网络以及以其他方式为国家的生活、繁荣和力量贡献其全部人力潜力的程度。特征4：积极的国家一个积极、有活力和有能力的国家构成了国家活力的引擎本身或至少是驱动机制。在每一个可持续竞争的社会中，国家在塑造成功的社会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环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征5：有效的制度有效的公共和私人制度是其他特征发挥作用的基本结构，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总体上使商业和社会互动更加顺畅，填补国家留下的空白，帮助解决社会挑战，并为科学研究等领域的竞争优势提供动力。特征6：学习型与适应型社会具有高度活力和竞争力的国家通常渴望新思想、新的政策和方法。一个活跃的知识环境、对创新和新的商业方式的开放，是所有最具竞争力的社会的特征。特征7：竞争多样性与多元化多样性与多元化有助于产生竞争优势。这两个密切相关的要素能够扩大一个社会可利用的观点和人才的范围，以及助长国内竞争。针对上述七大特征，报告探讨美国当前所处位置。报告称，美国保留了许多结构性和社会性的遗产，这些遗产可能使美国成为现代世界竞争优势的最大引擎，包括相对高度的社会流动性、政治多元化和国内社会野心。但报告指出，美国所有这七个特征都有停滞和精力丧失的迹象，尤其是国家野心、国家团结、共享机会、以及国家的学习和知识氛围。报告分析中呈现的美国形象暗示了一种更广泛的国家迟缓和僵化感，与处于活力巅峰远端的其他大国有着令人担忧的相似之处。|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7月22日发表了纽约法学院法学教授理查德·舍温的一篇文章，题为《美国危险地陷入暴力》，摘要如下：不能简单地把经常扰乱美国人生活的大规模枪击事件看作随机行为。它们反映了国家主权权威的不断瓦解。作为一种最根本的权威，主权至少坚持两个原则：不可分割性和对合法行使武力的垄断。只有政府，通过其治安权，可以在防范外国袭击或国内恐怖与犯罪的活动中使用暴力。对政府治安权丧失信心是危险的，尤其是因为这会招致自力更生，以应对所感知到的不安全或不公正。如果民众再也不相信政府会提供安全与公正——以维护社会结构，自力更生就会成为国家主权的潜在竞争对手。从历史上看，法西斯政治运动的出现一直与私募民兵组织的平行崛起有关。这些民兵组织包括墨索里尼的“黑衫军”、希特勒的“褐衫军”、巴西“绿衫军”和爱尔兰法西斯领导人约恩·奥达菲的“蓝衫军”。在今天的美国，孤立的国内恐怖行为与更有组织的暴力形式并存。由于2021年1月6日的美国国会暴动、对公众枪支销售的激增(尽管公众已经拥有足够多的武器)、以及极右翼政治组织和民兵组织的发展壮大与常态化，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对国家主权的共同信念正在加速崩溃。右翼的“深层政府”阴谋论和共和党有关选举操纵的谎言反映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挑战政府的合法性。随着这一挑战通过传统和社交媒体传播，非政府的暴力源变得越来越可以接受。暴力既受到谴责，又被浪漫化了。这也是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常见模式。无处不在的暴力正在自我强化。它表明，旧的主权已死或即将死亡，因而不再能够维持主权权力的不可分割性或维持其对合法使用武力的垄断。由此推论，一支有效的反对势力必然会加入角逐。正如唐纳德·特朗普2021年1月6日所说：“如果不拼命战斗，你就没有国家了。”让枪支充斥市场会加剧社会的动荡。随着混乱和恐惧的增加，反作用力会增强。心怀恐惧的人可能本身不愿意实施暴力，但他们将越来越多地支持那些愿意为他们实施暴力的人。保护“自由民主”免受这一威胁的最好办法是调动仍在发挥作用的机制——媒体、和平集会和选举程序。但必须迅速采取行动，因为这三者都处在日益加剧的危险之中。脸书、推特和抖音现在是我们的主要新闻来源。但由于它们的“关注经济学”商业模式，利润相对于真相有着优先权。因为谎言比事实传播得更快，占据人们注意力的时间也更长，所以对那些依赖用户关注时间以进行广告宣传的公司来说，谎言会更有价值。同时，新的州法律正在威胁公众集会权，这些法律为对和平抗议者实施暴力敞开了大门。例如，在俄克拉何马州，开汽车撞人甚至杀人的司机可以不再负有责任，只要他们“正在逃离一场骚乱……并抱有合理的信念，即逃离是保护机动车操作者不受重伤或免于死亡所必要的”。这项措施还将对阻碍街道或车辆通行的抗议者处以新的惩罚，包括最高5000美元的罚款和最高一年监禁。类似地，在佛罗里达州和艾奥瓦州，驱车冲入抗议人群的人可以要求民事豁免，只要说他们是在自卫。这种法律构成的危险是显而易见的。最后，选举程序正受到一些州法律的威胁。这些法律可能授权(共和党领导的)州立法机构，以无视总统大选结果，方法是用他们自己选举团的选举人替代本州选民选出的选举人团。糟糕的是，美国最高法院最近表示支持一种边缘法学理论，这种理论将使州立法机构免于接受州或联邦的司法复核——这意味着，将没有合法手段来阻止以立法手段取代选举人团投票。今天在美国各地爆发的暴力活动冲击着公民话语和法治的护栏，考验着为共同身份——美国“合众为一”的建国理想——而进行的斗争能否和平地继续下去。|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近日在接受德国电视二台采访时描述了自冷战以来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德国电视二台7月24日以《“情况比冷战时期更复杂”》为题刊发了与基辛格的这次对话，全文摘编如下：德国电视二台今日日报栏目组长武尔夫·施米泽问：作为一位99岁的政治家，您不仅经历了整个冷战，还帮助塑造了它。今天的情况更危险吗?基辛格答：目前的情况更加复杂，因此可能更加危险。这样人们必须考虑到所有对手都能使用的技术比冷战期间更加多层次和复杂。现在需要的领导能力也必须比以前更复杂，要求更高。问：在您的新书《国家艺术》中，您把您同时代的人，从阿登纳到尼克松再到玛格丽特·撒切尔描绘成其政策后来帮助结束了冷战的政治家。对于今天的参与者，尤其是泽连斯基和西方参与者而言，应该吸取什么教训?答：目标，尤其是西方的目标必须非常明确设定和定义。政治家为落实这些目标，必须达成一致，必须加强沟通。问：现在西方仍坚持认为，不应与普京谈判。西方应该跟普京接触吗?答：在当前形势下，西方国家的领导人都必须清楚他们愿意谈判什么，以及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透露的内容。问：您认识普京，您见过他无数次。你相信他会发动核战争吗?答：他有能力使用核武器吗?核武器的使用肯定会跨越一条分界线，超出该分界线将很难划定任何界限。这是各国80年来一直面临的威胁。自从核武器问世以来的80年里，没有人愿意越过那条线。如果他想这样做，西方将不得不做出回应——以一种明确的方式做出回应，并且让所有人都明白，核武器不会像常规武器和武装部队那样被容忍。当然，任何规模的核战争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可以说，谈判是不可能的。|

西班牙《先锋报》网站7月18日发表题为《为何印度不能成为新的中国？》的文章，作者是哈维尔·马斯·德哈哈斯。文章认为，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未来很可能将成为人口最多的国家。然而，这一优势也可能是一个重大缺点。全文摘编如下：印度明年或将成为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该国将拥有超过中国的14.29亿人口，不仅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都有足够的人力资本成为主导国家。人口实力和地理面积一直都是建立霸权的支柱。得益于此，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同样地，印度也可能超越中国。然而，印度似乎并不打算这么做。莫迪总理正在设计一个高度技术化但相对封闭的未来前景，印度并不渴望成为世界霸主，也不愿意变成新的世界工厂。拥有大量年轻廉价劳动力目前印度的出生人数远远超过死亡人数。其人口结构非常年轻，平均年龄为28.4岁，比中国和美国都年轻10岁。印度似乎占据了一切有利条件：不仅因为其劳动力数量更多以及年龄更年轻，还因为印度刚刚进入一个基础设施和住房投资周期，而中国的周期已经接近尾声。许多过去在中国生产的跨国企业正在其他地方寻找劳动力更廉价或地理位置更接近客户的替代选项。而印度将是一个理想的替代者。该国拥有年轻而廉价的劳动力，也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他们会讲英语，是正在茁壮成长的中产阶层的组成部分。在这个正在不断倒退的世界上，印度是发展最快的“民主”国家。今天印度已经拥有70多家独角兽企业，比除中国和美国以外的任何其他国家都多。莫迪总理实施了有利于市场的改革，例如将印度航空公司私有化和减少对技术公司的税收等。莫迪还成功地实施了一项再分配发展战略。福利社会的投资通常侧重于无形的公共产品，如健康和教育等，而莫迪则更倾向投资于有形的商品和服务项目。他更乐于将电力、煤气和饮用水引入每个家庭；支付建造厕所的资金以改善卫生条件；为女性开设银行账户，给她们提供数字钱包，并由国家存入补贴。正是基于这些措施，莫迪实现了重大的政治成就。国际投资者仍望而却步莫迪一直在与不平等现象作斗争，且面临着棘手的任务。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印度30年来的结构转型陷入停滞。许多公司倒闭。经济放缓导致社会发展指数大幅下降。新冠大流行的打击也异常沉重。该国GDP下降了7%，比任何其他主要的新兴经济体都要多，贫困率在多年呈下降趋势之后再次回升。目前依然有2.7亿印度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莫迪是一个印度教极端民族主义者，他所采取的措施实际上就是经济上的至上主义。正是他一手促使本国工业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土地改革是莫迪政策的另一个支柱，但却并不成功。各个邦拒不执行相关改革措施，且对中央政府并不信任。农民也表示反对，因为他们认为改革只有利于国内的寡头。资本主义在印度名声并不好。巨额财富往往建立在官商勾结的基础上。这就是为什么莫迪提出的市场改革几乎得不到老百姓支持的原因所在。此外，印度还拒绝缔结国际贸易协定。例如，印度没有参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政府的措施“并没有解决印度的基本需求”，即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为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并促进制造业出口。印度的经济是一种华而不实的“橱窗经济”和寡头垄断经济。莫迪随意改变游戏规则，以有利于他的商业盟友。但这种不安全感却让国际投资者望而却步，而这些投资本可以充分发掘该国的经济潜力。印度的工业缺乏实力。实际上，工业才是能让印度成为新的世界工厂的产业，但莫迪却决心一直处于世界的边缘。他更倾向于将工业限制在国内市场之内。然而，中国的做法恰恰相反。中国一直致力于利用其人力资本吸引外部投资和技术，以期在价值链中占据主导地位，使自己变成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未来很可能将成为人口最多的国家。然而，这一优势也可能是一个重大缺点。缺乏工作机会、贫穷、没有被纳入社会福利网的年轻人口随时可能爆发不满情绪，他们的粮食供应无法得到保障，且随时处于气候危机的压力之下。这种不满情绪势必滋生社会不稳定，而这种情况在一个容易发生政治暴力的国家无异于定时炸弹。|

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7月20日报道称，西方的武器眼下正在乌克兰的战斗中发挥作用，但在前线把它们投入使用让乌克兰军队很头疼。伦敦的防务和安全智库——皇家三军研究所本月早些时候说：“目前每个国家零敲碎打地捐赠一批枪支的做法正在迅速变成乌军的一场后勤噩梦，每一批武器都需要单独的培训、维护和后勤渠道。”报道称，乌军正在吸纳的西方火炮包括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M777牵引榴弹炮，以及自行榴弹炮，比如法国的“凯撒”自行榴弹炮、德国的装甲榴弹炮2000，以及美国的M109和波兰的“螃蟹”自行榴弹炮。报道还称，乌克兰得到的不仅仅是不同类型的武器。它的军队还必须学会使用和维护西方武器，它们的操作和维护要比他们迄今使用的武器更加复杂。兰德公司高级防务分析师斯科特·波士顿说：“当你过渡到非苏联制造的平台时，你开始不得不处理很多以前没有的事情。”报道指出，乌克兰在使用不同火炮系统时要面对一份不完整的问题清单，有些是39口径的系统，有些是52口径的系统，因此射程不同。它们有不同的零配件和维护要求、不同的装药装置和不同的弹药。它们可能使用自己的专用计算机，从而导致数据传输问题，有些有专用炮弹。操作和维护系统有不同的培训要求，零配件供应链也不同。另一个问题是零配件。对于苏联时期的武器，乌克兰人可以拆掉旧的或废弃的设备进行修理。而对于西方装备，“除了他们收到的，没有其他零配件”。据报道，乌克兰目前正在使用的一些火炮系统尤其具有挑战性，尤其是威力强大的德国装甲榴弹炮2000，该系统在装药方面有非常具体的要求。乌克兰部队操作和维护该系统需要约40天的培训。此外，这款火炮重57公吨，比大多数苏式装备重，这意味着一些桥梁承受不了它的重量，从而可能使其运往战场的过程变得复杂。|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日前发表题为《美欧在半导体价值链弹性方面合作的机遇和陷阱》的文章，作者为该中心更新美国创新项目主任苏杰·希瓦库马尔及该项目非常驻高级顾问查尔斯·韦斯纳。文章认为，美欧若能共同识别半导体价值链中的漏洞并建立监测和预警系统，将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目前价值链中的脆弱性问题。

美国传统基金会日前发布题为《外交政策：后拜登时代的战略》的报告指出，美国总统乔·拜登当前的外交政策存在弊端和不足，亟须改变路线，为下届政府实施改革提供契机。报告从三方面为后拜登时代的美国政府制定了战略框架，分析了其可行性，并针对其面临的潜在威胁提出了应对措施。战略框架报告将拟议的外交战略分为三个阶段：阐明目标、实施策略以及探索如何赢得“新型战争”。报告指出，第一阶段应在下届总统选举期间开始，且在新任总统第一次就职演说中明确宣布，新战略应在两届政府过渡期间磨合。●第一阶段：认清现状，阐明目标对策报告称，如今，中国、俄罗斯等国的技术、经济、供应链等对美国带来挑战，加之俄乌冲突重创欧洲，也对大西洋共同体评估中国在欧洲的作用产生了影响。与此同时，中东的不稳定因素不仅是地区挑战，还可能外溢并影响欧洲和亚洲。报告强调，美国需要一个严肃的战略，推动目前无法实现的业绩或成就。而就国家战略而言，艰难的抉择关乎正确的利益等级。对美国来说，最基本的利益是直接影响美国民众安全和生计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其次是在全球竞争中为美国提供重要优势、保护美国免受外部威胁的“重要利益”；另外还有一些可以为美国政策带来一些好处、但价值取决于关注和行动频率的“周边”利益。报告称，如果没有盟友，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不足以应对外部挑战，因此美国盟友之间的防务投资对未来的战略合作至关重要。报告声称，美国应该警醒起来，通过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打造一个“不依赖对手”的经济体，并加强“自由社会”，把更多的国家资源用于应对全球挑战。报告同时强调，国家战略应该是可靠的、合理的、可行的，美国需要谨慎地找到平衡，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世界警察、保姆、消防员、保安或其他任何类似的角色，这些称号并不能证明美国过去的努力取得了成功。而“超级大国”这个头衔也毫无意义，即使在二战后实力最强大的时候，美国也不可能发挥“超级”作用，美国没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来掌控世界。●第二阶段：建设安全、自由、道德的“家园”报告指出，没有捍卫自身利益和威慑敌人的能力，美国及其友邦和盟国就无法生存，因此美国首先要建设一个安全的家园。在如今的全球危机时期，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开放也是最不安全的边界，这使美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脆弱，边境安全、移民执法的缺失是致命弱点。美国政府应顺应民众要求，严格执行移民法、与州和地方政府积极合作协调，阻止非法移民的流动，确保边境安全。与此同时，美国理应建立合法有序的移民制度，每年应该接纳数量可控的移民，形成稳定的社会环境。其次，美国应重视经济的复苏与增长。如今，联邦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最为深远，美国的经济健康度和自由度持续下降。如果华盛顿不能控制债务、通货膨胀、监管过度、税收和其他荒唐的政府开支，改善不可持续的社会福利体制，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将无从谈起。同时，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定将对对外投资和生产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对可再生能源的依赖与持续的经济增长相冲突，拜登总统如今的能源政策适得其反。政府应致力于建立稳固的供应链并刺激国内增长、生产和制造业，并努力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提供可靠的替代选择。此外，美国的“自由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公民机构和美国企业已经开始把政治议程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美国教育体系已经成为向儿童灌输思想的战场。政府须着力改变现状，否则美国将从内部崩溃，进而导致对外溃败。●第三阶段：如何应对“新型战争”？报告指出，俄罗斯只有两种真正的武器——军队和能源，但由于美国及其欧洲盟友拥有强大的北约支持和能源安全保障，俄总统普京已深陷困境。对于伊朗，报告称美国不应试图通过一项新的核协议来“贿赂”伊朗，而应继续支持《亚伯拉罕协议》，促进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合作，使以色列拥有适当的防御能力。报告指出，美国面临一种“新型战争”，拟议的战略具有一定的“适宜性”，但“适宜性”只是按预期执行取得理想结果的标准，只有在美国承担财政和责任，对美国民众及其经济抱有信心，并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情况下，这一战略才是切实可行的。与此同时，美国及其盟友显然希望在失败的政策之外另做选择，他们不希望出现过度强硬和轻率的外交政策来制造新问题而非解决旧问题，也不想逃避挑战，他们准备好了一条明确、大胆和负责任的道路。潜在风险及对策报告指出，拟议的战略计划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美国的现状，但政府应该进一步作出系统性改变。报告称，跨大西洋共同体和印太地区有着截然不同的安全架构，国际组织是另一个战场，安全合作方面也存在难题。报告强调，美国当代的外交政策工具严重不足，亟待更新。而这一努力的大部分动力将来自私营部门（通常是通过国家和地方一级的伙伴关系），另一个重要角色是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它们常常与业界合作，进行尖端创新。它们将带来更有影响力的结果，而非传统的联邦对外援助指导计划。报告进一步列举了公营和私营部门可以联手应对贸易挑战的三个方面：强调透明度；让在国内做生意变得更容易；致力于与更多伙伴做更多生意。|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7月7日发表题为《对抗中国，美国仍不得要领》的文章，作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教授、《纽约时报》前驻华记者傅好文。文章称，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政策朝着日益吝啬而鄙夷的方向发展，这对美国的全球势力和影响力产生了虽然缓慢、但无疑起破坏作用的影响。对拜登及其他美国政客而言，有一个重要然而迄今尚未抓住的机会：向中国学习重要经验。全文摘编如下：最近在马德里召开的北约峰会保留了很多人视为最重要的公告结论：这个西方军事组织从此将明确视中国为联盟的“挑战”。此前几天，七国集团成员在德国宣布：美国及其欧洲伙伴决定调用6000亿美元，资助非洲及其他所谓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此设立的“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计划也是出于对中国的担忧，即西方感觉到了必须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竞争，据称后者调动的资金达数以万亿计美元。值得怀疑的是：是否有必要让富裕的西方国家成为主要角色，为基础设施融资并提供其他国际公共产品，以抗衡中国。不过，无需预言，因为这些国家的近期表现充斥着空洞的承诺和不作为。前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这位种族隔离主义者、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人，于1995年至2001年间担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他曾经有一个论调：给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等于是把钱注入“外国鼠洞”，白白浪费。因此，尽其所能阻挠援助。不过，这种态度并非老牌南方参议员的专利，而且自前总统罗纳德·里根执政以来一直在推动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政策朝着日益吝啬而鄙夷的方向发展。这对世界历史上最富裕的社会而言，不仅仅是不体面的姿态，而且还对美国的全球势力和影响力产生了虽然缓慢、但无疑起破坏作用的影响。现在，无数国家依赖人均收入远不如美国富裕的中国，作为最有可能帮助它们实现经济领域伟大成就的伙伴。对拜登及其他美国政客而言，有一个重要然而迄今尚未抓住的机会：向中国学习重要经验。华盛顿的言论表明：美国领导人没有抓住一条重要的领悟：过去三十年间，认识到国际经济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南方国家，中国已经完全进入了全球公共产品领域。这是全球未来经济增长将会发生的地方。这是全球人口统计结构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地方。这是贸易伙伴、才华横溢且精力充沛的劳工以及未来顾客的来源地。北京认识到这是中国的机遇，而不是某种慈善活动，当然更不是浪费投资。我是在西非小国多哥的首都洛美写这篇文章。洛美位于当下正在建设的最伟大的人类项目之一所在地区的中间位置：建成一个从尼日利亚拉各斯到科特迪瓦阿比让的人口密集的沿海城市化地区。到本世纪中叶，数以千万计的人口将在这个地区生活、工作和贸易往来。中国的痕迹处处可见，在小企业和大工厂里，在公路项目和机场；而欧洲的痕迹主要是殖民遗迹，美国的痕迹几乎没有。|

参考消息报社参考智库日前发布《中国百企海外传播力之外媒关注度月度分析报告（2022年6月号）》。报告显示，境外媒体6月关注度最高的企业为华为、腾讯、京东、字节跳动、比亚迪、大疆等，百度、滴滴出行、宁德时代、美团等企业也受到外媒重点关注。本监测周期内，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议题的关注度显著提升，带动京东、腾讯、拼多多、美团、招商局集团、中远海运等电商、物流领域企业的曝光度走高。芯片、无人机、电动汽车等中国关键技术及新技术产业提速发展，引发境外媒体对比亚迪、吉利、百度、滴滴出行、上汽、一汽及大疆的集中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议题对企业海外传播力的影响在本监测周期内相对明显。境外媒体对中国企业带头倡导碳中和议题集中关注，对中石油、中石化、中国国家电网、宝钢集团、大唐集团等企业海外美誉度的提升起到一定正向作用。新技术、新研究的突破对企业海外关注度亦产生一定影响。如推出新型智能云网络解决方案推升华为、中国电信等通信类企业曝光度；“机器人”汽车发布提升了百度等自动驾驶领域企业的关注度。长期性议题在本监测周期内对企业关注度的影响依旧突出。如在疫苗方面，中国疫苗促进抗击新冠肺炎全球合作等议题有利于强化国药、科兴及复星医药等疫苗行业企业海外影响力；在数字货币方面，国家推动扩大数字人民币在金融领域使用范围，进一步提升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金融类企业的海外知名度。此外，中国企业“出海”议题同样推高外媒对企业的关注度。如中国企业与卡塔尔就天然气田股份、液化天然气开采权议题进行沟通，引发境外媒体对中石油、中石化等石油类企业的关注；在印度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则推升了小米的曝光度。参考智库《中国百企海外传播力之外媒关注度月度分析报告》依托参考消息海外舆情大数据库及信息监测系统，研究范围涵盖英文、俄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阿拉伯文等多个主要文种信源，覆盖近1000家境外媒体及多个主要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以海外关注度较高的100家中国企业（未含港澳台地区）的舆情数据为基础进行测算。报告将逐月评估各企业外媒关注热度变化。参考智库成立于2020年5月，是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成员单位，也是参考消息报社智库平台，拥有丰富的海外舆情资源和业内一流的海外舆情分析师队伍。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赋能，定期推出企业国际传播、海外舆情分析报告。2021年，参考智库发布《中国企业海外传播力分析报告》，为中国企业国际传播、打造企业软实力“问诊把脉”。|

新美国安全中心近日发布报告《“四方安全对话”的运作》，对“四方安全对话”的活动以及该集团在实现其宣称的“印太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进行评估。报告认为，四国领导人试图刻意淡化安全问题在该集团中的作用，以消除中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担忧。

参考消息报社参考智库日前发布《中国百城海外传播力之外媒关注度月度分析报告（2022年6月号）》。报告显示，境外媒体6月关注度最高城市为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郑州、武汉等地，杭州、重庆、长沙、青岛、天津等城市也为外媒重点关注。本监测周期内，城市交往、发展议题对城市海外关注度影响相对明显，如广东吸引香港人才赴内地发展，推高广州、深圳等城市的关注度；武汉推进与德国杜伊斯堡市交往，赠送其大量绘本，有效提升武汉城市海外影响力。季节性议题，如夏季供电等，亦显示出对城市关注度的影响力。在河南、河北及山东持续高温情况下，郑州、石家庄及济南等城市电力供应情况令相关城市境外媒体关注度走高。文化类议题对城市海外关注度产生的影响在本监测周期内相对明显，凸显文化底蕴对城市海外形象的正向重要作用。如境外媒体集中关注中国黄河文化及三星堆考古遗址出土1.3万件文物，有利于提升兰州、西安、太原、郑州、济南及长沙等中国城市的海外知名度及美誉度。体育赛事对城市传播影响力的带动在本监测周期内有所体现。中超联赛的开展，有利于强化天津、长春等城市形象的体育属性，提升城市海外辨识度。国际大型会议依然显示出与城市海外影响力的密切关系。青岛举办第三届跨国公司领导人峰会，引发境外媒体对青岛的连续报道，有利于提升青岛城市传播力。本监测周期内，疫情仍是影响城市海外关注度的因素之一。境外媒体持续关注北京、上海、深圳等中国主要城市的疫情发展态势，推高相关城市曝光度。往期回顾➣

美国兰德公司近日发表题为《俄罗斯军力预测与分析》的报告，通过俄罗斯军事科学界开发的框架来预测俄未来军事规划。报告认为，俄罗斯战略威慑潜力强大，但非核威慑潜力（常规远程打击）仍处于发展初级阶段，整体军事潜力相对较弱，俄罗斯可能会寻求避免与北约武力对抗。

《俄罗斯报》7月6日发表题为《转向政治领导人层面、毁于缺乏信任的外交》的文章，作者是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学院教授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文章认为，大规模驱逐的外交战破坏了基于一定规则和程序的传统互动机制；社会机制的变化动摇了过去的关系模式，外交日益从专门机构转向政治领导人、国家元首层面。全文摘编如下：保加利亚可能成为第一个与俄罗斯彻底断绝关系的北约国家。在保加利亚政府决定驱逐俄罗斯大使馆的70名工作人员后，该机构无法再开展工作。接下来的问题：是保留象征性的存在，期待好时候到来，还是让地位与现实相符。我主张第一种方案。局势早晚会转变，而恢复正式终止的关系总比断绝关系困难得多。所以，出于方便的考虑，把关系冻结在最低水平比较好。俄罗斯和欧洲几十年来积累的大量互动正在迅速消失。庞大外交使团的必要性也随之消失。要知道，其人数是由服务各领域合作的任务决定的——经济、人文、安全等。一直以来，使馆有各种强大的分析部门，负责对双边关系的走向和发展进行评估和预测。如果说今年政治氛围的质变表明双边关系不会有所发展，那么庞大外交机构的必要性也大大降低。当然，经验也告诉我们别的东西。当接触顺其自然、对大家都有益时，就能避开现有障碍。俄罗斯和乌克兰前几年的例子最为直观。尽管有人努力确保两国不相往来，但2014年后贸易不仅得以维持，还时有增长，更不用说人际交流了。现在，俄罗斯-欧盟层面也出现了类似现象。原则上讲，双方是有机互补的，将它们拉开完全违背健全思维。尽管如此，由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因，这种情况还是发生了，它早晚会产生影响。不过，通过各种替代方式，关系会得以恢复。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尖锐危机时代的外交。俄罗斯和西方现在没有这样的外交。它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包括保密等概念的彻底消亡。在古典时代，邀请记者列席不以宣传为目的的国家元首谈话，甚至记录谈话，被视为不能容许的事情。如今，这几乎成为常态，就像爱丽舍宫的做法那样。安排此类活动的人似乎根本没想过，这可能对与他国解决至少某些问题的能力产生长期的致命影响。缺乏信任破坏了外交这项职业，使之进入公共政治范畴。而公共政治很少以达成一致为目标，它从定义上讲就是包含冲突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恶意还是赤裸裸的愚蠢？让我们宽容地假设两者都不是。我们正在面对的是外交转型本身。大规模驱逐的外交战破坏了基于一定规则和程序的传统互动机制。这种机制已经形成了几个世纪。但是，社会机制的变化——主要与技术和通信因素有关——动摇了过去的关系模式，这甚至不取决于参与者的政治意愿。外交日益从专门机构转向政治领导人、国家元首层面。这决定了它的规律，因为从事这项活动的不再是技术官僚和专业人士，而是（根据自己理解）对公众承担责任的政治家。不必深入分析民主的利弊，这是一个专门的宏大话题。必须承认，各地的民主程度都在提高，无论领导人是否愿意。说到底，对马克龙来说，选民如何看待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远比秘密谈判中对话者对他的态度更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国总统是一个尤为突出的例子，但总的来说，每个人都面临类似压力，只是因为行政治理体系的特点而各有不同。由此得出的结论相当令人担忧。事实证明，熟悉的机制和新形式都对世界稳定没有作用。一切将取决于个人，但这能有多可靠呢？往期回顾➣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7月3日刊登前美国前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撰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乌克兰战争暴露了大国竞争的局限性》，副题为《好的战略是中美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在竞争的同时相互合作》，摘要如下：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近日发布题为《运作四方安全对话》的报告，作者为该中心“印太”安全计划高级研究员兼主任丽莎·柯蒂斯等人。报告就四方安全对话在一系列领域的合作提出政策建议。报告称，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正在成为塑造地缘经济和技术未来以及“印太地区”战略定位的主要多边集团。报告指出，加强四方安全对话是拜登政府战略计划中的核心支柱，该计划旨在更有效地与崛起中的中国竞争，并提出自由、开放、透明、包容与和平的“印太”愿景。报告就加强四方安全对话在六大优先领域（疫苗、关键和新兴技术、气候变化、基础设施、太空和网络安全）以及贸易、经济、安全和防务等领域的合作提出了政策建议：疫苗兑现四方安全对话作出的到2022年底向“印太”地区提供10亿剂新冠肺炎疫苗的承诺。就疫苗分销挑战保持公开和坦率的对话。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7月4日报道，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呼吁中国和日本进行更多的政治对话，并指责日本现政府渲染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以与美国一道“包围”北京。报道称，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俄乌冲突与中国在亚洲“日益强硬”的行为进行类比后，亚洲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紧张。但鸠山由纪夫在清华大学主办的世界和平论坛上说，日本政府大肆渲染“分歧和价值观”，导致双方对抗升级。作为美国的坚定盟友，日本在美国领导的几个多边机制——包括“四方安全对话”以及“印太经济框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鸠山由纪夫说，这样做的结果是“对中国进行事实上的包围”。据报道，今年是北京和东京实现邦交正常化50周年，鸠山由纪夫3日说，美国、日本和中国应该更加努力控制紧张局势，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台湾问题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危险的潜在冲突引爆点。他说，岸田文雄有关中国的言论“与现实完全不符”，他敦促美国和日本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以避免因台湾问题引发战争悲剧。报道称，鸠山由纪夫2009年至2010年担任日本首相。他呼吁中国和日本之间进行更多政治对话，并说此类交流“不同寻常”。一年来，中国和日本的紧张关系不断恶化，因为东京更加高声地支持台湾并采取北京认为的“挑衅性”举动，比如向台湾派遣一名现任防务官员。往期回顾➣

美国《外交》双月刊7-8月号发表题为《软实力对比——美国和中国寻求赢得人心》的文章，作者是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副教授玛丽亚·列普尼科娃。作者指出，美国人的软实力概念一直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中国则更注重实际问题，试图融合其文化和商业吸引力。中国的这种做法在“全球南方”引发共鸣。全文摘编如下：在后冷战时代，很少有概念能比“软实力”更深刻地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讨论。这种说法出自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1990年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一书。他在书中把软实力定义为“让别人也想要你想要的东西”。奈认为，软实力依赖于“无形的资源：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利用国际机构来决定辩论框架的能力”。软实力概念上世纪90年代获得支持，但在2001年“9·11”袭击发生后的数年受到考验。美国在伊拉克发动灾难性战争以及中东及其他地区的反美情绪急剧高涨之后，奈坚称软实力不仅是硬实力的补充，而且不可或缺。他在2004年出版的《软实力》一书中指出：“低估我们对其他国家吸引力的重要性，我们就会付出代价。”中美软实力侧重点不同软实力概念的流动性以及软实力使美国在霸权道路上胜人一筹的观点，也吸引了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思想家和领导人。软实力概念得到最热情接受的一个地方就是中国。中国学者就这一问题撰写了大量文章。中国政府也在公共外交方面投入巨资，包括国有媒体在全球扩张，以及在国外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这样的文化和语言中心。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试图通过招募外国学生和学者来实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国际化。就像在美国一样，软实力在中国也被视为一种充满希望的理念，是中国崛起、尤其是经济扩张的重要附加因素。中国人对软实力的理解与中国领导人倡导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安全”理念有关，这些理念显示的是中国文化、价值观和历史自豪感产生的社会凝聚力。随着美中竞争加剧，把软实力视为又一个竞争载体非常自然，因为华盛顿和北京都竞相要让本国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对世界其他国家更具吸引力。但是，认为两国在直接竞赛并没有完全抓住事态的发展方式。首先，两国对软实力的解读截然不同，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实施这一概念。华盛顿把民主价值观和理念作为软实力宣传的核心，中国则更注重实际问题，试图融合其文化和商业吸引力。中国的这种做法在“全球南方”引发共鸣。但是，即便在南半球，人们也常常认为，软实力的这两种形式相互补充而不是竞争。简言之，世界许多地方的人都很高兴美国人和中国人试图用各自的愿景和价值观来吸引他们。美国人的软实力概念一直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正如美国把自己标榜为“自由民主秩序”的主要捍卫者。美国大使馆在社交媒体上宏扬性别、种族和文化多样性，赞美体现个人坚韧和创造力的典范，有时把这两个主题结合起来，宣传某个移民的成功故事，邀请他们在活动和论坛上发言。美国的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也由私营部门的文化出口塑造，如好莱坞电影、嘻哈音乐和风格，以及可口可乐、麦当劳等全球知名品牌。在中国，对软实力的理解和实践侧重实用而非价值观。一些分析人士在接触奈的想法时提出，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的区别是人为的，美国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有中国学者指出，就连美国软实力最著名的象征之一可口可乐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国的软实力战略反映了这种批评，提倡中国文化和价值观，但也宣传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管理能力、技术进步、不断增强的军事能力。任何可能改善中国形象的东西都被认为是软实力——甚至是硬实力。华盛顿有时依赖软实力来转移对其硬实力的注意力，而北京有时则通过硬实力来加强软实力。中国在软实力方面比较务实，较少注重意识形态。中国还试图通过教育提升软实力。中国向南半球国家官员提供政府支持的培训，展示中共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榜样，尤其是在消除贫困方面。2019年我在亚的斯亚贝巴遇到的一名埃塞俄比亚官员，他参加了中国主办的几次培训。他列举了自己中国之行了解到的一系列事实和数字，包括中国的GDP增长率、中国的大学数量，以及中国的城市化率。美国的软实力得益于美国教育机构作为全球精英和顶尖大学的形象；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学在招收来自南半球国家的学生时却把相对较低的学费以及国家提供的奖学金作为卖点之一。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约有8万名非洲学生在中国学习，使中国成为仅次于法国、第二受非洲学生欢迎的留学目的地。中国还把国际教育计划与国家资助的经济机会直接挂钩。在推广孔子学院的过程中，北京不仅强调学生可以获得奖学金，而且强调毕业生有望在中国公司找到工作。例如，在埃塞俄比亚，孔子学院的广告列举了学习中文的其他实际好处，比如在中国公司谋得一份高薪工作的可能性。我对埃塞俄比亚学生和大学官员的采访显示，许多孔子学院毕业生最后在中国企业当翻译，工资是埃塞俄比亚大学教授平均工资的两倍。从西方的角度看，中国似乎是在用物质诱因来弥补意识形态力量的缺乏。这种评论忽略了一个事实：尽管这种经济刺激本身并不是软实力的运用，却提升了中国作为慷慨、机会、能力和实用主义堡垒的形象，从而增强中国的软实力。经济接触也有情感层面，鼓励人们与中国建立情感联系，尤其是在其他机会稀少的地方。中国务实做法受到青睐在全球南方，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国在软实力方面采取的务实做法取得了很大成功。最近在非洲进行的民意调查发现，人们对中国在非洲大陆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基本持积极态度。在34个国家进行的调查中，近2/3的非洲人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积极的”或“非常积极”。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在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约有一半受访者表示对中国有好感。我对中国软实力在埃塞俄比亚的研究以及我对在北京学习和参加职业培训的非洲精英进行的采访中发现，他们普遍喜欢中国的软实力工具，比如教育机会。在埃塞俄比亚，你遇到的每位官员几乎不是去过中国，就是计划前往，或者认识某个去过的人。这些人都很雄心勃勃，渴望在全球主要权力中心获得一手经验。对埃塞俄比亚等地的民众来说，中国的软实力往往明显体现于铁路、桥梁和公路等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提升了中国的地位。在亚的斯亚贝巴，随处可见的中资建筑工地上挂满宣传中国企业的海报。当我问埃塞俄比亚人，对美国官员警告他们小心中国对埃塞俄比亚政治和社会造成有害影响有何看法时，得到的回答经常是：“那么美国人又在哪里呢？”承认中国在全球南方的相对吸引力和优势的同时，也不能把美中在那里或其他地方的竞争视为零和游戏。许多人认为中国和美国都很有吸引力，并认为两国的模式彼此互补而非相互排斥。调查显示，即使在东南亚等对中国影响力和软实力存在公开质疑的地区，人们也极不愿意在中美两国当中选边站。我在亚的斯亚贝巴和北京采访埃塞俄比亚人时发现，许多人支持中国的经济成功故事和共同发展轨迹理念，同时也表示支持归结到美国的价值观。埃塞俄比亚等地的精英寻求与中美两国的人员和机构的互动机会，有时在两国之间周旋。美“民主国家”形象受损展望未来，美中在软实力提升方面将面临不同的挑战。美国强调民主价值观，但对民主价值观的践行又缺乏连贯性，这种脱节使华盛顿受到密切审视。民主的衰落、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以及国内对生育权的攻击，有损美国的“民主国家”形象。在与美国国务院官员举行的研讨会上，我感觉大家越来越意识到有必要解决这些问题，但也担心公开这样做会让美国面对中国时处于劣势。“这难道不会让我们显得软弱吗？”当我建议美国公共外交可以就美国民主面临的挑战传递更多的坦率和谦逊时，一位官员这样问。在国外，华盛顿有选择地致力于保护人权。这加大了外界对其意图的怀疑。美国及其盟友未能在与俄罗斯的对抗中调动起南半球很多国家的积极性，包括巴西、印度和南非等大国，这反映了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这些官员在解释他们为何不愿谴责俄罗斯时，往往指责北约对于制造乌克兰危机扮演的角色，并指出美国发动的那些战争以淡化俄罗斯的做法。几十年来，美国官员一直在思考、谈论并有意识地运用软实力，尽管并不均衡，而且往往充满矛盾。他们的中国同行起步较晚，这可能是一个劣势，但也可能对中国有利。冲突、内部矛盾甚至虚伪都已深深侵蚀美国的软实力。如果处理得当，中国的软实力愿景或许能避免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尽管华盛顿和北京认为两国正在展开软实力竞争，但现实看起来更像是软实力共存。双方能否成功地让自己变得更有吸引力，与其说取决于战胜对方，不如说是取决于克服自身的内部摩擦。往期回顾➣

美国《连线中国》杂志网站6月12日发表记者加勒特·奥布莱恩采访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政治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文章，题为《格雷厄姆·艾利森谈“有史以来最重大的碰撞”》。艾利森研究国家安全并特别关注核扩散、中国和俄罗斯。他是2017年出版的《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作者，并合著有《大竞争：21世纪的中国与美国》。以下是对他采访的文字摘录。“跷跷板现在偏向中国”奥布莱恩问：“修昔底德陷阱”到底是什么？五年后，您认为这种风险是增加了还是降低了？艾利森答：“修昔底德陷阱”是指当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威胁要取代一个居于主要统治地位大国时所发生的危险态势。这是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描写的发生在古希腊的现象。当时雅典迅速崛起，向统治希腊长达一个世纪的斯巴达发起挑战。随着中国迅速崛起，它有可能取代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后者在过去70年中一直是创造和监督国际秩序的主导力量。这就是“修昔底德陷阱”。我认为风险在过去五年里增加了，主要是因为结构性转变一直在继续。在这种转变中，新兴大国实际上正在崛起，占统治地位的大国对其地位的变化感到担忧。如果修昔底德正在观看，他会紧张地等待有史以来最重大的碰撞。问：您认为从长远看，美中之间日益加深的敌意能够成为一种更加稳定的关系吗？换句话说，贸易战能否取代实际的战争？答：真正推动美中竞争的是结构性因素。如果你看看美国和中国在本世纪初的状况，以及本世纪前21年发生的事情，你会发现，每个曾经对美国有利领域的跷跷板现在都偏向了中国。快速转变的跷跷板将对各方产生什么影响？此前，美国脚踏实地，控制着局势，中国则在跷跷板另一边。如果中国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美国可以稍微摇动一下中国。现在，突然间，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跷跷板正在移动，美国感到自己的脚离开了地面。美国对事态发展的整体看法、对自己身份所感受到的威胁正在改变。贸易战远远没有取代战争，它只是竞争的又一个表现领域。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应该记住，贸易战有时会引发热战。“只有中国免于陷入衰退”问：您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大部分论点在于中国经济的指数级增长。然而，目前尚不清楚中国的这种增长是否可持续，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您认为中国的经济霸权还是不可避免的吗？答：我要说的是，这不是不可避免的，但可能性很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人口是美国的约四倍，每年毕业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学生是美国的四倍，而且中国人非常聪明，非常勤奋，甚至可能比我们更勤奋。未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如今，它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如果事实证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生产率只要能达到美国的一半，鉴于其人口是美国的4倍，那么中国的GDP将是我们的两倍。如果基本面没有大的偏离，很可能在未来十年，按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如今就购买力平价而言，中国经济已经超过美国。第二个要点在于，中国经济减速是一个非常有卖点的故事，只要有一丁点儿证据表明中国经济在减速，美国媒体就会加以报道。但它们没有指出的是，究竟是与谁相比。如果你把这看成经济奥运会，问题就在于不是我的跑步速度是否比以前慢，而是相对于竞争对手而言，我的跑步速度如何。如果你问：明年哪个经济体更有可能出现衰退，美国还是中国？大多数人会说：“美国，但还是让我们把重点放在中国。”“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是，与美国相比，中国做得怎么样？在新冠疫情之后，哪个主要经济体没有陷入衰退？只有一个：中国。“美国打造联盟加剧紧张”问：拜登总统对北约的重新承诺将如何改变美中关系的动力？美国打造更强大的国际联盟将会让美中紧张关系缓和吗？答：这是一个关于普京对乌克兰军事行动将如何影响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中国对此显然心存矛盾。俄罗斯对乌克兰和欧洲的威胁越是引起美国的注意，中国受到的关注就越少。既然中国最希望的是不被美国注意到，那么这对中国来说就是胜利。但这最终将不会缓解紧张关系，反而会加剧紧张局势。因为中国将关注美国对其亚洲盟友的所作所为，并将看到它们与北约非常相似。在对俄罗斯的“经济战”中，美国将一些经济手段“武器化”。美国也可能以同样方式对付中国，这无疑已引起中国的注意。这使得美中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而不是缓和。问：如果中国大陆选择在未来攻打台湾，西方能否将它们如今对俄罗斯实施的全面制裁，对中国如法炮制？鉴于中国供应链的重要性，这些制裁措施会维持下去吗？答：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没有人知道答案。我敢肯定，中国人正在仔细研究这一点。中国是世界工厂，大多数制成品来自中国。中国是美国制成品的主要供应国，到沃尔玛看看商品都是哪里生产的——大多数是中国制造。80%的苹果手机是在中国组装的。你能想象把它掐断吗？我们正在目睹欧洲人因为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问题而苦苦挣扎。如果对中国实施类似制裁，造成的影响显然会大得多。实际上，中美之间的相互牵连已经很深了。如果我们要把对俄罗斯人做的事情加诸中国人，那是极其困难的。“竞争式共存或能避冲突”问：在新冠大流行之后的世界里，美中避免军事冲突的最明确方式是什么？答：我相信我们可以（避免军事冲突）。就通常的历史而言，将有一场战争。冷战是一个戏剧性的例子，我们本应该打一场仗，但由于战略想象力的激增，我们发明了一种被称为“冷战”的战略，实际上这不是战争。就中国而言，我发现了多种可能避开“修昔底德陷阱”的途径。最接近令人信服的途径是竞争和共存同时存在的某种形式。“竞争-合作”的说法来自中国。美中关系会是什么样？当然，在谁将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高端的信息技术领域，我们将成为激烈的竞争对手。在军事领域，我们也将成为对手。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国都知道，它们生活在一个小星球上，有一个封闭的生物圈。在这颗小行星上，美中是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双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合作的潜力。其次，中国拥有美国无法摧毁的核武库。要合作，双方能找到大量令人信服的迫切理由。然而，竞争也存在不可避免的结构性原因。在竞争式共存关系中，我们既能激烈竞争，又能不可避免地展开合作吗？美国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说：“同时保有全然相反的两种观念，还能正常行事，这是第一流智慧的标志。”作为个人而言，我们能不能在头脑中抱持两种相互矛盾的想法，且仍能正常行事？也许能做到。两国政府能做到这一点吗？这要难一些。对两个社会而言，可能会更难，但并非不可能实现。我对此依然感到乐观。往期回顾➣

香港《南华早报》网站6月28日刊登题为《北约将成为亚洲的火药桶》的文章，作者为该报专栏作家卢纲。全文摘编如下：北约需要更名。它很快就应该被称为“北大西洋和太平洋公约组织”。毕竟，每个组织都需要一个符合其目标的名称，而北约如今已然经历了近30年的身份危机。在本周的年度峰会结束前，这个军事组织将采纳针对中国的新战略原则。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不久前宣布：“中国正在公开质疑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曾在2010年参与制定“战略概念”的北约前最高军事长官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说，新的战略变革中将提到中国。这份最新文件还可能强调与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在内的非北约国家开展全球合作的重要性。俄罗斯和北约都是欧洲的问题。与已解散的华约组织不同，北约只是在不断扩大、再扩大。有这样做的理由吗？在军事行动上，北约一直按照“前沿存在”的原则在区域外进行部署。根据这一扩张主义政策，它在1999年对南联盟采取行动，在美国2001年入侵阿富汗后加入美国的行列，并在2011年干涉利比亚。

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6月22日刊登《美国不应照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一文，作者为查尔斯·肯尼、斯科特·莫里斯。文章摘编如下：近10年来，美国决策者一直对“一带一路”倡议感到焦虑。2021年6月，美国总统乔·拜登公布了“重建更好世界”计划（B3W），声称该计划将帮助“满足中低收入国家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B3W显然是西方提出的可替代“一带一路”倡议的方案。然而自那以后，B3W未能取得明显进展，甚至连名字都废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计划。

专访世界粮食计划署官员：中国对世界粮食安全做出巨大贡献最新国际动向最全海外信息请联系我们电话：（010）88051911邮箱：zhiku@cankaoxiaoxi.com监制

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问题研究所所长韦罗尼卡·萨拉斯瓦蒂近日接受参考消息报社参考智库专访时建议，用孔子的哲学观来加强东盟与中日韩的供应链合作。其核心观点如下：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6月21日发表该报专栏作家卡特里娜·霍伊维尔的文章，题为《五角大楼得到更多资金，而美国人付出代价》。作者指出，五角大楼的新武器和海外基地弥补不了美国对尖端科研、基建和贸易政策的投资失败。尽管军费预算持续增加，美国人却越来越缺少安全感。全文摘编如下：在分歧严重的华盛顿，两党合作是一种罕见的“濒危物种”。不过有一点除外：五角大楼的预算。从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及其众议院内的民主党同僚，到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及其参议院内的共和党同僚，所有人都认为，国防部必须增加预算。虽然以可比的美元价值计算，美国军事预算已经高于冷战时期的水平，而且比接下来9个预算最高的国家加起来的总额还高。唯一的争论是，这个预算的“高点”应该有多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党达成共识的唯一领域不是称颂中间派的智慧，而是其愚蠢。尽管军事预算持续增加，美国人却越来越不安全。这场大流行病夺去了100多万美国人的生命。由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仍缺乏疫苗以及可投入使用的公共卫生系统，全球死亡人数仍在上升。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完全没准备好迎接下一场大流行病。与此同时，仅美国去年就遭受了20场气候灾难，损失超过10亿美元。干旱现在危及西部大部分地区，中部地区则面临洪水的威胁。然而，五角大楼将得到更多资金，对应对灾难性气候变化的投资在参议院却遭到共和党的阻挠。这些新的国防开支将用于何处？其中一部分将用于在亚洲打造基地和武器，以抗衡中国。但中国人最有力的竞争不是来自其军事力量，而是成功的经济重商主义。他们专注于占领市场、锁定资源获取渠道和进行投资，以便主导未来的新兴产业和技术。五角大楼的新武器和海外基地，无法弥补我们在投资尖端科技研发、现代高效的基础设施以及服务于美国人而非跨国公司的贸易政策方面的失败。另一个目标是俄罗斯。一些最被认同的增加军费开支的理由已经表明并不是太有力。乌克兰战争揭示了俄罗斯军队的局限性，而德国等北约盟国则承诺大幅增加军费开支。然而，不知为何，俄罗斯的威胁仍是五角大楼增加而不是减少开支的借口。这种理由的核心既符合逻辑，也有其荒谬性。美国在全世界约80个国家拥有700多个基地。五角大楼在至少85个国家开展了反恐行动，这些国家占世界各国的近一半。如果美国致力于维护世界治安，军事预算就会一直不够。然而，如果我们想重建和确保健康和繁荣的国内民主的话，这一使命就是荒谬的，而且是灾难性的。当然，促使两党在军费开支问题上达成共识的动力并不是逻辑性，甚至也不是出于安全。支持五角大楼增加开支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60多年前就曾警告我们要小心的军工联合体。五角大楼事实上发明了一个“旋转门”。政府问责局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有1700名将军、海军上将和五角大楼采购官员在离开政府后前往14家大军火承包商那里工作。然而，这一切都不像国防工业的政治交易和生产过程那么强大，这一过程系统性地将就业岗位分散到全国重要的国会选区。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威廉·哈通最近说，知名防务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网站上有一张地图，显示了该公司与F-35战斗机相关的25万个岗位对各州的影响。随着国会完成国防预算授权方面的工作，两党的支持很可能会将国防预算的“高点”增加到比五角大楼或总统要求的更高。但随着美军规模的扩大，美国人将变得更不安全，会受到更多武器无法应对的现实威胁的打击。|

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站6月20日发表题为《北约与中国》的文章，作者是西班牙中国问题专家胡利奥·里奥斯。作者认为，北约即将在马德里峰会上批准的战略构想将把中国纳入“威胁”之列，这对全球稳定极为危险。全文摘编如下：我承认，在1986年的全民公投中，我投票反对西班牙继续留在北约。而且，如果放在今天，我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当前事态发展与当时相比令人担忧的程度并不低。随着几乎全世界都在翘首期盼不确定的经济复苏，好战主义在话语中占据上风这一事实只能用国际社会正在经历的严重困境来解释。北约可以说服我们相信俄罗斯是一个威胁，并证明重新武装是正当的，但战略冲突已经远远超出了乌克兰。欧盟现在接受了它曾经反对的特朗普的做法，即大幅增加军费开支。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这件事上放弃了他们的传统政策。二战的战败国日本和德国，悄悄加入军备竞赛。目前还有待观察的是澳大利亚新的工党政府在这方面是否会遵循与保守党莫里森相同的道路。这是有可能的。总而言之，一切似乎都是为了应对尚未到来的最坏情况。而在这一切之中，推进最快的是把中国定为最大的对手。显然，俄罗斯不是这个对手。只有中国有足够的综合潜力推翻西方近两个世纪以来的霸权。即将在马德里的峰会上批准的战略构想将把中国纳入“威胁”之列。北约声称中国与俄罗斯合作阻止他国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这无疑是一份有争议的声明，尤其是考虑到北约是如何输出会带来真正悲惨结果的模式（通常伴随武力）。利比亚就是一例。但自我批评不是很受欢迎。中国的确已经明确表示自己不是西方，也不想成为西方，而它也无意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其他国家。在拜登的亚洲之行后，北京的压力越来越大。风险不在于未来很不确定的新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而是好战言论的日益兴起和相关分界线的扩大。中国被指责在亚洲实行“扩张主义”，但自二战结束以来在日本的84个基地或驻军设施驻扎了5万名士兵的是美国，在韩国驻扎了2.85万名士兵的也是美国，更不用说围绕中国的基地网络了。这种强大的存在使日本每年花费44亿美元，韩国每年花费9.215亿美元。但这还不够。北约希望成为全球性的。在马德里峰会上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亚洲存在。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澳英美联盟（AUKUS）以及任何必要的联盟，将成为在中国海域增加存在的前奏。此外，台湾将是争论的焦点之一。在这种戏剧性的演变中，有一种隐含的认识，即基于贸易和技术战的白宫战略并不是很成功。随着这颗“子弹”被烧毁，布林肯在阐述对华政策时强调，中国对国际秩序构成“最严重的长期挑战”，只有采取具体措施解决这一担忧，才能休战。这是一份完整的意图声明。美国声称目前并未看到与中国的冲突前景，但北约已经未雨绸缪。美国认为双方可以和平共处，但前提是要承认谁是广场上的指挥官。在某些领域加强合作的全球议程带来了一些希望。但毫无疑问，这十年内将暗流涌动，这对全球稳定极为危险。|

近段时间以来，受地区冲突、气候变化、疫情和通胀压力等因素叠加影响，全球粮食安全正面临严峻挑战。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东帝汶也深受影响。当地时间2022年6月3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访问东帝汶时表示，希望继续开展杂交水稻、菌草技术等合作，建设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区，助力东粮食自给和农业现代化进程。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关注东帝汶的粮食安全挑战。近年来，中国援东帝汶杂交水稻示范种植、对虾养殖、农业合作产业园、玉米机械化种植、现代粮仓与粮食加工厂、饲料生产与加工、学校营养餐、妇女营养食物援助等项目陆续实施。作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以下称“粮食署”)驻东帝汶代表，刘大耕自2018年4月就任以来，见证了中国和东帝汶的务实合作。近日，刘大耕接受参考智库专访，详细介绍了中国与东帝汶在粮食领域的合作情况以及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现状和影响。中国向东帝汶“雪中送炭”参考智库（Q）：东帝汶在粮食安全上具体面临哪些挑战？刘大耕（A）：同大部分发展中岛国一样，东帝汶高度依赖粮食进口，面对商品价格波动、气候危机等环境灾难尤为脆弱。目前乌克兰危机导致全球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东帝汶也深受影响。Q：中国与东帝汶在粮食领域主要有哪些方面的合作？合作的现状与效果如何？A：中国长期关注东帝汶面临的粮食安全挑战。在双边援助方面，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CIDCA)主导的援助粮仓项目于2017年立项，设计总仓容为10000吨。该项目含两个子项，每个子项的主要建设内容均为5000吨规模的储备粮仓，包括粮仓、粮食加工厂、办公及附属设施。还有一条稻谷加工生产线及稻谷烘干机组，日处理稻谷可达20吨，该项目已于2021年竣工并向东帝汶完成移交。在多边援助方面，粮食署先后获得中国农业农村部95万美元的定向支持，2021年更是获得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100万美元南南合作援助基金资助，向东帝汶营养不良的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提供专门营养食物支持。当前，中国对东帝汶的多边援助包括学校营养餐、水灾应急救济、妇女营养食物援助等项目，有效推进了粮食署国别战略计划在东帝汶的顺利实施。在国际粮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向东帝汶提供紧急粮食援助是雪中送炭的义举，体现出中国助力应对粮食安全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不懈努力。Q：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仅靠物资援助是不够的，如何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一问题？A：想要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不仅要“授人以鱼”，还要“授人以渔”。农业技术的发展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当前各种新兴技术突飞猛进，比如数字化、智能化等等，尤其是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加工、仓储、物流、零售等各个环节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无人机施肥、喷洒农药，监测病虫害已经被大面积应用；其次，跨境电商平台把全球消费者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者快速高效连接起来；再次，数字供应链催化普惠金融，为无担保无抵押的数字借贷提供了风险防控技术，有利于小农户获得生产和消费贷款；最后，数字技术还有助于完善水资源管理，建立更透明的市场信息系统。此外，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育种技术的突破可以培育气候智慧型新作物。这种新作物兼具抗病、节水、高产等特点，各国可以开展联合创新和种质资源交换，大幅度提高粮食单产和供应。5月11日，刘大耕(左)和中国驻东帝汶大使肖建国、东帝汶卫生部长奥德嗒参加中国援助营养谷物粉发放仪式。解决全球20%人口吃饭问题是中国对世界粮食安全的巨大贡献Q：目前世界粮食安全面临哪些挑战？A：根据《全球粮食危机报告》，2021年全球面临严重缺粮状况的人数逼近1.93亿，较2020年增加4000万，今年还将进一步增长。阿富汗、索马里、南苏丹和也门都面临饥荒风险。6月6日，粮食署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联合发布最新“饥饿热点”报告警告称，由于冲突、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和大规模公共债务负担的影响，多重危机正在制造一场粮食风暴。乌克兰冲突的连锁反应推动全球许多国家的粮食和燃料价格上涨，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在今年3月创下历史新高后一直在高位徘徊，多达75万人正面临饥荒和死亡的风险，即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IPC)第五阶段的“灾难”状况。国际社会必须携手扩大前瞻行动的规模和范围，抓住从预警到受到冲击之间的关键窗口期，及时保护相关社区的生命、粮食安全和生计，而不是等人们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才提供紧急援助。有证据表明，在保护生命和生计的前瞻行动中每投入1美元，就可以帮助受灾社区避免多达7美元的损失。Q：中国与粮食署有哪些合作？A：粮食安全是中国政府与粮食署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2零饥饿的重要指标。“零饥饿”就是要确保所有人全年都能获得安全、营养和充足的食物。粮食署与中国的合作聚焦在四个方面。一是发挥好粮食署农村发展卓越中心的作用，通过南南合作积极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分享中国的先进经验和适用技术，尤其是在小农价值链能力建设、产后减损、气候变化应对及减灾防灾、创新扶贫等领域。二是在中国国内开展创新试点项目，助力中国乡村振兴的同时，与其他国家分享创新项目的做法。三是对全球饥饿人口积极提供力所能及的粮食援助，帮助他们减少饥饿，并提高自力更生的能力。四是在中国建设联合国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支持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和其他人道主义应急响应。Q：中国在维护世界粮食安全方面做出了哪些贡献？又面临哪些挑战？A：最大的贡献是，中国用全球6%的水资源和9%的耕地资源，解决了世界20%人口的吃饭问题，实现由“吃不饱”到“吃得饱”进而“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中国不仅提前实现了联合国零饥饿目标，牢牢端稳自己的饭碗，还通过粮食援助和南南合作等方式积极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南南合作是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伟大创举。中国一直是联合国系统南南合作的重要战略伙伴，通过聚焦粮食生产能力提升、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小农户价值链提升等，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增强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中国秉持开放包容态度，推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各发展机构及相关组织、私营部门等群策群力，扩大南南合作和三方合作前景，加快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最大的挑战是国际社会的期待。中国在联合国常规预算经费中的分摊比例目前已达到约12%，成为第二大出资国。粮食署作为全球最大人道主义援助机构，其资金来自于国际社会包括成员国政府和个人的自愿认捐，因为全球人道需求不断扩大，其援助资金也存在巨大缺口。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政府在致力于自身农业发展和减贫的同时，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向粮食署提供了最大的帮助，但远低于联合国常规预算分摊比例，与国际社会期待尚有差距，中国在粮食安全多边合作领域的深度、广度和力度尚有进一步开拓的空间。6月20日，刘大耕(左)与中国驻东帝汶使馆经商参赞耿协威考察中国援建东粮仓项目和紧急粮食援助。对外援助需“因国施策，因地制宜”Q：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对中国有什么意义？A：粮食安全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首先，任何一个国家粮食不安全，都可能导致饥饿人群外溢流动，继而可能会造成其他国家的粮食不安全和社会不稳定，当这些情况出现在中国周边时，必然也会给中国带来不利影响。其次，以当前的粮食安全问题为例，多国粮食和燃油价格上涨，中国也无法独善其身。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实际上是帮助这些国家保持稳定和发展，间接上帮助中国维持稳定安全的外部环境。Q：您对中国在粮食安全领域的对外合作方面有哪些建议？A：首先，重塑农业粮食体系。全球粮食系统面临诸多挑战，亟需向营养健康、绿色低碳、高质高效、包容韧性方向转型。促进以营养为导向的食物生产，保障多样化食物供给，降低营养食物价格，增加对低收入人群转移支付等社会保障措施，落实好2021年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后续行动，合力建设更高效、更包容、更有韧性且更可持续的农业粮食体系。第二，加强对口国家能力建设，因国施策，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相结合，加大顶层制度和发展规划方面的中长期专家咨询服务。第三，加大农业供应链和价值链建设，倡导公共和私营部门合作，探索新型制度、政策和投资，推动绿色农业发展。|

参考消息报社参考智库日前发布《中国百企海外传播力之外媒关注度月度分析报告(2022年5月号)》。报告显示，境外媒体5月关注度最高的企业为华为、小米、京东、腾讯、字节跳动、滴滴出行、比亚迪、宁德时代等，中国银行、大疆、百度、中国电信、中国商飞等企业也受到外媒重点关注。本监测周期内，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及供应链中占据关键位置，被境外媒体高度关注。在第三方机构发布的权威报告中，宁德时代仍为世界最大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比亚迪保持电动汽车和普通汽车大制造商地位，引发相关企业正向舆情，有利于提升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中国电动汽车产业企业美誉度。中国百企海外传播力之外媒关注度月度分析报告国家层面议题对于企业海外关注度的提升在本监测周期内相对突出。如在重大事业发展方面，中国首架C919交付前试飞成功，以及中国再度发射多颗卫星，带动中国商飞、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等相关企业正向舆情;在政策方面，国家对科技研发的投入、对养老及数字货币的推动，有效提升华为、中国银行、腾讯等企业的曝光度。大型会议、展会对企业海外传播力的影响依旧明显。本监测周期内，多家境外媒体关注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企业在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中的表现，相关舆情有利于强化企业特色，进一步提升企业海外形象辨识度。主流国际榜单对企业海外关注度亦产生一定影响。如在5月发布的《2022年福布斯》全球2000强上市公司排行榜中，境外媒体集中关注榜单变动情况，相关舆情涉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保险、百度等中国企业，令相关企业保持较高曝光度。此外，长期性议题仍旧对企业海外关注度有一定影响力。如疫情议题，伴随防控政策的实施及复工复产的持续推进，京东、美团、国药、一汽、上汽等企业的曝光度依然走高。中国百企海外传播力之外媒关注度前20位企业参考智库《中国百企海外传播力之外媒关注度月度分析报告》依托参考消息海外舆情大数据库及信息监测系统，研究范围涵盖英文、俄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阿拉伯文等多个主要文种信源，覆盖上千家境外媒体及多个主要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以海外关注度较高的100家中国企业(未含港澳台地区)的舆情数据为基础进行测算。报告将逐月评估各企业外媒关注热度变化。参考智库成立于2020年5月，是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成员单位，也是参考消息报社智库平台，拥有丰富的海外舆情资源和业内一流的海外舆情分析师队伍。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赋能，定期推出企业国际传播、海外舆情分析报告。2021年，参考智库发布《中国企业海外传播力分析报告》，为中国企业国际传播、打造企业软实力“问诊把脉”。|

德国《商报》网站6月8日发表德国前外长西格马·加布里尔和德国经济研究所所长米夏埃尔·许特联合撰写的文章《欧洲与中国打交道：寻求新的世界秩序》。文章认为，尽管欧洲努力增强自身经济的韧性，而且在东亚奉行多样化战略，但是与中国脱钩既不符合欧洲的政治利益，也不符合经济利益。欧洲应当尽全力探测未来与中国合作的余地。全文摘编如下：我们是全球权力轴心发生构造性变化的时代见证者。大西洋不再是唯一重心，它现在正与印太竞争。不论是好是坏，欧洲时代——这个古老的大陆在整整600年间充当全球发展关键起点的时代，其终结也将随之到来。最晚从苏联解体后主导全球秩序的“美国和平”，也即将成为历史。以上三点，标志着真正的“时代转折”。不应排斥和边缘化中国目前有两个大国主导着地缘政治竞争：中国和美国。弗拉基米尔·普京对乌克兰发动攻击，试图借此让俄罗斯重新作为大国参与制定世界新秩序。对俄罗斯而言，时机看似很有利：深度分裂的美国尤其要忙着处理自身事务并对付中国这个对手；欧洲也显得不一致，分裂成了北部和南部、东部和西部。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不也说北约“脑死亡”了吗？然而，即便如此，俄罗斯的所有算计都被证明是错误的。看起来，全球化虽然没有结束，但是正在换上一副不一样的、地区性的面孔。即便如此，德国和欧洲在和中国打交道时也不能太过轻率。尽管我们努力增强自身经济的韧性，而且正确地在东亚奉行多样化战略，但是与中国“脱钩”既不符合欧洲的政治利益，也不符合经济利益。因此，我们应当尽全力探测未来合作的余地，这也是为了试探中国的新全球化战略的范围。尽管中国和德国在文化和历史传统上相差很大，但两国仍然因为融入国际分工和价值创造而连接在一起。这足以让人不只是诉诸排斥和边缘化的手段。争取灵活处理投资协定欧盟从全球权力轴心的构造性变化中能吸取哪些教训？欧盟必须记起自己的核心任务和本质：民主、法治、共同市场、稳定货币、投资和防务联盟。对欧盟和中国而言，终结相互制裁的螺旋将会更好。几个月以来，这种怪圈令《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无法继续得到批准。我们可以在批准前就使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规则——欧盟和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就是这么办的。这不仅是一种从经济政策看很有意义的做法，而且尤其能表达对经济和政治进程新动向的信心。这一新的政治进程符合中国和欧盟的利益。今天，没有一种全球性挑战是可以在没有中国甚至对抗中国的前提下克服的。如果欧盟希望找到现实的、不给合作伙伴带来过度负担的解决方案，就应该在给贸易协定标准提要求的时候展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往期回顾F-35改用歼-20涂装？美军建“中国机队”模拟解放军基辛格：“如何避免另一场世界大战”书评

据俄罗斯《新消息报》网站6月13日报道，美国国防部为了让本国飞行员学会与“驾驶第五代隐形飞机的对手”作战，指定第65“侵略者”中队扮演中国空军的角色。该中队装备的部分F-35多用途战机改用中国歼-20战机的涂装。美国空军将领马克·凯利向媒体解释了建立“中国机队”的必要性。他说：“鉴于来自中国的威胁越来越大，我们应当将我们的部分第五代飞机用于复制敌人的能力。”报道援引凯利的话说：“第65中队将专注于（模仿）中国。这个中队的教官将帮助我们的作战飞行员了解中国空军的战术以及中国飞行员的训练和能力。事实上，我们正在尽可能地模拟中国空军。用F-35来模拟侵略者的做法有助于训练飞行员应对类似于对手所研发的隐形（技术的）威胁。”6月9日，美国空军第65“侵略者”中队在内华达州内利斯空军基地正式重新组建，该中队被指定扮演中国空军的角色。仪式上展示的一架F-35战机涂装了酷似中国歼-20战机曾经使用过的图案。(美国空军网站)据报道，美国在越南战争后成立了“侵略者”中队。在那之后，美军开始为“侵略者”中队招收经验最为丰富的飞行员，要求是飞行时间不少于600小时且拥有教官资质。这些飞行员钻研对手空军的教科书和文件，并驾驶飞行及战术性能与对手装备相似的飞机。美国存在约10支这样的中队。它们自成立以来，主要模仿米格-17等各种苏联和俄罗斯战机。美国还有模拟伊朗战机的中队。现在，美军作出特别决定，成立了模拟中国战机的中队。报道认为，美国一直密切关注中国航空设计单位的动向。报道称，美国当局认为，中国战机对美国的空中优势构成了严重挑战。报道指出，美国人将歼-20列为与美国F-35和俄罗斯苏-57同一代的机型。报道援引美国将领的话称，决定将中国空军列入“侵略者”行列的原因是，歼-20拥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优势。往期回顾基辛格：“如何避免另一场世界大战”书评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日前刊登题为《99岁的亨利·基辛格：如何避免另一场世界大战》的文章，内容为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亚尔·弗格森与基辛格的对谈。全文摘编如下：5月27日，亨利·基辛格年满99岁。在迈向百岁之际，基辛格并没有失去使他区别于同时代和后几代外交政策传授者和实践者的那种智慧。我们在他位于康涅狄格州树林深处的乡村别墅里见了面。他和妻子南希在那里度过了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大部分时间。每一位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都不得不在糟糕和更糟糕的选项之间做出选择。目前担任这两个职位的安东尼·布林肯和杰克·沙利文去年将阿富汗人民扔给了塔利班，今年又在向乌克兰战区投入数百亿美元的武器。不知为何，这些行动并没有激起多年来因基辛格在越南战争等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而对他施以的那种谩骂。没有什么比他5月23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简短演讲所引发的争议更能说明他激怒左右两派的能力了。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标题是《亨利·基辛格：乌克兰必须向俄罗斯割让领土》，这引发了进步派人士和新保守派人士几乎同样数量的愤怒推文。这种愤怒的最奇怪之处在于，基辛格根本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为证明最终必须通过谈判达成某种和平，他只是说了“(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分界线应该恢复原状”——指的是2月24日之前的状态。弗格森问：今天的美国是否比越南战争时期更加分裂?基辛格答：是的，分裂多了。20世纪70年代初，两党合作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国家利益是一个有意义的术语，它本身并不是一个争论的主题。那种情况已经结束了。现在每一届政府都面临着反对派无休止的敌意，而且这种敌意建立在不同的前提之上……眼下美国国内没有明说但非常真实存在的争论是关于美国的基本价值观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即宪法的神圣地位以及个人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首要地位)。问：有领导人能解决这个问题吗?答：如果存在不可弥合的分歧，那么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之一：要么社会瓦解，不再能够在任何一方的领导下完成自己的使命;要么就超越分歧……问：是需要外部冲击还是外部敌人?答：这是一种方式，否则你可能会面临一场无法应付的国内危机。领导力变得更难了，因为社交网络、新式新闻、互联网和电视的结合，所有这些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短期。问：乌克兰总统——这名看上去不大可能胜任总统一职的喜剧演员成了战争英雄——无疑给我们上了一堂大师级的领导力课程。答：毫无疑问，泽连斯基完成了一项历史性的使命。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乌克兰领导人都不曾有过他这样的出身(指的是泽连斯基和基辛格一样是犹太人)。他因为人们对国内政治的失望而意外成为总统，然后，他又面临俄罗斯试图使乌克兰恢复完全依赖和从属地位的企图。他以一种历史性的方式让国家团结起来并让世界舆论团结起来支持乌克兰，这是他取得的伟大成就。然而，现在的问题仍然是：他能否保持下去，实现和平，特别是在和平意味着某种有限牺牲的情况下?问：您能否谈谈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看法。您见过普京好几次，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偶遇，当时的普京还是圣彼得堡的副市长。答：我认为他是一位有思想的分析家，其基本观点是将俄罗斯视为某种神秘的实体，通过某种精神上的努力将俄罗斯团结在一起。在这种观点中，乌克兰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瑞典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在入侵俄罗斯时)穿越了这片土地，而他们被击败的部分原因是这片土地耗光了他们的力气，这就是他(普京)的观点。问：您在2014年时写过一篇文章，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想法，而是提议它像芬兰那样确立中立地位，并警告继续谈论加入北约有可能引发战争。当然，现在和瑞典一起提出加入北约的正是芬兰，这个不断扩大的北约现在是不是太大了?答：面对一个侵略性的俄罗斯，北约当时是正确的联盟，因为当时它是对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北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以一种几乎独一无二的方式体现欧美合作的机构。因此，维持它很重要。但重要的是认识到，中东和亚洲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中会出现大问题。在这方面，北约是一个其成员未必拥有一致观点的机构。它们之所以在乌克兰问题上团结起来，是因为这让人想起了(过去的)威胁，它们做得非常好，我也支持它们的做法。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结束这场战争。在战争结束时必须为乌克兰找到一个位置，也必须为俄罗斯找到一个位置。问：我们2019年底在北京有过一次对话，当时我问您，我们是否已经处于“第二次冷战”中，只不过现在中国扮演了当初苏联的角色。令人难忘的是，您当时答道：“我们正处于冷战的山脚。”一年后，您将其升级为“冷战的山口”，那么，我们现在在哪里?答：有能力主宰世界的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正作为终极竞争对手相互对峙。它们实行的是不相容的国内体制。而在这种情况出现的同时，技术意味着战争会导致文明倒退，如果不是摧毁文明的话。换句话说，第二次冷战是不是可能比第一次冷战更加危险?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两个超级大国现在拥有不相上下的经济资源，而且毁灭的技术比当时更加可怕，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出现的情况下。“等待中国变成西方”不再是一个合理的策略。我不认为统治世界是中国的想法，但他们可能会变得非常强大，这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不过，我认为，这两个超级大国有最起码的防止发生(灾难性碰撞)的共同义务。我们西方人有着看似不相容的任务。你需要能够应对现代挑战的国防机构。与此同时，你需要对你的社会的某种积极表述，这样这些努力才能以某种名义进行，因为否则它们就无法持续。其次，你需要一个与其他社会合作的概念，因为你现在无法想出任何摧毁它们的概念，因此对话是必要的。问：但这种对话已经停止了。答：除了发泄不满。这正是我对我们将走向何方深感担忧的地方。其他国家会想利用这种竞争，却不了解它的独特之处，所以我们正进入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5月31日刊登题为《美国是否正在走向内战？》的文章，作者是该报首席美国评论员爱德华·卢斯。全文摘编如下：2015年夏天，美国瞥见了其未来可能会如何发展。美军在南方进行的一次例行演习引发了一连串的阴谋论，尤其是在得克萨斯州。据右翼的一个黑色狂想网站说，这次军演的代号为“翡翠头盔15”，代号意为“对地方好战分子的本土灭绝”。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州长格雷格·阿博特对这些胡言乱语信以为真。他让得克萨斯国民警卫队密切监视那1200名全副武装的联邦士兵。这个荒诞的插曲发生在唐纳德·特朗普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一年前，我们从中看到了美国分裂的苗头。只差一场暴动与任何关于内战火烧眉毛的警告一样，提及美国的内战听起来都是危言耸听。然而，最近出版的几本书的论述则有惊人的说服力，示警灯现在闪烁出1861年以来最明亮的红光。法国哲学家伏尔泰曾说：“让你相信谬论的人，也能让你犯下暴行。”正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芭芭拉·沃尔特在她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内战将如何开始》中所证明的，美国民主制度今天正在打开所有错误的盒子。甚至在特朗普2016年赢得总统大选之前，政治分析人士就在发出有关民主受到侵蚀和走向独裁的警告。特朗普2021年1月6日的未遂暴动所导致的瘫痪性分裂使其进入了危险的新区域。民调显示，大多数共和党人相信——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选举遭到了民主党的窃取，民主党人得到了所谓“深层政府”、中国政府、“作弊”的委内瑞拉投票机器或上述因素的疯狂组合的支持。在《纽约时报》记者乔纳森·马丁和亚历山大·伯恩斯所著的《这事不会过去》一书中，作者引述了乔·拜登对一位资深民主党人说的话：“我当然希望（我的总统任期）能够圆满结束。倘若不能，我不确定我们是否还会有一个国家。”一位美国总统说出如此具有世界末日意味的话，却并没有让人大惊小怪，说明这样的恐惧已经多么司空见惯。2022年，美国的两党越来越多地按种族和身份划分阵营。共和党是白人、乡镇人——该党如今只在纽约的斯塔滕岛拥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国会选区。而民主党现在几乎完全是城市人和多种族人士。正常民主制度下败选的政党成为忠诚的反对党的惯例正在消失。今天有超过1/3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认为，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采取暴力是正当的，而在特朗普上任的2017年，这个比例不到1/10。特朗普的言论为分裂主义情绪打开了闸门。当一个政党失败时，其选民感觉仿佛自己的美国正在被某个外来大国占领。沃尔特指出，美国成为“派系化的无政府国家”——即介于独裁和民主的中间状态——这个国家“正在迅速接近公开叛乱阶段”。暴力将尾随美国的政治语言。正如加拿大小说家斯蒂芬·马尔什在《下一场内战》一书——该书惟妙惟肖地想象出美国即将发生分裂的哀伤故事——中所写的，这个国家“与发生全国性危机之间只差一场大暴动”。险恶里程碑美国是如何走到这一关口的？选出你心目中的险恶里程碑——纽特·金里奇在上世纪90年代，用“焦土”策略来处理自己的极端化的众议院议长的任期；最高法院以5比4的判决结果裁定乔治·W·布什赢得2000年大选；美国对“9·11”恐怖袭击的错乱反应；联邦调查局对希拉里·克林顿事无巨细的电子邮件的致命调查；民主党人把特朗普的胜选归功于普京；特朗普试图拔掉所有护栏；国会未能团结一致惩戒国会山暴力袭击。美国的民主倒退就如同海明威对破产的著名描述——“逐渐地，然后突然地”。伯恩斯和马丁为美国近期的政治衰退提供了呕心沥血且发人深省的编年纪事。其中多数归结为失德。去年国会山暴力袭击由几乎是清一色的白人携带南方邦联旗、绞索、史密斯-韦森手枪、电击装置、鞭炮、手铐、化学品和刀具的退休警察、护士、房地产开发商、医生、律师和小企业主等乌合之众所实施，随着该事件尘埃落定，共和党领导人松了一口气。国会大厦或许曾碎玻璃满地，走廊上被涂抹了粪便，但特朗普的施咒已经破除。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说，这个“卑劣之徒终于名誉扫地”。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凯文·麦卡锡说，特朗普的行为是“残忍和完全错误的”。三周后，麦康奈尔投票支持特朗普对于他曾经称为“未遂暴动”没有责任。麦卡锡甚至倒退得更厉害，前往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休养地海湖庄园再次表忠心。在这几周里，他已经断定自己成为议长的唯一途径就是得到不光彩的前总统的祝福。只有10名共和党人投票支持弹劾特朗普。其中之一的亚当·金津格说：“特朗普曾命悬一线。他（麦卡锡）把他救活了。”两位作者称麦卡锡或许是共和党中“最会逢迎的人物”。对这一荣誉的争夺十分激烈；南卡罗来纳州的林赛·格雷厄姆等共和党人紧追着麦卡锡的步伐。美国的信条21世纪的美国内战实际上会如何发生？与第一次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与19世纪60年代不同，当时美国整齐地分裂为蓄奴的邦联与北方两部分，今天分裂主义的地理分布是犬牙交错的。与当时不同，今天的美国武装力量不可战胜。即便是在一个私人持枪数量（4亿多支）多于人口的国家——其中许多枪支是军用级的，军队也是无可匹敌的。然而，在所有国家中，美国最明白不对称战争是打不赢的。想一想越南、伊拉克和阿富汗。同样，想一想美国是如何诞生的——其革命军几乎输掉了每一次与装备远为精良的英国军队的交战。然而，在法国人的帮助下，美国的游击军取得了胜利。现在，用今天的联邦军队替换那些英军。军队在平息民众骚乱方面劣迹斑斑。每一起伤亡都会额外催生10个叛军。沃尔特写道：“他们会在暗处若隐若现，通过留言板和加密网络进行联络。他们将在购物街旁的吸尘器修理店举行小组会议。在亚利桑那州边境的沙漠空地，在南加州的公园，或是在密歇根州白雪皑皑的树林里，他们会训练作战。”上述几位作者中没有人为美国持续的民主衰落提出简单的解药。他们的补救办法——找到让多种族民主运转的途径、让金融远离政治、向美国的孩子们讲授公民课——具有某种一厢情愿的事后诸葛的意味，而非严肃的策略筹划。虽然是加拿大人，但马尔什敏锐地意识到美国发生的事情对全球自由的影响程度。尽管有其立国时的伪善，但美国的信条是与陌生人之间的根本差异共存，并因此而繁荣，没有其他任何国家能建立在这样的信条之上。不过，警告信号已经无法忽视。在他们著作的结尾，伯恩斯和马丁援引了澳大利亚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的评论：美国倾向于用熟悉的冗长说教来自我安慰。这些说教已经不再有益。|

参考智库机构用户可在“天闻”信息平台查阅更多海外智库研究成果。往期回顾IMF首席经济学家：全球化面临两种可能的路径久加诺夫：文明正在从西方转向东方美媒：亨利·基辛格与结束乌克兰冲突最新国际动向

法国《回声报》网站6月7日刊登采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耶·古兰沙的报道，题为《IMF警告“去全球化将推高成本”》。古兰沙认为，全球化未来有两种可能的路径，第一种是进一步“拆除”全球化，世界形成对立的阵营；第二种是恢复全球化进程，更多关注经济角色之间的财富分配问题并加强经济的弹性。全文摘编如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奥利维耶·古兰沙认为，金融制裁“可能导致世界分裂”。《回声报》记者问：我们今天正目睹幸福全球化的终结吗？古兰沙答：全球化从来都不是完全幸福的，尽管它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它还伴随着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财富再分配的问题。这些分配上的不平等引发了反全球主义者的第二波指责。问：您现在看到去全球化的开端了吗？答：事实上，我们正处于去全球化的第四阶段。2008年，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首先看到了金融全球化的停止。一些国家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债务总额已经减少。例如，危机阻止了跨境贷款的强劲增长。通过金融市场收购公司股份的速度明显放缓。第二阶段，中美贸易战使两国之间的一些贸易和投资受到质疑。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了去全球化的第三阶段，企业被迫重新考虑他们的供应系统。如今，乌克兰战争和随之而来的能源危机是第四阶段。在过去15年里，全球化已达到了某种最低水平。问：第五阶段是什么？答：有两种可能的路径。要么我们进一步“拆除”全球化，世界形成对立的阵营，地缘政治因素占据主导地位。第二种可能性是恢复全球化进程，方法是对其进行更好地控制、更多地关注经济角色之间的财富分配问题并加强经济的弹性。问：但这需要国际合作……答：全球化必须继续下去，因为它让多边主义和合作成为了可能。重要的是要有一些共同的框架来制定一套规则体系，无论是商业规则还是金融规则，以应对出现的挑战。我要提到的是其中两个挑战。首先是气候。如果我们没有商业或金融往来，如何应对全球变暖？其次是数字转型。在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里，一些私人参与者发行的加密货币可能会进入监管缺口。监管不力的货币数字化现象主要会引发损害消费者保护和金融稳定等问题。问：是否正在形成两个阵营，一方是西方民主国家，另一方是所谓威权国家，而这将阻碍在许多问题上取得进展？答：事实上，如今有些事情被阻止了。但就一些具体问题达成一致还是可能的。重要的是继续努力寻找共同点，以避免出现限制国际贸易的事态。金融制裁也是如此。IMF承认国家主权。该组织最近修订了其资本流动原则，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出于国家安全、打击恐怖主义或反洗钱等原因，资本管制措施可以是合法的。但这也是金融制裁可能存在的地方。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它们可能对世界经济的凝聚力产生破坏性影响，导致世界分裂和不同国家的不同待遇。如今这些金融制裁是单方面实施的。它们取决于相关国家的良好意愿。金融制裁带来武断，这是有害的。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各方都承认和接受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我们可以启动金融制裁。往期回顾➣

俄罗斯自由媒体网6月6日刊登题为《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地在乌克兰取胜——专访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的报道，记者为安德烈·波卢宁。久加诺夫认为，文明正在从西方转向东方。欧洲之窗变成了一扇令人窒息的小窗，而通往亚洲的大门敞开着。全文摘编如下：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100天让我们有理由进行中期总结。200多个居民点被解放。盟军控制的领土自特别行动开始以来扩大了3-4倍。顿巴斯工事区正在被有条不紊凿开，马里乌波尔的城市堡垒被攻占。另一方面，西方继续对俄罗斯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上周，欧盟批准了对俄罗斯的第六轮制裁，其中包括石油禁运。此外，现代化武器不断被塞给乌克兰。作为第十一批军事援助的一部分，美国将向基辅提供高机动性“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它们或可击中俄罗斯境内的目标。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谈到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行动，可以得出哪些结论。他表示：“自乌克兰军事政治行动开始以来，已经过去了100天。我们正在那里解决关乎世界和俄罗斯命运的关键问题。我们必须竭尽所能，调动一切资源，以取得令人信服的胜利。后苏联空间乃至全世界的力量格局将取决于此。”自由媒体网问：我们正在解决哪些关键问题？久加诺夫答：第一个问题：世界将是多极的，还是继续由美国和北约操纵。第二个问题：我们能否再次把欧洲从纳粹主义中拯救出来。如今，从波罗的海国家到伦敦都有法西斯恶魔的身影，而且，纵容它的政策仍在继续。第三个问题：1991年被出卖的俄罗斯世界能否团结和发展。当时，俄罗斯境外还有2500万俄罗斯人。在波罗的海国家，他们成为非公民。在乌克兰，他们被禁止讲母语。未来的历史进程将取决于我们的团结、勇气和动员深度。我再说一遍，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地在乌克兰取胜。问：从特别军事行动100天的结果中可以得出哪些基本结论？答：第一个结论：全球系统性危机正在加深。不妨回顾一下，两次类似危机都以世界大战告终。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现代化把我们拖出第一场危机，我们的伟大胜利和核导弹均势让我们摆脱了第二场危机。现在，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自我强化，避免当前危机在我们的辽阔土地上熊熊燃烧。第二个结论：改变俄罗斯发展方向的可能性骤增。大家都清楚，如果没有中左翼政策，不向左转，不尊重劳动人民，我们就无法摆脱危机。所以，由左翼爱国阵线制定、经第二届奥廖尔国际经济论坛批准的发展规划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第三个结论：必须大力改革经济和社会领域。我们不能拖拖拉拉，因为这是事关生存的问题。今天，波音和空中客车公司试图让我们没有民航飞机。我们的经济要的不是缝缝补补，而是大修！这需要有清晰的纲领和战略规划！我们必须在制定新的三年预算时考虑到这一切。第四个结论：文明正在从西方转向东方。欧洲之窗变成了一扇令人窒息的小窗，而通往亚洲的大门敞开着。必须尽一切所能利用这一方向，包括发挥俄罗斯共产党的能力。第五个结论：私营部门的影响力将在全世界范围内降低。第六个结论：一体化进程尤为重要。我们与白俄罗斯兄弟必须成为一体化的榜样。为此可以借鉴我们“人民企业”的经验，它曾展现出辉煌的成果。第七个结论：如果国家扶持中小企业，就可以避免国内发生深度危机。当然，也必须支持如今需要帮助的公民。往期回顾➣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6月3日发表题为《亨利·基辛格与结束乌克兰冲突》的文章，作者为达米扬·克尔涅维奇·米什科维奇。文章指出，在单极时代以“例外论”的名义捍卫霸权可谓相当傲慢，而在对立日益加剧的多极格局下试图把“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强加于人就更是如此。全文摘编如下：战争可与好人最终得胜的好莱坞电影不一样。文明与冲突是并存的。在世界政治中，根本就没有什么解决公正问题或持久性大动荡的明确之道。无序状态是无法超越的，因为顺从并非人性：我们一直自欺欺人，把人类无可争议的技术进步与我们已在道德上取得进步的幻觉混为一谈。亨利·基辛格就可完全归为这种传统认知的一个分支。他最近在达沃斯视频对话中表示，要想解决乌克兰冲突就可能要对领土版图作出调整，这番话令基辅以及一些西方国家怒不可遏。基辛格在此前的讲话中已指出他评估局势的依据：“那场战争的结果将影响国家集团间的关系，任何战争以及是否得到和平解决的结果以及和平解决的性质，将决定作战方是否仍然是永久性敌人，或者说是否有可能将他们纳入一种国际框架。”这种思维方式与基辛格长期以来的论断是一致的，即长期稳定的局面与共同致力于维护以大国间均势为依托的国际体系的合法性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换言之，均势体系的前提是普遍承认相对弱点，即各大国都承认自己无法在不付出沉重代价的情况下去支配其他国家，进而得出结论认为，还是不要做此尝试为妙。这显然不是拜登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对地缘政治的理解，也不是他们对乌克兰问题引发的与俄罗斯冲突的认知。对他们以及他们的同路人来说，这场战争是民主派和专制派进行全球争斗的一种明确表现。当然，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情绪反应，但这并不是理解美国乃至西方决策的一个视角。地缘政治绝不能与末日论混为一谈：在一个单极时代以“例外论”的名义捍卫霸权可谓相当傲慢；而在对立日益加剧的多极格局下试图把“基于规则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强加于人就更是如此了。正如基辛格最近在接受采访时所说：“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存意识形态及其解读存在诸多差异。我们应该利用这种意识，即在自行分析所出现的问题的重要程度时对这种意识加以应用，而不是让这种意识成为主要的对抗问题——除非我们准备把政权更迭作为主要政策目标。”我认为，从拜登政府去年主办民主峰会时所支持的论调中可得出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拜登政府认为俄罗斯的政权归根结底是不具有合法性的。这倒不一定意味着政权更迭即将成为具有可行性的美方政策，但这确实意味着，从原则上讲，西方民主国家只应在战术层级向专制国家作出让步和妥协。这也符合大西洋理事会最近所作的评估，即西方在乌克兰冲突中所采用的战略是“在不进行直接交战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制造痛苦”。而执行一项没有明确战术目标的战略，就像漫无目的地在公路上开车。车已经开了100天，目的地仍不得而知：西方在这场乌克兰冲突中抱何战争目的，这个根本性问题当前根本没有得到回答——不仅是在公开场合（那倒没什么），在私下里也很可能没有得到回答。在对此类及类似问题没有给出一致性答案的情况下，西方仍团结一致，为支持基辅在政治和资金等方面进行前所未有的努力，这便是基辅对于放弃最大限度作战及谈判战略变得抵触的主要原因所在。但事实是，无论接受起来有多么难受，乌克兰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大国关系中的客体，而非国际秩序中的主体。事实上，很难令人信服地去争辩，一个几乎完全依赖外部大国免费提供枪械、弹药和侦察手段的国家完全拥有主权或独立地位——不论那个国家是何种类型的政权。鉴于此，现在已越来越难反驳克里姆林宫的说法，即乌克兰冲突相当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一场代理人战争。往期回顾英学者：美国企图利用“微型联盟”遏制中国参考快评：“且看美国毁三观”系列评论美媒文章：美在亚洲与中国竞争并非易事最新国际动向

7日，就澳大利亚炒作中国军机“干扰”澳军机事件一事，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澳方的颠倒黑白进行了驳斥。加上近期加拿大炒作其军机受到中方“干扰”，美西方对华抵近侦察又一次被推到了大众关注之下，也再次显示究竟是谁在亚太地区制造事端、兴风作浪。就上面两次事件的“主角”来说，一个是澳军装备的美制P-8A反潜侦察机，另一个是加军装备的美制P-3反潜侦察机。这两种装备都具备较强的航空侦察监视能力，必要时还能通过挂载空射反舰导弹等武器化身“小轰炸机”，是目前美西方航空侦察力量的“中坚”。

澳大利亚“对话”网站6月1日发表题为《四方安全对话：美国在亚洲抵制中国影响力的努力标志着微型联盟的新时代》的文章，作者为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人文、语言与全球研究学院副院长埃德·格里菲思和国际关系专业学士课程负责人莫伊塞斯·德索萨。文章指出，我们不再生活在一个由霸权主义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中。受中国日益自信的影响，国际秩序的重塑已经开始。全文摘编如下：美国总统乔·拜登最近访问了亚洲，希望加强与该地区的关系，最引人注目的是“四方安全对话”(QUAD)的领导人举行了会晤。这个联盟包括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这些志同道合的国家代表了21世纪的一种外交机制，作为亚洲版北约的替代品，其重要性与日俱增。

编者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在涉华政策演讲中散布虚假信息、渲染“中国威胁”、干涉中国内政、抹黑中国内外政策。透过这场费尽心思的演讲，外界不难看出美国的世界观、中国观、中美关系观都出现了严重偏差。参考快评栏目推出“且看美国毁三观”系列评论，一组三篇。1醒醒吧！装睡大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进行了一场看似洋洋洒洒、实则费尽心思的演讲。他声称“中国是世界秩序最严峻的长期挑战”，并扬言要在未来十年用“投资、结盟、竞争”的三分法来对付中国。作为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基调讲话”，布林肯这场酝酿已久的演讲无疑折射了美国的世界观。遗憾的是，人类早已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而美国的世界观却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当地时间2022年5月26日，美国华盛顿，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演讲。（人民视觉）美国还在固守“美国中心论”“美国例外论”的执念。自二战之后英美实现霸权转移以来，美国逐渐形成了“老子天下第一”的世界观，总是以美国为中心来审视世界，“美国中心论”在冷战结束后表现得尤甚。而“美国例外论”更是根深蒂固。自建国之日起，美国精英便认为美国各项制度高人一等，而美国人则是“上帝的选民”，这种莫名的优越感延续至今。布林肯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当然没能摆脱“美国中心论”和“美国例外论”，只不过是美方与少数国家制定的“家法帮规”而已，维护的只是美国主导的所谓秩序。时至今日，随着国际格局逐渐朝多极化的纵深方向发展，“美国中心论”已与现实脱节；而鉴于国会山骚乱、抗击新冠疫情失败、种族歧视痼疾经常发作等乱象频现，“美国例外论”的神话也早已破灭。美国动辄指责其他国家破坏国际秩序，殊不知毁约退群如同家常便饭、将挑起战争视为儿戏的美国，才是国际秩序的最大破坏者。美国还在抱持冷战思维与零和博弈的迷思。不少美国人至今仍对美苏冷战的结局津津乐道，对于美国在这场大国博弈中不战而胜似乎颇为自得。从美苏冷战中发展出来的所谓的“遏制战略”，至今仍被美国政府奉为对外政策的圭臬，在世界各地充当所谓的“离岸平衡手”。在演讲中，布林肯虽然声称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冲突和“新冷战”，不阻止中国发展，不阻止中国发挥大国作用，愿同中国和平共处；但他重点着墨的所谓“竞争”，实则是要无理剥夺中国发展权利，毫无底线地打压遏制中国。布林肯是说了几句漂亮话，但掩盖不住此次演讲充斥着冷战思维的遗臭、零和博弈的迷思和遏制中国的执念。时至今日，美苏冷战已结束三十年，和平与发展才是时代的主题。对于国际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而言，谁都不想再经历一次冷战，合作共赢才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美国正在逆历史潮流而动。美国还在沉迷借“小圈子”维持霸权的旧梦。自从二战结束后成为全球霸主以来，美国政府便寻求无限期地维持其霸主地位。从杜鲁门政府提出的“遏制”战略，到尼克松政府的“现实威慑”战略，再到小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战略，维护美国霸权地位始终都是美国外交的终极目标。至于最近的几届美国政府，从奥巴马政府的“巧实力”战略，到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再到拜登政府提出“美国归来”的主张，其根本目的仍是确保美国霸权。在维持美国霸权的过程中，除了特朗普政府这样的极少数例外，美国政府向来喜欢搞“小圈子”、拉“小集团”。布林肯在演讲中提出要协同盟友与伙伴，与中国展开竞争，无疑又是在搞拉帮结派那一套。时至今日，人类早已进入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各国利益休戚相关，世界各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即便美国将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但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拥有共同的朋友圈，这才是国际政治与经济的真正现实。世界早就变了！凡此种种，华盛顿未必不明白。我们有必要提醒一下布林肯等美国“装睡大师”：醒醒吧，别装睡了！当前，中美关系正处在重要十字路口。是对立对抗，还是对话合作？是零和博弈，还是互利共赢？答案显而易见，但这需要中美双方相向而行。美国能否顺应历史大势，作出正确抉择？这首先取决于它能否给自己的世界观纠偏。全世界正拭目以待！（作者：向洋）2如此臆想中国，也算“脑洞大开”！5月2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了他迟来的对华政策演讲。布林肯在演讲中说，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或一场新冷战”，美国“不寻求阻挠中国发挥大国作用，也不寻求阻止中国发展经济”。乍看之下，这似乎与特朗普政府时期咄咄逼人的对华论调不一样了，但布林肯很快便露出了马脚，整篇演讲充斥着被害妄想，折射出美国所患的严重对华焦虑症和对华躁怒症。在这些病症的折磨下，布林肯对中国的认知出现了臆想和严重偏差，整篇演讲不过是一个换了新马甲的“冷战宣言”。布林肯首先臆想出一个“挑战国际秩序”的中国。布林肯直言发展强大的中国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并认为“中国是唯一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不断增长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实现这种意图的国家”。但美国口中的“国际秩序”不禁让人打个问号。在美国眼中，这应该是一个由美国说了算，由美国定“家法帮规”的秩序。若不合美国的心意，那便是挑战者和危害者。但发动战争、干涉别国内政、无视国际准则、破坏国际秩序的恰恰是美国自己。在200多年的建国史中，美国只有16年没有打过仗；而中国70多年来没有主动发起过一场战争，没有侵占过别国一寸土地。二战结束至今，美国试图推翻50多个外国政府，粗暴干涉过至少30个国家的民主选举；而中国已经同14个邻国中的12个以和平方式彻底解决陆地边界问题。近40年来，美国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世卫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协定、伊核协议等17个国际组织或协议，有些甚至进进出出数次；而中国已经成为联合国会费和维和经费的第二大摊款国，以实际行动维护着联合国权威。这样的美国，又有什么资格充当“裁判”指责中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26日就拜登政府对华战略发表演讲。（美联社）布林肯还臆想出一个“违反贸易规则”、“为了自身利益蓄意扭曲市场”的中国。在美国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在全球产业链地位的提升都是通过“不公正的贸易行为”得来的。但所谓“扭曲市场行为”的帽子根本扣不到中国头上。宣布一系列扩大开放新举措的是中国，滥用自身技术优势和全球金融霸权无理打压别国企业的是美国；更短负面清单、更优营商环境，同各国分享发展机遇的是中国，强行设置贸易壁垒，发起贸易战的恰恰是美国自己。布林肯接着又臆想出了一个“人权受到压迫”的中国。布林肯闭起双眼，在涉疆涉藏以及香港问题上大肆抹黑攻击中国。在美国看来，与美国制度不同的中国必定是不“自由”的，“人权”得不到保障的。但一个因为抗疫不力造成国内100万人死亡的国家，一个种族歧视愈演愈烈、黑人“无法呼吸”的国家，一个枪支横行、儿童动辄死于非命的国家，又有什么资格在“人权”和“自由”上对中国指手画脚呢？布林肯最后臆想出一个“具有非凡影响力和野心”的中国。在他看来，因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界级的城市和公共交通网络，是一些世界最大科技公司的所在地，又因为中国拥有如此“非凡”的影响力，所以中国就寻求“在印太地区建立势力范围”。但是，为了谋求世界霸权而想方设法压迫控制别国的是美国，寻求在“印太”建立势力范围的也是美国。中国追求民族复兴的目标是为了发展好自己，成为更好的中国，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中国不是美国臆想中的中国。中国的发展振兴有着清晰历史逻辑和强大内生动力，目标光明磊落，就是为世界作出更大贡献，而不是去取代谁挑战谁。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6月1日发表题为《中国正在亚洲取得胜利，拜登的计划并不会改变这一点》的文章，作者是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研究员苏珊娜·巴顿。文章称，在亚洲与中国竞争并非易事。美国首先要认识到，它现在处于下风。全文摘编如下：拜登总统已表示，美国不会袖手旁观，坐任中国“赢得21世纪”，他的首次亚洲行旨在做到言行一致。上周，拜登与为对抗北京而成立的四国组织“四方安全对话”的领导人凑在一起，发誓要保卫台湾免遭中国大陆侵犯，还推出了一个有十多个国家参加的新经济协议，旨在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中国经济影响力持续上升然而，在经济和外交等领域，中国业已在亚洲大部分地区取得胜利，美国目前所做的似乎不太可能改变这种局面。洛伊研究所“亚洲实力指数”通过跟踪经济数据来评估地区力量发展态势。该指数显示，美国的影响力早在2018年就已开始急剧下降，而中国则突飞猛进。20年前，东南亚仅有5%的出口产品销往中国，销往美国的出口产品占比为16%。而到2020年，东南亚对华和对美出口占比已平分秋色，均为15%左右。考虑到整体贸易态势，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已更加显见，因为中国在该地区的贸易额比美国大约高出2.5倍。中国现在几乎是所有亚洲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长期以来，由充满活力的美国私营产业推动的投资活动一直是美国在亚洲的一项优势。而就连这项优势也在迅速消失。2018年，中国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十年累计投资流量为美国的一半，如今已达75%，且还在持续上升。在该地区开展强有力的竞争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奥巴马政府就已认识到这一点，遂提议打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那原本会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贸易集团。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退出了该协定，原因是担心那会削弱美国的竞争力并把美国的就业岗位输往海外。这便给北京送上一份大礼。在名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另一个贸易集团中，中国业已是第一大经济体。中国去年还申请加入TPP的后续协定，该协定保留了原协定的很多核心条款。美国目前都游离于这两个协定之外。美要认识到自己正处下风对此，拜登政府上周在东京揭晓了答案，即“印太经济框架”。但这还远远不够。该计划呼吁在贸易、供应链、基础设施和反腐等领域开展合作，但并不包括提高规模庞大的美国进口市场的准入度，而后者是通常对各项贸易协议起到支撑作用的一项重大好处。美国官员反驳说，该计划比“过往模式”更适合21世纪。但很多潜在的亚洲伙伴很难看到这对它们有什么好处。缺乏认同感可能会削弱美国就数字经济等新兴问题制订规则的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则一路高歌猛进。中国国有企业已在该地区锁定很多大型项目。此外，中国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开展外交工作，还在该地区培养强大的精英势力。美国确实拥有一些中国所欠缺的东西：与拜登所说的“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如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以及韩国——建立起的久经考验的联盟关系。“四方安全对话”旨在表明，美国及其伙伴可在疫苗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替代中国。但“四方安全对话”尚不具备真正的强大影响力。虽然在雄心驱动下作出了今年年底前向印太国家提供10亿支疫苗的承诺，但疫苗生产工作却在印度处处碰壁。事实上，“四方安全对话”凸显出美国的一个弱点：在位于亚洲边缘地带的“民主国家”，美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在东南亚这个中心地区，美国的影响力却很小。久而久之，一个更具主导地位的中国可能会阻止美军在危机期间进入该地区的基地，并迫使美国外交官更加努力地让他们的声音被听到。除非华盛顿的经济方略有所改进，否则它在亚洲的影响力还将继续下降。除新建一个毫无新意的地区经济计划外，拜登政府应拿出政治勇气，加入TPP的后续协定。此外，拜登政府还需更积极地与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非结盟但仍很重要的小国进行接触，因为中国正在稳步赢得这些国家的支持。在亚洲与中国竞争并非易事。美国首先要认识到，它现在处于下风。往期回顾美媒：“俄罗斯还是中国？美国要作出选择”参考快评：一百天！世界格局正悄然巨变！外媒盘点俄乌开战百日时间表最新国际动向

“美中竞争的本质是技术竞争”，这是美方战略学界的一个重要观点。目前，美国国会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通过芯片法案，以推动芯片制造业“回流”美国。路透社说，美国出台该法案就是为了加强跟中国的技术竞争。

自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迄今刚好100天。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仍然看不到战事将要告终的迹象。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场二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将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世界格局也因此正在发生悄然变化。首先，俄罗斯与西方陷入“新冷战”。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对立便在不断深化，但双方尚能维持起码的体面。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始向乌克兰大量提供武器，并对俄罗斯展开史无前例的全方位制裁。而为了反击西方，俄罗斯甚至永久禁止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内的近1000名美国人入境。芬兰和瑞典宣布抛弃中立国地位，寻求加入北约，更是标志着“新冷战”的铁幕落在了俄罗斯与西方之间。西班牙《世界报》感叹说，“昨天的世界已经一去不复返，北约试图在6月的马德里峰会上制定未来10年的路线图，重申集体防御和遏制俄罗斯的承诺，因为1997年开启的（北约与俄罗斯和解的）那个时代已经死去并被埋葬”。美国《外交》杂志也认为，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因为“新冷战”而导致的紧张关系，比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严重。其次，欧洲离“战略自主”渐行渐远。近些年来，“战略自主”逐渐成了欧洲的流行词，这代表了以法国总统马克龙为代表的欧洲精英渴望摆脱对美依赖的梦想。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迅速通过了一项新的共同防务计划，并承诺建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表面上看，欧洲的战略自主迈出了新步伐。但实际上，这个计划仍然只是空中楼阁。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在安全上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依赖程度反而加深了，在地理位置上靠近俄罗斯边界的欧洲国家更是如此。以至于塔斯社甚至断言说，鉴于因乌克兰战争而引发的争吵，欧洲可能会沿东西线分裂。难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欧盟，谈何战略自主？况且，欧盟在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被美国裹挟，即便自己会沦为对俄能源禁运的最大受害者，依然要对美国亦步亦趋，早已看不出丝毫“战略自主”的影子。第三，美国摆出同时对付中俄的架势。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战略界一直在思考到底是要集中力量对付俄罗斯，还是要应对中国？在俄乌冲突爆发伊始，外界开始猜测美国将重心转向亚太的政策即便不会终结，也可能要延迟实施了。但随着俄乌冲突逐渐陷入僵局，一些盟友重新向美国靠拢，美国的自信心开始有所膨胀，自认为有能力同时应对中俄,

法新社6月2日盘点了俄乌开战百日时间表。报道称，2月24日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从而引发欧洲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冲突。在俄罗斯扩大其对乌克兰东部的控制之际，我们回顾一下过去100天的战斗，这场战斗已经导致数万平民丧生，一座座城市化为瓦砾。2月24日：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宣布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对乌克兰进行“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并保护那里讲俄语的人。军事行动始于对数座城市的空中和导弹打击。乌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表示留在基辅领导抵抗。2月26日：大规模制裁西方对俄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并向乌提供军事援助。西方领空对俄飞机关闭，俄被禁止参加各项体育和文化活动。2月27日：核威胁普京令俄核力量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这被视为警告西方不要干预乌克兰局势。2月28日：首轮会谈在基辅与莫斯科的首轮和谈中，俄要求承认其对克里米亚的主权、要求乌“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以及保证乌永远不会加入北约。乌要求俄罗斯军队全部撤出。3月3日：赫尔松沦陷俄军袭击乌南部海岸，试图将乌东由亲莫斯科人员控制的领土与被俄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连接起来。当天，南部的赫尔松成为第一个沦陷的城市。俄军持续炮击马里乌波尔港。3月16日：马里乌波尔剧院被夷为平地乌方称俄空袭摧毁了马里乌波尔的一座剧院，据估计在其中避难的300人丧生。莫斯科将袭击归咎于乌克兰亚速营。3月16日：泽连斯基游说美国会泽连斯基要求美国国会“铭记珍珠港事件”，并游说西方议会提供更多帮助。4月2日、3日：“布恰事件”之谜经过一个月的战斗，俄从乌北部撤军，宣布将集中力量征服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乌克兰人在基辅郊区布恰发现数十具平民尸体散落街头，或埋葬在浅坟中。俄否认战争罪指控，称尸体照片系伪造。4月8日：火车站惨剧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一个火车站遭到火箭弹袭击，至少57名从顿巴斯撤离的平民丧生。4月14日：旗舰沉没乌导弹击沉位于黑海的“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这是俄遭遇的重大挫折。5月11日：美国提供400亿美元援助美表示要向乌提供400亿美元的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5月16日：哈尔科夫撤退乌方称其军队已将俄军从乌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郊区赶回俄边境。5月18日：瑞典、芬兰申请加入北约这两国申请加入北约一事逆转了几十年来的军事不结盟政策。5月21日：马里乌波尔战役结束继乌命令在亚速钢铁厂据守数周的军人放下武器以保住性命后，俄宣布完全控制马里乌波尔。近2500名士兵投降并被俄罗斯俘虏。5月23日：第一次战争罪定罪乌一家法院认定一名21岁的俄士兵犯有战争罪，并判处其无期徒刑，因他在战争开始的前几天里在乌东北部开枪打死一名62岁的平民。他提出上诉。5月30日：欧盟对大多数俄罗斯石油下禁令欧盟领导人克服匈牙利的阻力，同意对大部分进口俄石油实施部分禁令，这是第六轮制裁的一部分。该协议禁止油轮运输的石油，但允许匈牙利等内陆国继续通过管道接收俄石油。5月31日：俄罗斯控制东部城市北顿涅茨克的部分地区北顿涅茨克市市长说，俄军控制了这座乌东重要城市的部分地区。占领这座城市将使俄事实上控制卢甘斯克——它是组成乌克兰工业中心顿巴斯的两个地区之一。监制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5月30日发表题为《俄罗斯还是中国？美国要作出选择》的文章，作者是美国“进步网络”组织创始人扎卡里·卡拉贝尔。文章称，拜登应找到与中国合作的新方式，而不是试图强迫中国作出改变。他应该采取大胆措施降低对华调门，否则他将错失成为一个有见识和战略眼光的总统的机会。全文摘编如下：在周四发表的演讲中，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公布了人们期待已久的拜登政府对华官方立场的要点。布林肯说，对美国倡导的世界秩序来说，最强大最确定的威胁是中国，而不是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他接着说，只有中国“既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也有这样做的能力。美国将寻求与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应对北京的挑战。此前已有不祥之兆。就在几天前，拜登总统承诺，如果中国大陆动手“攻占”台湾，美国将保卫这个“民主”统治的岛屿；他会见了地区盟友；他的政府提出了一项新计划以抗衡中国在亚洲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但是，日益执着于中国破坏世界秩序的可能性会缩小与北京合作的空间，分散对世界上的真正威胁——俄罗斯——的注意力。通过贸易禁运挫败俄罗斯的进一步不端行为、阻止该国军队的补给和建立反对普京的国际阵线，都需要全球合作。这里面也包括中国。当然，我们需要对中国有清醒的认识。毫无疑问，以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各种标准来衡量，它都是一个比俄罗斯更强大的潜在对手。中国的军费开支是为了对抗美国在东亚的军事优势。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表现在坚信台湾必须与中国大陆统一，而南海是中国的一个湖泊。但是，这些问题并不一定会使中国成为对美国繁荣与安全的威胁。也不能因此就说，任何不遵守“自由民主”准则的国家都是处于萌芽中的对美国的威胁。美国的整个外交政策从来就不是也不应该以人权为基础；那将导致无休止的全球干预和冲突。将政策建立在可能发生的事情上也同样会越错越远。中国将美国视为对手。但它一直愿意进行外交接触，一再捍卫国家边界的不可侵犯性，也不反对在贸易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妥协。主张与中国打一场“新冷战”的人肯定会对这些说法嗤之以鼻。但是，一个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为自己的防御制定计划是合乎逻辑的，包括与美国的潜在冲突。同样值得记住的是，中国与美国和全球经济紧密交织在一起。它以美国国库券的形式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务，受益于美国在华投资的累积效应，而且需要进入外国市场。所有这些现实对其行为的影响并不亚于未来与美国对抗的可能性。相比之下，俄罗斯只受限于普京愿意走多远。俄罗斯的行为只不过凸显出，尽管中美关系紧张，但两国仍然联系在一起。认识到这一点对美国的安全更有利，而不是将中国视为我们的下一个大敌。我们应该培育而不是危及这些关系，因为它们对两国保持繁荣、稳定和安全至关重要。我们也不应该让我们对中国的反感，成为如何与一个在全球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仅次于美国的国家进行接触的基础。同时与两个对手较量是不大明智的。拜登应该找到与中国合作的新方式，而不是试图强迫它作出改变。他应该采取大胆措施降低调门，比如取消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否则，他将错失成为一个有见识和战略眼光的总统，而不是一个处处与中国作对的总统的机会。往期回顾CSIS：若中美半导体脱钩，美国将损失巨大美媒：美国真的能保护台湾吗？美媒文章：美国2.0版“转向亚洲战略”挑战重重最新国际动向

近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题为《美中半导体脱钩的代价》的文章。通过梳理中美在全球半导体价值链中的地位、计算脱钩给双方带来的损失以及给全球半导体价值链带来的冲击，文章得出结论，基于中美在全球半导体价值链上的深度融合和互补地位，完整的芯片脱钩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和创新成本。全球半导体价值链的全面脱钩将是极不现实的。文章认为，美国和中国作为优势互补的主要参与者，都受益于全球半导体价值链优化。但随着美国加强出口限制，将中国主要芯片制造商列入美商务部的实体名单，并阻止中国收购在美国上市的战略技术公司，中国越来越相信有必要追求半导体的自给自足。从2016年到2020年，中美之间与技术有关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96%，而在本土技术创新方面的研发开支激增。文章引用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估算称，如果华盛顿谋求技术硬脱钩，并彻底禁止国内半导体公司向中国客户出售产品，那么美国公司将失去18%的全球市场份额和37%的收入——导致1.5万至4万个国内高技术工作岗位流失。如果华盛顿不扩大现有的“实体清单”出口限制，美国只会失去约8%的全球市场份额和16%的收入。文章认为，试图在技术上脱钩的另一个风险是，正如美国财长珍妮特·耶伦所指出的，美国的许多盟友不愿切断与中国的贸易。例如，据报道，当华盛顿提议在2022年3月在美国、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建立半导体产业联盟时，首尔发现这一提议“完全不可接受”。美国半导体工业协会和波士顿咨询公司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估计，完全自给自足的本土供应链将需要至少1万亿美元的预先投资，整个行业将需要450亿至1250亿美元的增量用于经常性年度运营成本，并导致芯片价格总体上涨35%至65%。文章称，除了经济成本，全球半导体价值链脱钩还将导致整个行业出现创新损失。广泛的市场准入壁垒和对技术转让的限制可能会威胁到30年的价值链优化所产生的有益反馈环。从行业角度来看，最糟糕的结果是半导体全面脱钩，这将导致中国芯片企业“设计出”美国的技术标准，创造两个独立的生态系统，给全球所有半导体终端用户带来更高的成本和创新损失。文章认为，半导体芯片已经成为中美战略竞争中的重要地缘政治资源。未来，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将继续优先考虑国内技术创新、供应链弹性以及通过出口控制阻滞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先进的芯片和投入上依赖美国及其盟友构成了重大的国家安全风险。因此，中国将继续强调半导体自给自足和本土生产。文章建议，美国和中国制定新政策时应该注意经济代价。美国和中国的半导体企业已经深深融入了一个复杂且高度相互依存的全球价值链，这条价值链带来了数十年的行业进步。鉴于本地化带来巨大的经济和创新成本，全球半导体价值链的全面脱钩将是极不现实的。对双方来说，平衡国家安全利益与经济现实将是一项重大挑战。往期回顾美智库：经济和技术对中美竞争态势没有决定性影响美媒文章：美国2.0版“转向亚洲战略”挑战重重布林肯这场对华演讲，传递出三个重要信号！|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5月27日发表题为《美国真的能保护台湾吗？》的文章，作者为美国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利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奥里娅娜·斯凯拉·马斯特罗。文章认为，美国“保护”台湾难度极高。文章摘编如下：拜登总统最近的亚洲之行几乎一帆风顺——直到台湾问题出现。他被问及如果中国大陆通过武力收复台湾，美国是否会做出“军事”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