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我上青云》：坦荡地呈现女性的欲望
曾于里
注意：本文有剧透！
滕丛丛执导，姚晨主演并监制的《送我上青云》，片名引自《红楼梦》。在第70回，大观园举行了柳絮诗会。史湘云、探春、宝玉、林黛玉、薛宝琴、薛宝钗六人共做了五篇《柳絮词》。薛宝钗的咏柳絮词是在湘云、探春、宝玉、黛玉、宝琴之后所作的，之前的四篇大抵都将柳絮看做“轻薄无根无绊”之物，表达一种丧败的情绪。
薛宝钗则反其道而行之。她写道：“白玉堂前春解舞，东风卷得均匀。蜂团蝶阵乱纷纷。几曾随逝水，岂必委芳尘。万缕千丝终不改，任他随聚随分。韶华休笑本无根，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宝钗将柳絮的无根漂泊，吟咏出洒脱自在之味来，表达了一种坦然大度、超越悲喜的态度。
《送我上青云》海报
电影中也借袁弘饰演的角色之口谈到这一点。而片名似乎已奠定了电影的基调，虽然它讲述的是一个女记者不幸得了卵巢癌之后的故事，但电影的风格却一点都不苦大仇深。
坦荡的女性欲望
女主人公叫盛男（姚晨 饰），谐音胜男。国内的编剧尤爱给女强人取名“胜男/盛男”。盛男从小就自主、要强，成绩很好，博士没读完便出来当记者。她原本立志当个战地记者，但天不遂人愿，在一家明显不是啥大报的报社里当调查记者。不媚权贵，脾气硬朗，心直口快，事业似乎也不怎么起色，北漂多年积蓄就三万多块钱。
她回趟老家本希望从父母那里借点钱，但跟父亲一见面，父亲反倒跟她开口要钱，因为他的公司要破产了。母亲梁美枝（吴玉芳 饰）因为父亲多年的外遇，耽溺于美容养颜，满心憋屈地想寻找第二春。
吴玉芳饰演盛男的母亲梁美枝
家人靠不住，朋友四毛（李九霄 饰）也靠不住，他担心盛男一不小心挂了，钱要不回来。但四毛还是给盛男介绍了个活，为企业家、大土豪李总（梁冠华 饰）的父亲（杨新鸣 饰）写自传。
在去采访李父的路上，盛男遇到了文艺青年刘光明（袁弘 饰）。他跟这个世界似乎有些格格不入，因为他的气质是善良的、温润的、超脱的，还带有那么一点点忧伤。刘光明跟盛男聊云，聊时间，聊生命，聊有限和无限，掉书袋都显得那么清新脱俗。
盛男偶遇刘光明，很快被他吸引。
盛男很快对刘光明产生了兴趣。她盛装与刘光明相会，烈焰红唇，在刘光明说得正起劲时，她对刘光明说：“我想和你做爱”。她解释道，卵巢癌手术后，她可能会失去性快感，她想在手术前，跟自己喜欢的人做一次。
要在国内大银幕上听到女性说这句话，还真挺难的。不过，《送我上青云》尺度还有更大的时候。向好友四毛“求性”未果，盛男一个恶作剧报复，毁掉了四毛的发财致富梦，愤怒的四毛想通过性暴力报复盛男。两人一番云雨之后，电影出现了一个持续十几秒、含蓄且大胆的镜头，盛男在自渎。这应该是国产公映电影里屈指可数（也许是唯一）的展现女性自渎的画面。
这张海报，就截取自盛男自渎的片段。
坦荡地展现女性的情欲，这是《送我上青云》一个重要的价值。
不必讳言，很多观众对女性“我想和你做爱”及自渎的态度是，羞耻或“不知廉耻”。因为从古至今，女性大多是作为男性欲望的客体而存在的，她们只能是男性欲望的投射。就像孟悦、戴锦华说的，“惊人的倒是历代文人们对女性外观想象模式上的大同小异，尤其表现在一个历史悠久的修辞手法上，即将所写女性形象‘物品化’，借物象喻女性外观。最常见的譬喻有如花似玉、弱柳扶风、眉如远山、指如春葱，以及软香温玉、冰肌玉骨等等其他已成为陈词滥调的比兴惯例。”
女性“没有”欲望，不能拥有欲望，这是男权制的一个特征。女性的需求依附于男性的需求，她们作为妻子、母亲、女儿的社会属性被放大，作为独立生命体的自然本性与生命本性的一面被遮蔽。
的确也可以找到一些表现女性欲望的作品，不过往往是两个极端。一个是以极端纵欲来警戒世人，比如《金瓶梅》，“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今人读之汗下。盖为世诫，非为世劝也。”另一种是欲求不得后的人格变态，比如张爱玲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怨女》中的银娣。
对女性欲望的压抑和“污名化”，已经不知不觉间成为一种社会规训。女性接受了这种规训，她们也会将自己的欲望视为羞耻，或者将其他女性的欲望视为羞耻。同时这种规训，也成为一种社会标准和价值观念，它孤立、敌对、仇视那些拥有欲望的女性，欲望女性要么被伤害，要么在压抑中走向人格的扭曲与变态。
电影中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当盛男被告知卵巢癌后，她的第一反应是，“也没有乱搞男女关系，好多年没性生活了，怎么可能得卵巢癌”。哪怕是她，一个独立自主的新时代女性，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规训——好像女性追求生理需求，才会得卵巢癌。
就连盛男，一开始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规训。
唯有在死亡之前，当盛男重新梳理生活时，她才直视自己的欲望。难得的是，电影大胆、直观地呈现了盛男的欲望。影评人不必为她的欲望附加什么孤独、追求自我等价值，它完全可以就只是欲望本身，女性本就跟男性一样，可以自然地谈论欲望、满足欲望。
食色性也，欲望并没什么好羞耻的，它是正常的、坦荡的。就像李父最后给自己的传记如此收尾，“爱欲是生死之门，我从那儿来，还回那儿去。”当然，任何欲望的放纵都有不良后果，但这不仅仅是性欲，食欲、物欲、成功欲也是一样的。
这里值得顺道一提的是，虽然主创者不愿意将电影简单定性为一部女性电影，但事实上，它首先讲述是一个从女性视角出发的女性故事。这在大陆国产电影里，非常少见。之前海清在FIRST影展上的发言引发了争议，甚至后面还有声音倒过来指责海清们“矫情”，这实在是乱扣帽子。女演员的请求指向的是中国电影长期存在的一个症结：对女性生活困境、情感困境等故事的忽略。虽然大陆电影里也有很多女性角色，但大多是作为衬托存在，她们是母亲、是妻子、是女儿、是性感的银幕宝贝、是渴望爱情与婚姻的“剩女”，唯独很多时候，她们不是女性个体。
因此，中国很多男性根本不了解女人。电影中刘光明的角色来自于阿乙的小说，阿乙也说，作为一个男性，看完这部电影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女性。我想，很多男性看了《送我上青云》，也会有同样的感触。
对男性困境的体恤
《送我上青云》之前曾在上影节等有过展映，根据反馈，不少男性观众觉得被冒犯了，因为电影中除了走到生命尽头的李父展现出一些从容、温情和幽默外，其他人形象都挺糟糕的。甚至有观众认为，电影有“厌男症”。
前文谈到的刘光明，电影的前半程他完全是一个正面的、能够激发观众保护欲的男性形象，好像这个世界配不上他这样单纯的人。但他的形象很快坍塌了，当盛男见到大土豪李总，她才发现，原来刘光明是他的女婿。这个看似无欲无求的文青，恰恰是为了金钱竞折腰的庸俗之辈。
以前诸多电影，热衷于嘲笑半吊子的文艺女青年，比如《姨妈的后现代生活》《立春》《等风来》，《送我上青云》则贡献了一个堪称经典的半吊子文艺男青年的形象。他是骄傲、虚荣的，同时他又是脆弱和无辜的。
刘光明初中时便能背圆周率背到一百位，电视台都把他当“神童”，可“神童”考了三次大学都没戏，最后上了大专。应该是凭借颜值获得了土豪女儿的青睐，两人结婚。但岳父一家人根本就瞧不上刘光明，在岳父与其他脑满肠肥的土豪的聚会中，他总被使唤着当众背诵圆周率，被所有人当做笑话，而他选择屈服，忍受着自己尊严被践踏。他想要获得的尊重，只不过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比如借岳父之父的葬礼，推着轮椅到达遗体前，让所有人对他三鞠躬。可怜、可悲又可叹。
刘光明在岳父的父亲的葬礼上接受别人的“鞠躬”，以获得他一直渴望而不得的尊重。
为什么刘光明在岳父面前抬不起头来？因为岳父有钱、有资本，而在这个男性世界里，有钱才是成功的，有钱者才有尊严。
因此，盛男的同事兼好友四毛也疯狂执迷于金钱和成功。他选择当记者，是因为他想借助记者的人脉与资源，攀附上哪个大款，寻找发财的机会。他是典型的财迷，一再告诉盛男，有钱了可不只是活得舒服，还能赢得尊重。
四毛一心想巴结富豪。他是色盲，被盛男恶作剧，穿着红西装去李父的葬礼。
女人们有困境，男人们也有困境，他们迫切需要得到外界的尊重——而这又只能通过金钱来衡量的。男性的困境，恰恰与女性的困境构成了一体两面，大家都是同一套男权制度的受害者。
很多男性维护男权制度，认为压制女性能从中获益。其实没那么简单。就像戴锦华教授在一个对谈中说的，“男性在这个社会当中居统治地位、优势地位，但同时男性也被锁死在父权结构当中。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今天一个女性的所谓失败者和一个男性失败者的遭遇恐怕非常不同，因为父权逻辑设定男性必须成功、必须在主流结构中占位置。而女性的失败尽管同样伤痛，却被社会目为‘正常’，因为原本就没想让你入围、入局和加入竞赛……一方面男性是男权社会的统治者，另一方面他也是男权逻辑的囚徒。比如男性生而高大阳刚、孔武有力、聪明能干，必须获得成功，必须封妻荫子，必须让你买得起很多包。”
对谈者回答道，“而且是LV的。”恰巧，电影中也出现了一个LV包。盛男的父亲都已经快破产了，开口向盛男要钱，结果他还得给“小三”买一个LV的包。女性事业无成好像挺理所当然（女性并未因此占便宜，就像盛男胜过男人，却也因为是女性而被忽视），但一个男性事业无成、不能给女友/妻子买LV，他似乎就是失败的了。
电影中，多数男性的困境均来自此：他们想赢得尊重，就只能成功，只能赚很多很多钱。《送我上青云》并不像部分走极端的“女权电影”，将男性作为敌对者，好像女权就是女性打败男性，男性都是罪无可赦；相反电影有一种超越性别的温柔和体恤，比如导演在接受澎湃有戏专访时谈到，“我也认为男权思想统摄下，之于男人本身而言也不平等，他们必须取得事业成功才是所谓‘成功人士’，而家庭的幸福美满、个人的趣味与才华都不能被定义为人生的成功，这同样很狭隘片面。”
导演看到女性的困境，也看到了男性的困境，而这一困境却有着共同的敌人：寄生于男权制的整个社会评价体系的单一。它“贬低”了女人，同时也“高估”了男人。电影中男性变得恶臭，并非污名化男性，而是客观呈现了这种“高估”带来的压迫导致的男性的异化。
电影失于结尾的仓促潦草
虽然议题沉重，电影中棺材、疯子等意象，以及贵州山水氤氲的朦胧氛围，都让电影有浓浓的文艺片气息；但《送我上青云》的整个基调，则像片名所寓意的，轻快、轻松、轻盈，甚至带有那么一点野趣。不少对白充满讥诮，一些包袱（比如“性感裸男”）抖得很聪明，对人物的丑态也是以黑色幽默的方式呈现，整体有举重若轻之感。导演说她喜欢《弗兰西丝·哈》，某些桥段的确有其神韵。
但电影的问题在于，结束得太过仓促和潦草了。当结尾亮出字幕时，笔者是有些讶异的，就这么结束了？盛男就这样顿悟了？整部电影情绪的铺垫，缺乏一个有说服力、有升华的落脚点，就好像扶摇直上，未到青云，戛然而止。
可以理解主创者的意图，当盛男见了百态众生，也体验了一个人的高潮后，她看开与释然了，并不需要非得把爱与尊重的渴求寄托在别人身上。听疯子说出“我爱你”挺好的，更好的是，自己一人可以面对风与旷野，每天大喊三声“哈、哈、哈”。
电影结尾，盛男获得和解。
只是导演在对盛男心路历程的这一转折略过于生硬与突兀，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存在一定的理解难度。并且，如果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困境，最终只是诉求于个体心境的调整，那么，它也是平庸的和解。
作为滕丛丛的处女作，《送我上青云》是稚嫩了些，起承转合不够流畅，尤其是结尾的仓促，颇为可惜。但总体来说，它诚意十足，勇气十足，尤其是在首日排片如此之少的情形下，值得观众帮它“送上青云”。
本期编辑 邢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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