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人民币加入SDR，中国将成全球金融治理的“常任理事国”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作为第五种货币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子中一员，这是人民币进入大国货币俱乐部的开始，也标志着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的核心角色之一。
至此，全球货币体系形成了由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共同构成的“五常”结构，与联合国安理会有异曲同工之妙。人民币“入常”是近年来继亚投行外交之后，中国金融外交的第二场重大胜利，将给中国的金融开放和金融崛起带来重要影响，并可能重塑整个全球金融和经济治理的基本格局。
SDR：制衡货币霸权国的试验
稳定的国际货币是国际经济活动大规模展开的基本前提。但是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黄金彻底退出国际货币职能之后，国际货币体系就一直存在着货币管理的国家性和货币使用的国际性之间的根本性矛盾，即美元发挥着核心的国际货币职能的，但其货币政策主要是服务于美国自身的利益。
这一矛盾刺激国际社会不断探索设立超主权货币的可能性，以服务于全球共同利益。在欧元作为一种区域性超主权货币诞生之前，SDR是朝着超主权货币发展的重要试验，其目的是分散美元所承担的储备货币职能，制衡货币霸权国“嚣张的特权”。
但是正是因为SDR意在制衡美元霸权，挑动了美国敏感的“神经”，SDR的改革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是一场涉及金融权力和金融利益再分配的国际政治问题。美国一直或明或暗地反对SDR的功能提升，虽然经过了四十多年的发展，SDR不仅发行规模仍然很小，而且始终不能运用于国际私人市场的自由交易；更重要的是，SDR的发行者IMF在很多时候都充当美国金融权力的“奴仆”，难以令人信服地发挥世界央行的职能，这从根本上制约了SDR发挥实质性的国际货币职能。因此，SDR一直未能像当年的欧洲货币单位（ECU）一样，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超主权货币。
人民币“入篮”的好处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等新兴国家面对美国通过美元优势地位不断对外转嫁危机，积极呼吁提升SDR的国际货币职能，刚刚过去的G20杭州峰会，中国充分发挥主办国的议程设置优势，将SDR作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抓手，这可能成为SDR在国际货币体系崛起的契机。此外，SDR过去的定值货币篮子仅由四种货币构成，特别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体的货币都没有被纳入到SDR中，这大大削弱了SDR作为世界货币的中立性和代表性。
人民币“入篮”不仅有利于完善SDR的构成结构，提升其合法性，从而为SDR的大规模使用奠定基础，它也是2009年中国拉开人民币国际化大幕以来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对于中国的货币崛起既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性作用，也具有技术上的实质性帮助。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外界对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充满疑虑的背景下，人民币“入篮”能对人民币发挥重要的信心支撑作用。
在政治上，人民币成为SDR的篮子货币，这意味着人民币已经被IMF和国际社会认可为是继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之后的第五大货币，这种官方认可对于货币地位的崛起非常重要，当年美元也是通过布雷顿森林会议所提供的官方认可“黄袍加身”实现霸权地位的。中国真正因此成为货币强国俱乐部中的一员，包括人民币在内的SDR的五大货币发行国将共同构成今后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常任理事国”，这将大大提升中国在国际货币舞台上的话语权。
此外，成为SDR篮子货币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也具有相当大的实质性意义。人民币被纳入SDR货币篮子，就意味着所有IMF成员国的央行都将通过其SDR份额自动获得人民币，有助于人民币连同SDR一起发挥官方的国际货币职能。
不仅如此，IMF给人民币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信用评级，相当于给人民币发了一张“市场通行证”，它还有助于提升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信心，从而带动各国央行以及很多机构投资者参考SDR的篮子构成来进行资产配置，从而强化人民币的储备和投资货币地位。
人民币纳入SDR的“锁定效应”
更进一步看，人民币纳入SDR对于中国的金融开放和国内金融改革能形成一种只能向前不能向后的“锁定效应”，从而有效抵抗既得利益集团对于金融开放的反对力量。而且人民币“入常”也意味着中国在全球经济和金融治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领导角色，这也作为一种外在的“倒逼”力量促使中国政府采取更加公开、透明的货币操作以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从而有利于中国国内金融治理水平的提高。
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正如加入WTO并不必然保证中国成为贸易大国一样——中国的贸易崛起从根本上还取决于中国利用了入世的契机成功地发挥了自身的比较优势；人民币加入SDR并不必然保证人民币国际化的成功，而只是国际化的万里长征中的重要一步。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最终需要接受市场的检验，人民币能否在未来激烈的货币竞争中获得属于自己的稳定份额，还取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法治水平、政治稳定程度和货币政策的可信性等多种因素。
文章来源：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