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空间的色情文化变迁史
潘佼佼，北京语言大学讲师，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
吴靖，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一
互联网技术赋能与色情文化的常态化
尽管已非“谈性而色变”的年代，但性与色情的商品化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受到法律禁止，这有其历史传统。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取消性的商品化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改造运动的一部分，取缔色情文化也是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极富象征意义的妓女改造运动为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介入到对身体的重新想象与塑造当中，“有尊严”的身体、“劳动”的身体背后是清晰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体性的构建（董丽敏，2010）。对身体、性的商业征用背后是阶级问题、性别问题、政治问题，这是国家动用暴力机器进行扫黄活动的政治共识与基础。
改革开放后，尽管中国开始了市场化与私有化进程，但在社会巨变之中，性与色情的商品化依然没有放开，社会文化的转型、信息传播环境的变动使得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性与色情文化的一些新变化开始发生，尤其是在互联网空间之中：
一是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色情信息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可能，互联网的技术属性、特殊架构——包括信息生产成本的降低、无限的信息容量、点对点的技术架构，被视为有利于色情的传播，削弱了现实法律、道德的规制能力，对互联网平台的治理 容易“扩大化”，也使得执法成本变得高昂（张兰，2010；张恒，于国辉，2012；桑本谦，2017）。约翰·帕夫利克（John V.Pavlik）（1996/2005：189-190）指出色情是“新技术感染的第一种病毒”，也是促进新技术创新的驱动力。在中国，依靠网络广告、色情、赌博等内容来截获流量的从业者有40万人，每年蚕食百亿利润（南七道，2015年11月4日）。
二是中国的网络空间如肯尼斯·卡玛耶（Kenneth Kammeyer）（2008：203） 所描述的美国社会那样，正在变得“超性感”（hypersexual），乃至于可能达到了 “性饱和”（sexual saturation）的程度。超媒体时代的色情以淫秽文字、视频、涉黄直播、裸条泄露、弹出广告等符号方式不停涌入公众视野。除却这些以性唤起为目的的淫秽色情文本外，与色情、性相关的污文化、AV（成人色情视频）亚文化等创造了各种网络趣缘群体，“屌丝”等网语（net-speak）均一时风行，进入网络日常交流的语汇库中。甚至，“污文化” 成为了有组织性的行为，就连中国的互联网巨头都参与到“污文化”的创造与传播之中，无论是邀请色情女星参加年会还是公开展演低俗游戏。
索伦·马克·彼得森（Søren Mørk Petersen）（2007）指出雷蒙德·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的“流”（flow）概念用以理解当下的新媒介环境依然富有解释力，互联网正作为一种日常技术（mundane technology）浸入到我们的生活中。这种浸入是一段生成性的历史过程，见证了互联网技术的大众扩散、互联网应用与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互联网文化的兴起。而中国互联网空间色情的常态化，展示的是这段互联网技术生成性历史中的文化面向。科技（technology）在现代时期通常与男性气质和男性霸权联系在一起，但这通常是指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文化，与科研、劳动、建设等具有内在性别偏向的价值体系相接合。而互联网科技从军工联合体的母体中借由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安排进入社会领域，是通过网络游戏、消费电子产品、网络化个体生活等消费文化的中介。于是，色情文化如何在全新的媒介空间，参与建构了群体意识、交际网络用语以及经济形态的历史过程，就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从而我们可以描摹出网络世界的文化发展脉络，解释网络色情文化的生成与互联网技术扩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转型之间的复杂联系。要去厘清这一社会过程，既要考虑到技术在社会形成过程之中文化的作用，即“任何新技术在特定社会中的使用方式、社会组织，以及对人类行为的影响都是被人类的价值观、想象力，以及文化传统所干预与塑造的”（吴靖，云国强，2015）；又要考虑到技术尤其是信息传播技术的文化政治偏向，“传播和信息科技也产生知识，实施权力。去看同时保持不被看见，把他者置入话语同时保持不被言说，是行使权力的有效策略……媒介科技强化了话语权力，不存在无政治性的知识体系。”（章辉，2016：211）
由此，本文将关于色情的网络公共话语实践作为分析对象，以此来探究网络空间色情文化的意涵变迁。对变迁中的色情文化的探究，是“从计算机化如何影响我们日常经验的阐释视域开始”（Žižek，1997：170）去分析赛博空间中的文化意识变迁，并将这种文化“看作是一幅特殊的地图”，以探究“种种历史变革的本质” （威廉斯，1958/2011：5）。
二
硬盘上的“老师”：
中间阶层欲望图景的数字表达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见证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也见证了媒介私人化带来的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尽管生产、传播淫秽色情产品依然被视为非法，但色情录像、色情光盘等消费品通过录像带播放机、VCD、DVD等播放工具在录像厅与家庭私人空间中悄然传播，甚至成为了一种“风尚”。在这场从1970 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式世俗化浪潮”巨变中，对 “私利和私欲的合法性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陶东风，2018），对色情的消费被认为是符合人性的个人自由，“谈性色变”的文化则被视为亟需转变，“性”成为大众文化中可供讨论的话题。
通过网吧、电子计算机与网页超链接，中国的第一代网民在数字世界中实现了对于色情文化消费的初体验。新千年的赛博空间给予了人们信息流动方式、扩散速度的新感知与新体验，为网络信息自由流动的想象提供了现实基石。
互联网使得数字信息的跨国流动成为可能，也使得产业成熟、产量颇丰的日本成人色情影片（Japanese Adult Vedio，JAV）漂洋过海，成为中国网络空间最受欢迎的色情消费品。与二十世纪60年代日本生产的显示性爱场面的“粉红电影”（pink film）不同，JAV是随着录像机的普及而出现的“硬核色情”。这些以小型摄影机制作的低成本视频，正如日本学者什巴塔·托莫（Tomo Shibata）（2008：1-20）所观察的，是一种对象性的性欲表达，通过将女性部分性器官长时间地曝光，通过剥削和主导女性身体，使观看者获得快感。JAV指向的是一种非主体间性、操纵性的情欲表达与性幻想建构。
以JAV为代表的网络色情产品勾勒出一个男性情欲想象中的亚洲女性形象，但它与既往的亚洲女性的媒介再现形象并非全然贴合——此前的亚洲女性媒介刻板印象有两类——被动、顺从但是魅惑的“莲花”（Lotus Blossom），以及危险的、善于控制人、不可信任的“龙女”（Dragon Lady）。周艳艳（Yanyan Zhou）和 保罗·布莱恩特（Bryant Paul）（2016）指出网络色情视频中的东亚女性能动性较低，更接近“莲花”、远离“龙女”。对于被动、顺从、能动性低的女性的期待，在中国大陆男性的欲望图景表达中也并非无迹可寻。
这种转变在90年代已初见端倪，彼时开始中国的“男性气质”在大众话语层面更趋向于和金钱（资源的占有、分配权）及政治权力发生联系（王黑特，2004：129）。在《清华夜话》中，依然再现的是“支配（霸权）性男性气质”，是“一个集团声称拥有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康奈尔，1995/2003：105），它体现了市场关系蔓延、资本与男权权力强化后对社会性别分工的重构——女性越来越作为依附性形象出现（赵月枝，唐觐英，2019）。在这些青年男性眼中，女性的社会空间围绕着消费展开，而女性的消费能力则是对于他们的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确认，消费主义与支配性男性气质在新时代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中国早期的中国互联网空间文化，是被知识程度高、熟稔于网络表达的青年男性所塑造。这一人群也是中国社会在经历整体性结构变迁之后出现的新阶层，李强（2003）将其称之为新的中间阶层，并总结出其特征：“年龄比较轻，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学历，有新的专业知识，懂外语，会电脑， 大多就职于新兴企业、新兴行业，如金融、证券、信息、高新技术等领域；该群体收入较高，在消费行为上有着很强的高消费倾向。”就这样，中国新生的中间阶层，与新生的网络用户群体，偶然地在历史时空上高度叠合。
青年高知男性、尤其是技术精英们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社会地理位置中成为了特定生活方式的引导者，并在这个全新的、充满可能性的空间中占据了话语权。颇具兴味的是，在网络游乐场中尽情冲浪的人群将JAV中的日本女星称为“老师”，这一称呼既展现了新生阶层在网络空间中所享有的僭越的狂欢——他们所热情拥抱的自由消费色情、彰显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生活方式，也是一个关于“启蒙”的隐喻——来自欧美的互联网技术为中国的新兴阶层、也是潜在的中国精英阶层提供了信息自由流动、色情消费自由的想象，从而自我指认为被西方文明优先启蒙的对象，并藉由此实现对自我男性气质的确认。“色情”的自由消费不仅意味着情欲的满足，也象征着是青年科技男性们所享有的 “文化特权”，他们率先在全球化时代凭借技术优势享有信息的充裕，得到了与其它占有金钱与权力的男性们争夺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入场券”，并成功了开辟了拥有话语权、身份认同与归属感的新的话语空间。
三
“很黄很暴力”：
话语盗猎背后的政治反对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网民逐渐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早期中国网民与正在崛起的新中间阶层高度重叠，他们正是社会经济政治变革之中诞生的新社会群体。
也应看到，这种群体意识也被互联网的社会使用行为所塑造着。互联网的信息消费尽管是个人的，但信息的获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社交化的传播渠道。一方面，数字信息的可复制性使其成为可供分享的资源，并促成了以分享为特色的网络社交关系与礼物经济；另一方面，用于推进数字信息广泛传播的技术也依赖于用户协作，以世纪初风靡一时的Bit Torrent（BT）技术为例，它完美地体现了计算机协作的特性，传统信息传输下载方式是把文件由服务器端传送到诸如FTP、HTTP等客户端，而BT作为一种网络数据分布传输技术，采用高效的软件分发系统和P2P技 术，使得每一个下载完部分文件的用户能够成为网络节点，供其它下载者下载，即所有的“下载者”同时也是“上传者”。下载的人数越多，反而传输的速度越快。
在这个群体意识的构筑过程中，色情显然是非常重要的“润滑剂”。JAV成为一种可供分享的数字资源，“希望大家SEED24小时”的呼吁使得JAV的消费者也成为“分享者”，而非下载完就停止分享。就这样，“求种”“求番号”与 “SEED24小时”的交互式行动，使得JAV为代表的色情信息迅速扩散。同时，这种共享也促成了“兄弟情谊”，在社交性的共享过程中，数据节点不再是与比特、交换协议、服务器、光缆一样的网络词汇，而成为一种虚拟存在，这些虚拟存在所汇聚的电子通讯网络促使了享有共同欢愉的虚拟阶层的形成。
色情之所以能够自由泛滥，在于其根植的土壤是早期受管制较少的互联网空间。琳达·麦奎格（Linda McQuaig）、尼尔·布鲁克斯（Neil Brooks） （2010/2013：31）曾不无尖锐地指出，色情业是“唯一真正的自由市场”，因为 “色情业从本质上讲是在法律界限范围之外运作的……色情影片可以自由地被他人窃取”。也正因如此，当2007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央视）在播出新闻《净化网络视听环境迫在眉睫》时，网络世界中掀起轩然大波，并制造出了2008年风靡一时的网络流行语“很黄很暴力”。“很黄很暴力”一词并非网友原创，而是源于央视新闻对一位未成年少女的采访，女孩在镜头里说：“上次我上网查资料，突然弹出来一个网页，很黄很暴力，我赶紧把它给关了。”（人民网，2008年12月15日）这段采访引发了网民的一系列文本生产，以“很黄很暴力”为中心进行了大量文本改编、恶搞漫画、视频创作等。很显然，网友的集体行动并非是对央视的“误读”，而是如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2008）所言的有意识的“盗猎行动”，产生了一种与原文本相对抗的意义生产，目的是争夺文本所有权与意义控制。
在网民的叙述中，央视“操纵”着未成年人“编造”了一段新闻话语，而网友通过恶搞、戏谑、反讽试图揭开这个“皇帝的新装”。央视作为文本生产者与阐释者的双重身份被撕裂，它生产了文本内容，却在网络空间丧失了阐释权，网民接管了阐释权创造出新的意义，从而使得原本的单一阐释声音变成了多重声音，甚至是针锋相对的声音。“很黄很暴力”脱离了原有的语义范畴，成为了对既有主导性话语生产机制的戏谑，甚至逐渐演变为一个泛指的程度副词。这场旨在“反对”的行 动，网民甚至动用了“人肉搜索”这一互联网时代的参与式示众方式，这也使得后续的讨论围绕着对“人肉搜索”的法律规制与道德规范进行，对于网络色情文化的管制反而成为一个被搁置的议题。
值得注意的是，未成年女性在央视与互联网这两个言论空间中各有其位置。央视显然视其为一个潜在受害者的形象，以保护未成年女性作为治理网络色情的道德基础，而网络空间中的种种言论也将未成年女性默认为不能自主表达自己的诉求、 只能被操纵的发声“傀儡”，因而极尽嘲讽开启一场狂欢。这场狂欢虽在对人肉搜索的反思中逐渐消隐，但“很黄很暴力”却成为模因（meme）一跃而为当年最热门的流行词，并衍生了一系列“很x很xx”系列语言，在话语层面中网民并没有溃 败，反而在声量上赢得了事实上的胜利。
以“很黄很暴力”为代表的色情话语，显然成为了政治抗议的工具，表达了 “个人主义”对于“集权国家”的不满，而它的所指迅速泛化也体现了网络文化正在逐渐走出小圈子，逐渐成为大众文化话语的组成部分，网络空间的话语影响力逐步增加。实际上，早在央视呼吁净化网络视听环境之前，对于网络空间治理的技术方案早已开始实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国家防火墙（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这个于2003 年投入使用的技术系统被认为“可以牢牢控制TCP/IP模型的几个层级结构，可以阻止或过滤IP地址、TCP端口、DNS请求、HTTP请求、规避工具甚至社交网站。” （Ensafi，Winter，Mueen & Crandall，2015）
显然，技术方案虽然影响着中国土地上每一台电子计算机，但对于色情的网络治理并未获得网民的认同服膺，在2009年工信部发文要求电脑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时再次遭到了网民的强烈反对，这些都持续展现了代表国家力量的政治精英与新的中间阶层之间存在的尴尬裂隙。由新中间阶层所代表的“民意”与国家意志出现的摩擦，并未能阻碍对网络空间进行治理的国家行动，而打响争夺网络文化领导权第一枪的，也正是对于网络的色情规制。从2009年12月到2010年5月底，中央外宣办、全国“扫黄打非”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新闻出版总署等九部门开展深入整治互联网和手机媒体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2010年的“反三俗运 动”（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文化”）更是成为一场由中央决策最高层直接发声、引导的社会“道德运动”（赵瑜，2015），通过技术上、行政上、法律上、文化上开始了对网络色情的综合治理。
四
“我从不妄自菲薄”：
色情时尚与互联网新经济
如果说21世纪初硬色情能够自如流动在中国的互联网空间之中，那十年之后则时过境迁，在持续的国家治理下，硬色情的“着陆”方式越来越隐蔽，也愈难成为 大众唾手可得的消费品。但色情符号在防火墙的管理疆域中仍然不断探索其边界与可能性，曾经在中国红极一时的JAV色情明星苍井空2010年之后的中国市场拓展之旅即为一例。2010年4月，苍井空在Twitter（推特）上发了一条消息：“目标是1万人”， 这条信息被新浪微博上粉丝众多的大V推广后，得到大量中国网友的翻墙关注。年末，苍井空正式入驻新浪微博，仅仅6小时，她的粉丝数便超过了13万，24小时 内突破20万，至今依然是粉丝人数近两千万的大V。苍井空并不急于摆脱其与JAV的关系，在入驻微博前4个月，她在《南方周末》的访谈中坦诚“我从不妄自菲 薄”，将自己进入AV行业视为理性选择的事业追求，“不像其它AV艺人一样有阴影”：
南方周末：“似乎你想要不拍AV，也是可以的，继续拍摄AV是你的选择，还是被迫的？为什么？” 苍井空：“其实我倒想反过来问问大家，为什么我要停止AV工作？其实身边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因为拍了AV才有了今天，没有停止的理由”（费纳，2010年6月23日）。
因JAV提供的“欲望满足”，色情明星获取了大量的关注者，但要顺利地在中国境内转化为合法商业利润，则需要经过国家防火墙的考验。而此后苍井空的网络自我再现，则与JAV硬色情保持距离，微博中展示她的日常生活、“热爱中国文化”“平易近人”，尽管弱化与硬色情的关联，但也时不时展示一些自拍照片—— 最典型的形象是酥胸半露、笑容甜美。这种转型为其带来了大量的商业收益，而其之所以能被默许，因为色情从挑逗性冲动、暴露性器官的“硬色情”，转化为半遮半掩的性撩拨，从而“被剥夺了在它之中最危险的实质……你得到的，是一个你能够充分享受，但早已被剥夺了其中潜在危险的产品”，正如“脱咖啡因咖啡、无酒精啤酒、无糖分的糖果”安全无虞，“允许你无限制地消费”（齐泽克，2004）。
围绕着“苍井空”的商业行为展示了“色情符号”被商业征用的各种方式，以及其所能带来的潜在商业价值。
首先，色情符号能够吸引点击，尤其是视觉中心的互联网文化中，色情视觉符号刺激“眼球经济”，从而转化为“商业流量”。CPC（Cost Per Click，每次点击 付费）模式是互联网的主要分成模式，用户点击页面产生的PV（网页浏览量）、UV（独立访客数）均能够转化为广告收益。因而，作为色情女性代表的苍井空得以频频出席各种活动，为主办方博取网络的关注度。
其次，愉悦、服从男性的“女性表演”被作为礼物，用以“犒赏”男性员工、 提供娱乐。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见证了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崛起，也见证了网络新贵们热衷于邀请JAV色情明星参加年会的盛况。甚至，苍井空被阿里巴巴集团视为理想的员工，在其2015 年的程序员鼓励师招聘说明被明确提及，并指出程序员鼓励师这份工作的要求是“高颜值”，目的是“有效鼓励程序员团队，拉近程序员间心灵距离，激发团队又猛又持久地工作”（观察者网，2015年5月3日）。
如果说新世纪初上网群体通过对免费色情产品的私人消费来投射其欲望，那而今对“服从性的”、提供情绪价值的女性公共观赏用以确认自己的成功，巩固新兴产业中的“兄弟情谊”。这种男性至上主义的氛围并非是中国互联网企业家的独家“创造”，它与艾米丽·张（Emily Chang）笔下硅谷的“兄弟乌托邦” （Brotopia）如出一辙，新兴经济冠以“开放”与“颠覆”之名将女性边缘化、实现男性对于女性的支配统治。
最后，消费主义与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结合使得消费愈来愈多地和欲望相捆绑，并被商业巧妙地征用，共同形成了互联网新经济中重要的一环。无论是在社交网 站、电商游戏平台、视频直播平台还是各种APP中，有着“大眼睛尖下巴”的网络女主播、淘宝模特、身着女仆装游戏showgirl（女性模特），吸引着男性群体的参 与，并通过她们让男性感到愉悦的情感劳动以及构建的虚拟亲密关系，将他们转变成为合格的网络消费者。就这样，被欲望驱使的男性群体以及意欲成为“情感劳工”的女性锁止在网络平台的情感生产和物质消费之中。
可以看出，中国互联网新贵们正是将色情时尚化（Porno chic）的重要推手， 在对软色情的商业操作之中，他们发现了与防火墙共处之道——即将软色情作为互联网新经济的欲望引擎。软色情撩拨激发起支配性的男性气质认同，并转化为生产与消费的冲动，这比“硬色情”所触发起的生物性力比多冲动更加安全，且体现在网络经济不断增长的GDP数字之上。面对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所产生危机，软色情作为一种工具性的调解措施被运用。当然，“软色情”的互联网平台或个人一旦有开启“硬色情”商业化的冲动，防火墙的符码还会被激活，以专项行动、定点扫除的方式平息危险，但又不干扰软色情消费链条的正常运转。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互联网的扩散，网络空间之中女性的数量也逐年增长，并最终与现实空间中的男女性别比趋于一致，而女性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色情文化的创作与消费之中。与色情相关的性描写，在女性的同人写作、网络文学创作之中出现，并形成了网络生产、消费的完整链条，由此以女性网络文学著称的晋江文学网屡屡成为“净网行动”的整治对象（骆贝贝，2019年7月15日）。同样，女性的欲望也成为了商业征用的对象，继而出现了一系列“卖腐”“炒CP”的商业操作，成为粉丝经济、大众文化明星生产不可或缺的推动力。
这一切，都使得“污文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蔓延，曾用于成人色情电影的词汇在网络空间中日常可见，网络综艺也“污力全开”，与工程师或宅男群体对AV女星的狂热追捧一起形成了网络的文化表达风格，或被视为是对主流文化进行抵抗的一种亚文化（沈小风，2013；陈文敏，2016；彭梦盈，2017）。而“污文化”与两性话题合流，甚至引发性别之间的话语斗争，网络色情文化展开了更加复杂的面向。
五
探索网络色情治理的新文化政治
二十余年的发展证明，互联网从来也不是德勒兹所说的理想“光滑空间”，而被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力量所冲刷，作为节点的个体、国家无一不介入到网络文化的形塑过程之中。中国网络空间中的色情文化变迁，既是色情文化跨越疆界全球流动的历史过程，也是其在中国本土的再语境化与再诠释的历史过程。
早期互联网向中国新兴的中间阶层提供了信息自由流动的想象，对于色情信息及其它信息的获取与分享既让他们感受到数字技术的可能性，在此过程中又培育了一种群体意识与媒介表达能力。中国新生的网络用户群体，也就是中国的新中间阶层，成为了网络集体行动的重要力量，并试图挑战主流话语，接管文化生产与阐释的权力，代表公众发声。同时，也应看到这个成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先锋的群体是高度同质化的，在他们的欲望图景中女性作为被动的、依附性的形象出现，他们给女性安排的位置是私人的消费空间。显然，这是有别于社会主义时期主流话语中的以平等为主题的性别政治安排。
尽管中国对于网络色情治理给出了行政的、法律的、技术的解决方案，但当硬色情被严格管制之时，软色情却被新经济所征用，给我们展示了新的文化场景：一个步入信息化消费社会的国家，一个高度性别化、充斥着支配性男性意识充斥的网络空间以及一种以欲望为引擎的互联网经济形态。但这种以“男性欲望”为中心，以“物化女性”为底色的消费新世界中，既带来GDP狂欢与就业数字，也涌动着隐忧。
而更让人担心的是，被卷入到消费主义旋涡中的诸众们，除了少数技术精英和资本拥有者收获了高额收益，而更多的是被引诱着渴望消费的新穷人。“裸贷”借条的全网散播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争议，正是这种新经济深入社会肌理之后的失控后果——一些女性先被消费主义吸引陷入网络借贷的圈套，又被裸体拍照威胁而成为被控制的“物体”。作为消费者的个体用欲望、身体和性、消费参与到欲望机器的运转中，又在消费不足中幻灭，乃至成为新经济“奴隶制”的猎物。
当色情文化展示的不同欲望图景指向“性别战争”之时，当“污文化”成为网络文化的底色之时，当男性与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色情文化的消费与传播中之时，对于网络色情文化的社会探讨应该继续进行，我们也有必要开始探索：如何以新的文化政治达成社会共识，开启新的社会关系的建设。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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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执编 / 库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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