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二期目录本期话题：政治传播研究网络媒介使用如何影响在线政治参与？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最重要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它构成了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总的灵魂。这样的总灵魂，只有贯彻落实在不同领域、不同学科具体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我们才能真正建构起内在统一、全面完整的自主的中国知识体系。当代中国新闻学，作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中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在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构建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据与必要性问题，在所有事关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问题中具有逻辑的优先性。本文提出，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以中国事实、中国经验为根基的知识体系，是以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灵魂的知识体系，是站在中国立场上、解决中国新闻问题、满足中国新闻发展需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服务的知识体系，是以新闻方式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服务的知识体系，是开放的、展开广泛交流的、不断发展完善的知识体系，是明确承认并追求将认识论与价值论有机统一起来的知识体系。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根据与必要性在于：每一国家、民族、社会都有自身相对特殊的历史情况、文明特征、文化传统，都有自身当代的客观实际和发展水平，都有自身的未来蓝图和理想追求；只有积极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才有可能有效解决自己的问题，满足自己的发展需要；与“自主”的知识体系相比，“他主”的知识体系更多具有的是参考借鉴价值。作者简介杨保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委宣传部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建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课题（项目编号：MXG202201）成果。“当代中国新闻学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主要存在于中国大陆的新闻学。当代中国新闻学是扬弃现代以来中国新闻学的新新闻学，是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报思想、党报理论为核心内容的新闻学，是依托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技术特别是当代中国新闻领域变化发展的新闻学。”（杨保军，2022a）当代中国新闻学，在时代性质上属于现代新闻学；在理论性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社会性质上属于社会主义新闻学；在阶级性上属于无产阶级新闻学，是以党性集中体现无产阶级先进性、人民先进性、民族先进性的新闻学。当代中国新闻学要想更好实现自己的学术目标与实践追求，尽快构建起新闻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就必须在既有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加快构建适应时代需要的自主的知识体系，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习近平，2022a）。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关涉许多重要问题，诸如知识体系、自主知识体系本身的界定与特征问题，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据与必要性问题，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历史脉络问题，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主体构成及其关系问题，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质内容问题，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途径、方式与规律问题，自主知识体系的呈现方式问题，等等。在所有这些问题中，为什么要构建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的知识体系，也即构建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据与必要性问题，在逻辑上具有优先性。因此，本文先就这一问题做出初步的论述，对其他相关问题将在后续的研究中逐一展开探讨。一自主知识体系的一般理解

《国际新闻界》传播学年度综述课题组人的价值与自主性：智能传播时代的人类关切——2022年新媒体研究述评/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作为政治体系内部政治信息与权力意志的传递过程，政治传播已成为国家与社会治理中的重要议题。尽管政治传播在政治科学与大众传播学为两端所构成的知识系谱中左右游移，但逐步通过“边界工作”确立了自身的研究领地与议题畛域，并在走出“选举中心论”与“技术中心论”之后，发展出以文化主义与回归历史为主的双重生产路径，通过“本土化调适”扩展了中国政治传播研究的学术领地。在整合型论述的基础上，本文引入“治理实践”，重申作为一种权力互动的政治传播，尝试指出基于治理实践的政治传播研究新路向，为进一步延展基于“实践”的政治传播知识生产提供“拼图”。作者简介刘杰，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讲师。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省委宣传部与华中科技大学共建新闻学院项目（项目编号：2021E12）的研究成果。一素描“政治传播”：政治学与大众传播间的知识系谱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微信已成为用户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其中健康类信息又是微信平台中最容易引发用户分享行为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当前关于健康信息分享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仍然有限。因此本文在计划行为理论基础上，结合技术接受模型与社会认知理论建立研究假设，将影响因素分为态度、价值、环境三个层面，包含感知有用、信息质量、自我效能、感知收益、社会支持和群聚效应等六个具体指标。采用在线调查问卷收集数据（N=375），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模型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以上变量均与微信用户健康信息分享意愿呈正相关。其中，价值因素的总效应最高；而个体对信息的态度及环境对个体的影响也是重要因素，但相关程度递减。同时，用户的年龄和自感健康状况也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社交媒体上传播的假新闻、虚假信息和谣言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目前，与虚假信息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健康话题。考虑到食品安全虚假信息在中文社交媒体上的普遍性和其对个人以及社会的负面影响，本研究聚焦食品安全虚假信息接受及其传播机制。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框架，本研究假设食品安全虚假信息的接触会正向预测个人对其接受程度，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感知威胁会起到正向的中介作用，而健康信息素养会起到调节作用。通过对腾讯新闻用户发放APP内置在线调查问卷，本研究共获取22706位用户的回答，进行分析后发现：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影响之后，食品安全虚假信息接触正向预测虚假信息接受，感知威胁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显著；和健康信息素养高的用户相比，虚假信息接触与感知威胁之间的关系对于健康信息素养低的人来说更强。本研究得出的结论有利于进一步理解虚假信息的传播方式，以及致使其形成的社会心理动因，并为相应的干预实践提供指导。作者简介潘文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孙纪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方洁（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基金项目本成果受中国人民大学2022年度“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人机交往是否与人际交往模式一致是当前人机关系研究的热点话题。网络人际传播即便在面容缺场的情况下，也能实现“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效果，但可能导致人们构建交互对象的心理意象与其实际形象产生冲突。若人机交往回归网络人际传播模式，用户与智能语音助手的语音语言交互也能产生心理意象，并且该意象与智能语音助手的化身形象可能会有偏离。本文以智能语音助手的听觉与视觉感官（化身形象）为切入点，具体探讨智能语音助手的化身形象呈现、交互人机交往关系类型和对用户评价的影响效价与影响机制。通过2个实验发现，在共有型人机关系下，智能语音助手化身形象呈现与用户听觉感官心理意象产生冲突，发生意象失真，进而减弱用户评价；在交换型人机关系下，智能语音助手化身形象呈现对用户听觉感官心理意象产生补偿，促进意象清晰，提升用户评价。作者简介简予繁，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广告系助理教授，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黄玉波（通讯作者），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教授，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2002135）、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BXW122）、深圳市社科规划项目（项目编号：SZ2021B04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一引言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新闻活动（系统）中的“时间”究竟意味着什么尚缺乏充分的理论解释。基于时间社会学和社会系统论的视角，时间是现代社会系统中的根本性存在，也是解释现代新闻业运作、新闻传播主体关系的基础问题。新闻时间是时间的面向之一，在类型上属于社会时间，但具有“时间的社会性”和“时间的媒介性”双重特征。关于新闻时间的理论阐释至少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新闻时间是新闻机构在运作过程中的行动参照机制，用来协调新闻传播主体（行动者）之间的新闻交往与社会行动；其二，新闻时间是一种标准化、时序化的结构，建立起个体与世界的稳定秩序和时间预期；其三，新闻时间是现代新闻业的时间制度，在新闻时间逻辑的支配下，现代新闻业处于一种“永不停歇”的循环状态中；其四，新闻时间具有典型的社会属性，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节奏、时间观念、新闻交往、社会行动。在数字时代，“加速新闻业”的实质就是新闻时间逻辑的异化，并由此引发了新闻传播主体间关系、新闻本体的危机，加速状态下的新闻时间是“空虚”的时间，是“没有时间的存在”。作者简介涂凌波，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赵奥博，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硕士研究生。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人才支持计划研究项目“当代中国新闻学的思想资源、理论范式与话语体系研究”（项目编号：WRJH202101）的阶段性成果。一引言：“时间”作为新闻研究的基础问题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比较媒介体制》提出三种媒介体制模式，并认为三种模式会向自由主义模式趋同，引发学术界对媒介体制进行实证研究的兴趣。但《比较媒介体制》没有做系统的实证研究，其他学者没有对《比较媒介体制》研究时期（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媒介体制进行全面的实证检验。本文选取2000、2010和2016年三个时间点，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的理想类型分析方法，在对《比较媒介体制》进行实证检验的基础上，提出五种媒介体制模式，总结并呈现2000-2016年媒介体制变迁的总体图景。作者简介王亮，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基金项目本文为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21M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1956年出版的《传媒的四种理论》，开创了运用规范理论研究比较媒介体制这一学术领域的先例。随后数十年，规范理论的分析视角吸引众多学者，学者们改变或增加比较的维度，提出新的媒介体制类型（Mihelj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社交媒体信息获取是个体解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机制。本研究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构建了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拓展的问题解决情境理论模型，并应用这一模型，通过对我国440位调查对象的问卷调查，对其社交媒体中的新冠肺炎疫情信息获取与行为意向及其关系进行了考察。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在新冠肺炎疫情情境中，个体的涉入认知和约束认知能够预测其情境动机，情境动机与参考标准分别可以预测其信息获取的每个维度，即信息搜寻和信息注意。作为新引入的问题解决情境理论模型的前因，健康意识这一外生变量可以预测个体的问题认知、涉入认知、约束认知、情境动机以及信息注意。作为信息获取的结果，信息搜寻和信息注意可以预测个体产生的符合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行为意向。在此基础上，我们讨论了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作者简介刘毅，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姜晓源，重庆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邵静怡，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021CDJSKJC35和2021CDSKXYXW008）的阶段性成果。一引言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传播基础设施理论将社区媒体、社区组织和人际沟通构成的社区轶闻传播网络整合连通性（ICSN）视为社区可沟通性的关键指标，而移动传播和平台社会的媒介环境变迁为理解微信促进社区参与的角色提出了新的要求。本研究以北京市Y街道的30个社区为例（N=1,798），通过多水平模型，分析了一般ICSN与微信ICSN在不同社区中影响居民邻里归属感和线下社区参与的机制。结果发现，基于大众媒介和现实交往的一般ICSN能够同时促进邻里归属感和社区参与度，而由社区微信公众号、社区组织微信群和社区微信人际轶闻传播构成的微信ICSN尽管提升了邻里归属感，却降低了线下参与；对线下参与而言，一般ICSN在多民族社区和外地居民融入上拥有微信ICSN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研究进一步讨论了上述发现对传播基础设施理论的贡献和提升社区轶闻传播网络连通性、促进本土社区参与的实践启示。作者简介刘于思，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杜璇，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一引言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在后现象学视角下，关注媒介化旅行中的个体在行程中的感性经验，聚焦他们对媒介技术和物理空间形成的多重界面与自我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为了深入地解读这一现象，本研究对25位有媒介朝觐经历的人进行半结构性访谈，辅以照片引谈，并对其相关社交媒体内容进行文本分析。研究发现，媒介朝觐者与文本相遇时的经历可能成为其私人记忆一部分，而且会经由媒介叙事的引导而对相关的物理空间产生故事欲。旅程中，媒介朝觐者会选择性接受现实空间的信息或情动能量，从而维系对媒介界面的边界，而且会选择能产生更多情动联结的社交平台分享自身的旅行书写。不过，界面是多重和不确定的。部分受访者可能调动多重肉身感官，与媒介故事之外的人与物相遇，在变化的行程中生成更多丰富的情感，用游戏的态度去感受现实的空间界面。也有部分受访者则受制于移动界面，难以在具身参与中建立深入的情动联结。在此基础上，本文亦尝试对比媒介化旅行的结构主义与后现象学解读，借助“界面”概念探索自我、媒介与空间关系的理论可能。作者简介黄佩映，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基金项目本文系汕头大学科研启动经费项目《媒介朝圣与迷文化》（项目编号：STF19018）研究成果。一引言：重思媒介化旅行的仪式结构解读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以协作性地图生产项目“开放街道地图”(OSM)为研究案例，本文在继承批判制图学的传统基础上，结合使用“传播型构”与“实践共同体”的理论视角，通过虚拟民族志与访谈的方法，系统考察了OSM中国制图社区，旨在揭示媒介在地图知识生产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围绕OSM的地图知识生产所形成的媒介组合包括制图核心层、制图交流层、制图补偿层等三个层次，制图者在其中展开各种媒介实践，即基于iD编辑器与GPS设备的地图绘制、基于站内外交流平台的制图协商、对技术补丁的开发、对站外其他技术的挪用。在此过程中，看似民主的制图作业实乃个体经验、地方知识、社区规范、科学话语、国家权力、身份认同与媒介组合等因素共同作用之产物。作为一次将媒介化理论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尝试，本文以“媒介组合”为线索勾连各种媒介实践，力图勾勒围绕地图知识生产的传播型构面貌。作者简介黄顺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李宏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基金项目本文是四川大学“从0到1”重大项目《数字地图的社会建构》（项目编号：2021CXC29）的阶段性成果。数字地图如今早已渗透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商业性地图占据主导。在此背景下，一款名为“OpenStreetMap”（简称OSM，中文译作“开放街道地图”）的免费地图备受瞩目。这个由斯蒂夫·考斯特（Steve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晚清对于中国女性解放来说，具有重要的开端意义，变革首先发生在公共话语领域，中国传统女性从“隐匿”到“现身”，而近代报刊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推动了这一转变。《万国公报》所代表的西方现代报刊，让女性得以从封闭的文化和道德的逻辑链条中跳出，在“中西之别”的尺度上获得了“可见性”，并以“他者”的视野完成了中国女性的“问题化”过程。《时务报》所代表的国人自办报刊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改造女性的“合法化”过程，在国族建构而非在身体经验的层面来论述改造的必要性。这并非是一种历史局限，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策略性选择。维新士人们秉持着“报为国口”的理念，认为报刊的言说主要是向国，所以只有在“国族建构”的层面获得意义，女性问题才得以在面向当政者言说的报刊版面中占据重要位置。于是，解放女性的理由，从传教士报刊中的女性个体权益，被置换成了维新报刊中的国家利益。不同的报刊以其相异的实践方式，参与有关女性的公共言说，并共同影响了女性在公共话语领域的现身方式。报刊成为开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进程的重要动力机制之一。作者简介周怡靓，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新闻史史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5ZDB1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一近代中国女性生存境况的转折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本文基于“政治传播”视角，考察作为媒介的青铜器与周代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周代青铜器主要有三大功能，即传诸子孙、沟通人神与社交功能。西周时期，青铜器三大功能在形塑与传播王朝政治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青铜器沟通宗族成员与祖先及子孙，使得西周意识形态中“王家”和各宗族的关系得以世代延续，故而确立了该时期以“族”为核心的政治文化面向。同时，青铜器的社交属性使得王朝政治文化下渗、传播至广大贵族圈。春秋以降，青铜器的社交功能不断凸显，其所承载的政治文化逐渐从统一王权及宗族的桎梏中挣脱出来。贵族的个人政治诉求借由青铜器这一传播媒介得到宣传。可以说，周代政治文化经历了从“族”到“人”的变化过程。作者简介洪馨仪，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宣柳（通讯作者），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博士研究生。作为传播媒介的青铜器，因其对于早期中国社会的特殊意义，近年来已得到中国传播学者的极大关注。相关研究皆从“政治传播”视角勾勒出青铜器的媒介属性及政治传播功能。政治传播是指“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荆学民，苏颖，2014）。青铜器（尤其是铸有铭文的青铜器）往往蕴含大量政治信息，传递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可以说，就青铜器的使用而言，早期中国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青铜器是当时社会进行“政治宣传”的最重要工具之一，具有强大的政治传播功能。然而，要厘清青铜器所见政治传播过程，尚需回答两个关键性问题：第一，青铜器所承载政治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什么：第二，这一政治文化何以借青铜器媒介得以展现。这两个问题，前者涉及“政治”，后者涉及“传播”，归结到一点就是考察青铜器在早期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形成、传播及演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将在“政治传播”视角下，以周代政治文化为线索，重点考察青铜器的媒介属性及其在不同时期（西周、东周）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并由此管窥政治传播视域下“政治”和“传播”二者的关系。一周代青铜器的媒介属性与主要功能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传统的认知中介模型、传播中介模型探讨了对信息的认知处理，在媒介接触与一般社会行为之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本研究发展了认知中介模型、传播中介模型，将它们置于社交媒介大众自传播实践背景下，实证检测了对社交媒介新闻信息的认知处理，在社交媒介新闻接触背景、动机与使用社交媒介参与大众自传播行为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将社交媒介用户自传播行为纳入认知中介模型、传播中介模型的研究之中。研究发现：社交媒介新闻精细处理显著正向影响社交媒介策展新闻，社交媒介使用期望、信息效能显著正向影响社交媒介新闻精细处理，社交媒介新闻精细处理在社交媒介使用期望、信息效能影响社交媒介策展新闻之关系中发挥着中介效应。对变量的实证检测是结合新冠疫苗这一具体议题展开的，因此，研究发现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交媒介新冠疫苗新闻传播实践。作者简介解庆锋，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西南政法大学媒介素养科普基地研究员。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网络亲社会参与极具社会意义，但相较于对突发公共事件网络风险行为的研究热情，学术界对其还未有足够重视。要研究这一领域，首先应当明确如何从概念上去认识、理解，以及测度它。为此，本文设计了一个二阶段研究方案。首先通过网络文本采集与内容分析法，从行为表现视角来分析网络亲社会参与类别，从而解析用户参与内容，初步形成概念维度；其次引入量表开发的一般路径，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探索、验证概念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有效的测量工具。研究发现，网络亲社会参与是社交媒体用户在线参与的重要内容，作为一个多维概念，它具有三个核心维度，包括“情感支持”“网络贡献”“爱心行动”，可以通过16个题项来实现有效测量。作者简介黄丽娜，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9YJC860015）。一一个新的概念：网络亲社会参与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互联网平台正在深刻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现代社会发展。平台提供的软件服务，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和欲望，并存留海量数据，反身滋养和优化技术发展，由此构成“技术与技术”“技术与人”之间的多重交互和共同演化。本文与可供性理论对话，将处于应用软件交互界面背后，隐匿于平台系统核心位置的“数据基础设施”作为动态的、成长性的媒介加以讨论，分别从企业内部应用软件联通、企业外部跨平台应用软件联通、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唐代进奏院状报读者由基本读者和扩散型读者两部分构成。基本读者是诸道长官，扩散型读者包括诸道幕职人员，支郡、县的官佐，诸道长官门客等。状报读者群构成特点由中唐以后特殊政治形势决定。读者特点对状报社会作用发挥有直接影响。在政治领域，状报基本读者数量少影响了诸道长官政治反馈的积极性和政治舆论的形成；在文化领域，读者构成制约状报成为诗歌创作新题材、民间修史的新史料。作者简介魏海岩，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彭翠，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宋伟龙，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北大学燕赵文化高等研究院重大委托项目“燕赵传播思想史研究”（项目编号：2020W03）阶段性成果。唐代进奏院状报诞生当不早于肃宗朝，很有可能就在安史之乱期间。此后，终唐一朝，乃至五代、宋朝太平兴国年间，二百余年，状报之制皆无根本性的改变，可谓影响深远。无论任何时代，传播媒介使用者的数量、阶层特性等因素决定着媒介的地位乃至未来发展走向，状报也不例外。可是，学术界关于唐代状报的读者范围一直处于众说纷纭状态。目前学者们针对此问题大体上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关注主要读者，状报的读者主要是“藩镇和诸道长官”（“藩镇节度使和诸道长官”“藩镇主官”）。第二种是关注全体读者，即状报的读者包括本藩镇官绅（黄庆丰，2017）。第三种是二者兼顾，既突出重点，又不忽视其他读者，状报的基本服务对象是本道藩帅，他们的幕僚也有机会阅读状报（张国刚，1986）；藩镇长官是第一读者，还可以传阅到一定级别的藩镇属官等，甚至有时状报中的信息还会扩散到士子和百姓（李东，2013）。状报读者界定模糊不清，并不只是局限于在一个具体知识点的认知不明，它还导致人们对状报的历史地位评价有失精准。因此，本研究立足于史料的搜集与考据，力争解决如下问题：第一勘验唐代状报读者的具体涵盖范围，对其进行类别划分，并分析其特点；第二从唐代社会背景中梳理状报读者构成特点的成因；第三从历史对比角度出发，总结状报读者构成特点对状报社会作用的影响。一基本读者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本文主要从实践理论的情感维度出发，聚焦演唱会现场的粉丝“应援棒实践”，探查中控应援棒这一人工物如何勾连起实践中的其他要素，应援棒作为“情感发生器”如何触发和调节在场粉丝的共有实践。粉丝身体成为应援棒的摆置对象，在场粉丝受控于由应援棒调节的规范化的情感力量，遵从一种新的现场纪律机制，配合这场仪式的完成。在演唱会现场之外，面对包括应援棒在内的周边，粉丝同样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成为物的附庸。对应援棒实践和周边的商业逻辑的考察中，可以发现物是塑造粉丝的身份认同的重要力量，物将分散的粉丝个体组织和集结起来、形成新的动员结构和集体秩序的同时，对人的情感的调节和动员事实上成为娱乐工业的操控体系的重要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说，物也是一种社会控制方式。作者简介黄华，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吴越，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一引言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齐美尔不仅是人际传播的奠基者，而且是先驱性的媒介理论家，尤其是其“货币哲学”。他站在先验主义的立场，从形式主义和关系主义视角出发，以现象学式的方法，对货币这一范例性现象进行了透视。他认为日益脱离实体的货币是媒介功能的最巅峰表达或最纯粹形式，从这一范例可透视现代社会的纯粹形式化、媒介化趋势。具体则是通过剖析货币经济学这一经验科学“之前”的“先验”和“之后”的“后验”，来把握纯粹形式化和媒介化的“逻辑前提”和“社会文化后果”。齐美尔的媒介理论尽管不乏一些零散的拾穗者，但却似乎没有明确的继承人。重新阐述齐美尔媒介理论的当代意义在于将媒介理论提升到社会理论的高度，不但在范围上扩展为“万物皆媒”，而且在理论取向和方法论上超越强调媒介技术性、物质性的媒介中心主义的媒介化理论，建构能够凸显出媒介社会性、文化性的非媒介中心主义的媒介理论。作者简介王佳鹏，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手机和电脑的普及，社交媒体的广泛运用，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新颖的媒介化时代。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媒介化理论日益兴起，并受到诸多关注。在各种媒介化理论中，经常会提及齐美尔（Georg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公共关系实践中“公共”对“公共性”的追求和“关系”对“私人性”的推崇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是造成中国公共关系实践合法化和污名化危机的根本原因。本文以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公共性概念和公共关系理论中的公共性特征为参照，通过问卷调查和扎根理论方法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权变模型”，用以阐释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表征。研究表明：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表征生成于家国天下的文化传统，在“公”与“私”的权变博弈中呈现出一幅变动不居的“公私混合”图景，其中以“公私并置”的公共性实践形态最具伦理性。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表征会受到组织特征、媒介特征、环境特征、公众特征四个显性因素和从业者关系特征这一隐性因素影响，在“极公”和“极私”的公共性程度连续带上不断变化。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不排斥关系性，且关系性会不同程度地促进或制约公共性表征的生成和发展。作者简介陈先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李颖异，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讲好中国故事与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研究”（项目编号：17JZD038）的研究成果。中国公共关系理论和实践总是处在“和污名化作斗争”的尴尬境况之中，自公共关系被引进中国后的40多年里，在各种讨论公共关系的场合，我们总是被迫回到“公共关系究竟是什么”的原点对话之中去自证身份。此间分歧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公共关系中“公共”对“公共性”的追求和“关系”对“私人性”推崇之间的内隐张力。无论是西方公共关系理论还是中国公共关系理论都无法回避这一与生俱来的内在紧张关系，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现实行动都无法从根本上消解公共关系合法性的内在矛盾与困境，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人们对公共关系学本身统一性的质疑，也导致我们无法用统一的视角来阐释公共关系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本研究试图综合运用问卷调查和扎根理论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即在中国“家国天下”的文化传统和以“关系”为纽带的伦理社会中是否存在公共性生根发芽的土壤？中国公共关系实践中的公共性表征又呈现出一种何样图景？一“公共性”概念思想渊源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中国文化理念与实践是加拿大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密切关注的理论命题。斯迈思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两次调研，为其独特的传播理论谱系建构奠定了思想基础。本研究基于对斯迈思档案材料、调研笔记和未刊手稿的文本细读和知识社会学分析，以“达拉斯·斯迈思在北京”为线索，探讨中国问题在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生成过程中的角色。研究发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和理论的历史性探索，不仅为斯迈思打开了理论视野，也成为其传播思想形成的关键线索，中国问题在其中扮演了从对象到坐标的历史角色，激发了斯迈思在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内部重新思考文化的政治经济属性议题，促使他发生有别于其他任何同辈学人的“唯物主义”转型；思想形成的历史语境，既包括他两度访华的经历、其本人深陷西方批判传播理论论战的曲折遭遇，也内在于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全球互动和理论对话脉络；斯迈思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所彰显的激进性，甚至撬动了西方批判传播理论“再度马克思主义化”的进程。本研究突破了“西方思想/中国实践”的二元论叙事，在西方批判传播思想内部讨论中国的历史角色及其理论意义，有助于为打开传播思想史领域的“灰色地带”提供实证支撑。作者简介盛阳，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王宇琦（通讯作者），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形象全球传播与认同研究”（项目编号21&ZD314）资助。一引言：西方批判传播理论的中国问题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本文提出，当代中国新闻学的性质问题，是当代中国新闻学研究中“前提中的前提问题，是基础中的基础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文章认为：当代中国新闻学是一门相对自主独立的学科，是具有强烈人文色彩的社会科学；当代中国新闻学，在时代性质上属于现代新闻学；在理论性质上属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社会性质上属于社会主义新闻学；在阶级性上属于无产阶级新闻学，是以党性集中体现无产阶级先进性、人民先进性、民族先进性的新闻学。当代中国新闻学，是当代中国语境中现代性、理论性、社会性和阶级性（集中表现为党性）相统一的新闻学，并不是多种新闻学；现代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社会主义新闻学、无产阶级新闻学等，不过是从不同属性维度对当代中国新闻学的定性和描述，正是这些属性一起构成了当代中国新闻学的“中国性”。只有全面准确理解了当代中国新闻学的“中国性”，才能真正把握当代中国新闻学的真实面目，构建起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的知识体系。作者简介杨保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研究员，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委宣传部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建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课题（MXG202201）成果。关于新闻学的性质，尽管学界有不同的认识，但以往大都主要是从学科角度出发的定性描述，如有人认为新闻学属于社会科学，有人认为新闻学是人文学科，有人认为新闻学是具有强烈人文色彩的社会科学。这些不同的学科属性认知对于我们理解新闻学的领域特征、目标指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要认识存在于一定社会中的一个学科的性质，我以为除了学科视野中的定性描述，还必须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社会情境中展开分析，这样，才有可能形成对存在于一定社会中的一个学科更为全面系统、真实具体的认识。我曾撰文探讨过当代中国新闻学的性质问题，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近代上海小报以色情、无聊等负面形象遭到主流社会的批评，始终处于边缘地位，以大报的对立面而存在。为挽救正当性危机，小报通过申述大报小报价值等同、自我夸赞、批评大报、攀附名人等话语策略以及呼吁“大报化”和建立小（型）报同业组织来建构其正当性。然而，由于小报浓厚的商业性、缺少合作精神，小报文人迫于谋生、知识结构陈旧，以及当局管制不力，小报未能剔除其身上的痼疾，扭转社会的认知，致使正当性的建构成为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新的政权立即中止了这一过程。作者简介李时新，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刘梦禧，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民营报馆的阶层与社会流动研究（1898-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数字技术引发新闻业盈利危机，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开始重新“发掘”以往不受重视的受众，并通过各种测量技术获取受众的反馈。流量成为新闻生产的“指挥棒”与“评判官”，但关于流量的劳动问题研究却一直是一个盲点。从“挣工分”到“挣流量”，互联网技术催生的“计流量制”绩效考核制度，逐渐取代传统媒体时代“计件制”的主导地位，新闻编辑室内生出一种流量锦标赛机制。以流量论英雄的评优机制，强化新闻编辑室的流量文化，压倒了更成熟的专业价值理念，并通过评报这一仪式化机制，重申和确认新闻生产中“流量逻辑”的合法性。作为一种批判性的分析，本文旨在通过对新闻记者“挣流量”劳动与新闻编辑室“流量锦标赛”的批判性检视，来反思受众地位的上升对新闻记者职业文化权威的挑战与侵蚀，并重新审视市场话语对新闻业公共价值的“殖民”。作者简介刘战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嫒嫒，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刘蒙之，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M：尽管我昨天在会议上推荐R和S的稿件，但还是点击量优先，他们的稿子压根拿不到好稿件，这也导致我们报社没有去做好稿件的土壤。投机，在报社最实用。N：你可千万别相信咱们能改变报社。——北京某报社记者对话一问题的提出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本文引入历史学的记忆之场理论，借助计算传播学方法中的命名实体识别技术追溯了媒介记忆之场的沉浮轨迹，系统勾画了《纽约时报》（1981-2018）中“共产主义”刻板印象的变迁图景。研究发现，随记忆之场起伏流转的“共产主义”刻板印象，始终追随并服膺于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及国家利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对抗西方民主的冷战敌人”，转化为“世界性的政治运动和威胁美国安全的激进同谋”，再转向当前“挑战美国全球影响力的中国”。研究“共产主义”在西方媒体中的传播，既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新闻与政治逻辑关系背后的媒介意识形态实质，也有助于我们把握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动机和本质。作者简介胡洁，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孙有中，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教授。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冷战后全球主流媒体意识形态演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舆论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8ZDA3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一前言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针对西方国家政治极化、社会分裂的现状，本研究提出一种基于政治光谱视角的受众分析方法。以美国为例，本文重点研究了影响美国政治生态的三种意识形态群体——宗教右翼、经济民粹主义和政治文化民粹主义——对中国的态度和认知。通过对Twitter数据的文本挖掘分析，结果显示：宗教右翼较少关注中国，经济民粹更关心中国人权议题，政治文化民粹对中国具有强烈的敌对情绪和意识形态偏见。作者简介杨帆，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助理教授。牛耀红，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本研究为中国科协高端科技创新智库青年项目课题“中国文化全球传播中的数字技术应用”（项目号：20200608CG080726）的阶段性成果。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力度，并且在公共外交、驻外媒体、文体活动等方面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自2008年后，西方国家民众对华好感度不断下滑，尤其是2019年开始，对华负面态度快速攀升（Silver，Devlin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媒介信任的影响因素是国内外学者长期关注的话题，但对于文化作为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付之阙如。拟丰富该研究领域，本文以欧洲的24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基于霍夫斯泰德文化维度的研究框架，采用了定性比较分析（QCA）这一研究方法，探究文化因素对一国社会媒介信任的影响，并深入探寻何种文化维度或何种文化维度组合能够与一国媒介信任高低产生因果关联。研究结果显示，“个人主义”能够独立促成社会高媒介信任，但没有某一文化维度能独立促成低媒介信任。研究得到了引致高媒介信任的三个组合方案和引致低媒介信任的四个组合方案，拓宽了媒介信任的研究视角，为现有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结果。作者简介倪天昌（共同第一作者），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朱润萍（共同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黄煜，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教授。陈致烽，福建技术师范学院教授。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CUC210D005）阶段性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9ZDA327）阶段性成果。一问题的提出

Anderson）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对印刷媒体所作的知名论断，广播对塑造政治化的时间与空间方面的功用一直以来也吸引着广播研究者的兴趣。美国广播史研究者苏珊·道格拉斯（Susan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研究”在理论上做出了一定贡献，并具有实践应用价值，也存在分歧和研究盲点。本文梳理解析当前政党形象传播、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概念、时代背景、传播效果等内容的研究，发现当前研究呈现出多截面分析，少历时比较；多国内形象传播研究，少国际形象传播研究；多形象传播单要素分析，少形象传播系统性讨论；多形象传播的话语性信息研究，少形象传播的施政性信息研究等特征。其未来学术研究拓展路径在于：一是从概念、背景、历史等角度提升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的理论化水平，二是从党的活动、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等角度拓展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主体的研究，三是将中国共产党形象的研究置于国际政治权力格局中，并建立完善的受众研究和评估体系，四是深化中国共产党形象认同的相关研究，从形象传播的目标入手来提升传播实效。作者简介刘小燕，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崔远航，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赵甍源（通讯作者），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李蕙帆，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本科生。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委宣传部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建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课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西方对“共党国家”固有认知的陷阱，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其突破口在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国际传播和全球认同”。面对当前国际政治格局的迁移、全球传播环境的复杂多变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有必要基于中国共产党形象国际传播的经验与探索，讨论并构建适应于百年大变局下中共形象传播理论体系，并总结其实践规律。本文主要从政党形象传播这一概念出发，对当前对此话题及中国共产党形象传播概念、时代背景、传播效果的学术研究予以系统梳理与客观评估，以了解当前学界已形成的共识与面临的困境、关注的热点与有待填补的空白点、所触及或挖掘到的中共形象国际传播规律等，从而为百年大变局下中共形象国际传播理论体系与实践规律的探索奠定基础。一政党形象传播：重要性共识与国际传播研究缺失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公众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形成及媒介信息对其的影响长期受到社会关注。除了媒介信息的建构之外，转基因食品态度同样也是一个内在的文化问题，需将人们在感知技术风险时的文化价值偏向考虑在内。本文结合“格-群”文化理论，基于2017年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探讨了时政新闻接触和政治价值观对我国网民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影响。结果显示，时政新闻接触能够显著地负向预测网民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政治价值观（如文化态度、民族中心主义、主观意识形态自评）既能直接作用于网民的转基因食品态度，也能在时政新闻接触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影响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证实了政治信息接触和文化认知世界观对网民转基因食品风险感知形成的重要解释作用。作者简介高芳芳，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刘于思，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王来迪，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重大课题“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科普宣传与风险交流”（编号：2016ZX08015002）。一引言

暴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发生伊始，一篇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论文引发了关于“科学家应先防控疫情还是先发论文”的公共讨论，一位“科普网红”先后采取了两种信息呈现方式（长文章和视频），以相同内容分别在微信公众号和视频网站哔哩哔哩进行了科学回应，并指出“实验室，同样是他们拯救生命的战场”。本研究即以此为背景，基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埃吕尔是从旧宣传研究向新宣传研究转型的关键人物，也是一位影响深远的技术哲学家，其宣传研究建立在其技术哲学基础之上。他从哲学社会学视角剖析了技艺社会的整体逻辑，并以技艺社会的整体逻辑反思了作为社会现象的宣传，以及技艺与宣传所导致的政治幻象。埃吕尔的宣传研究超越了视宣传者意图决定的相对主义，也不同于考察宣传效果的实证主义，直指宣传的本质。埃吕尔对传播学的贡献不止于宣传研究，他实际上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媒介、个体和社会的宏大叙事。在媒介技术广泛渗透的当下，埃吕尔对宣传技艺的哲学社会学阐释对传播技术主义研究范式颇具启发。在将传播现象作为整体来考察并关注媒介形式方面，埃吕尔与麦克卢汉有共同之处，但前者将技术作为整体隐喻坚持的更为彻底。与麦克卢汉的文学背景不同，其宣传研究的理论取向源自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作者简介毕晓梅，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讲师。雅克·埃吕尔（Jacques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在传播学术史中，拉扎斯菲尔德的维也纳岁月未被重视，这段时光与拉氏美国时期的关联常被割裂看待。对此，文章提出核心问题：拉氏的维也纳岁月与美国时期是“连续的断裂”吗？通过重访拉扎斯菲尔德的早期研究机构、重要研究（RAVAG广播研究、马林塔尔失业研究），文章发现，尽管主流叙事基于特定目的将拉氏的维也纳岁月与美国时期呈现为“连续的断裂”，但二者其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究其根本，拉扎斯菲尔德的维也纳岁月与美国时期的关联并非“连续的断裂”，而是“断裂的连续”。作者简介陆国亮，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贯穿于传播研究历史的“功能主义”不仅缺乏统一明确的定义，而且在价值特征上含混模糊。本文将功能主义置于社会理论与传播研究的源流演变中进行追溯，首先梳理了1940年代社会科学视野变换背景下，拉斯韦尔与默顿各自表述的功能主义涵义；接着探讨了赖特与卡茨如何在此基础上对功能主义进行再加工，并给传播研究贴上“功能主义”的标签；在此标签下，作为学界走出短期效果研究桎梏希望的使用与满足研究和效果研究殊途同归，标志着功能主义的固化。随着1960年代社会形态的变化，强调系统均衡的功能主义因素被逐渐重构，传播研究吸收了融合更多理论传统的功能主义取向，在断裂与延续中继续发展。作者简介展宁，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研究员，美国锡拉丘兹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周晨静，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国家治理视角下疫情公共舆论的演进机制与社会认同研究”（编号：21DXWJ05）；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编号：2020GN070）的阶段性成果。传播研究的历史虽然漫长，关键性的路径节点却寥寥无几。“功能主义”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古代中国早有“事实”之说，并在“虚-实”对应的话语框架中被国人长期使用。而清末对译英文“Fact”的“事实”则源自日本，构成“事实（客观）-理论（主观）”二元对应的话语框架。此框架被引入报界后，转化为新闻思想领域关于“事实”和“言论”关系的话语辨析，影响深远。清末侧重“言论”的作用，主张“言论为事实之母”，民初则突出“事实”的地位，强调“言论必于事实上负责任”。文章指出，两种“事实”概念在清末是分离的，至民初则结合到一起，它们最终促成彼时新闻界重“事实”轻“言论”的认知取向。此种取向，为“五四”时期新闻本位思想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作者简介操瑞青，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近现代新闻从业者伦理观念的发生、演变及其当代价值研究”（编号:19CXW009）研究成果。一引言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从“十字路口”到“中间地带”》可以被视为对英美学界围绕媒介社会学的“反思式话语实践”的元话语分析，这项聚焦“实然”的研究却被姚文苑和胡翼青在“应然”层面误读为文章作者“失效”的边界工作。与这一根本性的误读相呼应，他们还对过往的媒介社会学传统予以传播学本位的、“去历史化”的评判，并力倡以“媒介化理论”为核心的“真正的媒介社会学”。在回应商榷的基础上，本文强调，媒介社会学乃是一项历史性的事业，不宜定于一尊，而应被置于“连续统”的观念中加以考察，以便批判地继承或创造性地转化传统，并在数字时代激发出跨学科的想象力，理解“媒介的社会逻辑”与“社会的媒介逻辑”之间的交错与渗透。此外，本文还利用调查数据，示例性地检视了中国媒介社会学者围绕媒介社会学的“定义”与“议题”等问题之“诠释社群”面貌。作者简介黄顺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李红涛，浙江大学数字沟通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做研究最怕石沉大海，得不到半点反馈。拙作《从“十字路口”到“中间地带”：英美媒介社会学的边界工作与正当性建构》（李红涛，黄顺铭，2020a）（下文简称《“十字路口”》），能获得姚文苑博士与胡翼青教授（2022）垂注，让我们深感荣幸。姚胡的文章《再思媒介社会学的边界——兼与李红涛、黄顺铭商榷》不只囿于商榷，而是“有破有立”，后半部分对媒介化的讨论值得我们学习。不过，很遗憾的是，他们对拙作的商榷基本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之上。也许，怀着强烈关切的两位作者意不在商榷，而只是要为倡导“真正的媒介社会学”树立一个“稻草人”。而我们的文章，便被他们改造成了那个稻草人。姚胡认为“媒介社会学的边界工作并没有‘李、黄’二位想象的那么重要”（姚文苑，胡翼青，2022：105），我们也坚信，不管是知识累积还是学科建设，都只能依靠扎实的研究业绩，而不是空洞的呼吁。下面，我们将首先简要陈述《“十字路口”》一文的问题意识与基本发现，接着指出姚胡对我们的误读，简评姚胡所主张的“真正的媒介社会学”，然后提出一种理解媒介社会学的“连续统”观念，最后利用一个调查数据，示例性地勾勒中国媒介社会学者围绕媒介社会学的“定义”“议题”等问题之“诠释社群”面貌。一《“十字路口”》：问题意识与研究发现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通过反思李红涛、黄顺铭对英美媒介社会学边界工作的研究，本文认为，探讨媒介社会学的边界问题首先要在学理上明确论者在何种意义上谈论“媒介”和“社会”，然而李红涛和黄顺铭在媒介观与社会观方面均没有统一的立场，这直接导致了其边界工作的失效。伯明翰学派的“媒介转向”推动了媒介化理论的发展，“媒介”逐渐从传统信息传播桎梏中解放出来，获得与“社会”平等对话的主体性地位，从而为媒介社会学的生成奠定了基础。当前媒介实践进一步推进了媒介化的讨论——媒介不仅具有“他律”社会的力量，还能够不断生成、构建社会的存在。媒介因社会而成其为媒介，社会也因媒介成其为社会。只有在这一语境下，才会出现真正的媒介社会学。作者简介姚文苑，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胡翼青，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基金项目本文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科研项目“卓越培育计划”（编号：2022GYA04）阶段性研究成果。作为传播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媒介社会学长期存在边界不清、众说纷纭的问题。大多数关于“媒介社会学”的讨论，都会淹没在“新闻生产社会学”“新闻社会学”“传播社会学”等相近概念的漩涡中，最终的结果是“不预设‘何为媒介社会学’”（李红涛，黄顺铭，2020a）。这种混沌的局面与传播学、社会学两个学科本身混沌的边界有较大关联。媒介社会学在国内的理论旅行，还受到了新闻学的干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学界，媒介社会学基本上以‘新闻社会学’的面目出现。”（李红涛，黄顺铭，2020b）由于长期秉承着新闻学的思维定势，国内学才在理解媒介社会学时，常常忽略其大众传播语境而以报纸及报社的新闻生产实践为核心议题（黄旦，2018）。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在近年欧洲媒介研究的潮流中，尤西·帕里卡教授的媒介研究取向可谓独树一帜。在笔者对他的访谈中，他提出，媒介是一个电磁波的世界，是一个物理数据中心的世界，是一个信号传输和材料制造的世界，也是一个由从矿山到工厂的物流和供应链支撑的世界。因此，他将媒介理解为一个“物质事件”，是那些规范我们世界的技术和技艺。同时，他注重考察媒介全新的非人类时间性，并尝试通过“媒介自然”的概念揭示媒介是如何与自然深度纠缠在一起的。这为理解媒介的物质性打开了一个新面向。作者简介王继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讲师。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互联网传播形态与中国传播能力建设”（17JJD860003）的阶段性成果。尤西·帕里卡（Jussi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近年来，随着男主播的热度不断攀升，以女性为主要建构对象的传统凝视理论已难以解释网络直播的新动向。本文通过对斗鱼主播弹幕大数据的分析，提出凝视的新范式。研究发现，“男性凝视”在弹幕构建的“环形监狱”中发生了变化，作为“监视者”的观众通过“他者”身份的界定、资本的支持来规训主播，同时主播积极地接受这种规训。观众对主播的身体关注呈现符号化、分割化的特点，窥视和占有的性别边界开始模糊，男女二元对立的桎梏逐渐瓦解，“男色消费”兴起。作者简介徐敬宏，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如坤，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郭婧玉，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巩见坤（通讯作者），马来亚大学媒体与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一引言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论文探讨了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与本体论思想中所蕴含的媒介观念。认为亚氏哲学中主要包含两种不同的媒介观念，一是早期古希腊哲学中作为实体和世界之表征的“影像”意义上的媒介，这一概念在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那里得到了清晰表达；二是气、水、火、土等作为世界之构成实体的元素媒介。前者被亚氏融入到“形式”的理论中，构成了西方哲学中关于存在之“表象性”的核心内涵；后者在媒介学兴起之后才被重新发掘。亚氏不仅提出了关于元素媒介和形式媒介的观念，而且其形式与质料、潜能与现实等二元区分中蕴含着对认识和存在的媒介性的深刻领悟，对于当前的媒介学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作者简介王学成，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新闻系副教授。一引言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本文基于人机互动的赛博格视角对人工智能广告的时空性进行了探讨。结合对当前广告业实践案例的分析与讨论，认为相较于传统广告所建构的时空，智能广告趋近于将时空无限地延伸和拓展。而赛博格化可以说是智能广告最直观的变化，它通过媒介的智能化、信息的数字化、体验的感官化、用户的参与化、沟通的网络化、效果的直接化六方面颠覆了传统广告的时空性，促生了智能广告时空性的形成。由此，本文总结提出智能广告的四个时空特性，即时空叠加性、时空流动性、时空压缩性、时空再造性，并从赛博格的视角将人工智能广告定义为：消费者以自身个体为界面，通过智能技术连接多维时间和空间，在人机融合的交互感官体验中获取任何所需的营销沟通活动。作者简介王菲，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现代广告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樊向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项目《人工智能时代新媒体广告发展趋势研究》(项目编号MXG202007)阶段成果。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吉登斯，1990/2011：14）人类传播活动的演进就是建立在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组合能力之上，到了电子媒体时代，这种组合能力愈发强大。由数据智能、跨媒体智能、群体智能、混合增强智能、自主智能等构成的人工智能技术对作为传播活动的广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改变了广告的时空特性。元宇宙概念的出现就是基于智能技术系统对时间和空间在虚拟和现实中的重塑和再造。在时空再造中，消费者的“技术化的身体”（Shilling，2005：188）成为以人机互动为内核的智能化沟通活动的中心。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尝试探讨的问题是，人机互动如何影响人工智能广告时空性的形成？人工智能广告时空性的特征是什么？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以赛博格这一人机互动中的概念为视角，探讨了人工智能广告时空性的形成，并立足于当下智能广告发展的现状，总结提出四个智能广告时空性的特征。一有关广告时空性的探讨

VR新闻是一种将VR技术应用于新闻生产，给予观众第一视角，为其提供沉浸式体验的新闻报道方式，这项技术能够使受众置身于计算机模拟的虚拟世界之中，从而感受不到身处的物理环境（De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本文以媒介建构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PLS-SEM模型，探讨不同类型媒介的接触对公众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认知建构作用。研究发现，主流媒体在影响公众主观认知及疫苗接种意愿上发挥着主导作用，为新冠疫苗接种营造了良好的媒介环境。此外，在心理认知层面，影响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并非是疫苗有效性感知和自我效能等个体层面的认知，而是社会规范这样的集体意识。新冠疫苗接种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和社会责任，这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媒介对新冠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机制体现为：主流媒体引导的媒介生态通过宣传动员形成了“群防群治”的共识，并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取向有效融合，激发起全民抗疫的集体意识与社会责任，进而促进了疫苗接种的集体行动。作者简介杜智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本文以湖南省双溪村2020年新冠疫情防控传播为研究对象，基于对该村疫情防控过程的实时观察，对该村8名村干部、镇文化站站长以及4名经动员取消重要活动的村民进行了深度访谈，并对450名村民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村干部上门讲解、“村村响”大喇叭、微信网格群、流动宣传车等是农村基层组织在地危机传播体系的主要构成；大喇叭和微信网格群等新旧媒介、媒介动员与人际动员“共在”局面呈现了多元在场的国家力量，其中大喇叭的乡村动员效果最为显著；村干部在疫情防控中扮演“国家代理人”角色，借助新旧媒介或面对面讲解与村民互动，为乡村提供公共服务。作者简介钟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婷（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新时代加快国际传播五力建设研究”（编号：22AZD074）的阶段性成果。一研究背景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依托于当代中国的数字平台生态，网红产业的兴起已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现象以及文化景观，但学术界尚缺乏针对此议题的系统性论述，而《网红：作为中国的社交媒体娱乐》的出版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空缺。全书从政策与治理、平台、创作者、文化、全球化五个面向对中国的名人产业进行了细致阐释，并提炼出区别于西方“社交媒体娱乐”模式、具有在地性特征的“网红”模式。本文将该书内容与相关的理论脉络进行对话，以归纳其知识贡献与不足，并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延伸探讨。作者简介曹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候选人。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留金选[2020]101，编号：202006100067）成果之一。2018年11月吴皓导演的纪录片《虚你人生》（People’s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愤怒在媒介社会中已经成为主导政治生活、大众舆论和人际交往的社会心态。愤怒不仅借助媒介传播，还被媒介议程改变了生产、表达和体验的逻辑，本文将愤怒的此种新形态称为“媒介化愤怒”。愤怒是塑造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情感，故媒介化愤怒必然给人际交往的伦理带来新现象与新问题。对此，本文从媒介化愤怒的正当性、症状和对策三个层面对其进行伦理审视。第一，作为对等关系中的反应性情感，愤怒在规范性论证中获得了正当性，这为个体认同和实践愤怒提供了道德理由；第二，互联网偏好一种特殊的愤怒——义愤，并且其议程设置改变了义愤的伦理特质和体验机制，造成了道德观念固化、道德冷漠和对立等诸多问题；第三，缓解媒介化愤怒需要反思愤怒的自然正当，重振多种形式的人际交往。作者简介曾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社会关系网络视域下的舆情演化的类型、突变点及其特异性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16JJD860008）一引言：“媒介化愤怒”作为问题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文章从米歇尔·福柯考古学的视角和方法出发，对拉美20世纪的“社会传播”研究进行了分析，不仅指出拉美“社会传播”研究以“发展与解放”为主旨的话语“知识型”及其与地方现实相结合的“功能主义”“批判思潮”“国家传播政策”“后（现代）范式”“跨学科实践”等五个方面的研究陈述，而且也阐述了拉美传播研究在“学术立场”“学术组织”“研究对象”“认识论视角变迁”“方法论视角”等方面的研究话语特征。文章最后指出，拉美的传播研究更多作为一种技术来服务拉美社会的发展与解放，它借助传播知识生产与共同实践生产了不同于欧美传播的话语思维方法，同时也指出知识的“地方化”不是去照搬“他者”理论-方法，而是要结合本土意识，进行批判挪用。作者简介朱振明，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对拉美软实力传播研究”（项目编号：17YJA860029）的研究成果。传播研究是人类对全球化过程中信息跨边界流动的一种智力反应，是思维活动全球-地方化的结果。在阿芒·马特拉（Armand

本刊官方网站：http://cjjc.ruc.edu.cn/摘要本研究在对4172份全国性大样本进行分析后提出两对“U”型曲线关系，即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和作为消极生活态度指标的孤独感之间呈正“U”型曲线关系，且年龄具有调节作用；与之相反，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和作为积极生活态度指标的可感生活质量之间则呈倒“U”型曲线关系，且年龄具有调节作用。作者简介宣长春，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陈瑞（通讯作者），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基于计算方法的社交媒体广告社会效果与综合治理研究”（项目编号：21CXW015）资助。一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