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漫的连接与替代的团结：通过轶闻传播网络提升社区参与的多重后果
本刊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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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基础设施理论将社区媒体、社区组织和人际沟通构成的社区轶闻传播网络整合连通性（ICSN）视为社区可沟通性的关键指标，而移动传播和平台社会的媒介环境变迁为理解微信促进社区参与的角色提出了新的要求。本研究以北京市Y街道的30个社区为例（N=1,798），通过多水平模型，分析了一般ICSN与微信ICSN在不同社区中影响居民邻里归属感和线下社区参与的机制。结果发现，基于大众媒介和现实交往的一般ICSN能够同时促进邻里归属感和社区参与度，而由社区微信公众号、社区组织微信群和社区微信人际轶闻传播构成的微信ICSN尽管提升了邻里归属感，却降低了线下参与；对线下参与而言，一般ICSN在多民族社区和外地居民融入上拥有微信ICSN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研究进一步讨论了上述发现对传播基础设施理论的贡献和提升社区轶闻传播网络连通性、促进本土社区参与的实践启示。
刘于思，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
杜璇，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
引言
社区是城市的基层单位和社会管理链条的末端，激发和推动居民参与是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的一大挑战（方亚琴，夏建中，2019）。就参与渠道而言，社区媒介具有关键意义。由于城市化背景下人际传播土壤的萎缩和大众媒体在社区层次的缺席，在互联网时代，基于地域社区的数字媒介建设被寄予厚望（姜飞，黄廓，2014）。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决定实施“互联网+社区”行动计划，加快互联网与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的深度融合，运用社区论坛、微博、微信、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引导社区居民密切日常交往、参与公共事务、开展协商活动、组织邻里互助，探索网络化社区治理和服务新模式。中国的社区新媒介正在努力形成“融合性社区媒介”样貌，社区网络利用新信息技术，整合社会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王斌，古俊生，2014），成为提升基层社区参与的关键路径。
那么，作为社区参与突出指标的社区凝聚力，如何通过移动传播平台维系？这一问题成为横亘在中国社区研究者和实践者面前、亟待解决的关键议题。微信看似扮演着固化当代中国人已有社交圈的技术角色，但微信公众号的自媒体属性赋予了传播实践者重新言说社群生活的机会，各种各样的地缘、业缘、趣缘微信群同样可能在人际沟通和群体组织两个方面同时加强个体与社会群体的移动联系。可见，微信的出现，很可能具备提供社区信息、维系地方关系、增进社区组织多样性和有机联结的潜能（谢静，2015）。
目前社会科学领域对传播技术改变社区参与的解释多限于个体层面，或将互联网作为整群式的新传播技术，未能有效将社区结构特征和平台化移动传播技术纳入考量。随着层级嵌套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既有理论驱动、又有数据支持的跨层次社区参与模型成为近年来的研究重点。传播效果研究中的多层次分析（multi-level analysis）提倡建立集体层面与个体层面之间的理论连接，本研究即采用此种方法，强调个体对社区轶闻系统的整合连接对社区参与的影响可能因所在社区的异质性和稳定性产生不同。理论方面，传播基础设施理论（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theory，简称CIT）因对个体、社区等多层次叙事资源网络的整合而倍受关注。该理论重视不同社区叙事者如何运用各类沟通渠道分享社区故事，提升社区归属感，形成可用于提供社区认同的基础结构（Ball-Rokeach，Kim & Matei，2001），关注社区的公共性，力图促使公众通过自身的参与来自下而上地改善社区福祉，促进社区自治。
本研究关心的核心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当前中国社区的凝聚力如何体现各社区之间移动传播资源发展水平和居民媒介使用特征差异？社区可沟通性与社区参与之间的关联是否存在超越社区差异的普遍规律？研究借鉴传播基础设施理论的分析框架（Kim & Ball-Rokeach，2006，2010），将社区微信公众号和社区微信群视为当前中国移动平台场景下的独特传播渠道，在社区轶闻传播网络整合连通性（integrated connectedness to a community story telling network，简称ICSN）的基础上区分一般ICSN和微信ICSN提升社区居民邻里归属感和线下社区参与的不同机制，以此探寻藉由移动传播技术提升本土社区参与的经验证据、理论启示和实践路径。
二
文献综述
（一）通过ICSN提升社区可沟通性和社区参与
社区可沟通性包括社区现有沟通设施、模式与政策对邻里归属感、社区成员交往、公共生活参与、社区文化形成和新旧成员整合的促进作用（Jeffres，2008），以及社区成员信息接收与协商对话过程（葛星，2015）。这一指标衡量的是社区传播系统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将成员整合为动态整体，促进成员参与公共生活，使社区在流动性与稳定性间保持平衡。社区生活结构和人们的参与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结构既可能是物理生态（Sampson，Morenoff & Earls，1999）、政治和经济基础设施（Verba，Schlozman & Brady，1995：317）以及人们在其中的运动模式（Castells，2000：37）等“硬性”环境，也可能包含文化形态和导向（Appadurai，1996：12-13）以及社会结构（Wellman & Wortley，1990）。其中，传播基础设施理论特别重视社区沟通渠道作为公众参与的机会结构对社区团结产生的可能影响，聚焦于人们在传播行动环境中的邻里轶闻传播网络。社区轶闻传播网络（community storytelling network）关注居民社区生活中任何类型的交流活动（Ball-Rokeach，Kim & Matei，2001），只要轶闻本身是关于本地社区的，形式上可以不受限制：口头的或书面的，电子的或非电子的，同步的或异步的，积极的或消极的，预先安排的或紧急的社区传播都可被涵盖在内（Kim & Ball-Rokeach，2006）。
作为提升社区可沟通性的终极目标，社区参与主要通过居民之间关于“我们”是谁、身份如何、拥有何种共同愿景和生活经历的讨论而产生，以回答“我们”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等（Anderson，1996）。社区参与往往被CIT视为复合结果变量，包括邻里归属和公民参与等方面（Kim & Ball-Rokeach，2010）。邻里归属感（neighborhood belonging）是对邻里的主客观依恋，包括个体对邻居以及他们做了什么的感受（Ball-Rokeach，Kim & Matei，2001）。人们能够通过与本地媒体、社区组织和人际网络的接触，培养邻里情感，增进亲社区行为（McLeod et al.，1999）。社区参与（community participation）是公民开展愿意为之付出时间、金钱、知识或经验资源，旨在影响本地决策和社区意见制定的行为（McLeod et al.，1996）。有效联结到社区轶闻传播网络中，有助于人们获得应该和可以做什么来解决邻里问题的信息，以及在哪里可以找到有用的人力和经济资源，促进其参与公民行动。
CIT旨在解释社区轶闻传播资源如何作为本地传播渠道的组成部分发挥作用（Ball-Rokeach，Kim & Matei，2001），主要包括本地社区媒体、社区组织和其他居民三个类别，这些行动者彼此连结，积极参与、制作和分享本地轶闻（Kim & Ball-Rokeach，2010）。CIT的基本原则是居民应当与本地社区轶闻传播网络充分连接，包括与社区媒体紧密联系、积极参与社区组织以及经常与他人谈论邻里事宜（Ball-Rokeach，Kim & Matei，2001）。只有当三者同时满足时，居民才有可能参与到本地社区的议题和活动中去。个体与社区轶闻传播网络的联系必须促成其他有机联系的假定，构成了社区轶闻传播网络整合连通性即ICSN概念的基础。居民通过与本地媒体网络、社区组织网络和居民人际网络连接到综合机会网络内并参与社区轶闻传播的程度（Kim & Ball-Rokeach，2006，2010），已被大量研究证实为不同社会情境下邻里归属感和社区参与的有效预测变量（Kim & Kang，2010）。
在我国，传统基层治理方式逐渐向全过程参与升级，由基层政府主导的沟通渠道和民间自发形成的沟通渠道一起构成了居民社区参与的途径（Heberer，2009）。其中，微信等新媒体传播平台集大众传播与个人传播为一体，兼具便捷性与互动性。自2011年诞生至今，微信已经由最初的社交工具发展为集信息传播、支付、贸易等为一体的“超级黏度巨型平台”（super-sticky mega-platform），嵌入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中国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Chen，Mao & Qiu，2018：41）。伴随着微信群进入绝大部分中国公众的日常生活，常态化地融入人们的现有社会关系中，微信平台已经使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社区沟通在移动传播环境下再次实现，成为可以随时移动访问的邻里轶闻传播便利网络。因此，在移动传播时代，尤其是在中国基层治理体系中，微信ICSN将成为促进社区公共参与不容忽视的变量。据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在控制其他个体与社区变量后，一般ICSN（H1a）和微信ICSN（H1b）与人们的邻里归属感相关；
H2：在控制其他个体与社区变量后，一般ICSN（H2a）和微信ICSN（H2b）与人们的线下社区参与程度相关。
（二）邻里归属感和线下社区参与的结构性成因
尽管社区居民产生邻里归属感和公共参与行为的程度因人而异，但传播学更强调社会情境对公民参与的影响（Pan & McLeod，1991）。社区特征作为集体层次变量，发挥着营造环境的作用，研究者需要从社区的物理、社会文化、技术等多个面向衡量社区影响（Ball-Rokeach，Kim & Matei，2001）。CIT不仅聚焦于人、媒体和基层组织创造和传播日常对话及邻里轶闻的网络，而且考察由居住区有形和无形资源构成的促进居民交流的传播行动情境（communication action context，CAC），如居住稳定性、种族异质性、机构资源、邻里环境、集体记忆等社会、文化和地理要素（Kim & Ball-Rokeac，2010）。社区公民参与不仅取决于居民个体是否具有并把握住了社区轶闻传播机会，还受制于其是否生活在以促进、创造和维持轶闻传播网络为己任的社区中（Kim & Ball-Rokeac，2006）。本研究将尝试对社区多元性作本土化拓展，探索社区结构影响邻里归属感和社区参与的可能解释。
首先，种族等人口异质性（heterogeneity）因素可能增加社区居民交流的文化障碍（Orellana，Dorner & Pulido，2003）。基于中国城市的研究显示，如果社区外来人口较少，组成更为同质，熟人比例的提升将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参与（Heberer，2009）。由于中国社区多以房价为区隔，特定社区居民在收入、教育、职业声望等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上往往较为集中，因此，民族分布、家庭规模构成和本地人比例更适于衡量中国社区的人口异质性。
其次，社区稳定性假设指出，邻里居住稳定性和更高的房屋拥有率会对公民参与和人际信任产生积极影响（Putnam，2000：204），催化稳定社区居民通过接触社区媒体和硬新闻提升社区信任及参与的效果（Paek，Yoon & Shah，2005；Shah，McLeod & Yoon，2001）。社区居住稳定性可操作化为在该社区居住超过五年的居民比例（Kim & Ball-Rokeac，2010），能够过增进居民融入社区轶闻传播网络的机会来增加参与热情。
第三，公园、街道、图书馆、学校等居住区资源能促进居民间交流（Kim & Ball-Rokeac，2006）。相似地，社区封闭性（gated communities）假设提出，居住环境的封闭性增强了对特定地理空间的恐惧感（Low，2001），社区门禁能够塑造出内外有别的分隔和以及居民心理上的集体身份；而社区公共交往空间可能是一柄“双刃剑”，既可能增进人们停留、沟通和交往的潜在机会（格兰特，2006/2010：156），又可能增加污染、噪音等有害环境刺激（林玉莲，胡正凡，2006：113-116），成为社区团结的潜在威胁。
最后，社区客观上能提供的线上和线下本地媒体、社区组织以及人际沟通渠道的数量和质量构成了影响社区凝聚力的传播资源假设。传统或移动形态的本地媒介主要面向特定地理区域或人群，能够提供本地信息，促进居民归属感和参与（Stamm & Guest，1991）；非正式草根组织和正式非营利组织也是居民得以组织起来影响社区治理决策的重要途径（Lake & Huckfeldt，1998），能提升居民的权力感和归属感（Checkoway & Aldana，2013）；社区内部由亲友和邻居构成的人际网络作为最基层的传播渠道（Wyatt，Katz & Kim，2000），能够通过社区轶闻的流传和讨论，促进居民的邻里归属感和参与（Mcleod，Scheufele & Moy，1999；Scheufele，2002）。综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包括社区居民民族异质性（H3a）、家庭规模异质性（H3b）和本地人口比例（H3c）在内的社区结构多元性，居住稳定性（H3d），以小区门禁（H3e）和公共设施数量（H3f）为代表的社区封闭性，以及社区媒体（H3g）、社区组织（H3h）、社区微信公众号（H3i）和微信群（H3j）等传播渠道数量与个体邻里归属感相关；
H4：包括社区居民民族异质性（H4a）、家庭规模异质性（H4b）和本地人口比例（H4c）在内的社区结构多元性，居住稳定性（H4d），以小区门禁（H4e）和公共设施数量（H4f）为代表的社区封闭性，以及社区媒体（H4g）、社区组织（H4h）、社区微信公众号（H4i）和微信群（H4j）等传播渠道数量与个体线下社区参与相关。
（三）离心还是向心？社区微信促成社区团结的条件
早期CIT研究分别从宏观（国家或城市）、中观（社区）和微观（人际）层面搭建了媒体服务于轶闻传播对象的框架（Kim & Ball-Rokeach，2006）。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融入轶闻传播网络、成为传播资源的机制类似（Jung & Moro，2012），微信平台能够通过微信公众号扮演宏观层面上的社区轶闻传播者，作为社区媒体与本地受众分享社区新闻；或通过社区组织的微信群分享中观层面的本地组织活动信息；同时，微信群也能够提供一部分微观功能，充当促进与其他居民谈论社区议题的工具。这体现了强调通过小范围的合作解决问题、提升公民教育和参与程度的“微观公共领域”（mini-publics）视角（博曼，1996/2006：6-7），然而具备社区传播资源潜力的移动传播技术对社区参与的作用尚待明晰。
既有研究指出，传播技术既能成为促进社区团结的“向心力”（centripetal force），降低本地居民对话、社会交换及轶闻传播的成本（Matei & Ball-Rokeach，2003），也可以作为分散居民关注和参与的“离心力”（centrifugal force）：非社区传播者的竞争可能转移本地居民对社区内部事务的兴趣，或带来跨社区关系的增强（Kim，Shin，Cho，Jung，Shon & Shim，2019）。传播技术对社区凝聚力的积极效应可能是条件性的，个体ICSN对社区参与的影响会因其所在社区的异质性和稳定性产生不同（Men & Tsai，2013；周葆华，2012）。首先，在稳定性更高的社区，居民对社区投入更大（Kang & Kwak，2003），由此产生的社区意识和心理赋权能促进居民主动搜寻社区信息，建立更高的ICSN，加强个体社区媒介使用对参与的促进作用（Stavrositu & Sundar，2012）；其次，个体能利用的社区媒介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区轶闻传播网络建设水平（Chen，Dong，Ball-Rokeach，Parks & Huang，2012；Jung，Kim，Lin & Cheong，2005），稳定性低的社区通常缺乏可用的社区参与渠道，居民能够利用的资源有限（Ball-Rokeach，Kim & Matei，2001），媒介技术对社区参与的促进作用也因此受限；第三，在种族异质性更高的社区，居民更注重利用传播渠道保持对社区生活和邻里信息的关注（Matsaganis，Katz & Ball-Rokeach，2011：12-13），社区参与渠道使不同背景的居民建立联系，技术使用对于社区归属感和参与的促进作用也因此放大（Kim & Ball-Rokeach，2010）；最后，社区中更高的本地居民比例常意味着更紧密的居民关系网络和更多自行建立的社区参与渠道，使身处其中的居民形成更强的归属感（Heberer，2009）。综上，本研究提出最后一组研究假设：
H5：一般ICSN与个体邻里归属感的相关关系受到社区居住稳定性（H5a）、民族异质性（H5b）和本地居民比例（H5c）的调节；
H6：微信ICSN与个体邻里归属感的相关关系受到社区居住稳定性（H6a）、民族异质性（H6b）和本地居民比例（H6c）的调节；
H7：一般ICSN与个体线下社区参与的相关关系受到社区居住稳定性（H7a）、民族异质性（H7b）和本地居民比例（H7c）的调节；
H8：微信ICSN与个体线下社区参与的相关关系受到社区居住稳定性（H8a）、民族异质性（H8b）和本地居民比例（H8c）的调节。
三
研究方法
（一）研究设计与样本描述
本文希望通过对微信等移动传播技术如何影响中国公众社区参与的考察，反思和补充现有传播基础设施理论。为确保因变量社区参与有足够大的变异度以供后续解释，研究地点选择了具有浓厚社区参与氛围和传统的北京市Y街道，对其中的30个社区开展横截面调查（cross-sectional survey）。该地区处于我国政治中心，具有一定社区自治基础（王维国，李娜，2011：77），良好的制度环境也保障了该地公民参与的资源与文化基础（Shi，1997：21）。
调查依托于2019年10月至12月Y街道组织的知识竞赛，通过大赛微信公众号推文和街道内各社区微信群推送线上有奖问卷调查链接，共回收问卷1,869份。由于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解释而非描述不同结构社区中一般ICSN和微信ICSN对参与的作用，样本对30个社区的全面覆盖就显得尤为重要。借助街道活动时机发布调查信息，既能够借助正式组织的号召力保障各个社区达到多水平分析所需的足够样本量，又能通过较高数额的红包来激发社区微信群中日常活跃度低但对物质激励敏感的居民参与调查，以获取一般网络调查难以广泛触及的街道样本。数据分析显示，参赛以及知识水平并未对受访者造成提升社区参与的“成熟效应”（maturation），但参赛者仍被作为无效样本识别并剔除，以免干扰分析结果，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798份。
样本覆盖了Y街道的各个社区，平均每个街道参与调查的受访者在59人左右，其中男性1，117人（62.1%），女性681人（37.9%）；18岁以下85人（4.7%），18-25岁247人（13.7%），26-30岁563人（31.3%），31-40岁699人（38.9%），41-50岁148人（8.2%），51-60岁28人（1.6%），60岁以上28人（1.6%）；民族构成上，样本的大部分受访者为汉族（n=1，436，79.9%），其次为满族（n=134，7.5%）、回族（n=102，5.7%）和蒙古族（n=91，5.1%），另有其他民族35人（1.9%）；平均月收入为5644.33元，教育程度为12.89年（S.D.=2.84），家庭规模为3.94人（S.D.=1.27），在本社区居住5.67年（S.D.=4.47）。
（二）变量测量
本调查的结果变量为个体邻里归属感和线下社区参与。邻里归属感是居民对社区邻里互动质量的感知以及实际日常邻里行为的发生频率（Broad，Gonzalez & Ball-Rokeach，2014），通过“我有兴趣了解邻居们是什么样的”（7点李克特量表）和“我有__位足够了解的邻居可以代我看管房子”（填写具体数字）等7题量表测量（Ball-Rokeach，Kim & Matei，2001；Williams，2006），均值为5.11（S.D.=.87），信度良好（Cronbach’s α=.72）。社区参与是以社区为基础的公民行动，通过计算受访者在其居住区域内参与“与其他居民一起解决小区的公共问题”等5项当地社区活动的频繁程度衡量（1=从不，7=经常）（Jung & Kim，2018；Kim & Ball-Rokeach，2010），信度较高（α=.92），均值为5.93（S.D.=1.04）。
研究的预测变量分为个体层次和社区层次两类。在个体层面，首先将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工作状态、受教育程度、收入、政治面貌、户籍、婚姻状况、家庭规模、是否本地居民、房屋产权、本社区居住年限等人口变量视为控制变量，其中家庭互动（family interaction）是受访者和家庭成员一起交谈和行动的程度（Wilkin，Katz & Ball-Rokeach，2010），使用“和家人坐下来一起聊天”及“和家人一起参加户外活动”2个题项测量（1=从不，7=经常，M=5.99，S.D.=1.05），信度较好（α=.83）。媒介接触频率向受访者询问“最近两个月，您平均每天用在下列活动上的时间是多少”（7点量表）（Ball-Rokeach，Kim & Matei，2001），其中看报纸、听广播和看电视的均值作为传统媒体使用频率的测度（M=.80，S.D.=.40），用电脑和手机的均值作为新媒体使用频率指标（M=1.72，S.D.=0.93）。
个体的一般ICSN通过本地媒介接触、社区组织联系范围和人际邻里轶闻传播强度三个变量交互项平方根的总和复合而成（Kim & Ball-Rokeach，2010），计算方式如式1所示：
其中，根据既有研究的建议（Jung & Kim，2018），本地媒介接触（local media connectedness，LC）以7点量表向受访者询问其在报纸、广播和电视三个场景下关注社区政治、经济和社会议题的平均程度（M=5.96，S.D.=1.02），信度较好（α=.90）。社区组织联系（community organizations connections，COC）衡量受访者参加了多少个不同类型的社区组织，包括社区运动或休闲组织、业主委员会/家委会组织等，样本得分在1到11之间，均值为4.27（S.D.=1.44）。人际邻里轶闻传播强度（interpersonal neighborhood storytelling，INS）询问受访者和别人讨论本社区发生之事的频率（Broad，Gonzalez & Ball-Rokeach，2014），得分范围在1到7之间，均值为5.97（S.D.=1.15）。计算后样本的一般ICSN得分范围从3.44到24.55不等（M=15.86，S.D.=2.73）。
微信ICSN由研究者根据ICSN计算方式自行构建，操作化为个体关注的社区微信公众号数量、加入的社区组织微信群数量和邻里事务的微信人际轶闻传播强度三个变量交互项平方根的总和，计算方式如式2所示：
个体关注的社区微信公众号（WeChat official account，WOA）数量衡量受访者关注了多少个不同的社区媒体、社区组织、社区居民自媒体、社区附近企业生活服务类和其他社区微信公众号（M=3.37，S.D.=1.53）；加入的社区组织微信群（WeChat group，WG）数量考察受访者加入了多少个不同类型的社区组织微信群，包括社区运动或休闲组织等（M=4.17，S.D.=1.48）；以7点量表测量邻里事务的微信人际轶闻传播强度（WeChat interpersonal neighborhood storytelling，WINS），询问受访者线上发布或转发本社区内容的频率（Ognyanova et al.，2013），均值为5.96（S.D.=1.17）。计算后样本微信ICSN的平均得分在1.55到28.55之间（M=12.92，S.D.=3.36）。
在社区层次上，结构多样性指标首先体现为社区人口的民族异质性和家庭规模异质性，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Si是一个社区中i类人口（如：满族、三口之家等）的比例，一个拥有单一民族或家庭规模的社区在每种异质性上的得分为0，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特征均分一个地区的人口比例，该地区的异质性得分将无限趋近于1，因此社区的人口异质性的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本研究中30个社区的民族异质性在0到0.54之间，均值为0.20（S.D.=0.19）；家庭规模异质性则在0到0.8之间（M=.57，S.D.=.23）。考虑到本土社区研究的特殊性，根据既有研究建议（贺霞旭，2009），本文将社区中居住地和户口所在地为同一城市的本地人口比例作为社区结构异质性的延伸考量，30个社区的本地人口比例均值为0.53（S.D.=.29）。
社区居住稳定性（residential stability）的衡量标准为特定社区中居住时间超过五年者的比例（Kim & Ball-Rokeach，2010），均值为0.68（S.D.=.26）。社区封闭性被操作化为社区内楼宇门禁数量的均值（M=4.08，S.D.=1.36），以及社区内包含运动场所或健身场所、老年活动室、公共图书馆/阅览室、社区广场/公园和儿童游乐场五类共享设施中的几种，得分在2到8之间（M=3.29，S.D.=.79）。社区传播资源包含社区提供的本地媒体数量（M=5.84，S.D.=.49）、社区组织数量（M=3.70，S.D.=.87）、社区微信公众号数量（M=3.03，S.D.=.94）和社区组织微信群数量（M=3.63，S.D.=.89），操作化方式与个体层次的相应变量一致。
四
研究发现
（一）分析路径：多层次模型
首先对个体层面主要解释变量进行简单相关分析，其中，一般ICSN与微信ICSN之间存在着正向的中度相关关系（r=.74，p<.01），邻里归属感亦与线下社区参与中度正相关（r=.73，p<.01），均未达到高相关门槛，表明仍有必要在概念和理论上对两组变量进行区分。为考察社区和个体层次变量如何分别以及交叉影响社区居民的邻里归属感和线下社区参与，研究将纳入分析的所有连续变量进行总体均值对中化处理（grand mean centering），将社区层面的截距视为随机变化的参数，社区层面的均值则是总体对中化后均值和随机误差的函数，其中后者是社区均值和总体均值间的差异。通过HLM6建立个人-社区二层嵌套数据模型，采用约束最大似然法对社区内和社区间邻里归属感和线下社区参与的总体均值及其差异进行参数估计。
（二）多层次模型的实证检验
对居民邻里归属感和线下社区参与运行空模型，两个因变量的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ICC）分别为1.7%和1.9%，表明两个变量均需要寻找社区层面的变量进行解释。对两个因变量建立个体和社区解释的多层次模型，结果如表1所示。该模型的自变量分为个体层次两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固定效应、社区层次诸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固定效应以及社区层次诸自变量对个体层次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三类。个体层次的变量对居民邻里归属感和线下社区参与影响的固定效应是个体自变量在样本中具有普遍影响的程度。由表1可知，个体层次的解释变量分别为两个结果变量削减了62.1%和75.8%的方差，该参数可视作多层次模型中的R2。个体层次固定效应的常数项代表结果变量的总平均值，多层次模型中的随机效应显著意味着不同社区间存在显著差异的数值分布。邻里归属感（p>.05）的卡方值未达显著，而线下社区参与（p<.005）的卡方值则达到显著性标准，意味着本次调查的线下社区参与程度在30个社区间存在不容忽视的差异。
限于篇幅，模型省略了性别、年龄、是否在职、教育年、收入、党员身份、城镇户籍和婚姻状况等对邻里归属感和线下社区参与不具预测力的人口变量，这些变量仍被纳入统计过程加以控制。在具有显著效应的人口变量中，家庭规模的增加（β=.03，p<.05）和本地人身份（β=.04，p<.05）能够显著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家庭互动频率对邻里归属感（β=.34，p<.001）和线下社区参与（β=.53，p<.001）均有不同程度的正向预测作用；传统媒体使用频率能够强个体的邻里归属感（β=.08，p<.01），但与线下社区参与无显著关联；新媒体使用频率不影响邻里归属感，但对线下社区参与有显著的削弱作用（β=-.07，p<.001）。一般ICSN和微信ICSN影响邻里归属感和线下社区参与的方式有所不同：较高的一般ICSN能显著增强个体的邻里归属感（β=.12，p<.001）和线下社区参与度（β=.18，p<.001），研究假设H1a和H1b得到验证；对于同等一般ICSN的个体来说，微信ICSN虽然能提升邻里归属感（β=.03，p<.001），却会阻碍线下社区公共参与的频率（β=-.04，p<.001），假设H2包含的两个子假设被从不同方向证实。
在社区层次上将各社区邻里归属感和线下社区参与均值作为结果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其方差比例分别消减了99.8%和96.3%，表明相对于个体变量，两个结果变量更多受到社区特征的影响。社区层次的固定效应是对整体样本具有普遍影响的效应，邻里归属感与社区居民民族异质性（H3a）、家庭规模异质性（H3b）和本地人口比例（H3c）皆无关；社区参与水平亦独立于社区居民民族异质性（H4a）和家庭规模异质性（H4b），仅研究假设H4c被证实，即较高的本地人口比例会为社区公民参与带来消极影响（β=-.47，p<.05）。居住稳定性假设对邻里归属感（β=-.30，p>.05）和线下社区参与（β=.17，p>.05）均无显著直接预测力，H3d和H4d遭拒绝。在社区封闭性假设中，小区门禁数量越多（β=.13，p<.01），公共设施数量越少（β=-.12，p<.05），其邻里归属感相应越高，假设H3e和H3f得证，该假设对线下参与水平无影响，H4e、H4f不成立。传播资源假设方面，除社区微信群数量会显著降低邻里归属感（β=-.29，p<.05）和社区参与（β=-.27，p<.05）、社区媒体数量对线下社区参与有显著增益（β=.24，p<.05）外，其他变量几无明显预测力，假设H3g至H3i、H4h至H4i不显著，H3j、H4g和H4j得到验证。
个体层次的一般ICSN和微信ICSN与社区层次变量间的跨层次交互效应部分达到显著标准。表1摘录了模型中所有显著的跨层次调节效应，在H5到H6的各个子假设中，仅H5a和H6a成立，即邻里归属感被一般ICSN（β=.07，p<.05）和微信ICSN（β=.06，p<.05）正向影响的程度都会在拥有更多长期居民的稳定社区中被放大。图1和图2显示了社区居住稳定性对一般ICSN和微信ICSN影响邻里归属感的跨层次调节效应，调节变量分别截取样本中该变量得分范围的最小值和最大值，所有其他具有显著影响的预测变量取连续变量的样本均值或类属变量的基线值。
就H7和H8的各个子假设而言，虽然线下社区参与被微信ICSN的削减作用未受社区层次变量的调节，H8的三个子假设均不成立，但一般ICSN对线下社区参与的促进作用在民族异质性程度较高（β=.19，p<.01）和本地居民比例较高（β=.18，p<.01）的社区中至关重要，假设H7b和H7c得证。图3和图4展示了一般ICSN影响线下社区参与的跨层次效应，变量取值原则与前文相同。
五
结论与讨论
随着微信逐渐成为中国公众移动化生存的关键技术，人们能否以及如何藉由移动传播重新形成社会团结成为关乎社区命运的关键问题。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Y街道30个社区的问卷调查，对传播基础设施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移动传播平台的情境延伸和竞争性假设检验。研究发现，尽管新媒体在促进社区团结上的潜力曾被寄予厚望，然而在本次调查中，仅有传统媒体使用能增强个体邻里归属感，新媒体使用则会削弱线下社区参与。居民邻里归属感和线下社区参与既受个体影响，又有社区差异。控制其他变量后，个体的本地人身份、家庭规模等人口统计学变量对邻里归属感具有不同程度的预测力；家庭互动频率在两个结果变量上均能促进社区团结。研究的主要结论为CIT影响社区团结的理论机制提供了更丰富的解释：一方面，人们更多地使用传统媒体，拥有更高的一般ICSN和微信ICSN，生活在拥有更多门禁、更少公共空间和社区微信群的社区，容易产生更高的邻里归属感，且一般ICSN和微信ICSN对邻里归属感的促进作用在稳定社区作用更强；另一方面，线下社区参与程度随本地居民比例增加而降低，且受社区微信群数量的消极影响和社区媒体数量的积极影响，在个体层面上则体现为更少新媒体使用以及较高一般ICSN和较低微信ICSN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高一般ICSN在多民族和高本地居民比例社区中对线下社区参与的增强更为明显。
在移动传播平台无孔不入地影响国人生活的当下，一般ICSN对社区参与的作用在各个社区间差别不大（S.D.=.02，χ2=25.58，p>.05），而微信ICSN则具有显著的随机效应（S.D.=.04，χ2=43.49，p<.01）。尽管作为移动传播资源的社区新媒体开始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传统大众媒体发挥社会整合作用，但在本研究中，微信ICSN发挥着比既有研究中ICSN影响线下社区参与的路径更复杂的作用：不同于传统ICSN在形成社会整合文化时促进邻里情感依恋，鼓励人们付出资源，进一步促进线下社区参与度提升的“向心力”解释，微信ICSN同时支持了“离心力”假说，它不仅通过组织化和个人化传播渠道的整合，加强了社区居民想象的“团结感”，也构成了“弥漫的连接”与现实社区参与的零和关系。关于新媒体技术是否能够增进公民参与，存在两种对立的解释。支持者认为新媒体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和渠道，降低了公民参与的门槛；反对者则指出，新技术手段使人们更多地将时间花费在消遣上，导致社会活动或参与实践投入的降低，因为在工业化、资本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和公共交往正被个人主义侵蚀（陈华珊，2015）。本研究对微信在社区参与中同时发挥“向心力”和“离心力”双重效应的发现表明，更多的社区知识并不必然促进真实的社区参与，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Kwon、Shao和Nah（2021）认为，只有当社区媒体促进人际交往和信任建立时，才可能促进真实社区参与。王斌和王锦屏（2014）的研究发现，大多数人在社区传播中并不真正关心与自己生活联系紧密的问题，即便有了更多样的媒介资源与邻居交流，反而会因为互联网使用时长的增加导致邻里日常交流频率的下降。社区成员围绕公共事务和业主利益问题的讨论亦有助于实现社区信息的“可见”和意见的“可辩”，构建共同体意识（于淼，2019），促进“想象”的社区形成。本文结论证实了微信等新媒体技术的积极作用主要在于促进“想象的共同体”意义上弥漫社区连接的形成，只有当新媒体技术作为社区传播资源的一部分发挥作用时，才能促进线下社区参与；一旦其与社区形成媒介生态竞争关系，则可能成为社会团结的不利因素（Kim，Jung & Ball-Rokeach，2007；Matei & Ball-Rokeach，2001；Matei & Ball-Rokeach，2003）。这表明，新媒体技术可能是社区团结的双刃剑，在促进想象联结的同时阻碍线下社区参与。
如何将新媒体传播渠道整合进社区传播网络，与其它传播基础设施相互配合，形成良好传播生态，消弭不利影响，是社区传播实践者应当思考的议题。首先，在移动传播成为常态、各社区纷纷发展线上沟通渠道时，应当认识到新媒体虽然重要，但并非唯一，大众传播媒介和面对面交流的作用不容忽视。本研究表明，一般ICSN依旧对促进邻里归属感和线下社区参与发挥着稳定的积极作用，社区可通过促进本地传统媒体的有序良性涌现另辟蹊径。其次，单纯追求移动媒体基础设施的数量增长并不能在整体上改变社区团结，关键在于使其与其它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社区轶闻传播行动者相互拱卫，形成良性基础设施生态。这意味着社区仅靠运营“两微一端一抖”“讲好社区故事”等策略是不够的，过多的社区微信群甚至可能降低邻里归属感和线下参与热情。有效调动社区公众主动关注本地社区信息，积极参与社区组织，有效讨论社区公共事务，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传播实践者应当转变基层媒体运营思路，结合社区结构和物理设施，提升居民参与意识和技能，此外还应注重提升新媒体与其它传播基础设施在功能上的连通性，使各类渠道相互配合地服务于社区治理的多元协商。
本文的研究局限和未来方向体现在：首先，本文将社区团结分解为邻里归属感和线下社区参与两个结果变量开展预测，但因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中介关系、时序先后和因果链条；相似地，尽管微信ICSN与一般ICSN存在中度相关且对社区联结产生不同作用，但微信ICSN仍可能是一般ICSN在移动平台上的延伸，社区微信传播网络也可能与线下网络结构一脉相承，这些概念之间更为复杂但颇具潜力的理论勾连尚待未来研究借助更为全面的研究设计，予以经验层面上的有力回应。其次，研究以北京市Y街道的30个社区为例，是因为本文的关注焦点在于CIT理论在移动传播场景下的发展，即媒介环境变迁下的理论普遍性而非调查地点的特殊性，未来研究应使用更高质量的概率样本，将研究对象从特定市区和街道拓展到更大的地理范围，以确保研究发现的代表性和稳健性。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9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小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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