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美国Twitter用户涉华态度及认知——基于政治光谱视角
http://cjjc.ruc.edu.cn/
作者简介杨帆，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助理教授。
牛耀红，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本研究为中国科协高端科技创新智库青年项目课题“中国文化全球传播中的数字技术应用”（项目号：20200608CG080726）的阶段性成果。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大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力度，并且在公共外交、驻外媒体、文体活动等方面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自2008年后，西方国家民众对华好感度不断下滑，尤其是2019年开始，对华负面态度快速攀升（Silver，Devlin & Huang，2021）。最新民调显示，45%的受访美国民众视中国为其最大敌人，并且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Younis，2021）。这其中固然有西方媒体“一边倒”的议程设置的原因，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随着西方各国民粹主义兴起，社会结构已发生巨变（王文，贾晋京，关照宇，2020）。因此，以新社会结构视角的受众分析，自然成为中国文化对外精准传播、提升传播效果的研究重点。
一
背景与理论基础
（一）中国对外传播发展与国际政经环境变迁
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国际传播应从20世纪90年代初算起，并且以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分水岭，在此之前的主要特点为“中国内容、国际表达”，在此之后以“全球内容、中国价值”为追求目标（王庚年，2013）。
1.“中国内容、国际表达”时期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苏东剧变之后中国在对外战略上采取了韬光养晦的政策，经济政策上积极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翟东升，2019）。2001年的入世成功为中国制造业打开了全球市场，出口快速增长叠加欧美制造业资本加速流入中国，极大提升了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和效率，成为“世界工厂”。在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政策下，中国积累了巨额贸易盈余，而这些外汇又投向了以美债为主的金融资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依然延续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并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奥巴马政府高调宣布“重返亚太”战略，其目的一是由于世界经济中心东移，美国把强化亚太战略作为国内经济复苏的关键；二是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扩张势头，增强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性地位（曹强，王迎春，2018）。此背景下，中国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既是“贸易国家”应对“金融国家”霸权的被迫选择，也是消除世界经济增长放缓与国内经济发展新常态双重压力的迫切需求（李晓，李俊久，2015）。“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出形成了中美在全球层面上的经济和外交竞争态势。
这一时期中国国际传播的主要任务是向世界介绍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传播内容和目标受众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参与程度而发展，以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节点，可分为三个阶段，如表1所示。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了各方面的制裁，因此第一阶段西方媒体对中国多负面报道。2001入世后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涌入中国，中美经济加速融合，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逐渐减少，正面报道增加（温乃楠，郝晓鸣，魏然，2014）。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让中国对外传播更加自信，中国积极在海外设立文化交流机构，全球孔子学院数量快速增长。然而随着中美竞争态势展开及西方民粹主义思潮兴起，西方民众对中国好感度开始下滑。
表1：1992-2013国际政经环境与中国对外传播
2.“全球内容、中国价值”时期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国际传播的内容不再局限于中国事务，而以提升中国对全球和地区事务的解释权与话语权为目标。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经过几年的发展，中国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刘国强，汤志豪，2018）。但是这些努力并未能扭转2009年以来中国外部舆论环境恶化的趋势，尤其是经过西方政客和媒体借2019年香港议题、2020年疫情议题、2021年新疆议题对中国三轮攻击过后，西方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跌入冰点。
2013年开始，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呈现出明显上升的态势。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政治、军事和经济领域全面推进，而中国外交亦出现从“有所作为”到“积极有为”的转变。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将中国定位为挑战美国力量、利益和影响力的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宣告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并且先后发起了贸易战、科技战、舆论战。特朗普政府对中美竞争性质的认知带有显著的零和色彩，其对华竞争行为中打压、对抗、遏制、脱钩等举措也弥漫着浓重的冷战气息（吴心伯，2020）。
（二）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现状及困境
在全球治理语境下，阐述好中国价值，使其成为全人类所认可的共同价值，是中国迈向全球领导者的必由之路。“和谐”价值理念、“一带一路”倡议（赵永华，刘娟，2018）、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中国价值已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和认可。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偏重于从价值理念和政策高度角度阐述的中国价值，在全球媒体传播过程当中却存在着“独舞”的现象（龙锦，2019）。这种“独舞”现象出现的一个原因是“传而不通”，另一个原因是“通而不受”。
图1展示了一种用结构功能主义理解中国国际传播效果困境的模型（Holliday，2010：56），分别从文明冲突、传媒秩序、传播受众三个分层面进行分析。
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对美传播困境的根源在于中美从民族文化到社会结构存在巨大差异。在结构功能主义中，社会变革被认为是社会结构内部张力的适应性反应。2001-2008年美国对华友好的原因是美国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发生变革（中美经济加速融合）为中国和美国全球化精英建立连结和共识创造了条件，当然友好期也随着变革的完成而结束（中美经济融合放缓）。同时，经济变革导致美国社会结构内部产生张力，催生了民粹主义的崛起，并由此引发了新一轮的社会变革。因此，打破困境的关键在于找到建立新的连结和共识的支点。
（三）政治精准投放和国际传播
政治精准投放（political microtargeting，PMT）是一种基于大数据的精准化政治营销。PMT通过收集并分析网民的人口学特征、消费和生活习惯等数据，然后向特定的细分群体推送精细打磨过的信息，以达到影响选民的目的。PMT作为一种线上拉票策略，在近几届的美国大选中被越来越多地采用，也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剑桥分析事件”爆发后，PMT已成为学术界和公众讨论的热门话题。Zuiderveen Borgesius等（2018）从公民、政党和舆论三个维度论述了PMT带来的希望和威胁。希望包括：PMT可以促进公民政治参与从而加强民主；对政党来说，PMT便宜（公开数据、小数据、低AI时）、高效、有力；PMT促进了政治运动的多元化，以及选民对特定议题的了解。威胁包括：公民可能被操作或忽视，还有他们的隐私可能被侵犯；政党倾向于使用强大但昂贵的PMT（非公开数据、大数据、高AI时），导致过多的权力被赋予了选举中介或社交平台；由于PMT在传播上的高效和有力，使得政党更容易设置选民的议程，造成了舆论的分裂和碎片化。
PMT为中国国际传播的精准化实践提供了借鉴思路。PMT首先要选择利基受众，才能根据受众调整投放信息；而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也需要看到传播受众的复杂性和多元化存在，在传播中区分不同文化背景、价值习惯和行为方式的受众，继而进行饱富贴近性与针对性的传播（胡智锋，刘俊，2013）。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社会分裂、共识瓦解，社会结构已发生巨变。但是已有的关于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受众的研究多集中于基于语料库的热门传播内容分析（辛静，单波，2018），或基于民意调查的受众对华态度或认知分析（苏林森，2018），而且受众分析偏重人口学特征维度，缺乏符合实际社会结构的政治倾向变量。因此，政治光谱视角下的受众分析，有助于发现中国文化对美传播的利基受众。
二
政治光谱模型与受众设定
美国社会分裂的原因包括政党政治异化、种族矛盾加剧、价值观分歧严重等，但深层根源是财富分配不均加剧而出现分层化（HorowitzI，gielnik & Kochhar，2020）。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民众的“阶级”概念日渐模糊，对权利的诉求转向族裔、性别、环保等议题，表面上看起来平等的进步，掩盖了真正的社会问题——阶级和收入分配。美国中产阶级衰落导致了民粹主义思潮兴起和传播，社会的政治光谱也发生了结构性改变。用简单的“左-右”划分政治意识形态是过时的，实际的政治意识形态划分如图2所示。
图2：当下美国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光谱
（一）全球化精英和老派左翼
国际金融资本集团普遍支持新自由主义（Jones，2014：85）；国际产业资本集团主要观点包括支持科技发展、生产全球化、控制气候变化等（Friedman，2005：441）。在全球化精英眼中，中美关系既存在结构性矛盾也存在结构性合作。虽然西方精英对自身文明存在极强的优越感，但当中美合作能为其带来超额收益时，其以居高临下之心态对中国文明进行改造的企图亦有所收敛。然而随着中国产业、技术升级，以及原始资本积累的完成，中美价值观差异开始凸显。一是美国金融资本集团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动摇美元霸权地位；二是美国产业资本集团为维持利润空间，支持打压中国科技发展；三是美国政治精英越来越屈服于民粹主义，通过逆全球化行为来转移国内矛盾。虽然从长远来看，美国精英与中国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是美国精英内部本身存在错综复杂又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只要中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政策，美国精英很难团结一致打压中国。
老派左翼经历麦卡锡时代的反共产行动后逐渐退潮，如今在美国已属于边缘思潮。2020年美国爆发black lives matter抗议运动，特朗普指责其背后推手为名为Antifa的老派左翼极端主义运动。随着极端右翼的崛起，Antifa运动也开始发展。Antifa运动表面上带有强烈的反种族歧视色彩，但其本质上也是阶级矛盾的产物。值得警惕的是，左翼组织经常被共和党右翼政客贴上恐怖主义标签。
美国精英和老派左翼都不是中国文化对美传播的突破口。美国精英阶层总体上并不缺乏对中国的认知，主导其对中国立场的是利益因素。美国精英是美国霸权的维护者，支持“接触+遏制”的对华政策，并且目前遏制的一面在强化。老派左翼在美国处于边缘化和被污名化的状态，支持老派左翼可能会刺激其他政治倾向群体对中国的敌对情绪。
（二）宗教右翼
宗教右翼又称基督教右翼（Christian right），其特点是对社会保守政策的强烈支持，在人工智能、胚胎干细胞研究、同性恋权益、安乐死、避孕、性教育、堕胎和色情等议题上持保守立场。宗教右翼是一场以鼓吹自由、有限政府、强大国防、国家主权、人权和宗教自由为基调，以反共为特征的道德十字军运动。宗教右翼以白人福音派信徒为主干（Diamond，1998：8），是共和党的主要票仓。白人福音派信徒仅占美国成年人口的17%左右，但占选民的26%。他们以压倒性优势投票给共和党（2016年估计为81%）（Martí，2019）。这使得他们成为该党最重要的投票集体，因此他们对该党的政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共和党控制白宫和参议院时，这种影响力也就进一步表现在外交政策上。
目前，宗教右翼通过加大介入美国对华政策的力度，在美国最高决策层内已形成对华宗教鹰派。他们公开攻击中国宗教政策，歪曲中国宗教状况，使得美国社会对华负面舆论滋长，中美人文交流空间收窄（徐以骅，2020）。
（三）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在近两届的美国大选中，它被用来描述像左翼的桑德斯、右翼的特德克鲁兹以及脱离“左-右”框架的特朗普。这说明作为“薄意识形态”（thin ideology）（Mudde，2004）的民粹主义可以很好地兼容其他意识形态。但是民粹主义会极化被其附着的意识形态。传统上，美国“左”“右”意识形态的正态分布之间有很大的重叠区域，构成了美国社会的共识，而左翼民粹的代表——“占领华尔街”运动，则与右翼民粹的代表——茶党运动的诉求背道而驰（杨悦，2014）。虽然总体上所有民粹主义都具有以人民为中心和反精英的特点，但是不同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对精英的定义不同：左翼民粹更多视经济不平等为主要社会问题，更倾向于攻击经济精英，因此又被称为经济民粹（Maurer & Diehl，2020）；右翼民粹以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反全球化为特征，更倾向于攻击媒体精英，又称为政治文化民粹（Engesser Ernst Esser & Büchel，2017）。
民粹主义群体如今是影响西方政治生态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也是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最重要的目标受众。规模和收入的双重下降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中产阶级转而成为民粹主义者（宋国友，2017）。民粹主义者在找寻“药方”的时候，狭隘地认定是全球化以及自由贸易导致问题的出现，很容易把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全球化精英和中国作为攻击目标。社交媒体打通了大众与民粹主义领袖之间的无中介的关系，促进了民粹政客的崛起。民粹政客由于要获取全球化精英的竞选资金支持，于是引导民众将攻击矛头转向中国。特朗普执政期间，他本人及其内阁政要不遗余力地攻击中国（隋璐怡，2020），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浓重的冷战气息，相当程度主导了政治文化民粹群体的涉华议程设置。经济民粹群体虽然大部分反对特朗普，但仍然会受议程设置影响，增加对中国议题的关注度，并且在人权和经济议题上对中国持负面态度。
因此，基于对以上六种意识形态的观察和文献分析，笔者认为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老派左翼不是中国文化未来对美传播的重点，而宗教右翼、经济民粹和政治文化民粹在美国人口占比较高，且是影响美国政治生态的重要力量。因此下文将重点分析这三种意识形态群体，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RQ1：宗教右翼、经济民粹、政治文化民粹对涉华议题的关注度分别如何？
RQ2：宗教右翼、经济民粹、政治文化民粹的涉华态度分别是什么？
RQ3：宗教右翼、经济民粹、政治文化民粹对华认知所涉议题分别有哪些？
三
数据和方法
本研究旨在从各意识形态群体在Twitter上的涉华推文中收集足量的对照样本，通过大规模的情感分析和文本话题聚类分析他们对涉华议题的关注度、态度和认知，并得出概括性结论。大规模数据收集的难点在于如何找到各意识形态的用户群体，尤其是宗教右翼和民粹主义在传播策略上存在显著差异（Zulianello，Albertini & Ceccobelli，2018）。为解决该问题，我们用到了基于词典的文本分析、基于深度学习的情感分析和话题聚类。本研究所有抓取推文限定语言为英文，生成时间为2020美国大选期间（2019年11月20日至2021年1月20日），抓取时间为2021年4月。所有数据均从网页版Twitter直接抓取，未使用Twitter官方API。
传统上，白人福音派群体构成了美国宗教右翼的核心选区（Diamond，1998：8），但是近年来由于福音派积极推动保守运动，已几乎等同于宗教右翼（Fea，Gifford，Griffith & Martin，2018），因此我们直接识别福音派替代宗教右翼。宗教传播具有明显的“领袖-信众”特点。我们根据Burge & Williams（2019）的研究在Twitter上选取了88位著名福音派领袖，然后抓取了所有与这些领袖互动过的推文（即评论或转发）共59415条，涉及用户38860人。我们对所有推文进行情感分析，得到正面、中性、负面三种结果，然后按照用户进行分组，计算每位用户的情感净分（正面比例减去负面比例）。其中情感净分大于0的用户共17471人，我们认定这些人属于宗教右翼。
识别民粹主义群体不能采用类似识别宗教右翼群体的方法，因为并不存在经济民粹领袖或政治文化民粹领袖。所谓的民粹领袖，只是大量使用民粹主义传播策略的候选人。而候选人的竞选纲领往往涉及很多议题，认可他（她）的不一定就是民粹主义者。真正令民粹主义者聚集的是行动、符号和修辞，而非领袖（Krämer，2017）。Oliver & Rahn（2016）定义了两个反建制言论词典，分别对应经济精英和政治文化精英。衡量经济民粹主义的词典包含millionaires、the rich、the wealthy、CEOs、big banks、Wall Street、economic elite(s)；衡量政治文化民粹主义的词典包含politician(s)、the government (in Washington)、special interests、IRS，lobbyists、campaign contributions、media elite(s)。我们通过设置Twitter搜索条件，找到包含词典中至少一个短语，且同时包含elite(s)，点赞数10次以上的推文。然后对搜索结果推文做情感分析，将结果为负面的推文定义为民粹主义推文。我们认定对经济民粹主义推文点赞的用户属于经济民粹主义者，政治文化民粹主义者同理。
接下来，需要过滤掉非美国用户。Twitter用户的个人资料中虽然有地理位置信息，但是该字段是一个非严格约束字段。有的用户该字段为空，有的只填了州、市或街道信息，有的可能在多个城市或国家生活，填了多个地理位置。为找到这些用户的国家信息，我们利用Nominatim（Clemens，2015）服务，进行了反向地理编码。然后随机抽取了200名国家识别结果为美国的用户，经人工核对，通过反向地理编码识别美国用户的准确率为99.5%。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国家信息为空的用户比例在三种意识形态群体中大致一致。经济民粹和政治文化民粹的美国用户比例趋于相等，而宗教右翼的美国用户比例显著高于二者。说明民粹主义现象在英语国家较为普遍，而宗教右翼更集中于美国。最后，由于意识形态的分布大多呈现出正态分布，这三个群体可能存在重叠，于是我们剔除了重叠的用户。
表2：各意识形态用户统计
经识别、过滤后的三种意识形态用户集合作为用户数据集。然后我们抓取了每位用户在2020美国大选期间发的所有包含China或Chinese的推文，作为推文数据集。下文表中皆用u表示用户数，t表示推文数。
对三种意识形态群体的涉华态度分析过程如下：首先，使用一个基于8.5亿条推文训练的BERT模型（Nguyen，Vu & Nguyen，2020）标记抓取推文的情感态度（正面、中性、负面），其报告的准确率介于0.887至0.897之间；然后，分别计算每个用户所有推文的情感净分，即正面态度比例与负面态度比例的差值，得出单个用户对中国议题的态度；最后，统计情感净分低于0的用户所占比例，即表示该意识形态群体对涉华议题的总体负面态度。各群体涉华认知主要使用BERTopic（Grootendorst，2022）进行话题聚类分析。
四
结果和分析
（一）对涉华议题的关注度
我们通过计算用户数据集中发过涉华议题推文用户比例，以及涉华推文的频率来衡量各意识形态群体对涉华议题的关注度。对比用户数据集和推文数据集，我们得到表3。可以看出，这三种意识形态群体涉华议题用户比例、推文平均数、推文中位数，都呈现“政治文化民粹>经济民粹>宗教右翼”的特点。
表3：各意识形态涉华用户和涉华推文统计
另一个观察是，美国用户关注涉华议题的推文数量分布极不均衡，中位数远低于平均数，说明大部分用户的推文中提到中国的次数都很少。如表3所示，三种意识形态都存在极小比例的一部分用户，非常关注中国议题。在民粹主义用户中，这一现象尤为凸显。
（二）涉华推文情感分析
表4：各意识形态用户和推文情感分析统计
出乎意料，宗教右翼不仅对涉华议题关注度最低，同时涉华负面态度也最低。这个结果不仅与习五一（2013）、徐以骅（2020）和刘骞（2021）的研究存在一定出入，同时也违背作者的经验直觉。对此，我们提出一种猜想：美国基督徒更少关心国际议题，同时其网络言论总体更偏向正面。为验证该猜想，我们参照宗教右翼数据的获取方式，选取了churchleaders.com网站上推荐的100名基督教领袖。基督教用户数据集和推文数据集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可以看出，基督教群体各项数据指标与宗教右翼相似，甚至更少提及中国（平均数），对涉华议题负面态度用户更少，正面态度用户更多。这某种程度上支持了我们的猜想。同时，下一小节中对宗教右翼推文的话题聚类分析结果也支持了我们的猜想。
表5：基督教用户和推文数据统计
结合表3和表4中的数据，很容易让人怀疑是否提及中国次数越多的用户，对中国的负面态度也更高。为验证该想法，我们按照用户提及中国次数的数量级，列出了各意识形态用户的情感净分分布，如图3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首先，并非提及中国次数越多的用户对中国态度越负面，二者没有明显联系；其次，存在一小部分用户对中国态度非常正面，跳脱了理论上应该呈现正态分布的情况。
（三）文本话题聚类分析
宗教右翼推文中频率最高的5个话题分别为：（5）基督教、（7）餐饮、（20）共产党、（54）种族主义、（65）美国大选。话题5频率最高，主题词除图例中的4个外还包含了pray、worship、pastor、gospel，可能正是这些高频出现的正面词汇拉高了宗教右翼对中国态度的情感净分。话题频率的第一个高峰是2020年3月，正是美国疫情开始大规模爆发，确诊病例升至全球最高的时候。话题54主题词有racist、against、virus、cult，说明宗教右翼虽然是保守派，但是会发声反对种族主义。话题20含有concentration camps，可能与涉及宗教和新疆的负面言论相关。话题65主题词还包括shut down和russia，与“疫情封锁”和“通俄门”相关。对宗教右翼推文的话题聚类分析显示，宗教右翼对华认知所涉议题与宗教相关。需要注意到，虽然宗教右翼较少关注中国议题，但是当宗教右翼支持的候选人抛出同时涉及中国和宗教的议题时，宗教右翼也会产生响应。
经济民粹推文中频率最高的5个话题分别为：（19）餐饮、（78）经济、（92）种族主义、（114）共产党、（130）美国大选。在美国2020年3月疫情大爆发时，话题19和92出现高峰。话题92的主题词有hate、virus，而且同时出现了asian、black、african，这个话题可能涵盖了美国疫情期间对亚洲人的歧视、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以及外媒报道“中国对在广州非洲人的新冠病毒歧视”。话题78的主题词除图例中的4个外还有workers、wage、corporations，没有出现抨击中国或者反全球化的词汇，说明经济民粹在对更公正的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诉求中，主要的反对对象是资本和大企业，而非中国。话题114的主题词还包括了socialist，但是未显示出支持或反对立场。话题130的主题词除图例中的4个外还有pandemic、hillary、hoax，都属于大选期间两党互相攻击的高频词汇。经济民粹推文话题聚类结果显示，经济民粹对华认知所涉议题主要与社会主义、人权和经济议题相关。
政治文化民粹推文中频率最高的5个话题分别为：（23）餐饮、（93）间谍、（162）反中相关、（186）美国大选、（64）新冠病毒。同样在2020年3月，餐饮和疫情相关话题出现第一个频率高峰。话题64主题词还包括chineseviruscorona、antibiotics、cancer、wuhanvirus、flu，明显将病毒和中国关联起来。话题186主题词还包括covid、coronavirus、pandemic、racist，描述了特朗普将疫情大爆发时美国面临医疗物资短缺的情况归咎于上届奥巴马政府。注意到主题词racist也出现在了话题186中，而没有像宗教右翼和经济民粹一样聚类出单独的种族主义话题，可能政治文化民粹并未大量抨击伴随疫情出现的种族歧视现象。话题93主题词还包括leak、compromised、espionage，描述了期间共和党大量炒作中国间谍，slept主题词的大量出现伴随所谓的“中国女间谍方芳”事件。话题162出现了taiwan和nationality，说明政治文化民粹更支持台独，其他主题词还有beijingbiden，意指“拜登对中国态度软弱”。政治文化民粹推文分析中出现了大量的阴谋论和攻击性词汇，对中国充满了强烈的敌对情绪，显示政治文化民粹的涉华认知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浓重的冷战气息。
五
讨论与总结
本研究通过对美国宗教右翼、经济民粹和政治文化民粹在社交媒体中发表的涉华内容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这三种意识形态群体对中国的关注度、态度和关注议题，以期发现中国文化对美传播的利基受众。这三种意识形态是美国当下社会分裂背景下，影响政治生态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国文化对美传播需要进行重点分析的受众。借助网络爬虫技术，我们在Twitter上抓取了足量各意识形态用户的数据和推文数据作为对照样本。数据分析结果表明，虽然总体上美国社会对中国负面看法较高，但是不同意识形态群体对中国的关注度和关注议题具有显著差异。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对中国的关注度和负面看法上，三种意识形态从高到低的顺序都为：政治文化民粹、经济民粹、宗教右翼。经济民粹与政治文化民粹虽然分值差距不大，但是在对推文的话题分析中可以看出，政治文化民粹使用的词汇明显具有更强的攻击性和敌对情绪。而关于宗教右翼的分析结果与徐以骅（2020）和习五一（2013）的研究存在较大出入。我们分析的一种可能是，宗教右翼作为带有强烈本土色彩和保守倾向的群体，对中国议题关心较少。美国对华宗教鹰派的形成可能并非迫于选民压力，而是建制派借宗教议题引导宗教右翼对华态度的努力。这种努力是否会导致宗教右翼反华情绪上升，需要进一步观察。此外，宗教右翼对中国负面看法更少，可能源于基督徒偏正面的修辞习惯，而非对中国态度友好。
分析单个用户提及中国的次数发现，近一半的美国用户在大选期间没有提及中国，而且约80%的用户提及中国的次数低于6次。说明虽然候选人经常攻击中国，但是中国议题并不是美国选民关心的主轴议题。本研究同时还发现，有极少数账号提及中国的次数远高于中位数，Bolsover & Howard（2019）研究发现这类账号几乎都受机器人操控，这是说明twitter上存在反华计算宣传的最有力证据。研究单个用户对中国的态度发现，存在一小部分用户对中国的态度非常正面，脱离了社会整体对华负面态度的正态分布。并且这部分用户的分布与提及中国次数无关，证明他们并非是所谓“受中国政府操控的水军”。但是这部分用户人数太少，其特征、动机也尚未明确，能否发展为中国文化对美传播的支点，需要进行更深入研究。
在关注中国议题内容上，研究结果表现出与用户自身意识形态高度相关的特征。其中政治文化民粹关注的中国议题内容，最接近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舆论攻击内容。从数据上看，虽然宗教右翼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低于其它二者，但是在关注议题内容中很难找到与中国文化的共通点。经济民粹虽然在人权问题上攻击中国，但是在反对经济不平等上与中国立场一致。而且中国经过多年发展，人权事业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应借助中国文化传播让其认识到这一点。
本文对国际传播的精准化研究做出了方法论贡献。在中西方文明冲突框架下，全球化精英曾很好地扮演了中国向西方两级传播中介人的角色。但是随着中美进入战略竞争期以及西方民粹主义思潮兴起，全球化精英已不愿，也无法再胜任这一角色。因此寻找新的利基受众作为中介人，是打破当下中西方舆论场之间藩篱、提升中国文化国际传播效能的有效路径。为寻找利基受众，本文提出将政治精准投放理论应用于国际传播的精准化实践，根据欧美国家民粹主义兴起、社会分裂的状况，采用了一种基于政治光谱视角的受众分析方法，发现经济民粹群体是中国对外传播的潜在利基受众。
本研究尚存一些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完善。首先，本文融合了传播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多学科的研究范式，难免存在研究范式和写作结构的混乱。其次，本文以描述性研究为主，缺乏强有力的因果论证，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构建关于受众特征和传播效果的路径模型。再次，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单一社交平台，缺乏多平台的交叉证明。最后，本文主要从宏观角度对抓取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期待更多感兴趣的学者利用该数据集开展更丰富的研究。
全面提升中国国际传播效能，需要进一步加强相关方法论的研究。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全球软实力排名持续上升。但同时由于西方在舆论上不断抹黑，中国的全球声誉有所下滑。中国对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仍面临“传而不通，通而不受”的困境。打破该困境，需要建立多元逻辑、多元共生、多元共识的国际传播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具体实践上，需要强化传播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本研究从跨学科视角对中国对外精准传播进行了方法论的初步探索，希望有后续研究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国际传播的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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